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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纳米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已成为新世纪人类最为重要的科学进步之一，各界欢呼新的“纳米时代”即将到来。然而，纳米技术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对其潜在后果充满未知。为此，我们不由得担忧，纳米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是否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风险？为了应对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而开展的ELSI研究，在纳米技术发展中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
一、纳米技术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一般地讲，“纳米技术”指的是研究1－100纳米范围内原子、分子等物质的运动变化，并在这一尺度范围内对原子、分子进行操纵和加工的技术。它打破了传统学科间的界限，是跨越了电子学、材料学、机械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在科学技术层面的跨学科综合研究领域。尽管发展势头迅猛，当前的纳米技术仍处在襁褓期，具有多重不确定性。
首先，纳米技术的概念、对象和研究范围不确定。目前的纳米技术定义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以纳米尺度为标准的非常宽泛的定义。以此观之，纳米技术的研究跨越了当前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学科领域。然而，各个自然学科的研究角度不同，目前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学科整合。
其次，纳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目标不确定。与传统技术不同，纳米技术本身并非一项特殊的技术领域，而是一门“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它让不可能的变得可能，让不完善的变得更完善，但其本身并不限制具体的应用领域，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纳米技术的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倾向于将“纳米技术”强调为材料科学和电子学，而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则关注纳米尺度上的环境科学和医学。[1]尤其是当纳米技术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认知技术的结合形成所谓“汇聚技术”（NBIC）后，其发展方向和结果更难预测。[2]
第三，纳米技术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不确定。尺寸小、结构特殊、比表面积巨大、表面活性高等特性，不仅给人造纳米材料带来了神奇功效，也给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健康、社会的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预测的潜在危害。2003年以来，《自然》、《科学》以及欧美许多学术期刊纷纷发表文章讨论纳米安全性问题，纳米毒理学研究迅速兴起。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纳米材料对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可能具有一定的负面生物效应。而大多数新的纳米技术的风险与危害都不能完全地在实验室中预测到。就那些不可降解的人造纳米颗粒而言，它们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恐怕需要经历长期的大规模的累积性检验之后方才知晓。
第四，纳米技术的社会与伦理后果不确定。尽管当前纳米毒理学的研究已经在全世界多个实验室中开展了，但是，把充满不确定性的纳米技术尤其是纳米颗粒引入到社会中，仍然相当于一次宏大的“社会实验”。与传统的科学实验相比，社会实验是不可逆的、规模宏大的，相关因素复杂而难以控制，一旦发生不慎，会带来重大的灾难性社会后果。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会与伦理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公众承受能力等问题混合在一起，变得更为复杂难料。事实上，关于纳米技术的社会后果的知识我们只有在产品被引入社会中之后才能得知。虽然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纳米产品，可是我们距离真正的纳米技术时代尚有时日。我们当前关于纳米技术的社会与伦理后果的考量，更多地是基于想象和推测。我们还不能确定纳米技术会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二、应对纳米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需要ELSI研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对科学的本性有了更深的认识：科学不仅是一种规范性的知识体系，更是一项社会活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一个以正确表征抽象真理为首要目标的纯认知活动，毋宁说是处于不确定状态的人不懈地为寻求相对确定性而发展出的人类有限知行体系。”[3]“不确定性”已经从科学方法论的边缘变成了核心概念。曾经被视作稳步推进知识的确定性和我们对自然世界的控制的科学，现在则被看成是在全球急需的技术决策和环境决策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4]很多学者将当前科学知识生产的这种新形态概括为“大科学”、“后学院科学”、“知识生产模式2”或“后常规科学”。
如果说，应对前文中第一、第二类的不确定性，纳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可以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努力提高对纳米世界的认识和干预的水平，获得越来越多的确定性；那么，对于上述第三、第四类不确定性，单靠科学技术层面的研究将是远远不够的。
当前纳米毒理学研究所主要依赖的方法，是现代科学研究沿用多年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可控实验的方法”。这一方法有效地帮助我们认识了自然界，但是，它无法将人和整个生态系统纳入实验室之中，并不能完全解答纳米技术存在哪些潜在生物效应。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现代科学研究中占据主流的是一种还原论假设，即，世界是统一的，规律是普遍的，对某一局部对象研究的结果可以外推到整个世界。于是，实验室科学家可以人为地控制各种影响因素，暂时先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只让其中几种因素变动，从而得到这些有限因素影响的规律，再结合其他规律，然后就能够把握这些事物。事实上，许多被实验室科学家暂时不考虑的因素往往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安全性是个相对的概念，它与经济、社会、伦理、法律等多种因素联系在一起。
至于纳米技术社会与伦理后果的不确定性，更不是纳米科学共同体所单独可以应对的，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参与。
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社会活动从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的宗旨到研究成果的传播等所有环节都受制于社会与境（context），与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紧密相关。这种知识生产以应用为导向的跨学科方式进行，涉及较多利益相关者，因而知识的生产者不仅要对知识的可靠性负责，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有效的科学实践规范不再可以无视由科学活动及其后果带来的社会和道德争端”[5]。另一方面，正因为如Jasanoff所说，知识以及知识得以产生的社会秩序是互相内嵌，彼此共同生产出来的[6]，科学家、政府、企业与公众对知识的生产及其社会后果负有共同的责任。
美国学者Carl Mitcham指出，随着科学与技术日益融合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科学与工程最初存在于技科学领域，通过复杂的转化和使用，科学与工程的产品被移植到了诸如经济、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领域。由于转化的过程和相应的社会建制的逻辑构造都不是建立在个体意向上的，所以，这些转化的结果无法完全预知。为此，我们需要彻底转变“责任”（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不仅应承担起某一角色本身所赋予的责任，还应该批判性地反思角色本身所体现的关切及其体现方式。我们需要超越宣称科学自主性的有限责任，迈向与受到科学支持、又支持着科学发展的社会上的其他公民合作的责任，即“共同责任”。这要求我们首先跨越自然科学内部的界限、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以人文社会科学家为纽带，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公共争论中；同时，还要通过各种分析的、经验的和商议的体制化过程去补充一般的公共争论，为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交流提供信息。[7]
既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共生产的关系，基于科学家职业分工的角色责任需要被扩展成全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承担的“共同责任”，那么，要应对发展纳米技术时的不确定性，就应该开展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跨学科、跨层次的ELSI研究。
三、人类基因组ELSI研究计划的启示
1990年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国国会立项讨论时，著名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提出，在当代生物研究带来的前所未有挑战下，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需要重新考量。美国国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每年把HGP预算的3％－5％用于研究与基因信息使用有关的ELSI问题，以促进公众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制定出保护相关基因信息的政策。这开创了在重大科学技术项目中，同步资助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模式。然而，从实际的效果上来看，HGP的ELSI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实现预想的目标，反而因为缺乏对科学研究和科学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力而备受人文社会学者的批评。
首先，这项研究计划只关注技术发展的下游问题。由于研究经费受制于科学家管理者（scientist-adminstrator），HGP的ELSI研究缺乏独立的组织来决定研究问题，所以，发表出来的ELSI的研究，在范围上总是由相应的科学家划定，只是关注技术发展的内部和下游问题，而无法反应公众的利益。[8]可以说，这样的ELSI研究，是对科学技术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后果”（Implication）的下游研究，而不是对相关“议题”（Issues）的批判性研究。
其次，该研究计划对科技政策实际影响甚微。除了在研究资助上受制于人，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项目向来是无拘无束的“学术自由”的保护领域，这为ELSI研究对人类基因组其他项目展开批判性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阻力。在这两个原因的驱使下，最终，ELSI研究远离了最初的假设，没有对技术发展本身的政策制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9]而只不过生产了一大堆给其他学者、专家看的专业学术文献。
最后，该研究计划缺乏批判性。由于将科技发展看作给定的，所以，HGP的ELSI研究之目的，更多的是在扮演润滑剂的作用，成为科技研发实验室的公共关系代理人，在普通公众中创建信任感，从而为这项新技术的商业化扫清障碍。伦理和社会的考量被剔除出塑造知识和技术本身的过程，只能检阅技术的影响或后果，其批判性功能被大大地消解了。
总之，人类基因组计划ELSI研究的实施表明，科学家看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政府、企业和公众也认识到科技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重大的科技发展项目需要同步开展相关的ELSI研究。至于它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正是我们在纳米技术的ELSI研究过程中所要改进的。
四、让ELSI研究实时参与纳米技术发展的进程
2001年，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NI）启动时，ELSI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NNI倡议者认为，纳米技术势必会引发社会巨变。鉴于转基因技术遭遇的公众抵制（欧洲尤甚），NNI倡议者认识到，应该让人文社会学者都参与进来，以便帮助政府和工业部门充分利用纳米技术，减少公众对其影响产生的抵制。为此，NNI将联邦政府资助纳米技术研究经费的4％用于ELSI及相关的推广。作为这项经费的主要支付机构NSF，更是要求所有NSF资助的纳米技术项目都设立ELSI子项目。2003年，美国国会又制定了《21世纪纳米技术研究与发展法案》（公法108－153），要求纳米技术的发展中保证伦理的、法律的、环境的和其他恰当的社会考量得到考虑。具有突破性意味的是，这一法案不仅要求建立一个研究项目、建立跨学科的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更明确提出要“尽可能地将对纳米技术社会、伦理和环境考量的研究整合进纳米技术研发中。”[10]
相较于美国，欧盟在纳米技术发展上更加审慎，非常强调通过公众参与和有关纳米技术的人文社会研究，来保证“负责任的纳米技术创新”。欧盟在2004年颁布的“朝向欧洲的纳米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将社会考量整合进纳米技术的研发过程。从第五个框架计划开始，欧盟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开展有关纳米技术的ELSI研究。2008年，欧盟还发布了《负责任地开展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研究的行为准则》，具体规定了欧洲纳米技术研究者应当遵循的自愿性的原则规范。此外，欧盟“科学在社会中”（Science in Society）计划也启动了一系列针对纳米技术治理和伦理学的研究项目，规定所有由欧盟资助的研究活动都必须遵守严格的伦理章程。
显然，欧美纳米技术发展伊始，就对有关的ELSI研究给予了充分重视。但是，前文表明，早期的ELSI研究对科学实践产生的影响太小、发挥作用也过迟。纳米技术的ELSI研究是否依然如此呢？很多研究者和科学政策机构的回答是：科技发展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方面可以、也应该获得不同的对待。尤其是来自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领域学者，积极加盟纳米技术的ELSI研究，力图改变以往人文社会科学在科技发展中的被动角色。
荷兰与美国的STS学者不约而同地借助技术评估，对如何将ELSI研究整合进纳米技术的实际发展过程做出了初步尝试。
荷兰屯特大学的学者Arie Rip等人所提出了“建构性技术评估”（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简称CTA）进路。与以往的技术评估不同，CTA将评估的重点从对技术后果的预测转移到技术设计与开发本身，认为技术发展各个阶段都与相关社会因素的参与密切相关。技术的发展应是一个包括社会学习在内的不断反馈的过程。技术的影响是行动者主动寻求或避免的结果。[11]具体到纳米技术的社会和伦理风险，秉持CTA进路的Rip强调，我们不仅要关注纳米技术的社会应用阶段，更要关注纳米技术早期政策制定过程和研发实施过程，让有关纳米技术的ELSI研究贯穿纳米技术发展的全程。这一理念在荷兰的国家级纳米技术评估项目“TANanoNed”中进行了初步的尝试。里普等人采用了“社会—技术情景”的方法，首先，让社会科学家根据对纳米技术发展现状的调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从政府、立法机构、保险公司、科研机构、公众等群体对某一项具体的纳米技术应用（例如，纳米颗粒，纳米芯片等）描绘出“社会—技术”的演化构想，从而对纳米技术未来的社会影响做出趋势预测；然后，社会科学家通过召开工作坊的方式，将各个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共同探讨纳米技术潜在的风险问题，并由此反馈给与会的技术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以便让公众和社会的意见得以影响纳米技术的实际发展进程。[12]
另一个尝试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中的纳米技术中心”（CNS－ASU）的学者David Guston和Daniel Sarewitz。他们提出了“实时技术评估”（Real－Time Technology Assessment，简称RTTA）。这一评估进路借鉴了很多CTA的主张，大体与之类似，只是更侧重技术的政策制定过程，力图熟悉和支持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在社会价值内嵌到创新之中时，为它们产生影响提供明确的机制。[13]具体地，RTTA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1）开展相似历史案例的研究，以便理解社会对新技术的反馈。ELSI研究可借此在技术发展的早期就介入进来，探讨纳米技术的可能未来情境；2）识别出纳米技术研发的关键趋势、主要参与者及其角色和组织结构关系；3）促进研究者、决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之间的交流，并对潜在问题提出早期警告，以便在早期阶段就澄清公众对于纳米技术后果的态度，并影响技术的发展和选择；4）做出技术评估和选择。[14]
在此情形下，纳米技术的ELSI研究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理论反思框架，而同政府科技政策制定、技术评估、公众上游参与等实践糅合在一起，构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促进中国纳米技术的ELSI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重视纳米材料研究的国家之一。自2001年以来，由中国研究人员撰写的与纳米科技有关的论文数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07年，中国纳米材料的基础研究sCI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纳米技术专利申请排名世界第三，占申请总量的12％，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在纳米材料、纳米结构的检测与表征、纳米器件与加工技术、纳米生物效应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①
可是，面对迅猛发展的科技势头，我国公众甚至一些科研人员对纳米的潜在风险和预防等问题的认识却远远不够，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人文学者方面，国内目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很少，更谈不上系统和深入。据一项美国学者的统计，2006年，中国在纳米科学和纳米工程方面的发表文章占据了当年世界总发表文章数量的20％，但是，关于纳米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只贡献了不到2％的发表文章量。[15]这与中国纳米技术研究的迅猛发展态势极不相称。
为此，我国亟需加强有关纳米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过纳米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寻找应对纳米技术的潜在风险的有效方法，从而保障纳米技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对此，本文有以下几点初步的建议：
第一，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不仅要在政府文件中明确强调关于纳米的ELSI研究的重要性，制定全面的负责任的纳米技术发展战略，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纳入纳米技术发展之中，使之制度化。在纳米技术有关的社会与伦理问题上，政府应制定政策，专门分配出一定的资源用于相应研究，让有关的人文社会问题研究计划进入国家总体部署，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真正进入主流话语系统，影响政策、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制定。
第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推动全球纳米技术伦理治理。鉴于纳米技术的伦理与社会风险具有全球性，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对于负责任的纳米技术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中国应加强在纳米技术伦理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和对话，借鉴欧美纳米技术ELSI研究的经验，从而最终实现纳米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伴随着现代科学与技术对人类社会巨大的渗透力，每一个人或组织都成为了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整个社会都陷入了风险之中，我们必须让关注纳米技术的潜在社会影响的纳米伦理学在纳米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参与到纳米技术研究与发展路径的上游，与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齐应对可能的风险问题，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
注释：
① http://www.chinanano.cn/expert/ExpertNewsShow.aspx? id=7（检索日期：2010－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