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新[1]2013年在《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哲学是研究文化的本质和规律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认识文化、改革文化、建设文化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史特别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哲学的思想精华，逐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哲学已成为世界哲学的主题，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有助于推进文化改革和文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思想萌芽、初步形成、正式形成、丰富发展等四个阶段。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文化本质论、文化结构论、文化规律论、文化动力论等四大组成部分。马克思系统阐述了什么是文化，文化有哪些类型，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动力是什么等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是唯一科学的文化哲学，它在当代中国仍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是培养文化自觉的哲学基础，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理论法宝，是实现文化自强的行动指南。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二是初步构建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解读体系；叁是具体探讨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当代价值。
桂翔[2]2002年在《文化交往规律论》文中研究指明把握文化交往的本质及其规律是时代提出的需要。全球化进程日益推进是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是每个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都必须直接面对的普遍交往环境。；立足时代环境和条件，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必然要求。把握文化交往的本质，探索文化交往的规律，就是为了能够自觉应对和充分利用普遍交往这样一个世界大势。其次，全球化进程把有着丰富民族性和时代性差异的各民族文化都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带来了各民族文化全面碰撞，因此普遍交往的时代也是文化冲突空前凸现的时代。文化冲突已经影响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把握文化交往本质和文化交往规律，对于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和平交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交往本质和规律是与文化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论文第一章首先考量了已有的数百种文化界定，然后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出发，探讨了文化、交往和文化交往的本质。指出，文化乃是人类各民族在实践地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就是各民族之间生存和发展智慧的交换或互换。在此基础上，论文论述了文化交往的主体、内容和方式的特殊性；最后简要地回顾了人类文化交往的历史。 论文第二章是文化交往的动力研究。任何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都是个动力体系，有深层的根本动力、表层动力机制和外部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交往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正是实践对智慧交换的需要推动着文化交往的发展。文化交往的动力机制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发展不断突破交往形式，促进着文化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入。人类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则是这些内在矛盾的外在形式。 第叁章探讨了文化交往过程中文化信息的流动规律。文化交往过程就是各民族之间通过交流和交换实现的文化信息流动过程。本章从文化信息流动的特点、文化信息流动的文化条件的探讨出发，依据人类文化交往的历史事实，重点论述了文化之间文化信息由高向低流动的规律、民族之间文化信息双向流动规律、以及由文化结构体系决定的文化信息流动的结构性规律。并基于这些规律的阐明，揭示了文化交往之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历史性意义。<WP=4> 由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差异，文化交往过程总是伴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碰撞和冲突。第四章讨论文化冲突的规律。这部分分析了文化冲突的本质、原因、形式，以及文化不同方面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的特点，说明了文化冲突并不是外在于文化交往的现象，它本身就是文化交往的一个过程。文化冲突既是文化交往深化的产物，又是文化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又交往不足的结果。文化冲突不是文化交往的终结，而是文化交往进一步深化的条件，更重要的文化冲突是通向文化融合之路。 探讨文化交往对人类各民族文化影响的历史趋势是第五章的任务。文化融合是文化交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交往本身就意味着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历史地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已是一个经验的事实。本章着重探讨了全球化条件文化交往和文化融合问题。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创造了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历史和实践条件，一方面加大对文化融合的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实践活动的全球性交往需要“共同的语言”；而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改变了各民族文化创造的现实条件，各民族都必须立足全球化条件来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文化融合的趋势是这两种力量驱动的结果。文化融合的趋势使一种全球化文化的产生不可避免，但全球化文化的生成不是对民族文化的否定或消解，民族文化仍然是全球化文化资源；在生活实践方面，特别是人的高级精神需求方面，文化仍将保持着民族文化的特征，或者说，在这两个方面，仍将是民族文化的领地。 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是研究文化交往及其规律的归宿点。对任何事物规律的探索都是为了人类在这个领域由自在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如何应对全球化条件下文化普遍交往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挑战与冲击，避免和淡化与其他文化的冲突；如何充分利用普遍交往环境和条件促进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紧迫问题。在简短的结语中，提出了普遍交往条件下中国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交往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的五中主要的关系。
夏锋[3]2014年在《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问题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人的文化存在作为人的精神存在，蕴含着“人之为人”的价值维度、“以文化人”的价值功用以及“人性和谐”的价值指向。同时，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也深刻关涉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这对于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提升人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与家园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此，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存论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该课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厘清与探究，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善、创新，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意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也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契合时代发展要求，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症结，提升教育的认同力、吸引力与创造力。该课题立足哲学生存论视角，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分析框架，以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参照，立足“人的文化存在”这一核心范畴，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人的文化存在现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境遇为现实基础，综合运用系统性方法、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进行研究。该课题以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作为研究视域的出发点，以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双向关系为研究重点，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为落脚点，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方法论原则构建与创新实现路径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界定、阐释了人的文化存在的基本问题。基于哲学生存论视角，对“人的文化存在”予以界定，并从存在内容、特征、方式等方面阐释其哲学意蕴。就内涵界定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哲学界定，人的文化存在是人的精神存在，是人在精神世界中孜求意义与价值的存在。就其内容而言，人的文化存在具有“知”、“情”、“意”、“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不同层面反映与确证人的文化存在的精神意蕴。就其特征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内在本质关联，人的文化存在具有实践性、主体性和生成性等特征。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基于人的存在的类本质、群体本质与个体本质，人的文化存在具体分为类、群体与个体的文化存在方式。第二，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关联问题。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基础，具体涵盖了价值取向、基本规律、基本关系、环境场域等四个层面，即人的文化存在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遵循人的心理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品德形成塑造规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分别表征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人与教育的双向关系；人的文化存在营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文化环境与微观文化情境。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文化存在的具体表征与实现方式，承载着文化属性，发挥着文化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指向性、整体性、生成性等文化属性；基于其文化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相应的文化功能，即具有传播导向、选择协调以及传承创新功能。第叁，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关联问题。一方面，基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就价值诉求、群体分层、存在方式与环境等层面分析了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具体而言，人的文化存在的价值诉求具有多样性，群体分层具有多维度，存在方式具有异质化，存在环境具有复杂化。另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现实境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基础。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机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更彰显主体性，内容更凸显现代性，方法与载体更具多维性，环境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就挑战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待于进一步丰富，教育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更新，教育实效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四，分析在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创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主体的存在形态、存在过程、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主体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个体价值观培养与社会价值观凝聚，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自在向自觉转变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文化信仰的信守过程、文化价值生成过程、文化创造过程等叁个层面，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等两个维度，予以内容拓展。第五，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的构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一元与多样相统一”、“认知、情感与行为习惯并育”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社会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结合”、“理解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借鉴与融合相统一”、“内求与外求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有机统一。第六，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时移世易”，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因时而变，在创新途径的探索与实践中，提升文化主体能力、拓展文化载体、优化文化环境。就提升文化主体能力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提升文化理解力、确信力、凝聚力等文化力，进而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就拓展文化载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现实载体与虚拟载体的多样性互补整合，拓展文化载体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教育主体的文化分层、多样需求，拓展文化载体辐射的全面性；基于文化的内化、外化特性，拓展文化载体影响的渗透性。就优化文化环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具有养育功能的家庭文化，传承具有训育功能的学校文化，营造具有化育功能的社会文化。
杨玲[4]2010年在《文化交往论》文中研究表明《文化交往论》主要研究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各民族或者国家发生在文化领域的交往实践活动的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核心议题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和理解意义系统”,主要包含着“跨文化交往的现实何以可能?”、“不同文化是否可以被相互理解或可通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否在现代性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21世纪获得新生与发展以及如何能够积极自觉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换和其转换的现实难题何在?”等具体问题,其特殊视角是解除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阈限,主旨在于寻求以文化交往实现机制为基础的对存在于全球普遍交往实践中的中国文化顺应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合理建构。本文以为,文化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其实质是作为交往主体的人自身的实践所致,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物质、精神与制度方面的交互作用,它既包括不同个体之间的文化交往,又包括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对文化交往的关注就是人类自从社会产生以来探索社会之谜、自我之谜的冰山一角。文化交往研究将回返到主体作为一定文化体系中的具体存在而获得的真正区别于自然世界的特殊规定性这一深度,通过对它的合法性前提、现实困境及其实现机制等进一系列问题的梳理,来提升人类对于包括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认识和反思,这一课题的研究既以社会认识论的基本方法为前提,也必将对社会认识论的论域、对象和方法加以拓展和深化。本文共计六章。导言首先提出了文化交往作为问题得以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指出了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第一章,开篇致力于对论题“文化交往”的本质和内涵的界定。主要以学术界已经出现的相关提法和范畴为比照,在辨析文化与文明、文化与哲学、文化交往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军事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以及文明交往等区别的基础之上,提出笔者对于文化交往本质界定的解读,明确划定出研究对象的界限和范围。第二章,从历时态的角度系统梳理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并在对文化交往的史实判断的基础之上提炼出文化交往的一般规定。本章立足于世界文化史,集中考察世界范围内人类文化交往的悠久历史,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古代农业时代(从远古到15世纪之前)、近代工业时代(从15世纪到19世纪)和现代信息时代(从19世纪至今天)这叁个不同历史阶段文化交往概貌的勾勒与分析,找寻文化交往的基本形式、具体特征、主要规律以及社会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对贯穿于文化交往史进程的几个关键问题即文化交往的自然局限、思想误区及其观念阈限等叁个层面做基本的论述和阐释。第叁章,着力从哲学本体论层面分析并试图挖掘文化交往存在的基本前提。本章首先从发生学意义上挖掘文化交往发生的历史原因、现实条件等问题,然后就文化交往实践中应当涉及到的社会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进行简要分析,进而提出文化交往作为社会现象和生命现象而存在的现实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就其作为人类努力寻求更加美好的生存生活之道的现实存在方式之一得以继续存在及其发生发展的可能性做了进一步的追问和探索。第四章,从共时态的角度指出并剖析了文化交往的几个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即文化主体合法性问题及文化主体间沟通与理解可否通约的问题等。本章首先从文化主体确定的条件、自我意识及文化主体的现实建构等方面对文化体系代表者即文化交往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做出解答；接着在指出文化交往从可能到实现之间以及从理想到现实之间存在的难以逾越但又必须厘清和跨越的实践过程之基础上催生出对文化主体间沟通与理解可否通约的深层解读；最后在本章尾声将不同类型的文化交往实践所凸显的深度、广度及其复杂程度各异的现实难题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第五章,在第叁章对文化交往的本体论探源的前提下,再从认识论的视角就文化交往的现实困境进行哲学反思。文化交往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认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主体的认识活动本身就存在着以主体——客体的方式进行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以主体——主体的方式进行的对他者的认识等两种不同的形式,在包括物和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他者这双重认识对象的认识活动中,文化交往实践的现实复杂性便由此清晰地凸显出来,尤其是不同文化的主体对于他者的认识如何转化成一种平等的理解和有效的交往。为了揭开这类复杂性问题之谜,本章就从文化交往实践过程中涉及到的交互主体性问题、文化交往的哲学解释学层面的问题定位以及文化交往实践中的几个主要关系在内的叁个层面展开分析,努力挖掘文化交往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现实困境的认识论视角下的可能性根源。第六章,对全球普遍交往实践中的中国与外域文化交往的概貌、问题和建议等问题进行一种“回归”中国现实的反思和观照。和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努力追求进步繁荣的民族、国家一样,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与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承载着不同文化理念的各文化体系进行交往的现实与未来,这绝非易事。上述基于历史分析之上的关于文化交往的现实困境和实践机制的认识虽然远远没有展开,也一定还存在着许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它的确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及其现实具在的文化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巩固、发展与繁荣需要在势不可挡的与外域文化交往的实践进程中找到生长的活力与空间,本章紧承前文,期望仅具阶段性的思考和尚不充分的论述能够为开启和深化“文化交往的中国之路”这一极具变动性的复杂研究有些许启发,而这也恰恰是本文立论的根本落脚点。最后在结语部分,展望未来,指出人类文化交往应当在逐步文明化的进程中走向最终成熟。文化交往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与和谐,而这也恰是它走向最终成熟的标志。人类文化交往的文明化理当是全人类智慧、善良和爱心的持续不断积累的共同结晶,和睦与和谐是人类的理想境界,自尊和尊他是人类的文明愿望。尽管在人类文化日益普遍交往的现实境遇中,不和睦与不和谐、自卑与排他始终是人类这种理想境界与文明愿望的伴随者,但是,文化交往的逻辑是文化主体间在疏远与亲近之间保持平衡状态的前提下每一方都在抱着对异己文化尊重宽容的广阔胸怀和对异己文化充满智慧的合理判断、成熟应对基础之上的对人类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
刘举[5]2016年在《马克思与韦伯历史观的方法论转向》文中研究说明18世纪以来,社会历史研究逐步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在推进历史研究科学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思辨的历史哲学成为寻求普遍规律的实体化的历史科学。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对“社会历史科学何以可能”及其普遍客观性的追问,从而使历史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其实,这是“休谟难题”在历史哲学领域中的再现,是对历史科学认识论及其客观性的质疑。马克思和韦伯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进行了批判,实现了社会历史观上的方法论转向,并以不同方式回答了“历史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历史理论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首先,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体现了历史解释与历史实践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把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看成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而把总体性判断与具体性叙述统一起来。其次,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消解了抽象理性对人的异化统治,使人的主体地位建立在历史实践基础之上。因此,与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不同,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科学”不排斥革命性、价值性和人的能动性。他的历史科学既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拯救了人的历史主体性,又使面向现实批判,使兼具客观性和价值性的历史科学成为可能。韦伯试图在历史规律和历史描述、价值和事实之间寻求某种限制性的均衡。因此,他对总体性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并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普遍规律性与特殊个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设置了界限。他限制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防止客观历史知识沦为意识形态。但同时又通过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来释放历史参与者的个体能动性。对此,韦伯从方法论角度对庸俗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决定论”、“社会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等观点进行批判,指出实证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先验的终极法则。韦伯更强调个体行动、特殊性和因果解释,他对历史认识论上的本质主义和一元决定论进行批判。由于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韦伯没有把历史的价值性和客观性、知识与事实统一起来。因此,他的历史观存在着价值多元化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冲突,最终导向历史相对主义。马克思与韦伯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方法论转向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观发展趋势,并使历史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受到重视。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历史知识成了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的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分析的历史哲学抓住了语言、文化等中介要素以弥合物质与精神、宏观与微观、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历史认识论、方法论的多元化和优先性导致了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的隔离,容易形成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人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批判,力求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构性与人本性统一起来,但却在克服经济决定论弊端的同时变成了多元解释论,依旧没能超越意识哲学的局限性。其实,马克思不但扬弃了历史主义普遍决定论范式,而且运用历史辩证法实现了实践论与解释论、规律性与人本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他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体现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马克思没有像韦伯那样把社会历史研究仅仅看成一门科学,而是把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解决了在道德、价值和意识形态渗透下历史知识客观性得以可能的难题。马克思的历史观回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凸显了人类理性的乐观精神。因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理论渗透价值”同“现实渗透价值”的关系,不能把历史知识客观性与价值关联性、历史规律归纳与历史现象描述片面地对立起来。在当代社会历史研究范式改革中,我们应把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历史解释论与历史实践论统一起来。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应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结合,正视个体观念、道德、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等微观要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多维视域,在整合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同时丰富和提升自身的现实解释力。至此,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实现了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杨果[6]2016年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论》文中指出互联网络是全球性网络的网络,在互联网世界里,“人联网”始终是核心。时移世易,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互联网这个活的生命有机体将人类社会带入了崭新的互联网时代。“网络人”是生活于网络社会,处于一定网络关系中,具有一定网络品质的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崭新形态,泛指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或社会群体借助互联网,用一定的思想对网络人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进而使网络人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推动网络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特指全球网络社会环境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底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是进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系统,生活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中的特殊的网络人,包括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表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并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根据”,网络人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同党和国家为推动网络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规定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根本依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网络人的思想。以网络人的思想为本、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达网络的实践生成逻辑,从根本上决定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概括地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开展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网络化生产,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互联互通,实现思想理论掌握网络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植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贯彻下去的逻辑必然性。这里的逻辑必然性是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诸现象之间的内在的、根本的、稳定的必然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规律,以网络人的思想为聚焦点的网络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社会的矛盾运动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生成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系统是一个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形成发展规律、网络人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规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网络化生产规律等相对独立的规律所构成的集合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会中孕育、创生和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社会的矛盾运动促成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规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网络社会状况,从内容上看包括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网络技术状况、适应网络经济状况、适应网络政治状况、适应网络文化状况等子规律。网络社会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职能、环境、方法等的决定性作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网络社会的服务性作用,从根本上说都是通过作用于网络人的思想来实现的。网络人与网络人、网络人与网络环境、网络人自身的矛盾运动促成了网络人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从内容上看包括叁个层面的子规律。一是施教主体与受教客体的双向对象化律。在施教主体与受教客体的对象化过程中,施教主体客体化是现实依据,受教客体主体化是内在条件。二是网络人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共轭律。在网络人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结对而成的“共轭体”中,网络人创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前提条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创造网络人是重要依归。叁是网络人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转化的整体优化律。网络人思想品德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行为之间的层次转化是整体优化的基础,网络人思想品德各要素自身的差异协同是整体优化的关键。网络化生产与网络化传播、网络化引导、网络化接受的矛盾运动促成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网络化生产规律。施教者统合教育内容的理论本性、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本质、受教者的接受特质,开展教育内容的网络化生产。一要依循网络化生产与网络化传播的有机融合律。既要顺应网络技术与网络内容的相互融合律,又要顺应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跨界融合律。二要依循网络化生产与网络化引导的同时并举律。既要顺应全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对等共创内容”的规律,又要顺应“高势位”的思想引导律。叁要依循网络化生产与网络化接受的依中致和律。既要顺应量度质转化互变律,又要顺应正中反对立统一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理论的转化运用表现为“实践——认识——实践”关联整体中一般与个别、网络人与网络人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方法论原则,着力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理论运用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一要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命线”作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引领”作用。二要促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视域中的一体化发展。叁要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的双向转化,着力提高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契合度、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的共识度、施教主体与受教主体的协作度。
肖燕飞[7]2013年在《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社会规律是否可以等同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何以存在?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惑西方历史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斯芬克斯之谜”。马克思将社会发展规律深深植根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以深邃无比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哲学视角转换,创立了崭新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本文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视角,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进行系统分析与深入研究。第一部分作为本文的引言,主要分析了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重难点和分析方法。在本文中,我主要采取了文本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比较分析法重点探讨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特征。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鲜花不可能长在岩石上,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诞生并没有偏离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马克思正是因为有他的先驱者、前辈们所提供的丰富思想的滋养才孕育出思想之花。第叁部分主要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予以考察。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论着、文本讲他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但是在他的经典文本中都蕴含了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本章中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来挖掘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发展的脉络,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是如何萌芽、形成、发展与完善的。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思想。尽管马克思没有将社会发展规律列为一个问题进行专门阐述,但在他的文本中却可以散见他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规律具有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特点。本文考察的角度主要着眼于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共性：客观性、必然性、重复性等特点,分析这些共性在社会发展规律上具有与自然规律哪些不同的表现和作用形式。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发展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揭示了隐藏于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必然联系。本文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角度,紧紧抓住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来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进入深入挖掘与系统分析,进而探讨社会发展规律是如何孕育于作用于、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第五部分总结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特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不同于社会发展无规律论、唯心主义规律论、机械唯物主义规律论,它是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思想,具有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实践性。第六部分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理论地位和实践意义的探讨,以寻求其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现实价值。附录部分主要是探讨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启示。自从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产生以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学者对其产生了质疑、非议和攻击,其中尤以英国学者波普最具有代表性。本部分运用比较分析法评析波普等历史非决定论者对马克思的诘难,以凸显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
乔宇[8]2013年在《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我们了解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人类认识世界水平的快速增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发展规律，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急待我们去了解和认识的问题。本文以探索研究当前社会发展的问题为切入点，对比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不同点，进一步梳理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变过程，突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时代性。通过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发展主体论、社会发展规律论、社会发展动力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指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于指导社会实践和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董媛媛[9]2013年在《以《仪礼》为借鉴的现代人际传播生态优化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仪礼》被称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经典史书，它记录了中国古代各种仪式程序与规范制度。自编撰以来，便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交往以及行为范式起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传统《仪礼》文化，对构造良好的现代人际关系以及借助现代人际传播媒介营造积极向上的人际传播生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论文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论证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将《仪礼》中的人际关系以“五伦”进行划分，分析出不同阶层之间所体现的外在传播行为，进而挖掘其内含的、深层次的结构模式及人际传播理念。其次，本研究将传播学与生态学进行整合，将人际传播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随着手机、网络等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开创了人们思想及交往形态的新变化。人们依托于新媒介，构建了一个新的人际传播生态格局，因而改变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模式、习惯以及人际关系。然后，新的人际传播生态格局必然是在传统形态的基础上孕育和嬗变的，会带有传统人际关系的烙印、基因甚至是糟粕。也就是说，现代人际传播生态中有《仪礼》中所根植的传统价值理念，亦有对其的超越和突破。最后，一个新的生态系统的构建，在其发展伊始，必然会有不成熟及不完善的问题存在。因此，本论文在现代人际传播生态格局的大环境下，通过借鉴《仪礼》中的人际传播生态规律，针对现代人际传播生态中存在的人际传播的消解和离散、人际关系功利化、传播要素的缺失、技术法律失灵等种种失衡的特征，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以及宏观环境叁个方面进行探讨，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为人们拓展交际网、促进良好的人缘链以及构建绿色和谐的现代人际传播生态提供了具体的建议和指导。
常青伟[10]2014年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化的一种教育活动,承担着关爱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等等的社会功能,是引领和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主要实践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政治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从政治属性来说,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来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从文化属性而言,是通过文化化人的方式来实现一定阶级的政治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定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其存在、转型、创新发展都是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时代变迁、发展为前提和背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是随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动过程之中,人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因素都对这一过程产生着或轻或重的影响。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对内是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则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所遇到的主要问题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所面临的考验也都与这两方面的现实密切相关。审视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新的时代、新的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价值和功能的实现所带来的影响和制约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创新应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中心,找准实践、创新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本论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界定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从哲学认识论和传播学的角度将信息界定为：通过特定媒介,是人的精神创造物的反映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指：被主体获取、利用、传递、交换、创造出来的,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产生影响的信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人的政治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在信息成为最重要资源的信息社会,环境中的信息对人们形成周围世界的基本看法、生活的态度、行为的选择产生的影响着越来越强化。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价值,就迫切需要分析当前背景下社会的主要变革及特征,把握当前时代发展趋势,梳理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实现的主要因素和主要问题。以系统的、整体的、和谐发展的理念,从思想政治教育单位小系统(学校、工厂、乡村、社区、机关等)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来展开深入的研究。关注整个社会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构及其运行,关注人的素质的整体性存在、整体性提升和整体性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辐射、扩大、渗透到人生活环境中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研究就是在当前所处的两大时代背景下,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依托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引导社会成员通过获取、传递、变换、贮存、反馈等过程,了解、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促进社会成员知、情、意、信、行均衡协调发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精神生产活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论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人的思想品德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是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向多主体、多渠道的扩散,以非形式化的方式,以开放动态的模式,使人身处于其中,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的心灵,通过人的头脑,形成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通过渗透的方式,架起人与外界环境精神交往、对话的桥梁,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本文从系统、信息、传播、文化等视域,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进行综合性、系统性、开拓性研究。本文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运用系统论、信息论、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概念进行学理界定,着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进行溯源,尤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主要内容、方式,结构及功能等作出较为全面的分析,试图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体系,进而延伸到实践层面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实现路径。本文围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体系这一中心议题,共分七个部分进行阐述。导论：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带来的挑战和冲击,表明选择该论题进行研究的缘由。论文梳理了现有的与本论题相关研究的概况,提出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同时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部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研究价值,这是全文的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为立论基础,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系统论、信息论的角度界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涵义,即：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引导社会成员通过获取、传递、变换、贮存、反馈等过程,了解、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促进社会成员知、情、意、信、行均衡协调发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精神生产活动。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价值,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第二部分：分析、梳理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相关理论工具,这是本文的立论基础。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环境渗透的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等许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功能、环境渗透的原创性观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环境渗透的思想,理清各自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叁个面向”、“大小环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原创性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思想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论文还梳理了古今中外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重要思想资源,借鉴了系统论、信息学、传播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对这些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理论工具的分析、梳理,有助于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体系构建、渗透机理、实现路径的研究。第叁部分：提出了环境渗透的主要内容、方式、特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理论概述。论文结合全球化背景和多元思想文化的交流激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对人的发展具有思想引领作用。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和竞争是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人的道德品质形成、人的行为规范的养成等核心,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而加工形成的信息体系。根据人的实践活动,从人生活的两个基本领域：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主要方式。日常生活是人类最直接、最普遍的存在方式、活动场域,通过人的衣食住行的日常消费行为、人与人之间日常的交往行为、日常生活观念及其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渗透。非日常生活主要是以理性为主要特征,通过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对非日常生活进行渗透。通过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方式,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具有导向性、隐匿性、整合性、强化性的特征。第四部分：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结构和功能,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逻辑展开。结构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基本因素相互关联的方式或相对稳定的作用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结构从信息内容对人的影响、信息在环境渗透中的地位和形式两个层面,可分为：积极环境渗透和消极环境渗透；主动环境渗透与被动环境渗透；强势环境渗透和弱势环境渗透、显性环境渗透和隐性环境渗透。从主体和信息两条清晰稳定的脉络,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揭示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功能是系统的目的实现所表现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功能是其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系统目的实现所表现出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功能具有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本文主要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正向功能：导向功能、凝集功能、激励功能、示范功能和发展功能等。第五部分：客观分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现实要求。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存在叁方面主要问题,内容上缺乏现实的表现性,形式上缺乏系统的体系化,效果上尚未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认同性危机、人本性缺失、人文性缺乏等方面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第六部分：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主要原则,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实现路径,这是本文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关键所在。原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能动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原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活动中必须坚持、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途径,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有：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因势利导、自主选择、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思想道德素质、行为规范的养成,从思想引领、舆论推动、文化支撑叁个方面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实现路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统领环境渗透方向,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生活中的社会现实性、使理论更体现生活化；以传播媒介为载体,政府主导舆论导向,社会舆论营造良好氛围,凝聚环境渗透中的正能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好大众文化,开发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符号的文化产品,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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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乔宇. 青海师范大学. 2013
[9]. 以《仪礼》为借鉴的现代人际传播生态优化策略研究[D]. 董媛媛.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
[10].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研究[D]. 常青伟. 苏州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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