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自由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现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说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指：在现代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吸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而形成的，以实现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为最高原则，不对中国的社会矛盾作切实研究和准确判断，而力求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公认胡适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 页），是“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是时代的狮子和猛虎，是自由、科学、理性的象征”。（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7、8月号）在这个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也就是“胡适主义”；而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对于“胡适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所说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形成的，以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最高原则，努力研究并揭示当今世界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从革命到建设的道路的思想体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如果我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也就是“胡适主义”和它的当代继承者的思想主张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矛盾。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矛盾，是我国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矛盾，廓清这一矛盾，将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下，我想本着如上的主旨，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80年中间的矛盾发展过程，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一、1919年—1949年：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的同时，不断公开批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力图走出一条异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三条道路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华民族日益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境，民族危机十分严重。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各有其历史意义，但并未解决中国的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人们也在寻求着其他的“主义”。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即著名的“问题和主义”的争论。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从“实验主义”哲学出发，鼓吹渐进的改良，说“实验主义注重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胡适文存》，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他批判“主义”，说一切主义都是待证的假设，只有参考价值，“不可以作天经地义的信条”，“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批评胡适。 针对胡适的“主义”之论，李大钊正确地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倾向的思想、主义”。谈“主义”并不是不谈“问题”。因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民主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亦是如此，用“主义”作为理想和工具，结合“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才能解决好社会问题。这里，李大钊已经有了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观念，这是很可宝贵的。针对胡适的渐进改良之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地指出：社会问题根本上是经济制度问题；而为了解决经济制度问题，必须进行阶级革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234页）胡、李的争论是中国思想史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争论，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两条社会道路的原则争论。二者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上的是非是很容易判定的，而此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以其最高的权威性做出了不容置疑的判决。
从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本于他们的立场，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一方面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胡适而言，在前一方面，他有过1929年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人权”命令，指责它的“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因而遭到当权者打击的事迹，1933年拒绝担任教育部长的事迹，等等。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是要革国民党政权的命，而是“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国家做一个诤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 年版， 第208页）虽然“诤”，但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臣”与“友”。 在后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坚持当年“问题与主义”的观点，总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1929年“人权风波”之后，胡适写过《我们走那条路》，提出“五鬼闹中华”，指“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为五大仇敌。他解释说：“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转引自王鉴平、杨国荣：《胡适与中西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这样的言论，连李泽厚都说它“极其浅薄”、“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8—99页），而且它直接与当时正在展开的革命和作为这一革命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1935年初，正值中国工农红军处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上时，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论”，并作了独特的界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独立评论》，第142 号）这也就是俗称的为了开一个窗户，先要说“我要拆你的屋顶”那样。
中国自由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有一次历史性的崛起。这一段时间，最能表现自由主义对国民党专制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当时，自由主义者们急切地拥戴胡适为领袖，以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阵地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罗敦伟致信胡适说：“半年来若干名流学者、大学教授以及新兴产业界人士，有中国民主党之酝酿。……完全为英美式之民主政党”，以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为最初目标”，希望胡适出任领袖并代拟党纲。罗常培也致信表示：“战后的中国，确是‘我辈不出，当如苍生何！’我虽然被骝先拉入国民党，但我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信徒，……假如我们组党，您便是我们的党魁。”但胡适没有接受上述先生的意见，而是选择了做国民党蒋介石的“诤友”的角色，当选为国大代表，出席国大会议；组织独立时论社，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支持蒋介石的“勘乱动员令”，反对共产党以武力夺取政权。（参看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96—298页）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集中地写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之中。宣称自己代表着“中国自由思想分子”、“对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作毫无偏袒的评论”的储安平，在该刊1947年的一期上发表了《中国的政局》一文，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作了分析和评价。他批评了国民党，指出“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阶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国民党“以武力争得政权”，它“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他又批评了共产党，说“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正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必是‘党主’而决非‘民主’。”“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储安平还对国共两党作了一个对比：“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观察》第2卷，第2期）应该说，储文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心声和代表作。《观察》杂志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响彻了这种虽“不偏不倚”却“褒贬鲜明”的文章。例如杨人楩就说：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观察》第2卷，第11期，第3—6 页）中国自由主义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表明：他们并未认真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即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令他们不能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不能了解这种矛盾的尖锐除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加以解决之外，另无他途；他们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对于中国国情的脱离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孤傲，又令他们不能了解写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自由诸问题的正确主张；他们更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本质。储安平等人继承和发展了胡适的思想，被今人称为“中国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他主编的《观察》杂志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镇”。（《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347页）
基于对国共两党的上述评价，中国的自由主义寻求“第三条道路”。在社会变革问题上，他们说：“中间派在行动上的态度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不造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改良道路是今天中国一切中间派所要走的道路，因为中间派本质上是改良派”。（施复亮：《何为中间派》，转引自吕希晨、王育民：《中国现代哲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页）在社会制度的问题上， 他们主张实行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如马寅初所说：“本人倾向于资本主义，但现在已觉极端资本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极端共产主义亦不适用。我们应舍短取长，采取第三途径，即一面作有计划之生产，一面保留私产制度。”（《新社会》第1卷，第8号）如张东荪所说：“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政治再生》第128 期）在1946年到1947年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自由主义曾经十分自信，以为自己所主张的改良主义将在中国政治中“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转引自《中国现代哲学史》，第562页）但是， 他们的想法无论如何美好却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其时，中国人民同反动派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1948年，中国人民胜利而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结局日益显著。在这种情势下，作为中间势力的自由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绝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真诚的和正义的，他们打破了幻想，越来越接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结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主张；也有极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抱着上面所说的对共产党的成见，到台湾，赴国外，寻求新的出路。
二、1949年—1976年：中国的自由主义为他们的思想、主张经不起实践检验而反思，不断受到批评，甚至在“左”的指导思想下长期遭到压制、打击，变成中国社会中潜行的思想
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9月16日“评白皮书”的多篇文章中评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毛泽东认为，跟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走的只是胡适等少数人，而广大的知识分子则转向共产党，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毛泽东指明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美国统治集团争取的对象，他们“鼓励”中国的自由主义起来让中国摆脱“外国的羁绊”即推翻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揭示了自由主义的本质和他们在那时陷入被动的原因：自由主义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毛泽东选集》第4 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1488页）毛泽东所作的这些评论是正确的。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怀抱的用英美式民主自由来救国，而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和革命武装斗争，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看不到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看不到作为其集中表现的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看不到这种矛盾用西方式议会民主的方法根本无法克服，而只有通过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并建立起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才能得到解决。
如何对待中国的自由主义同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这是一个严肃、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历史地看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建国以后开展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仍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进去，引导他们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好与工农劳动者的结合问题，使思想逐渐地获得进步；同时，在人民民主制度之中，对于坚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允许他们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留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重视吸收他们的正确主张，用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当他们的主张对社会生活发生消极影响时，也给以必要的批评。自由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事，又是很麻烦的事。自由主义一方面同马克思主义对立，另一方面又同西方政治家试图把他们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人民相呼应。就是说，自由主义处在国内国际的社会矛盾之中，不可能“独善其身”。自由主义是一种学理，许多自由主义者反复宣称：“不干预政治、不参加政治”，但自由主义又会以对一切现实政权采取批判态度而介入政治，甚至把自由主义的思想批判转变为政治批判而变成政治反对派。这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已经有了多次的表现。论者说：自由主义“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如果他们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宣扬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那我们可以说他是天真了，但他们压根就没有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不切实际，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在当时是对的，今天也没有错。”（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45 页）但在实际上，自由主义决不会同政治运作断了关系，他们有一种参政从政的冲动，甚至迫切希望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宰，因而也就不能不讨论他们的思想是否天真和切合实际，不能不评价他们的理论的是非。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5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内，对知识分子越来越采取过左的态度和政策。这首先表现为对广大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判断。其次则是对于知识分子采取的方针和政策是“左”的。主要表现为不注重引导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进步，对他们发表的各种意见不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虚心倾听，具体分析，吸取正确方面，扬弃不正确方面，而是热衷于对他们进行思想批判，甚至用劳动改造的方法“逼迫”他们去改造思想；这就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这不但转移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大方向，使政治局面发生混乱，而且所进行的批判常常失去理性，达不到分清是非的目的，伤害了许多善良的人们。这种情况突出地反映在1957年的政治生活中。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主要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逐步地改革和完善社会的生产关系，改革和完善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人们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还不习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是正常的。应当在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把事情办好，使人们建立起对于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信念和信心。这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毛泽东没有采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方针，而是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治国方针，试图引发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然后用大批判、抓右派的方法一统天下，推动工作。反右派斗争的根本错误正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四大”中，一些曾经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们，按照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或者提出了对于发展民主自由的政治见解。他们最容易受到错误的对待。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所谓“右派进攻”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抗专制的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而所谓“反右派”是这一“专制”压迫中国自由主义的运动。论者说：“在1949年以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要求更大的自由和民主，要求同人出版社，要求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他们不曾想到共产党会把事情搞成后头那样的结局。”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靠武装斗争和严密组织起家的政党对于民主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心理根源在于对自己所施行的一切的绝对不自信，对民主的恐惧是贪权的必然结果”。（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75 页）这样的看法是本文作者所不赞同的。我赞同说，1957年的事态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场冲突。但我认为：这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本质上就是一个恐惧民主的党，而是因为毛泽东采取了错误的形势判断和治国方针；也不是因为当时所有向党提意见的人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共产党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就大多数人来说，是在肯定解放以后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提出善意的见解和建议。问题仍然归结到我们党的领导人没有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采取后来所采取的“不争论”、重实践的治国方略。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严重得多的程度上打击了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这仍然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民主的党，而只能说中国共产党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而犯了一次更严重的错误。这样说的根据在于：从1978年以后，我们党自己批判了自己的错误，提出并实行了“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5页），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道路。
三、1978年—1998年：中国自由主义在新的条件下“浮出水面”，在批判“左”倾思想的同时，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严格审视，保持对立姿态，极想引领中国的未来朝着他们所设计的“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体制，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GDP由3624亿元上升到79553亿元。同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逐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中国人民在这一体制的进展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民主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日益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人们相信，沿着邓小平理论所指明的方向，不断实践，努力探索，总结经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高度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自由主义也逐步活跃起来。自由主义学者这样地描写了他们自己：“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论学理，“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渐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这一学理系统与胡适当年的“实验主义”、“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改良胜于革命是一脉相承的。论现实要求，“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政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持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这一现实要求回避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进行正面对比，也不对后者作公开评论，但我们在往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样，仍然是对立的，只是那时公开对立，现在隐蔽对立而已。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言说，具有一定的隐讳性，大约因为他们不愿意直接去做作为中国人民实践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的对立面。他们的许多文章都以“总结五四经验”、“批判毛泽东‘左’倾思想”、“同‘新左派’论争”等名目出现，总给人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感觉。我愿对我所读到的若干文章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以探究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
中国要不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没有直说。但他们通过评价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特别是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决战表明了态度。我读到过一篇文章，作者这样地叙述1949年以前中国的历史：许多人没有“认真地研究、批判地借鉴西方民主的种种制度措施和基础观念，特别是宽容合法而忠诚的反对派的问题。中国从推翻帝制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到军阀混战和国共对立，那种根深蒂固的‘汉贼不能两立’的思维方式基本未变，只在北伐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大好河山、国将不国之时，才出现过不同势力间短暂的宽容共存，一旦危机解除，便又是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建不成真正的联合政府。一元式思维必然以武力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因为大家都争唯一的正统，并且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代表正统。”（顾肃：《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光荣与缺憾》，《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这一段话把1949 年以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描述为除自由主义以外的各种政治力量争权夺利的争斗史。它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是一丘之貉，都用“一元式思维方式”，“争唯一的正统”并自封为“正统”而已。在这里，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中封建主义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没有了，大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的矛盾没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生产力的解放的事实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人民群众起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使命的政党被扭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再是工农子弟兵，而是只为一种争正统的力量卖命的军队了。自由主义者眼光里的中国历史竟变成这样的一片漆黑，真是让人想不到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没有任何的合理性，也没有“政治合法性”，更谈不上实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
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正面抨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自由主义眼里，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向是被等量齐观的，共产党则更甚。当年储安平、杨人楩出于自由主义的偏见和对中国共产党不甚了解而作出的判断，又被当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所肯定和赞扬，说中共没“容纳异己的雅量”，“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动，被杨人楩说中了”。（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99 页）类似这样的把国共两党等量齐观而共产党更甚的话，我们从其他报刊上也曾经读到。这里，有许多问题是需要辨析的：第一，要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一些特定阶段上犯错误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活动区分开来。中国是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影响也会侵入党的肌体，导致毛泽东晚年在党内搞“一言堂”、对不同意见搞“大批判”、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的严重错误。但这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也难以掩盖党成立78年来的主流。党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奋斗了28年，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党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自由”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并不断地发展着这样的“自由”；党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权力不断加强，各民主党派参政力度日趋增大，基层民主正在得到广泛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知识界，言论自由受到合法的保护。不客气地说，像本文多次引述的谢泳的书，具有明显不公正批评共产党的内容，不是照样在出版发行吗？自由主义者们写了许多文章，不是堂皇地刊登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吗？第二，要把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特殊情况同我国长期发展的正常秩序区别开来。李泽厚在1986年说过：“就民主说，几十年中国革命的政治甚至军事生活中，也并非没有民主协商、集体讨论以至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只是“没能以规范化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推及社会和全国，长期稳定不变”。（《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46页）这样说是公正的。解放初期，阶级斗争依然紧张，外有抗美援朝战争，内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又实行战争所需要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这就不免压缩了民主和自由的范围。但当时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做得比较好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有很高的政治积极性，随后又明确为与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也是好的。民主政治和言论出版自由的程度，无论在何种政权下，都是与政权是否巩固相联系的。政权越巩固，民主、自由越充分；反之，则一定受到压缩。资本主义各国在其建立之初，在它们遇到危机或战争之时，都是如此。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十分复杂，有时会产生尖锐的斗争。我相信，随着这一过程逐渐接近其目标，民主和自由也将日趋扩大。
邓小平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否正确？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没有直说。仔细研究他们文章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的。
一说：自由主义的思想已经在中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论者写道：“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今天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力量，不是来自陈独秀、李大钊，甚至不是鲁迅”。那么，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呢？论者回答说：“在20世纪的末叶”，曾经在中国社会变动中夺取了政权的某种思想力量是已“日益没落和为人遗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思想力量的最后胜利者，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人类文明共同追求的目标”。（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57 页）在这里，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无异宣布：毛泽东思想已经没落和被人遗弃，作为毛泽东思想之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更属于“死灰复燃”之物；同时宣布，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分析和期待没有价值，而本来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目标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了“人类文明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判决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的死刑以后，宣布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这是怎样的“最后胜利”呢？自由主义坚持抽象人本主义的自由、平等观，虽然他反对别人为争取现实的自由、平等而进行斗争，但当这种果实靠了许多奋斗者的牺牲得到后，自由主义者宣布，这果实是属于他的，因为他早就说要自由、平等。人类社会是靠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与变革社会的实践取得进步，实现越来越大的自由的，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由、平等虽然是抽象的，但因为自由、平等总在推进，所以，他们将永远是胜利者。当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由人类长期实践所迎来的“自由个性”社会到来的时候，自由主义也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最后胜利者”。
二说：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纲领必须在中国实施。自由主义学者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无财产即无自由’、‘无代议即不纳税’。前一句是英国1688年革命的说法，后一句是1787年美国革命前后的说法，如果说自由主义有什么遗产，这就是他们的‘遗产’。这一‘遗产’并不伟大，但很平实，它是以明确保护私人财产为‘公民的政治权力’垫底的，踩着了这块基石，才能贴着地面步行，由此才形成英美代议制传统。”“正是出于这一底线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同时则不懈努力，将这一改革成果延伸入政治法律层面。”（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这一段话，坦陈了自由主义原则和它的社会意义；然而，也表现了自由主义思想一贯具有的抽象性，因为这言论中完全没有历史。它既没有说出在英国实行自由主义以后，工人阶级如何失去财产，没有公民权力，遭受非人的剥削和压迫，出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人间悲剧，随后产生了工人阶级的长期反抗，产生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革命理论，又没有揭示大英帝国如何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向外扩张，侵略他国，制造了鸦片战争，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让中国人流了多少鲜血。这个真实的血与火的过程，难道真的“很平实”吗？这一段话，既没有指明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以英美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迭经失败、无从救亡的历史真实，也没有论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并获得成功的原因，以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造就了社会主义因素，从而使中国走上了现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客观情势。剩下的只有英美遗产，和抽去了特定历史内容的“无财产即无自由”、“无代议即不纳税”的原则。这一段话，也表明自由主义言说抽象性背后的实指上的具体性。中国的自由主义期待和为之奋斗的决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运作、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结构，也不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本框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明显不过的事实，否则他们就不是自由主义者了。
四、历史的经验和今后的发展
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矛盾已经有了80年的历史，其间存在过长期的对抗，但也有过政治上的合作。8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中国一部分具有自由职业的经济地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受到英美资本主义社会较发达状态的启示、期望中国也能建立类似社会经济制度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如果没有自由职业的经济地位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而是像普通工人、农民一样，受到地主资产阶级的严重剥削压迫，期盼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根本改变，他们就会接受社会革命的思想，而不可能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果没有较高的教育程度，了解英美资本主义社会较发达状态和它们的制度体制，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而是因为深受压迫剥削而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的非知识分子人群，那也不可能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决定着他们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同国民党统治集团有着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甚了解工人、农民的阶级地位及其政治经济要求，而反对代表工人农民革命要求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同共产党人难以精诚合作。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真诚的爱国心，另一方面又对英美资产阶级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成为一种中间力量，力图走出一条中间道路。
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地位”的哲学社会理论。（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按照自由主义的论辩， 个人构成群体、构成阶级、构成国家，群体的自由、阶级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当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不自由时，这一定指其中的大多数个人不自由”。（同上）这样的论辩，并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则真正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了解社会历史。社会的个人首先是有生命的肉身的个人，他有着维持生命、延续生命的需要，而满足这种需要的唯一方式是生产劳动，由此不可避免地结成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群体。正确反映这样的社会实际，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众所周知的结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6页）西方自由主义中没有“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社会阶级”的概念，中国的自由主义只是为了论证个人自由的优先性，才把阶级自由或阶级不自由看成是个人自由或个人不自由的派生物。“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原理的实质是把个人自由奉为普遍的抽象的价值原则。而在实际上，个人生活在实践中、在社会关系中，实践和社会关系都是具体的、历史地发展的，自由作为一种实践状态和社会关系也是具体的和历史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阶段生成起来的，因而，它具有批判封建主义、参与民主革命的积极意义。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还存在封建残余、专制思想、阻碍民主发展和自由权利的力量，自由主义仍保持有积极的社会批判的价值。中国的自由主义又是在中国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活动的，因而，它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发生矛盾，甚至会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发展到今天，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合乎自由主义观念，因而，发生了自由主义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矛盾。中国的自由主义从过去到现在都具有两重性，它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关系同样是二重的。
基于上面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于当今的自由主义思想要采取正确的方针。要接受过去的“左”的教训，即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动批判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把坚持这种主张的学者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加以打击。对“自由主义”，宜当作学术领域“百家”中的重要一家、一派，让各种学派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过程中相互讨论，相互批评，用以发展科学真理，繁荣学术。我们欢迎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对自由主义作出自己的分析和批评。至于组织成为政治力量，从事违犯宪法、法律的活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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