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污染问题研究的路向——贫困、浅薄、脆弱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薄论文,贫困论文,污染问题论文,脆弱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污染理论研究的困惑为：哲学的贫困、方法的浅薄、技术的脆弱。这种状况远非靠从参考消息之类报纸找一些素材或从翻译入手把美国人的研究成果直接引进就能改变的。科学研究需要“诗化”、“浪漫”，更需要“严谨”、“科学化”。我们应该具有科学精神，不断地探索真理。信息污染理论研究可以靠思维方式的改进、概念体系的深入研究、认清信息污染的危害、可行性防治方法的研究、认清信息污染的发展方向等方法不断完善。我们呼唤从科学技术哲学获取研究力量，渴望用科学方法武装头脑，寻觅可行性的对策研究。
1 “哲学的贫困”呼唤“科学技术哲学”
我们所说的“哲学的贫困”是指图书情报界对“信息科学技术的非人性化现象”等其它问题反思不够，对“信息污染”的研究缺少系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造成“信息污染”理论研究者“思想的苍白”，哲学的“功力”不够。
1.1 没有能总结“哲学”、发现“哲学”、发展“哲学”
由于“哲学”被长期地、盲目地当作政治工具，被“误用”，再加上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远远超过哲学的发展，哲学的非经济性使它缺少吸引力，宽容的理论与学术气氛使西方一些理论思潮较易灌入中国人的脑海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错综复杂的理论面前没能做到旗帜鲜明，没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一些人的思想已被搞乱了。这种现象在图书情报界表现尤为突出。诸多原因都加大了信息污染理论研究的“哲学的贫困”。由于“千年虫”、“黑客”、“信息安全”、“学术垃圾”等问题客观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对“信息的异化”进行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图书情报学研究已转向“实用”，出现了急功近利，忽视理论建设的现象。纵观以下命题：改革开放与图书情报学；市场经济与图书情报学；计算机与图书情报学；信息高速公路与图书情报学；信息经济与图书情报学；知识经济与图书情报学；数字化与图书情报学；素质教育与图书情报学等等。这些都已成为图书情报事业的学术研究的流星，图书情报事业学术研究缺少“永恒的主题”。图书情报界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必须寻找与社会的接点。学术研究并不是去炒作概念，更不是无批判的、故弄玄虚的思潮和术语的翻版。我们不反对普及科学技术知识，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进行总结“哲学”、发现“哲学”、发展“哲学”。“信息污染”理论研究“哲学的贫困”正是上述现象的缩影。
1.2 对常识性的问题没有进行哲学反思
科学研究既要具有科学精神又要解决信仰问题。追求理论研究的“新”，远没有追求科学精神意义重大。只有求实才能创新。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承担推卸不了的历史使命。很多人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信息技术。人类明明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物质社会”里，但有人却高喊“知识、信息是比物质、能源更重要的资本”等口号。“虚拟现实”是“现实”的补充，是以“现实”为归宿，其发展“极限”是“现实”。不管到了任何时候，物质仍然很重要。物质能源是虚拟不出来的，但有很多人相信“虚拟现实”将代替“现实”。所谓“新经济”其着陆点必须是传统经济。同样我们应该思考“知本家”能代替“资本家”吗？有人随心所欲而提出的“素质”，对“减负”报太大的幻想，违背了教育规律，忽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基础决定教育这样一个真理。“人不是机器”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可有人深信：“计算机将代替人的思维，让计算机了解你”，使这些“浮躁”、“浅薄”之词能充斥媒体。IT界号称“思想家”之人比比皆是。计算机科学技术并不能取代其它科学技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仍然很重要，许多科学在未来将发挥很大的作用。未来并非仅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世界。我们应该学习科学技术哲学，积极研究未来学论及的问题，不能总沉迷于未来学的浪漫之中。IT专家、媒体大肆炒作西方未来学“国家、阶级消灭论”，许下诸如“地域的陷落”等“梦幻般的承诺”。人们现实仍然生活在国内及国际矛盾重重、纠纷依然存在的世界格局里，怎么能相信“网络能消灭国家呢”？这些现象都需我们去反思。世界经合组织对“知识经济”下了一个定义，却引出成千上万份“知识经济”的论文。错误理解“知识经济”的论文实在太多。我们应该想一想：“我国能丢掉传统工业吗”？“知识经济”就是“网络经济”吗？新经济能逃避经济规律吗？常识性的问题在图书情报界已不是常识了，这里面有“皇帝新装式”的崇拜，有广告词语，还有其它原因，看似繁荣的学术研究品味下降。这一切说明图书情报界急需学习、钻研“科学技术哲学”。
1.3 没有坚持马克思科学技术观
现阶段人们盲目夸大“网络”的作用，甚至许多人从翻译入手，在没有理性分析资料的哲学思想的情况下，大肆“借用”、“炒作”西方理论界的观点，他们忘记了“网络”只不过是“工具”的延伸。在这种背景下，无暇对“信息技术”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研究”。
邓小平创造性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社会全面进步的理论，指出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我们研究“信息网络化的负面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意义。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能因为信息技术的负面影响而拒绝信息技术，应以积极的“心态”研究它。人类解决“千年虫”问题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1.4 应该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 要“人文”不要“唯人文主义”
邓小平既充分肯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又同“唯科学主义”、“科学决定论”划清界限。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就没有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正确的科技观，但科学的理性及研究方法不会无原则地扩展到人的思想上、心理的乃至价值层面的诸多问题上。不能强调科学技术唯一决定论或科学技术的单向决定性，而忽视生产力的其它因素，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能完全否定社会制度、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应弄清技术与社会的作用与反作用。人同自然的关系也是社会的，不存在被抽象的，离开人同人的关系，单纯的人同自然的关系。“信息崇拜论”和“网络悲观论”都因孤立地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不为我们所接受。“唯人文主义”是反科学主义，惧怕“信息技术”，把一切解决问题的答案放在“人文”上。我们能够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春天”来之不易，强调“终极关怀”而否定“竞争”的思想是不足取的。抵触或拒绝信息技术，认为信息技术是信息污染的罪魁祸手等思想应该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西方研究科学技术的两种传统。在中国，它们远远没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意义重大。
由于我们没有积淀足够的哲学知识，没有辩明哲学到底能为我们做什么。客观现实又不断变化，诸如“虚拟现实”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人们对“信息的本质”还没有吃透，诸如“信息的哲学定义”、“信息与认识实践的关系”、“信息分类与价值”、“大统一的信息科学”是否能实现等问题仍在探讨中。纵观所有的“信息科学”，唯有申农的信息论最为完整、系统，但仍没有解决“语义信息”、“语用信息”及其它们之间的转换问题。图书情报事业任重道远，信息污染理论研究不可回避这些问题。科学技术哲学应面对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实，探讨“信息问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图书情报学专业期刊发表的信息污染理论研究论文的学术水平远远低于自然辩证法期刊相应内容的学术水平。图书情报事业应向科学技术敞开大门。我们应当学习自然辩证法尤其科学技术哲学，并不是把它当作“真理的集合”、“试金石”，而是把它当作帮助我们“批判现实”、“启迪智慧”、“把握创新原则”的工具，这样我们才能获取研究的足够力量。
2 “方法的浅薄”渴望科学研究方法
现在，人们研究信息污染时，越来越热衷于时尚的短评，有点像新闻短评，或喜欢用传统的理论去套，或从翻译入手直接引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或沉迷于未来学的“浪漫”，把未来作简单的夸张。没能区分“是”与“应是”的区别，陶醉于“自我感觉”或沾沾自喜于“管理、素质、信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新经济”的概念炒作。就信息污染研究而言，除了我们“哲学的贫困”外，理论也欠缺。图书情报学期刊家数如此之多（仅次于文学期刊），但却“方法的浅薄”，这种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统计数字的极度匮乏，理论界的人士只能在总量的层面上讨论问题。理论争论是苍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了“哲学的方法”外，我们渴望“数学方法”，即运用精确测量的数学方法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或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基本公理体系。我们也渴望把“信息技术”放入社会大环境中去研究，用系统的观点看待“信息污染”问题，找到产生“信息污染”的原因。
现实最主要、重要的方法是“经验方法”、“实证研究”。网络对人的负面影响迫切需要实证研究，即使其理论框架有问题，留下的数据对后人也是有用的。由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缺少“资本积累”、“商务经验”，很少对“网络”进行实证研究，只好对“IT专家”随声附和，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术研究的“泡沫”。信息污染的科学研究方法很重要，这是拒绝“浮躁”的最好方法。
3 “技术的脆弱”更显“对策的魅力”
人们不断寻求“信息污染防治技术”，探讨诸如如何控制“信息质量”，如何解决“黑客问题”，如何防范“因特网上有害信息”，如何治理学术垃圾。纯技术防治信息污染很重要，但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其“技术的脆弱”的一面。人们认识到“应用科学技术的主体是人”，人是“控制技术的后果”的主要因素。重要问题是在于谁占有、掌握和为着什么目的使用这些技术。人们认识到“对策研究的魅力”，诸如“知识产权的保护”，“信息政策”、“法制、法规的建设”，“网络伦理教育”研究和实践是当务之急。各国也会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打击网络犯罪。我国人民感到Internet遵守的是美国式的“游戏规则”，不十分符合我国的国情。自主式的法制、法规建设是“民族之魂”。对网络上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华民族文化这样的课题都需要我们探讨。人们特别痛恨“学术垃圾”。人们认识到学术规范艰难，除了关注“网络信息污染”外，“学术垃圾”也到了该治理的时候了。尽管治理信息污染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人们不会惧怕信息污染，人类的实际行动就是“对策研究”。“对策研究”魅力无限。
我们所提出信息污染研究的三个路向并不是孤立的，三者之间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我们应该拒绝“浮躁”拥有“永恒”，使信息污染理论研究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