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巨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和显著特征，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两次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次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肯定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第二次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跨越”之后的难题，从而把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晚年设想”与列宁的开创性实践
一、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所提出的“晚年设想”，主要表现在下列文献中：《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三个复信草稿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在这些文献中，马克思具体地分析和回答了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所提出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指出当时的俄国处于一个转折点上，俄国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的“半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半东方”的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页。）， 其未来的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沿着西欧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其二，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431、326页。），向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过渡。
马克思进而分析了后一种可能，明确指出：由于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历史环境”，使得它能“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1882年， 马克思、恩格斯借《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出版的机会，更加明确地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后来，恩格斯根据俄国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把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进一步概括和上升为对一切经济落后国家普遍适用的“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理论。 1894年，恩格斯在新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明确指出：“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不仅适用于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而且对一切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有重大启示意义。
二、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开创性实践。
本世纪初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开创性实践。
列宁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加剧，社会主义很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1920年7月，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对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列宁在此处讲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的人以为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不少误解，以为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其实，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列宁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使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一词的，它所指的应该是与“苏维埃制度”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还针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指责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多数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的经验。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关于通过彻底的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工农联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联盟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纲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进一步运用
列宁开创了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开创了一条在更为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作出了两大理论贡献：
一、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条件”，肯定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很早就已思考了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问题，而他最完整、明确地表达这个思想，则是在1937年6月24 日和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所以象西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是没有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梦想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的情况和现实不允许这样”；在中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个条件使中国在将来能跳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从整个世界的形势来看，中国具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注：“毛泽东和尼姆·韦尔斯的谈话”，《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1期，第146～147页。）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一连提了三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时期呢？”在这里，毛泽东以更为明显的语句，用设问的方式，再次肯定了中国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
那么，中国革命为什么可以不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毛泽东回答说：“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3页。 ）毛泽东不是抽象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取决于历史条件”的方法论原则，而是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特点”，即“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665页。）
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而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时，作出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这同样是一种创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二重性社会结构，是原来的任何一个社会所不曾具有的。它既不同于完全的殖民地，又不同于完全的封建社会，其内部虽有资本主义因素但并不等同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状态下的中国革命，当然会有一种更为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
二、制定了中国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进程具体表现为：中国革命要经历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过程，并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除了进一步发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页。）的思想以外，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他说：“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页。）。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并受到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探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把古老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在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度后，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和中间环节。
三、成功与失误。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表明中国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是成功的。之所以要有这么一个过渡时期，之所以要实行三大改造，是为了巩固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换言之，是为了保证实现跨越之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赖以成长的经济基础。所以，从建国初期的这段历史看，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是相当成功的。在八大前后，党提出了若干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但是由于未能把正确的方针坚持下去，以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由此而滋生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观念，自此根深蒂固。这些错误的实践和观念，表面上好象是“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实质上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停滞不前。毛泽东30年代开始形成、40年代走向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来是一个科学的构想，但是，这个科学的构想在五六十年代的实践中却被扭曲、变形。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完成了一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的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建设好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犯了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错误，使得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难题。
80年代到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沉，使得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性衰退，表明已经被跨越过的“卡夫丁峡谷”还是不可跨越的。例如，布热津斯基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列宁把“一种基本属于西欧的思想，移植到一个相当遥远的准东方的专制传统之中”，“其结果必然是荒诞不经的”。波兰科学院院士沙夫也认为“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会造成它的失败，这就是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当初提出“跨越”设想时，较多考虑的是能不能跨越、如何跨越的问题。至于落后国家在实现了跨越之后，如何继续沿着跨越的取向走下去，如何巩固通过跨越所取得的成果，则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世纪性难题”。
从实践上看，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先行一步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普遍地陷于“跨越之后”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社会形态和经济基础呈分离状态，即政治制度是先进的，而生产力却是相对落后的。如果在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跨越之后，不注重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已经实现跨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有瓦解的危险。
科学社会主义从创立到现在，走过了150多年的风风雨雨， 经历了“两起”（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两落”（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目前正处于低谷。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在这一严峻的国际风云中始终飘扬着社会主义的鲜红旗帜，为整个世界所瞩目。中国的成功，在于我们党继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准确地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63页。）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由于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才科学地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解答了在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跨越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基本点是邓小平理论的生长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邓小平理论不仅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点上与马克思“晚年设想”具有一致性，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作为一次新的革命，它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向；同时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二）关于对外开放。马克思在提出“晚年设想”时，特别注意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俄国为什么具备了直接在村社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呢？马克思认为，俄国并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这就决定了俄国可以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进行革命， 并借助同时并存的外部条件来加速发展生产力，在短时间内把本来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赶上来。针对俄国当时的特定情况，马克思明确指出：“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马克思认为，俄国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时，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加以改造，使之与农村土地公有制相结合，并成为新社会的起点。这是一个光辉的思想。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科学性，它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能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要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成果，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与世界经济来往。邓小平所倡导的对外开放，就是为了打开国门，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意味着，中国在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之后，还必须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相竞争，并通过对外开放，吸取一切文明成果而取得优势，使中国更彻底地走社会主义之路。
三、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未竟点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奔流。
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包含着世界社会主义长期实践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3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沉痛教训的总结，因而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积淀和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丰富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
（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书信草稿中反复强调，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只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联的高度社会化生产力水平则是不能跨越的。马克思“晚年设想”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的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自然分娩”，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的。这种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实际上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些国家虽然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其物质基础还不够成熟。它们尽管在制度上跨越了资本主义，但在经济上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还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或成熟的社会主义，它还必须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初级阶段。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并不清楚，存在着超越实际阶段的倾向。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对初级阶段从九个方面作了系统深刻的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表明，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生产力仍然很落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在这种条件下，必须经历这么一个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基本的国情”，是目前“最大的实际”，是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我们党正是确立了初级阶段理论，才走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
（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马克思“晚年设想”和邓小平理论都倾注了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深切关注。马克思反复强调，他之所以主张俄国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是为了使俄国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 129页。），“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 这一思想明确地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注，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
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邓小平把“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改革是非成败的重要标准之一。江泽民总书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对邓小平作出高度的评价：“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东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跨越的只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与之相关联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这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马克思虽然看到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但并没有明确地阐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时也必然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这一历史性的突破是由邓小平完成的。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焦点。有人提出中国要重搞三百年的资本主义，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实际上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区别。邓小平理论区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十四大把这一思想写进党章，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最重大，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一个突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它实质上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解放和发展被“左”的观念所束缚的生产力、被资本主义拉下的生产力，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总之，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深化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由此也使人们理解到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跨越理论，列宁、毛泽东等依据这一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并加以实践；二是邓小平理论，它回答了落后国家在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难题。这二者的结合，才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卡夫丁峡谷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