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人际信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人际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人际信任”是指人与人之间、各社会集团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相信而敢于托付，并通过行动体现出来的具有确定性的意识活动。
人际信任归属社会心理的范畴，而社会心理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是通过社会心理对社会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又是通过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起巨大的反作用的。在此意义上来剖析当今时代人际信任的现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改革开放使中国步入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发生剧变的转型社会，人际信任作为社会心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自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社会的开放催化了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放，信息传递的加速促使人际交往的频繁，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丰富了人际交往的内容等等，这一切均有助于人们克服传统的封闭、保守心态，为人际信任的建立扫清外围障碍和提供润滑剂。
但是必须看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由于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在人与人之间还横亘着众多的障碍，使许多人难以逾越，或许还有一些人不愿跨越。如果说，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已出现“危机”，有的人还难以接受，但它所酿制的苦汁已使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抗拒地品尝到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
投视人际信任淡化的现实，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一）人际交往中真诚情感的失落
“诚信好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很多相关的美德，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等等。可近年来商业赢利原则的泛化，一些人将“物”的获取作为唯一的目标指向，价值的天平上所有的砝码均为功利。为此，道德原则可以当成“广告词汇”，真诚的友情可以冷却为虚情假义，甚至在人命关天之时，照样可以讨价还价，有人称此为“道德冷漠综合症”。这一病症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急剧的社会变革，使人们精神价值的创造和调整落后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社会“大舞台”中的演戏者，产生了强烈的“角色意识”。如此，当然就不在乎自我的“本真”状态、道德价值的神圣性和完成一定职责的义务了。“物”的实在状态与其外观的分离，同时也造成了人的“本真”与人的“外貌”的差异。因此，许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只喜欢作事实的选择，而忽视甚至漠视价值的问题，只管能否得到，而不管是否应该得到。
如此，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场合，真诚的情感已悄然退去，而代之于形同路人般的冷漠。
（二）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偏见丛生
偏见乃指个人对某一群体或该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缺乏以充分事实为根据的态度。
社会变革既是社会体制的除旧布新，也是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重新组合，还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当中国社会短短几年从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超稳定系统中“突围”出来，它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同时也给许多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一些人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抵制。
当然，这里不能忽视一个现象，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中，不乏一些敢赌会钻的投机分子，他们看准了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真空地带”，置国家法律、社会道德于不顾，堂而皇之步入了暴发户的行列。这给我们的社会以极大的刺激，也使不少人就此而带上了有色眼镜，并进而扩大范围，甚至将一些奉公守法，勤劳致富的社会成员也划归其中。
在一个社会之内，一旦对另外群体的偏见根深蒂固，与之相伴随的认知与行为方式就形成一种社会规范。虽然这当中包含了很大的盲目性，但很少有人对此规范去进行认真的辨析。现实生活中那些不满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又无力改变的人，正是把无奈和怨气转化为一种偏见，而进行盲目性的发泄，人为制造了一道道人际沟通的障碍。
（三）人际交往中的经济色彩加浓
人际交往中的经济化倾向，是当前我国社会人际交往方面出现的新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在人际交往中，情感的、友谊的因素在弱化，经济的、功利的因素在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较为经常地、普遍地表现为一种经济交往。
当前人际关系经济化的现象，首先表现为经济交往在人际交往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金钱在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普遍感觉到，人际交往是常常需要和经济“挂钩”的，在一定意义上，人际往来的支撑点就是一个“钱”字。其次，人际交往的功利意义明显增强。有不少人在实用主义人生观指导下，处理人际关系也以方便有用为原则，能够给我带来好处，对我有用的人才去交往。第三，人际交往渗透等价交换原则，你送我多大的礼，我回你等量价值的礼；你送我多少东西，我给你办多大的事。
人际关系的经济化，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排斥的离心力，使人们近利远义，重钱轻德，失去情感和爱心，变得冷酷和麻木。而这一切给人际信任的建立带来了极大的挫伤。
（四）人际交往中的“孤独”情绪蔓延
“孤独”一词近年来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虽然很难说每个人在使用它的时候均能准确地把握其含义，但在心理感觉上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个体的社交期望和自我表现得不到满足的一种内心体验。
“孤独”情绪蔓延的原因有几方面：其一，社会变革引发了原有稳定的社会成员结构大调整，新的社会坐标决定了社会成员新的权利和义务。这样，使得原有的人际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均发生了变化，甚至引起了交往的“中断”，这就会在一些人的心理上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相伴而生的便是“孤独”的情绪。其二，整个社会的开放状态与个体的闭锁心理产生的相对反差。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整个社会的封闭状态所决定，个体间的交往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单一，因而个体间的交往能力和交往特色并没能明显的差异。现实社会一反常态，个体的交往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生活机遇乃至未来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努力在此扬长避短。与此同时，由于受经济地位、工作性质和性格特点所制约，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交往上并未能左右逢源，便容易与外在世界产生一种隔层，进而引发“孤独感”。其三，社会现实生活的多面化，使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明显的层次性。处于同一交际圈中的个体，同文化层次的相对减少，即便处于同一文化层次的人，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沟通难度的增加，自然会在部分人心中酿制“孤独”的情绪。
二
我们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与人心灵沟通的道路上所以会亮起一盏盏“红灯”，分析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失常的政治生活带来的积淀效应
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生活的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生活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不可能共处而不介入各种影响力的关系，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事实。
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国的政治生活就陷入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之中，一次次人为的政治运动完全违背了社会正常的发展规律，而每次政治运动又都是在虚设的社会理想前提下，以对人的“革命”为直接目标。因此，每次政治运动其实质就是人与人“你死我活”的较量和斗争。当然，不能说建国以后消灭了公开的敌人就可以高枕无忧，社会上的确还有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敌人，但一次次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运动”使无数善良的人们深受其害，直到“十年动乱”，政治运动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推波助澜，发展成一场全面的“内战”。痛定思痛，除了经济濒临崩溃，或许更大的悲剧正在于亲人间反目成仇、朋友间挥戈举枪的“革命运动”中，人与人被阶级斗争这根“弦”切断了心理沟通的道路，斗争的狂热使有的人身上失去了“人性”，“信任”，这一人间的真情感也就逐渐冷却了。
（二）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
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因而每个人的市场经济行为便都不是与他人无关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性行为。不言而喻，孤立的个人行为以自己为手段，而社会行为则以社会和他人为手段。因此，每个人的市场经济行为都只能是以社会和他人为手段。这种手段显然具有并且仅仅具有两种相反的表现：通过造福社会或他人而从中得到利益和通过损害社会或他人而从中得到利益。
因市场经济求利原则的诱发，一些企业制造和出售假冒伪劣产品；一些经营单位变着花样坑害消费者；一些生产和经营精神文化产品的部门甚至让黄色的东西流入文化市场；一些机关、行业“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总之，他们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和利益，可以不讲职业道德，不讲社会功德，不承担社会责任。一个“骗”字，使多少人提心吊胆；一个“假”字，使整个社会为之顾虚重重。久而久之，人们对市场，进而对社会开始缺乏信任感。就在这一片越来越浓的怀疑情绪中，人与人的信任感也日益淡薄。
（三）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变化
人际关系的内容和形式必然地带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在比较平稳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一般能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因此，内在的心理冲突和外在社会性冲突比较少，人际关系也就呈现出较高的和谐状态。
而当社会出现非常态发展，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社会生活所决定，人们观念的超前与滞后、稳定与多变必然要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人际关系也在其中。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现代社会使人与人中期性直接接近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社会变迁使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居住将不再是终生厮守一处；套房单元住宅使人的家居生活闭锁，人们相互间为了不发生矛盾，相安处事，普遍采取了回避深度交往的态度；工作或其他群体的人们，也为了不发生人际矛盾而采取各干各的办法；社会工业发达后，交通的方便、商业的发达、人员的流动，使人的社会服务需求不同于以往的固定化，而是在多个社区、多个服务单位之间选择。
这一切使人们失去了寻觅和选择朋友的许多社会条件。人际信任绝非是短期交往的成果，现在许多最可能获得信任的环境大大地被排斥掉了。
其次，现代社会观念的变化，激发人本能的竞争或对抗，人际之间的相悦心理有所减弱。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虽然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但总的中心目的是为了适应竞争。因此“自我”意识愈强，人际情感沟通的纯情心理越受到非坦诚心理挑战。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宁可以回避来保持差距，也不肯以亲近成知心相照。即使相敬如宾，也往往是若即若离。
第三，现代人往往难以找到各项指标评价都达到相近的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变单一为多元，价值的多元和分层使社会交往中的人，对社会交往的指标划分甚为详细。这样的结果，使双方指标数相近可能性变小了，人对他人认同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
第四，人对互补的意识在竞争中加强，一旦互补的条件与机会消失，友谊的关系则渐渐解体。人的遗憾在于人的种种不完善。因此，为了得到充实而求完善，交友中的互补便成了重要的契机。但现代社会中人的多变性和流动性决定了他（她）不可能“情有独钟”，这就容易被对方误解为自己被“利用”而淡漠了情怀。
（四）腐败导致政治信任相对淡化的恶性冲击
政治信任既是对领导集团的大政方针的信任，也是对领导者的道德人格的信任。对领导者的人格信任常常可以转化为对其决策的信任。政治信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但近年来日渐蔓延的腐败现象，已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敌人。腐败产生的公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使公众的政治信任感淡化。社会心理学和宣传学的规律告诉我们，人们的心理发展总是具有容易把握具体事物，不容易把握抽象事物的特点，人们接受某一种理论原则或观点，往往总是与具体事物的形象相联系的。人们在接受某一种理论、观点和原则时，所接触的第一形象就是原则宣传者或原则实践者本人。他们的形象如何，是否能赢得被宣传者的人格信任，往往一开始就决定了宣传内容本身的命运。事实反复证明，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相结合，会把真理的力量成倍地放大；真理如果与人格力量相脱离，那么真理的力量就会暗淡。
政治信任是诸多信任中最高层次的一种信任，在很多时候它带有一定的导向性。一些群众往往把对腐败分子的憎恨记在个别人帐上，而把腐败现象的“泛化”看成是“党腐败”，常常表现出一种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怨恨。政治信任感的淡化，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的人际信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三
人际信任感的淡薄乃至失落，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人们的心理所投下的阴影，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担忧。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一旦缺乏“人际信任”这一有效的润滑剂，其步履将变得沉重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必须将其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来治理，唯有如此，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一）惩治假、恶、丑，净化社会环境，这是人际信任建立的根本之举
在一个假、恶、丑现象四处充塞的社会中，要求人们达到以情相融、以诚相待的境界是很难的。因此，重要的基础工程，就是要整个社会多管齐下，惩治社会的丑恶现象。
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丑恶现象，既有漫长历史的积淀，也有西方涌来的糟粕，当然还有在市场经济建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副产品。因此，必须加强法律调节的力度，用法律保护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力，对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给予法律制裁，使公民生活在我们的社会，有牢固的“安全感”。特别要强调艰巨的社会工程——反腐败，必须动真格，不能纸上谈兵。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腐败已成为社会上许多丑恶现象的源头。要增强反腐败斗争的透明度，不要担心大案要案公布于众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其实恰恰相反，包着、捂着必然会引起群众的议论和不满；公布了，无损党的伟大。通过反腐败来弘扬社会的正气，以正压邪，营造清澄的社会环境。这样，人际信任也就有了肥沃的培植土壤。
（二）倡导以“信”为美的社会风气，是人际信任建立的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信”是人们对自己负责的伦理规范，古人在多种内涵上使用“信”字。首先，“信”指言行相符，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其言说时的负责态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次，“信”指人们持有对真理的热诚和执着的态度。一个人具有“信”的品质，往往被认为是其成熟的标志。事业的成功依赖于人们具有诚实的品质，同时它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再次，“信”又指交友之“道”、夫妇之“道”、政治之“道”。朋友间的诚恳相待，夫妇间的坚贞不二，为政者的赏罚分明、取信于民。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重承诺、守信用，视言行一致重于生命的信士和信人。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长河中的源泉活水，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之一。
无论从人际情感交往的角度，还是从市场经济利益互惠的角度，这几年舆论宣传对“信”的关注是不够的，在不少时候甚至出现误导，为投机钻营者亮了绿灯，唱了赞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因此，我们必须形成这样的共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文化内涵的经济，要着力培养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而这又要落实到人身上；重视人的精神因素，强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要有高尚的精神自律。
现在社会上之所以不断出现假冒伪劣等不正义经济行为，一方面固然与法制不健全、制度不配套等制度性的约束系统不完备有关，另一方面也有传统文化的失范，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文化范型尚未建立等软约束体系没有到位的原因。
因此，要将“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中的一种高高的精神和一项严格的规范加以弘扬。
（三）树立全新的观念体系，是人际信任建立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说过：现实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社会的运动和变化决定人们的行动和行为，人的行动和行为塑造他的态度和信念。
应该看到，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以与此变革相适应的新观念群的形成为前奏的。那么，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建立怎样的观念体系，才能建立起新型的人际信任呢？
第一，求同存异的观念。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客观上为人的个性发展创造了条件。首先，在日益普遍的交往中，个人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而能动地发展自己，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地域和等级界限被打破，个体开始摆脱对群体的依赖性而呈现鲜明的个性特征。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为个性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中发展着不同的能力，文化的多向度拓展从不同层面开拓着个体的认识视野，使人的精神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开掘，进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多色彩的个性为人际交往注入全新的内容，但同时开始为原先那种“无差别”的融合圈划句号。因此，符合时代发展的择友观应该是求同存异，在共同的志向引导下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内涵，在各自的社会坐标上融入宏伟的时代潮。在这样的总体把握下，确立“知己”的新内容，为人际信任探寻新的沟通道路。
第二，换位理解的观念。“理解”作为人际关系范畴或道德范畴，一是指人际间的一种思想感情上的沟通状态，二是指达到上述状态的过程。在现实的人际交往发展中，强调“换位理解”，具有特殊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角色分类也越来越细，每一个角色都有它独特的权利和义务，而角色间的相互理解，是人际信任建立的重要环节。在社会角色的分类中，一类是功利性角色，另一类是表现性角色。无论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的功利性角色，还是以表现某种价值观念、思想信仰或道德情操为目的的表现性角色，只要在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规范下活动，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而，社会角色间首先就要消除观念上的隔阂，善于在对方的位置观察、思考问题，这样有助于角色间的理解。推而广之，角色间的换位理解往往是人际信任建立的重要环节。
第三，重“情”析“情”的观念。假如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以社会成员真诚情感的牺牲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必将是短暂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重视人际情感的润滑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社会情感，它在社会的运行中起怎样的作用和如何起作用。一旦步入人际情感的误区，将对我们的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改革越向纵深发展，竞争就越激烈，优胜劣汰将广泛地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竞争究竟是有情还是无情，无疑是议论的热点。事实是“竞争”在对少数劣者“无情”的同时，对大多数优者、对社会的进步都是最大的有情。反之，排斥优胜劣汰，则是对大多数优者的最大无情，是人才的最大浪费，其后果将是社会的倒退和民族的懒惰。认清这一点，就不能简单地将竞争说成“残酷”，对胜者评头论足，对败者满怀同情，这样只能影响符合社会需要的人际信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