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研究应注意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_劳动价值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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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后,价值理论更成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研讨价值理论特别应重视西方学者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成果。

劳动价值论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伟大发现。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果,全面论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巨大贡献表现在:第一,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并形成新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则创造新的价值,从而科学地说明了商品的二重性,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自己就说过,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第二,马克思阐明了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价值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形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不是个别的私人劳动,而是共同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在质上是等一的,量的计算则由“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而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①a]第三,马克思在科学地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又揭示了它们的内在联系,提出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并在研究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中,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与本质。第四,阐明了价值规律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价值和生产价格严格区别开来,在价值转形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价格理论。

总之,马克思站在当时经济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上,不仅以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解决了许多令古典经济学家困惑不解的问题,特别是解决了李嘉图始终无法解开的两大难题,即等价交换规律同劳动和资本交换的矛盾,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而且还为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但是,由于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剥削关系这一理论研究的目标取向所致,马克思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不少问题,使劳动价值论留下了一些还需进一步研讨论证的问题。比如,马克思对异质劳动向同质劳动的转化问题极为重视,他以劳动二重性理论来加以解决,并以很大的篇幅作了详尽的论述。但是,对如何从复杂程度、熟练程度不同的抽象劳动还原为简单的、非熟练的抽象劳动的问题,他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58、223、234页上以寥寥数语作些说明,只凭“经验证明”,“由习惯确定”。他说:“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①b]至于究竟以怎样的系数来折算,马克思从未论及过。甚至有时马克思还推翻自己的结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24页脚注18中,马克思就否定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有区别的说法,认为这种区别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幻想,或只是历史上沿传下来的在目前毫无现实意义的惯例,偶然因素会把这种劳动互换位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确实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如何确切地计量还原时的倍加系数就成了马克思留给后人的一大难题了。

又比如,马克思在论述了价值通过利润平均化而转化为生产价格,等量资本可获得等量利润后指出,从整个社会来看,“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②b]这两个被马克思说成在转形过程中不会变化的总量相等,经济学界后来简称为“两个总量不变”或“两个不变”。但在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中,马克思却忽略了“生产资本的要素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利润,这样,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连同其中包含的利润一起,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就是说,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③b]按这样的方法进行加总计算,两个总量就会不等,劳动价值论就不能成为按生产价格进行交换的价格理论的基础了。

虽然有些问题马克思本人是意识到的,例如,第二个例子,他认为这只是个枝节问题,没有进一步考虑的必要,但问题毕竟存在。价值量究竟是否可以准确计量?该怎样具体计算?这对价值决定价格又有何影响?……反对劳动价值论者借此发难,而支持劳动价值论者则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以论证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正确。马克思逝世以后,围绕这些问题的价值理论研究和讨论已进行整整一个世纪了。

如果说,经济学是一棵树,那么,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棵树上的分枝。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大体是循着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创的方向发展的。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为代表的奥国学派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马歇尔集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为一体,形成了“均衡价值论”;瓦尔拉进一步提出了“一般均衡价格论”;本世纪30年代,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又提出“垄断价格理论”,对马歇尔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以后熊彼特提出“创新价值论”,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又提出过“知识价值论”、“信息价值论”等等。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无一例外地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意识形态不同固然是原因,但实证研究的方法,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立足现代市场经济,对价格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对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研究,还是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的,其中无疑包含着不少科学的成分。西方经济学的这些研究成果,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各种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与之相反,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剥削关系,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具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三个基本特征的构想,在这种经济中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经济,因此,自马克思逝世后的百多年间,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马克思的这一构想付之实践以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一直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的。列宁提出“价格就是价值规律的表现”,斯大林提出“价值法则的作用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观点,苏联学者提出过“社会劳动耗费价格论”、“社会有用价格论”,捷克经济学家锡克提出过“平衡价格回归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过“漂浮价格理论”等等,概莫能外。即便是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均衡价格试错法”,也未能跳出这一历史的局限,“试验和校正”的最终目的不外是证明,至少生产资料的价格由中央计划当局来决定是合理的,并且是可行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劳动价值论的,这虽然同马克思的构想及其论述相一致,却同现实经济生活和社会主义实践相矛盾。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研究价格理论的,虽然贴近现实生活,却又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几十年来,我国对价值理论的研究,大体的经历就是从前者跳到后者。先是否定市场经济,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忽视甚至否定价值规律,结果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以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又蜂拥而入,取传统理论而代之。而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要求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因此,笔者认为,西方专门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诸多学者(他们中较有影响的代表有:斯梯德曼、德赛、米克、毛利西马、伊藤诚等),他们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取得的成果,应当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在新历史条件下正确理解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的借鉴意义。可惜,我们对此忽视得太久了。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价值理论本身的研究和讨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希法亭—庞巴维克之争,可谓是马克思逝世以后,从学术角度展开的第一回合的大争论,中心问题是《资本论》第三卷的价格理论是否与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半个世纪后,当西方经济出现严重的滞胀情况时,马克思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再度掀起热潮。争论的重点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能否解释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决定。具体说来,由于劳动价值论包括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所以,⑴商品的价值究竟怎样调节价格体系(即所谓“转形问题”);⑵价值体系内部各范畴与子系统之间在逻辑上能否保持一致的问题(比如复杂的熟练的劳动究竟如何确切地还原为简单的非熟练的劳动并正确地加以计量,联合生产和多种技术选用条件下负价值的出现不仅使固定资本问题无法有效研究,还危及到价值对价格的决定等)有可能导致否定或重新考虑马克思的价值定义。

第三阶段,商品价值理论在60年代产生,80年代开始盛行起来,这一理论主张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把价值的源泉从劳动一个因素推广到商品生产中所有的商品投入要素,从而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包括方法论。

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历史和成果告诉我们,第一,他们研究马克思价值论的问题一般都同马克思本人遗留下来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在上个世纪也许并不起眼,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也不突出,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这些蕴含着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已不容我们再采取任何回避的态度了。

第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它是一种商品经济,价格机制、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交换和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使用价值的社会承认问题,是价值决定的先决条件。加之现代科技与生产力,使通讯发达,交通便利,因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现货与期货,金融与商业,资本与劳务,市场与市场之间相互贯联,息息相通,社会需求对社会生产的调节越来越灵敏、迅捷,调节的面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这就使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参与价值决定的问题也突了出来。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科技、新技术向社会全方位渗透使生产劳动愈来愈社会化。无数单位相互分工,密切合作,结成了网络般的经济联系,使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科研、教育、金融、商业、服务业和各产业的生产,浑然一体,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相互交融,互有你我。科学愈发达,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人数越来越少,从事非物质产品生产的人数却越来越多,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就已经有了“无人工厂”。因此,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换言之,是否所有生产领域的脑体力劳动都创造价值的问题也同样摆在了我们面前。

第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今天的劳动生产率比之马克思的时代,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这既体现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也体现在资本(主要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土地等生产要素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了分析的需要,曾先抽象掉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来讨论价值决定问题,因此还得出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推论。今天使用价值的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还能作同样的抽象和假定吗?

第五,由此便涉及到了价值理论研究中方法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价值问题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元论方法”和“多元论方法”之争。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逻辑推理严谨,体系结构严密,但历史的变迁使现实条件与这一理论的前提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十分被动,正逐渐失去着对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直接加入新的接近现实因素的多元论方法,多元的无限定性使它能解释一切经济现象,却使理论体系失去了必要的逻辑推理的前提条件和起点,逻辑的不一致性会使理论缺乏科学性。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某些方法,特别是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多元论方法的运用,就为我们提供了例证。那么,新的方法论该是怎样的呢?

第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但强调个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西方学者当然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经验或教训,而这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应该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理应为这一课题的解决作出特殊的贡献。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使我们面对着许多新的历史条件,当我们在用新的方法,研究新的情况时,充分重视西方学者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成果,必将有助于我们提出新论点,解决新问题,有利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注释:

①a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2页。

①b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8页。

②b③b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93、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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