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部地区面临的形势及其发展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形势论文,地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即将过去，还有2年时间，人类就要跨入更加辉煌的21世纪。
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然而，就中国各地区来说，尽管都在发展，但发展却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既反映了某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发展趋势，也渗透有某些人为的、政策的因素，给中国经济的更加健康而迅捷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作为一直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十分重要地位、而近10多年发展相对缓慢的中部地区来说，在跨入21世纪以后，如何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以加速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中部地区人民，而且也是全国人民所关切的问题。
一、东西夹击：21世纪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首先认清面临的经济形势。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生产技术水平较低，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这种差异最终导致形成了我国区域发展的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层次的经济地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地理区位的相连性和行政区划的独立性，人们一般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5省列为中国的中部地区。
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部地区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直到20世纪中叶，农业产值仍占到工农业产值的70%以上，现代工业极少，交通运输主要依靠水上船舶运输，缓慢发展起来的商品贸易也集中在长江流域沿线。由于良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壤，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以两湖（湖北、湖南）为中心的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享有“两湖熟、天下足”之美誉，同时，成为沟通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和商品贸易中心。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在商业以内贸为主，交通以水运为主的农业经济社会条件下，中部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能力，以其发达的农业资源和商业金融优势，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尽管在当时从整体经济实力来看略逊于东部地区，但明显优于西部地区。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中期，由于主要考虑国防安全等方面的因素，国家将投资建设重点偏向于内陆地区，加快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在“一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共计580多亿元， 其中投放在沿海的占36.9%，中部占28.8%，西部占18%（不分地区的占16.3 %）；156项重点建设，集中安排在东北、华北、中南、西北地区（其中， 仅武汉市就有8个）。正是这5年，中、西部对东部地区工业的“静态不平衡差”（指某一时点上，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由1952年的53.03缩小到1957年46.59，5年缩小了6.44。不仅工业如此，在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以至人均国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也出现了全面缩小的趋势。在“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共计970多亿元，其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的占26.9%，中部占 29.8%，西部占34.9%（余为其他地区）。这期间，投资比占全国4 %以上的8个省中，西部占了5个，中部占了3个，东部一个也没有。1975 年，中、西部对东部工业的“静态不平衡差”，由1959年的46.59， 进一步缩小到36.04，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 沿海的比重从建国初的70%降为59.8%，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内地的比重由建国的30%，上升到40.2%。由此可见，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直到7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期，中部地区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仍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经济实力上不仅继续优于西部地区，甚至于在许多方面（如投资重点、项目建设、经济增长率）已经优于（至少不低于）东部地区。
但是，从70年代末开始，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投资重点逐步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到90年代初，国家基建投资累计9000多亿元，其中投放在东部的占50.1%，中部占26.6%，西部占16.3%。这期间，投资比占全国4%以上的9个省市中，东部就占了7个，中、西部各只有1个。中、西部的投资比不仅大大低于“三五”， 也比“一五”分别低2.2和1.7个百分点。投资的倾斜，加上外汇留成，财政上交等政策的倾斜，其结果是：东部地区经济得以超速增长，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相对减弱，不仅东部地区同西部地区之间，而且东部地区同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从1980年到1992年，中部同东部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由32.2%扩大到43.1%，13年内扩大了10.9个百分点；西部同东部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由44.5%扩大到50.5%，共扩大了6个百分点。就中部地区来说， 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少有的困难和不景气时期，经济增长处于相对低谷的状态。只是由于原有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使它在总体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上仍保持着对西部地区的相对优势。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了调整，即在继续开放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开放开发中西部地区，国家投资重点向中西部转移。以上海浦东地区开发，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的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使得处于长江中游地带的中部地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又重新凸显出来，并且给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强劲的推动。近几年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凡表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中部地区在获得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东西夹击”的严峻形势，这是因为：第一，东部沿海南段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九七”香港回归以后，利用其毗邻香港的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改革开放10多年来与港、澳、台地区形成的良好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经济实力会更加增强；第二，东部沿海中段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利用浦东开发开放和重塑上海作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其与上海经济联系紧密、地理区位条件较好的优势，较便捷地获得其辐射效应，从而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第三，东部沿海地段的环渤海湾（包括辽东半岛、京津唐地区、黄河三角洲和胶东半岛）历来就是我国的重化工业和加工工业基地，而且矿产资源丰富，能源充足，交通发达。在新的开放格局下，该地区也将利用其优越的区位条件，成为日、韩等国在华投资的热点区进而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契机。从实际情况看，地处东部沿海中、北段的江苏、山东和浙江，199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名列全国第一、二和第四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四，1997年重庆市升格为中央直辖市之后，西部地区将出现自己的中心城市，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依托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的三峡工程给长江上游地区带来的广阔的市场机会，长江上游及整个西部地区脱贫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中的自我造血功能会加强；第五，反观中部地区，一方面随着国家对中部地区投资倾斜和政策倾斜的力度减弱，使中部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的优势在逐步丧失，而新的经济生长点又缺乏。另一方面，随着全国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市场联系的扩大，中部地区原来所担负的“承东启西，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的功能也日渐退化，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完全可以越过中部地区这一中转站而直接参与国内外市场的商流、物流。从实际情况看，1980年到1993年，东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52.17%提高到56.55%，而中部地区则由31.31%下降到27.95%， 西部地区由16.52%下降到15.50%。即是说：进入90年代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扩大了7.74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总体水平上的差距缩小了2.43个百分点。这表明：90年代初以来，中部与东部的差距持续扩大的同时，中部与西部的差距则在逐步缩小。这是近百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现象。
二、东拓西进：开放开发中部地区的最佳战略选择
中部地区在“东西夹击”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实现经济的崛起？我们认为以下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重视的：一是以怎样的思想观念看待中部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从怎样的战略高度来制定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
首先，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要从思想观念上排除两种干扰：一种观念认为，既然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已实现“东进西移”的调整，而中部地区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因此，中部地区完全可以坐等中央政策调整带来的实际利益；另一种观念则认为，在“东西夹击”的态势下，中部地区既有的优势将丧失殆尽，难有作为，从而对中部地区的发展缺乏信心。这两种错误观念实际上是涉及到如何看待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发挥区域经济优势往往是要有一定条件的。这些条件也可能正是这一地区经济存在的劣势。发挥地区优势以确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不可能完全避开劣势的，避开了劣势就不存在真正的优势。避开劣势来谈地区经济优势的发挥，很可能是纸上谈兵。从这个意义上讲，“扬长避短”严格说来是不科学的，我们只能“扬长补短”，而且，扬长的程度取决于补短的程度。因此，必须从地区经济优势与劣势的相互制约中去认识和分析地区的经济优势。例如：东部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优势能否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资源禀赋缺乏的劣势；西部地区在资源上的优势则受制于其在资金、技术上的劣势。所以，中部地区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妄自菲薄，而必须在弥补劣势中发挥优势，在克服不利因素中寻找发挥优势的有利条件。
其次，中部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际过程中也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向东”。把中部地区的开放仅仅盯在欧美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以引进多少外资作为衡量经济开放度的唯一指标。实际上，中部地区的开放战略既要考虑走出国门，瞄准海外，也要考虑采取西进战略，扩大对西部地区的开放和联系。这是因为，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步由沿海向内陆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放与发展，将再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轴，中央已作出加快西部资源开发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历史再次为中部地区带来了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国西部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大多数地区经济欠发达，但却极具发展潜力，是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战略依托和重要基地。西部待开发领域极其广阔，而发展所需资金、技术、人才却极为匮乏；而且由于开放相对较晚，受传统体制影响较深；加上西部深处内陆，交通不便，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因而投资风险很大。为此海外资本虽十分看好西部市场，但实际进入却相当谨慎。我国东部地区虽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向西推进，但毕竟力量有限，无法满足西部所需，这就给位居东西之间，实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部地区带来西进发展的良机。实际上，中部地区在历史上即是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诸省与沿海地区相联系的主要通道。近代开埠后，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武汉市的对外贸易曾获得了巨大发展，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交通优势和极强的商业凝聚力与辐射力，武汉与西部地区形成的天然而广泛的经济联系曾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在本世纪20年代，西部地区仅以武汉市为中转站的外贸额平均每年就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以上，最高时曾达12.44%。所以，中部地区之所以在近百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武汉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内陆地区最大的中转口岸和商贸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其与西部地区的这种天然联系。只是到了70年代以后，由于传统体制下的人为分割和政策影响，致使中部地区作为东、西部地区商流、物流集散地和中转站的作用遭到人为的削弱和破坏。因此，在中央区域政策调整和全国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中部地区要重振雄风，就必须抓住时机，利用自身的优势，从抢占市场的战略高度看待西进问题。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向西”。认为中部地区只能顺着梯度方向对西部地区主动出击而消极被动地接受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结果。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理论界一些同志提出的这种“梯度发展理论”在我国区域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中证明是有明显缺陷的，因为：首先，按照“梯度发展理论”，西部地区的经济将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处于落后和停滞状态，这首先对西部地区本身来说是不利的，并且是不允许的；其次，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它们经济的发展将同时从不同的方面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且彼此之间也互相发生影响。就是说，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会同时受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制约，并且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西部地区经济的制约。此外，随着交通运输和其它经济条件的改善，东部地区在同中部地区发生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完全有可能用自己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去开发西部地区的资源，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西部地区也积累了一定的开发本地区经济的能力。因此，对中部地区来说，正确的战略选择是：“东拓西进”以打破“东西夹击”，既要保持和扩大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也要加强和促进与西部地区的合作。
三、联手发展：实施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部地区要实现“东拓西进”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苦练内功，千方百计增强自身实力，实施中部地区整体协调发展的方针，真正实现中部崛起。这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社会化大生产使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以至使得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部门和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都必须将自己的发展置于整体发展的格局之中，实施相生相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然反映。市场经济既是开放的经济，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彼此交换劳动成果和提供服务的交换经济，它客观上要求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再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还是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的必然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国际化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当今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趋势已成为一种十分强劲的势头，以至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形成利益关系紧密相联的各种类型和层次的经济发展圈或经济开放开发带，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面对这一历史潮流和客观现实，中部地区如不实施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势必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难以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就根本谈不上实现中部崛起、东拓西进的战略目标，而只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中部地区实施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是完全可行的。首先，中部五省在区域上同位。五省都处在内陆中部腹地，地理位置紧密相联，方圆总面积约80万多平方公里，在地域上同处于祖国心脏地带。其次，五省的天然联系紧密。从东至西，长江黄金水道横贯其间，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融为一体；从北至南，京广、京九两线纵向伸展，把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联成一片。再次，五省的合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基础。古代黄河流域较为发达，地处黄河中下游的现河南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发祥地；近代汉口开埠后，武汉成为内陆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在这一历史演化过程中，中部地区始终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和合作关系。时至今日，虽然五省的经济发展条件与具体状况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情形与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在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中，五省基本上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与层次上。而且五省各有优势，也存在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协调发展的共同需要。这些情况表明，中部地区实施协调发展战略方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
如何实施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方针呢？从战略上思考，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第一，消除思想壁垒，达成联动共识。要改变各地只谈自己的优势，各自为阵，互不服气，以至互设壁垒的观念与做法，打破传统的封闭、狭隘眼界，树立全局观、开放观、效益观。要认识到联手协调行动会增强整体实力，会形成新的优势与合力。中部地区只有联手协调行动才能发挥内陆腹地的整体优势；第二，抓住历史机遇，共创新的辉煌。处于世纪之交的中部地区，面临着长江经济带大发展、国家在地区发展战略上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以缩小东中西部差距的大好机遇。中部地区的大片土地由长江水系所维系，中部长江地区处于长江中下游“龙身”的地位。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既需要“龙头”的高昂，也需要“龙身”的壮实，长江经济带的大发展给地处长江中下游的中部地区带来了极佳的机遇。在国家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面前，中部地区不仅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地区之一，而且担负着承东启西、贯串南北的历史使命。中部地区应认清自己扮演的历史角色，抓住机遇，发展壮大自己，创造新的辉煌。
从战术上讲，中部地区要实现经济的崛起，必须采取联手的办法。这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联手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近年来，中部地区瞄准国际大财团，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广泛招商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个快节奏、全方位、高起点、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但是，由于中部地区地处内陆，相对沿海沿边地区而言，与世界市场相去甚远，在利用直接国际通道方面受到不太有利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同时，中部地区往往内陆意识较强，在享受优惠政策方面也不及东部沿海开放地区有利，中部地区各省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有待进一步改善，因而在软硬环境方面都还不适应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制约了中部地区对外联系的发展。中部地区在面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然需要进一步利用直接的国际渠道以加强与世界的联系，而且在这方面还要一如既往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中部地区必须正视现实，看到自己的不足与不利之处，充分利用自身与东部沿海地区在内陆依托与国际通道方面具有的双向互补作用来拓展自己的国际发展空间。
二是扩大与西部地区的联手，共同开发西部地区的广大市场，实现与西部地区的资源共享。如前所述，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间地区一直担负着东、西部地区商品交换和流通中介的重要作用。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传统的体制下，人为的条块分割和地区分割大大削弱了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天然的经济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部地区各省对国内市场重视不够，加之沿海沿边开放带来的巨大冲击，致使中部地区与西部各省的历史联系不仅没有及时恢复，反而继续疏远。现实清楚地表明，中部与西部之间天然而广泛的历史联系已基本不复存在，传统体制的局限，交通格局的改变，市场竞争的冲击，对中部地区来说已形成严峻的挑战。中部地区要实现经济崛起，作为中部地区最大中心城市的武汉要保住其历史地位，建成内陆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必须在加快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增强西进实力，抓住三峡工程上马的有利时机，抢占西进桥头堡，并通过沿长江扇型展开和点面推进的办法，加强与西部各省区的联手共同进军西部大市场和开发西部资源。
三是联手开发中部腹地，实现中部地区崛起。中部作为内陆地区，腹地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开发潜力极大。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责无旁贷和首当其冲地担负着开发中部腹地的战略任务，中部地区应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应有强烈的“腹地”意识，齐心协力，使中部腹地真正“崛起”。否则，腹地无“腹”，中部地区就不能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就会影响或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要实现中部地区各省之间的联系，还有相当艰巨的工作要做。因为，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各地方政府成为日益活跃的经济利益主体和投资主体。这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产业利益在区域板块上的分割和地方政府对区域利益的热心追逐，使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严重的短期化、不规范化倾向。在扭曲的比价关系和市场利润的导向下，地方投资大量涌向价高利大的“短、平、快”加工工业，从而导致了对资源产业的过度需求和巨大的资源耗费，资源的短缺又迫使各地区发展自己的瓶颈产业。结果，各地方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倾向不断削弱，区域间的封锁和摩擦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陷入严重的失衡和无序状态。这些问题和矛盾，在中部地区各省之间还表现得相当突出。因此，要使中部地区各省区的关系朝着“合理分工、相互协作、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化，还必须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财税体制的改革、企业制度的创新和市场体系的发育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使中部地区各地方政府逐步成为区域经济的运行和调控主体，发展主体的地位逐步转移给企业，使中部地区各省区关系转换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分工与联合的关系，从而使中部地区的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摆脱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轨道，走上依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随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压力等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正常轨道，最终实现中部地区区域分工合理化和产业结构多元化的良性格局。
四、中心开花：发挥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作用的行动策略
中部地区在实施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在行动策略上把“中心开花”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这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中心城市生产社会化程度高，人口集中程度高，市场容量大，技术先进，金融发达，信息灵敏，交通便利，经济联系广泛，服务设施完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中心城市本身就是区域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集中了区域内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完善的设施，集中了大量企业，是区域内最大的经济增长极，它的发展本身就标志着本区域的发展水平。其次，它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综合力和辐射力，是集中的经济活动场所，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核心作用，能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再次，它有利于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专业化协作和经济联合，把社会生产有机组织起来。最后，它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建立统一大市场的中心环节和强大基地。
就中部地区来说，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相对沿海沿边地区而言远离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处于不太有利的地位，外来促进作用显得不如沿海地区那么突出，因而也就更加要求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同时，中部腹地广袤，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如不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凝聚作用，一盘散砂，各行其事，就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中部地区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为了充分发挥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作用，从战略上思考，我们认为有如下三个问题应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
第一，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认识，即中部地区是否崛起，它崛起的高度如何，人们首先要看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如何。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是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心城市来衡量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例如：人们一提到英国，首先想到的就是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人们一谈论美国，首先提到的就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人们一议论日本，首先讲到的就是东京、大阪、横滨等。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地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时，首先映入脑际的是深圳、上海、厦门、广州等主要城市；当我们说到东北地区时，首先想到的是沈阳、长春、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当人们讲到中部地区时，首先想到的当然也是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郑州等中心城市。这是因为中心城市是一个地区经济最集中的地方，自然而然被视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代表，被用来作为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因而，中部地区要真正“崛起”，不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是绝然不行的。
第二，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作用应得到全面发挥。一个区域广袤的地区，其经济的发展仅仅靠一两个中心城市发挥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中心城市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毕竟是有限的。同时，由于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各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存在都各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而且每个中心城市都各有其功能与作用。就中部地区来说，武汉有武汉的功能与作用，长沙有长沙的功能与作用，南昌、合肥、郑州也各有其功能与作用，相互之间不可取代，也就是说，武汉的作用不可取代长沙、南昌、合肥和郑州，长沙的作用也不可能取代武汉、南昌、合肥和郑州等，以此类推。另外，从生产力布局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实际上是由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点”（含各类大小城市）和各城市之间彼此相联的“线”，以及由各“点”与“线”联结而成的“网”构成的。在这张区域经济的“网”上，中心城市起着支点的作用，没有这个“点”，“线”就不复存在，“网”就不能形成；少一个“点”也就少一条“线”，也就不能形成一张完整的“网”。因而，充分发挥每一个中心城市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要充分发挥中部地区大中心城市武汉的作用。一个区域尽管存在几个中心城市，但其中只有一个“老大”，为最大的中心。从中部地区的情况来看，这个最大的中心恐怕非武汉莫属。武汉在中部五省居于几何中心的位置，现有工业基础、科技力量和综合实力，在中部地区各中心城市中是最强的。武汉在历史上就是内陆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一直是中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武汉具有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走向世界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巨大潜能。在地理位置上，武汉北有郑州，东有合肥，南有长沙、南昌，西有被称为“希望之星”的宜昌。武汉“一星高照”，雄居“五星”之中，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武汉作为中部地区最大中心城市，湖北武汉人不必忌讳，其他省市的人也不必忌妒。这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发展中部地区经济，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客观需要。只有充分发挥武汉这一最大中心城市的作用才能很好地发挥中部地区其他各中心城市的作用，充分发挥武汉中心城市的作用是中部地区的共同利益所在。在这一问题上，中部地区应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达成应有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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