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旧文学的过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旧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文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受外国文化艺术的启发，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以及文学理论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建树。他以饱满的热情与非凡的气魄革故鼎新，建立新文论新文体，并亲身从事翻译及创作，满怀激情地为新文学的诞生鼓吹奔走，对于促进中国文学摆脱传统桎梏，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梁氏开启了一代文学的新风气，其影响所及，不但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统面貌，使近代文坛涌现了一批崭新的文学作品，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且培育了一批矢志文学革新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并为“五四”时代彻底的文学革命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 近代文学 新文学 新小说 新文体 诗界革命
梁启超(1973－1929)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影响力的人物。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习西方文化成就很杰出的人，他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行动，并以炽热的传道热忱，将西方各种新学理的火种传遍中国。在政治上他是有影响力的行动家，在思想上他是发聋振聩的启蒙者。在他以前的改良家都没有余暇去处理文学改良的问题，他们大多只是不自觉的实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并不主动积极的去从事理论的建设与创新的尝试。梁启超基于政治改良的需要，在文学改良方面不但运筹帷幄，树立方案，规模远景，而且还粉墨登场，示范创作，启迪后生；不单如此，他还利用报刊，联络同道，造成声势。在这些方面，梁启超显示了他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特殊重要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梁启超的文学事业，是维新派全盘改良计划的一只棋子。在戊戌政变之前，他也像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等改良派前辈那样，虽然意识到文学（特别是小说）在改良事业中的重要性，在作品中也作了一些突破传统的尝试，但限于时间和精力，他们却未能落实文学改良的计划。在二十世纪之前，中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寥寥可数，这些改良家也缺乏足够的外语能力去接触外国的文学作品，无法借鉴西洋。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掌握了日文汉读的技能，有能力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及有关文献，又透过日文著作及翻译去窥探西方文学，知其大略，这时改良派的文学计划才能全面展开，理论、翻译、创作三管齐下，这才真正动摇了传统文学的根本，把中国文学送上通往世界的列车。
一、新小说
早在1897年，梁启超受到黄遵宪、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康有为的启发，撰写维新派改良大纲、世界化蓝图的《变法通议》时，便在“论幼学”一章中把“说部书”列为学校教育的七种科目之一，并讨论其教育功能：
古人文学与语言合，今人文学与语言离，……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但使专用今之俗语，有音有字者以著一书，则解者必多，而读者当亦愈夥。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1]
这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与1895年6月傅兰雅在《万国公报》刊登的《求著时新小说》启事有密切关系。傅兰雅说：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传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显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2]
傅兰雅注意到小说“变易风俗”的功效，主张利用来对付当时中国社会上鸦片、科举、缠足等积弊，又明确指出小说的对象应包括“妇人幼子”，文字要浅显，取材要“近今易有”，这些观点，梁启超在“论幼学”中都全部采纳了。而“时新小说”、“新趣小说”的提法，对梁氏“新小说”的提出当有重要启发。第二，梁启超在傅兰雅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把小说作为教育工具。这显然也融合了康有为的看法。康有为1897年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也提过“幼学小说”，他说：“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3]第三，由于小说的教育对像锁定了是童蒙和知识低下的民众，梁启超便像黄遵宪那样，不得不面对文学的语言问题，而确定了创作小说该“专用俚语”。第四，梁启超把从前的小说定性为“诲盗诲淫”，然后以傅兰雅之说为本，提出改良小说应有的内容，在鸦片、时文、缠足之外，再加上了“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宦途丑态”等项。这种种小说题材，都写进二十世纪初年出现的“谴责小说”里去了。[4]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马上开展他的文学改良计划。他乘日本大岛舰逃亡到日本，途中舰长给他日本作家柴四郎（东海散士，1852－1922）的小说《佳人奇遇》以遣闷，他一边看一边动手翻译。[5]1898年底《清议报》在横滨创刊，《佳人奇遇》译本即在其上连载发表，至1902年初（第35册）止。此书日文原著自1885年开始连载，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是很有名气、广受欢迎的“政治小说”。[6]柴四郎写此书时任职农商相的私人秘书，后来当过国会议员、大阪《每日新闻》董事、农商副相[7]。他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翻译英国小说家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和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政治小说的影响，以小说形式寄寓他的政治理想。利顿和迪斯累里是英国政坛的活跃分子，利顿曾任国会议员、殖民大臣，功封男爵。迪斯累里且是保守党党魁、英国首相，功封伯爵。[8]他们政治地位崇高，又以政治家身分创作小说，是他们在日本广受欢迎、并成模仿对象的主因。梁启超在1897年撰写《变法通议》“论幼学”时，全盘否定传统小说，这时他终于找到取而代之的模范，而且也有时间坐下来展开全方位的小说革命建构工作：翻译外国作品作为典范，建立理论，动手创作以作品示例。他这几方面的工作都把小说与传统割离，其目的虽在借小说为宣扬维新思想的工具，其结果却是把中国小说的发展转向世界。
在开始连载发表《佳人奇遇》中译的同时，梁启超也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一起在《清议报》的创刊号发表，时为1898年12月23日，距离他逃出北京仅两个多月，距离他发表《变法通议》“论幼学”则已近两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八百字，却是梁氏两篇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小说理论之一（另一篇是发表于差不多四年之后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是很明显要面向世界的，一开头就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清楚表达了要向西方学习的意向。梁氏说：
……欧西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9]
《译印政治小说序》也像《变法通议》“论幼学”那样唾弃传统，把传统小说定性为“诲盗诲淫”，不同的是他指着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小说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他的文字也许“充满了谬误和浮夸”，[10]他的看法却是很踏实的。1897年10月，天津《国闻报》发表长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文末说：
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11]
梁启超发挥了此文的观点，并且付诸实际行动，马上就向西方学习。
学习的途径是通过翻译。《译印政治小说序》结尾说：“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翻译是晚清启蒙者自林则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开始就很重视的向西方学习的手段。康有为、梁启超于此尤为重视，他们的一些重要事业，如办报、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建设维新理论、开设译书局等，都涉及翻译。具体提出要翻译外国小说以作为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手段，虽非以《译印政治小说序》为始，两年前《国闻报》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已开其端，但实际行动却由梁氏开始。
梁启超的翻译示例，以他自己的标准而言，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主张小说要用“俚语”（白话），也知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12]可是《佳人奇遇》却是用文言翻译的。他未尝不想用白话翻译，在当时却是力不从心，毕竟他是“制艺”出身的人。[13]不过他并没有躲懒，放弃尝试。1899年，他尝试用广州方言为横滨大同学校生徒创作“通俗精神教育新剧本”《班定远平西域》。[14]1902年初，他写了文白夹杂的《劫灰梦传奇》，又在《新民丛报》第2号起连载用白话翻译的《十五小豪杰》。此书原为法国作家焦士威尔奴（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所作，日本人森田思轩据英文译本重译为《十五少年飘流记》，梁启超和罗普又据日文译本重译。梁启超在第四回后的译者按语说：
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明知体例不符，俟全书杀青时，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见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15]
这可说是放脚大娘的苦经。可是他不气馁，坚持尝试，同年稍后他写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时，已能纯用白话了。用白话写小说虽是古已有之，但一位政治领袖为了改良社会而粉墨登场，亲自创作白话小说，这就有很不寻常的寓意；他的勇气来自西方的利顿、迪斯累里和日本的柴四郎、矢野文雄。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本很特别的小说。以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衡量，它实在是不成功的；但从中国小说发展的角度来衡量，它却是超越常轨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作。它有很强烈的过渡时期作品的特性；文学史不能不提它，可是提它的时候多会骂它。它是过渡时期作品的悲喜剧。梁启超和改良派中人对此书的写作十分重视，梁启超且为了发刊此书而出版《新小说》。它从1902年11月起在《新小说》连载，在第1、2、3号（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刊登一至四回。1903年2月梁氏离日赴美，小说暂停。到第7号（1903年8月）续刊第五回，以后即不见下文。[16]梁氏在此书绪言中开宗明义便说：
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馀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为此编也。[17]
从“五年于兹”一语，可以推断梁氏发愿写此书，是在1898年10月接触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之后。他且曾把写作计划告诉康有为。[18]
这个写作计划稽延这么久，主要原因可能由于计划过于庞大，是史诗式的作品，作为康有为大同理想的文学版，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并无先例可援，入手并不容易。在《新小说》出版前三个月，梁启超以“新小说报社”名义在《新民丛报》刊登预告，标题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其中对《新中国未来记》内容和写法作了介绍：
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梦幻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焉。
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匈加（牙）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19]
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煞费苦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前景，做了种种具体的预想与推测，在今天看来自然有同现实相悖谬之处；然而梁氏作为改良主义政治家的那种锐意革新，追求民族独立和平等，富国强兵，建设新文化的政治理想却是不可抹杀的。尽管这部小说并未全部写出，但就其创作构思来说，题材选取范围广及全球，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故事情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艺等各个方面。如此恢弘的规模与壮伟的气魄，不要说在中国先前的小说里绝无仅有，即使是当时已经出现于东西方的政治小说也是难以比肩的。
《新中国未来记》是在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之下写成的近代第一本面向世界的政治预言小说。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中指出，此书书名，是“综合了（明治小说）《新日本》与《二十三年未来记》一类的书名而成”（明治年间出现的以“未来记”为名的小说甚夥，如末广铁肠(1849－?)的《二十三年未来记》、藤泽蟠松的《日本之未来》等）[20]。此小说以倒叙法开始（《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称为“倒影法”），一开头就介绍六十年后“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及种种风光场面，然后回述六十年前维新志士的艰苦奋斗史。传统中国小说以倒叙法开头的绝无仅有，但在外国小说却是很常见的。[21]梁氏从前极有可能读过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1845－1919)节译美国作家毕拉宓(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2000－1887，作于1888年），[22]即用此法。不过更直接的影响，可能来自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雪中梅》也是一个未来记，小说的开头是日本国会百五周年庆典，两位老人追述当年明治维新时期志士的奋斗；《新中国未来记》就仿效了这个模式。[23]梁启超引入倒叙法的试验是很成功的，此后小说家用此法的愈来愈多。梁氏小说理论的追随者吴趼人(1866－1910)尤喜应用，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10)、《九命奇冤》(1904－1905)、《恨海》(1906)都用了此法。[24]除了倒叙法，有些学者指出梁氏还用了“双重叙事结构”，并因此采用了“限制视觉”，这都是中国小说中的新尝试。[25]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人物塑造也是前所未有的。传统小说中固不乏英雄将相，但写维新英雄、革命志士，力图将其写得如此理想而崇高，这还是梁启超的创举。[26]梁启超塑造黄克强、李去病的手法，在后来小说中成了模仿的对象，如曾朴(1872－1935)《孽海花》中陈千秋、颐琐《黄绣球》中的黄绣球、陈天华(1875－1905)《狮子吼》中的狄必攘等都是。[27]
梁启超以黄克强、李去病这两个不同政见人物的论辩去寄寓他当时徘徊于维新与革命之间的彷徨，也是颇有新意的手法。小说中两人为维新与革命往复诘难，表面上看来是很笨拙的写作手法，梁启超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希望透过小说中人物的论辩，引起现实中读者的思考，为他，为中国的前途寻找一个答案。这就是他在“绪言”中所说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手法虽笨拙，开放的心灵却是很可爱的。可惜梁启超因为康有为以师道之尊强加压力，很快就被逼在维新与革命之间表态，在稍后写的第五回中，对革命派态度大变，竟至于诬蔑，为近代以小说攻击政敌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28]
为了发表《新中国未来记》而创刊的《新小说》杂志，本身在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此杂志出版前三个月在《新民丛报》上刊登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可视为《新小说》的计划书，其走向世界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其所计划刊登的作品，“著、译各半”，所用插图，“专搜罗东西古今英雄、名士、美人之影像，按期刊登”，其所欲刊登之论说，则是“论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其所拟译著的“历史小说”十种，都是外国作品或写外国人物，其所列出的小说类别，如“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探侦小说”、“语怪小说”、“劄记小说”、“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逸事”等，也都点明要向外国取经。其中“传奇体小说”其实是指戏剧，梁氏更声明要“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29]《新小说》刊登了十篇翻译作品（虽然并没有有分量的西方文学名著），也刊载了托尔斯泰、雨果、拜伦、萧伯纳、雪莱、歌德、席勒、梅特林克、显克维支、马克吐温、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文学名家的肖像，其中颇多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使中国读者有机会一瞻其风采。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之文学报”（也是第一本小说杂志），《新小说》可说是克尽其职了。除了翻译和创作，它也很重视理论的探讨与建设。创刊号刊登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毫不含糊地把小说送上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宝座，其观点成了晚清小说理论的主流，左右了以后出现的小说批评和小说创作，也使晚清最后十年成为中国小说的黄金时代。文中援引日本译西方文学术语“理想”与“写实”，把小说分为两大派，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比王国维(1877－1927)在1908年写《人间词话》论“理想”与“写实”二派早了五六年。在《新小说》开了风气之后，小说杂志之出版有如雨后春笋，《绣像小说》(1903)、《新新小说》(1904)、《月月小说》(1906)、《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小说林》(1907)、《十日小说》(1909)、《小说时报》(1909)、《小说月报》(1910)等相继创刊，小说已取代诗歌散文而成为时代的主流文类，与西方并无二致了。
二、诗界革命
早在1895－1896年之间，梁启超便和他的两位好谈新学的朋友夏曾佑(1863－1924)、谭嗣同(1865－1898)尝试写异于传统的诗歌。[30]由于要用诗歌的形式去表达他们接触西学的惊喜和震撼，又为了立异于传统诗歌，他们当时大量用了译书中的“新学语”入诗。这些新学语由于尚未在语言中固定下来，也未形成一套大家认同的在诗中的使用法则，因此这些“新学诗”的意思，只有同一个圈子的人才能了解，有时甚至只有作者才知道诗意。这也许就是后来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强烈反对“寻撦新名词”及极力主张“旧风格”的主要原因。当时三人所作的“新学诗”，夏、谭二人存诗较多。梁氏所作不多，存者更少，大抵是后来对“新学诗”看法转变后有意删汰不存，今所能见者仅录存于《夏威夷游记》中的“尘尘万语吾谁适”一首。[31]梁氏在作此诗后两年自论之云：“今日观之，可笑实甚也，真有以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矣。”[32]由于当时的译书以自然科学、科技为主，再有就是教会译的宗教书，“新学诗”所能用的新典故，也就只能局限于声光化电和新旧二约了。这种诗虽有“金星动物入地球”之怪异，但却展示了新学理与旧诗体之间极不相容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直接、自由的表达新时代的新理想，而非绻曲之以附会旧传统或迁就旧诗体，便不能不考虑一种新的合适的表达工具了。“新学诗”实验失败，其积极意义乃是显现出旧诗体的适用性已到了非检讨不可的时候了。不过在戊戌政变之前，梁启超对“新学诗”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理论，有之也是到日本以后的事。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逐步在黄遵宪诗歌创作与理论的影响之下建立了可概括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歌理论。[33]1899年，梁启超在流亡中作《夏威夷游记》，便在黄氏诗的影响下对“诗界革命”作了反省与前瞻：
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麦哲伦），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三者具备，则可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今欲易之（按：指意境语句），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34]
所谓新意境，就是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序》中所指的中国在列强势力环伺下所形成的“诗外之事”、“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在梁氏而言，其最重要者当然是“新学”；所谓“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就是《人境庐诗草序》中所指的“诗境”、“技法”与“炼格”。值得注意的是，《人境庐诗草序》中所指的“取材”（语言、词藻），梁启超易之为“新语句”，这显然是由于从前对“新学诗”的癖好仍未能彻底消除。但他也察觉到“旧风格”与“新语句”是互相矛盾的，“新语句”的出现会破坏“旧风格”的纯粹。因此梁启超虽以“新意境”、“新语句”及“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为诗界新国的三个条件，但他显然也同时察觉到第二与第三两个条件是不容易并存的。因此他认为夏、谭二人虽“善选新语句”，“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35]梁氏显然开始总结“诗界革命”的经验，而欲建立一套新理论。
梁启超从1902年起在《新民丛报》连载《饮冰室诗话》。对在《夏威夷游记》中所提出的与“新意境”、“古人风格”鼎足而三但又造成矛盾的“新语句”，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自我批评。《饮冰室诗话》第60则追忆及与夏、谭辈当年受基督教《圣经·默示录》（《启示录》）影响而自铸他人无法臆解之“新名词”，谓“至今思之，诚可发笑。”[36]第63则就说得更清楚决绝：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必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矣。[37]
摒弃（但不完全排斥）“新名词”的“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论，由此便建立起来了。
虽然强调“旧风格”，梁氏的诗歌理论仍是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的。像他推行“小说界革命”先要透过翻译向外国取经那样，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也特意节译了拜伦的《渣阿亚》和《端志安》，并在“总批”中发挥说：
顾常好言诗界革命，谓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以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谓取索士比亚、弥儿顿、摆伦诸杰构，以曲本体裁译之，非难也。[38]
他视向西方文学学习为改良中国诗歌的途径，并明白指出有那些诗人是值得学习的。他译《渣阿亚》是用自由诗体，译《端志安》则用散曲之体，都是形式较自由的诗体。梁氏是最早把拜伦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借黄克强之口颂扬拜伦说：“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39]又在《新小说》的第2号刊出拜伦的肖像，称之为“大文豪”，并介绍说：
英国第一诗家也，其所长专在情，所作曲极多。至今曲界之最盛行者，犹为摆伦派云。每读其著作，如亲接其热情，感化力最大矣。摆伦又不特文学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40]
在梁氏的鼓吹之下，拜伦成了其后许多文学青年的偶像，他们或直接或间接都与梁氏有些关系，如马君武(1881－1940)在日本与梁启超甚稔，苏曼殊(1884－1918)曾是横滨大同学校学生，鲁迅(1881－1936)和郭沫若(1892－1978)青少年时代都是梁启超的崇拜者，徐志摩(1896－1931)是梁启超的学生。梁氏所译的《渣阿亚》和《端志安》也是中国最早的拜伦译诗。[41]在他之后，拜伦的《哀希腊》还出现了马君武、苏曼殊和胡适(1891－1962)等人的译本。
梁启超又曾把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比较，而发现中国诗歌缺少了史诗规模的作品。他在《饮冰室诗话》第8则中说：
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顿、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然长篇之诗，最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千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42]
他特举荷马、弥尔顿等诗人，强调其诗之为宏篇巨构，谓其有“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且于“世运”有影响，他心目中显然存有西方“史诗”的观念。[43]然则梁氏就是第一个透过比较而察觉到中国文学缺少史诗的人，这个发现有比较文学上的特殊意义。梁氏又据此在中国文学中找类似、接近“史诗”或有可能发展为“史诗”的作品，他终于在黄遵宪诗中找到了样品。他特别推许黄遵宪诗，在《饮冰室诗话》一再介绍、载录黄氏的长篇作品如《锡兰岛卧佛》等，称黄氏之诗为“诗史”，都说明他借鉴西方文学，希望把“史诗”带到中国的意愿。他自己所写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便是这方面的创作尝试。[44]此诗长约千四百言，以歌行体出之，包容了整部人类历史，重点是写中国当时的危殆处境，诗以“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开始，作者隐然以救国者自居，其理想是“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扬”。此诗既是长篇巨构，复有“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关系国运，是他在西方“史诗”观念影响下尝试创作的“史诗”式作品。
梁氏倡导的那种“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目的虽也在宣扬维新思想，其读者对象却与政治小说不同。这种标举“旧风格”的诗歌，并不是“妇孺农氓”所能理解、接受的。不过梁启超的诗歌改良也没有忽略文化程度稍低的人。他在《饮冰室诗话》中用了不少篇幅介绍配合音乐教育的诗歌，附以西式简谱，这些诗歌有的旨在通俗，对象是童蒙。诗歌要配合音乐，便不能放弃旧诗的格律；要童蒙能解，便不能不浅白。这是可以发展为新诗体的一个方向，可惜梁启超于音乐所知不多，在这方面未能给以更有效的倡导。
三、新文体
梁启超影响深远广泛的“新文体”，也是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的。“新文体”又称“新民体”，是报章文体。报章杂志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是新兴事物，是典型的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当时报章文章的功能、写作环境及读者对象，与传统文章（如当时仍具势力的桐城古文）大不相同，报章有传递讯息及新知的功能，涉及中国以外世界的种种新事物，写作往往有时间性，也有截稿和版面篇幅的种种限制，而读者更广及社会各阶层。要适应这种种的新处境，报章文章根本不可能谨守桐城义法了。而新学语、新名词的输入与运用，更非桐城文体所能负荷。文体显然已非变不可了。
梁启超早在1895年就投身报刊的编撰事业，编辑《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1896年任《时务报》主笔，开始大量撰写报刊文章。戊戌政变后避居日本，抵达后不足三月即创办《清议报》，1902年又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已成“舆论界之骄子”。其报刊论著，不但数量惊人，影响更是无远不届。“新文体”发展成熟，成为一代模仿对象，也是在戊戌政变以后的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1902年）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45]这段话说得真好，意蕴丰富，每个字后面都有一段历史，是文学史书常常引用的文段。在这里梁启超亲自宣布：新文体是对当时左右文坛的桐城古文的彻底解放。这种文章是浅白的、生动的，因此不避白话；是开放兼容的，因此有时也不妨押韵；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因此说话不保留，也不避忌说得过了头；是以传播新知为目的的，因此夹杂了不少外国的新学语、新名词。任公是有觉世的传道热忱的，“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笔下有感人的热情。他也清楚了解读者对象，因此尽量把话说得明白易懂。他这种文体是有影响力的，在社会上引起了竞相模仿。
虽然梁氏远在1895年就从事报章文体的写作，但“新文体”到了1902年左右才成熟，形成一种特殊风格。这与他学习西方文化、师法外国经验的经历有关。他到了日本以后，学习了日文汉读，有能力直接阅读日文报刊及作品，也可以透过日文的翻译和介绍汲取西方新知。他好像找到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那美丽的新世界就在他面前展陈。[46]他迫不及待要向中国读者传播新知。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传播者，因此其文章中外国名词也就特别多。他汲取“诗界革命”“撏撦新名词”的教训，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大量借用现成的日本译词，并尽量把这些译词代表的概念解说清楚。他借用过来的译词，许多后来都以外来语的形式成为汉语中的固定词语，广为国人所接受。汉语日臻世界化，梁启超有不少功绩：“新文体”中的中西词语并存，成为特色，便是一座丰碑。
梁启超在树立“新文体”风格的时候，也曾努力向日本的语文、文体改革经验学习。如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中指出，他吸收了福泽谕吉打乱俗文和雅文界限、用通俗文体写作的经验；他融汇了矢野龙溪“杂用汉文、和文、欧文直译、俗语俚言四体”，务求“自由达意”的主张；他也仿效了德富苏峰（德富猪一郎，1863年生）“汉文调、欧文脉”的笔法。[47]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文体”所受的外国影响，其实远不止于对新学语的吸收。
“新文体”是很富有生命力的。它取代了桐城古文，成为当时主要的传意工具；它也起了过渡的作用，让五四的白话文跟二千多年的古文之间有一个平稳交接。梁氏自谓其新文体“学者竞效之”，并非虚语，二十世纪初年许多涉及新学的文章，便是用这种文体写的，如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即是一例，而胡适和陈独秀(1897－1942)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新文学奠基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也正是以新文体风格写的。“五四”以后，它仍是报章和公文、书信中的传意工具。梁启超为这种文体所立的典范，是这种文体得以历久不衰的主因。形成“新文体”风格的一些特征，也因为梁启超对新文学家的深远影响而留在新文学作品里。[48]
梁启超跟晚清其他启蒙、改良思想家如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一样，对未来都有一种预知的直觉。他写《新中国未来记》，已经预言清帝逊位、“大中华民主国”的开国纪元在1912年，而书中主角的姓名黄克强，又与黄兴(1874－1916)完全相同。梁氏在1912年《初归国演说·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0月22日）中，还特别举出他与新成立的民国的这段小说因缘。[49]他在1901年5月写《自励》，在“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述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之后马上接着说：“十年以后当思我”，他当时宣扬的西方自由民权，的确在十年后开花结果，催生了中华民国。在文学方面他的直觉也很准确。他在文学理论、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各领域所做的建立理论、翻译、创作的工作，在在都显示了他对未来文学新变的预见力。他的法宝其实只有一样：他知道走向世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挑起了整个中国文学，爽爽快快地顺着这个方向走完新旧文学之间过渡的路。新文学家都紧记着他催生新文学的功绩，[50]历史更不会忘记他在文学改良事业所展示的惊人魄力。
注释：
[1]《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集，第54页。《变法通议》始作于1896年，“论幼学”一章刊于《时务报》1897年1月3日至3月30日第16至19期。
[2]陈伯海等：《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35页。原见《万国公报》第77册，1895年6月出版。
[3]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3页。
[4]蒋英豪：《自写风怀与兼贻史料》，载《传统与现代之间》（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第68页。
[5]见丁文江、赵丰年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8页。
[6]Philip C.Huang,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48.
[7]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载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第69页。
[8]参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第68页；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214页。
[9]《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第34页。
[10]夏志清语，见《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第66页。
[11]见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00页。
[12]梁启超1903年在《小说丛话》中语，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65页。
[13]梁启在《小说丛话》中说：“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俗语），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引同上。
[14]此剧刊于《新小说》第19至21号（1905年8－10月），同年由横滨新小说社出版单行本。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据陈华新《梁启超写过广东戏》，认为此剧作于1899年，见第56页。
[15]《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4，第20页。
[16]《饮冰室合集》只收此书第一至四回，见专集第89。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则收全五回。以下引用《新中国未来记》俱据《晚清文学丛钞》。
[17]《新中国未来记》，第1页。
[18]康有为1900年作《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其中两句说：“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应是指此事，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五，第35页。
[19]《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44页。
[20]《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232页。
[21]中国古代史传之文用倒叙法的不少，但小说用例（特别是小说开头的用例）则很罕见。
[22]李提摩太的节译本，1894年中上海广学会出版。梁启超在北京强学会时期曾任李提摩太中文秘书，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619页。
[23]参阅《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232页；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第1009页。
[24]《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第1296页。其中用此种手法最成功的是《九命奇冤》，参阅方梓勋：《论九命奇冤在写作时序安排上的特征》，载《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小说》（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第298－312页。
[25]《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69－71页。
[26]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第242页。
[27]《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第245页。林薇甚至认为《黄绣球》可能是梁启超所作，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679页。即或不然，颐琐也是梁启超很忠诚的追随者、模仿者。
[28]《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第255页。
[29]《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41－46页。
[30]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说：“丙申(1896)、丁酉(1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新学之诗）。”见“《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49页。
[31]《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90页。
[32]同上。
[33]详蒋英豪：《饮冰室诗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载《传统与现代之间》，第15－41页。
[34]《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89页。
[35]论见《饮冰室诗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第28－29页。
[36]《饮冰室诗话》，第49页。
[37]《饮冰室诗话》，第51页。
[38]《新中国未来记》，第61页。
[39]《新中国未来记》，第47页。
[40]《新小说》第2号（光绪廿八年[1902]十一月十五日），“图画”页。
[41]梁氏译的拜伦诗使鲁迅(1881－1936)得以首次接触拜伦，并深受感动。见Vladirmir Ivanovich Semanov,Lu Hsün andHis Predece-ssors,trans.J.Alber(New York:M.E.Sharpe,Inc.,1980),p.10.
[42]《饮冰室诗话》第4页。
[43]有关史诗(epic)特征，可参考M.H.Abrams在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3)为史诗所下的定义，见第53页。
[44]诗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5（下），第17页。
[45]《饮冰室合集》专集34，第62页。
[46]《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第80页。
[47]《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244、247、259页。
[48]牛仰山认为鲁迅《摩罗诗力说》、《我们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等文章都可见梁启超文风的影响，见《近代文学与鲁迅》（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第117－119页。
[49]《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9，第3页。
[50]胡适在《四十自述》（台北：远东，1971）中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见第57页。钱玄同(1887－1939)在1917年致书陈独秀(1879－1942)说：“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识力过人处。鄙意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见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资料·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第31页。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里说：“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代的代表，我们应当推数梁任公。”见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253页。朱自清(1898－1948)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认为诗界革命对1919年的新诗运动“给予很大的影响”，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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