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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19日，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我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将从1996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不低于30%，降税范围将涉及4000多个税目，占中国关税税目6000多种的三分之二；同时，再取消进口商品170余项的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占中国现行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30%以上。同年12月底，国务院就改革和调整我国进口税收政策发出通知，在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关税结构合理化的前提下，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将逐步降低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此，决定自1996年4月1日起，将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23%。
我国这次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搞清降低关税的目的和意义，对于提高认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很有必要的。
降低关税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
国际经济社会认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二战后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3个重要国际协调组织， 被称为协调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我国在1980年5月正式恢复了在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1982年取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资格。从1986 年7月开始，我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在历时9年多的谈判中，经历了外贸制度答疑、评估、 综合问题清单的书面解答、新经贸体制改革补充文件答疑、“复关”议定书草案讨论与评估。在1994年4月15日召开的马拉喀什部长级会议上，我国政府代表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本”和关于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两个文件上签了字。
在“复关”谈判的同时，为使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与世界经济接轨，我国积极、及时地推进了外贸制度的各项改革，特别是在降低进口关税方面做出了多次实质性努力：1992年1月，我国单方面降低225种进口商品关税，并取消全部进口调节税；1992年12月，降低3771种商品的进口关税，使我国关税总水平下调7.3个百分点；1993年12月， 再次调低2898个税目的商品进口税率；1994年1月又对农药、 农药中间体等关系国内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原料及部分重要机电产品的零部件等共234 种商品降低关税税率，实行进口商品暂进税率；1996年4月又将对4000 种进口商品平均降税30%以上。在1992年以前，我国算术平均关税率为47.2%，1992年底降至39.9%，1993年再降至36.4%，1994年降至35.9%，1995年降至35.3%，1996年又降至23%，在不到5年时间内，我国平均关税率降低了24.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平均关税水平只比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14%高9个百分点，比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4.7%）高18.3个百分点。
我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愿意遵守其规划的诚意，尽管我国“复关”遭到西方某些大国的一再阻挠，但我国继续扩大开放，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转的原则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我国降低关税不仅是在“复关”问题上表明诚意的实质性行动，而且也是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重大举措。1994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印尼发表了《茂物宣言》，原则通过在本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总目标。我国江泽民主席在会上提出了亚太经济合作五项原则，主张循序渐进地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我国政府言必信、行必果。1995年11月在大阪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我国领导人宣布单方面降低关税，是对《茂物宣言》庄严承诺的履行。我国率先采取重大的贸易自由化措施，使一些多年来空喊自由化的成员相形见绌。实际行动表明，我国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市场正在一步步对世界开放，中国推动亚太经济合作，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降低关税是为了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贸易通
行规则的新型外贸体制
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指出，“九五”期间，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初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已逐步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方向过渡，但进口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出口管理体制，这主要表现在进口贸易还保留较多的计划经济的痕迹，较多地采用配额许可证管理和数量限制措施，加上高关税壁垒，使进口贸易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国家计划部门的计划指令。与此相反，出口贸易基本上已经摆脱了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控制，出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已经压缩到最小范围，而且其中有些商品是由于受国际市场容量制约而采取的主动配额限制，一些出口商品的配额还采取了招标措施，引进了竞争机制。1994年国家还取消了对出口规模的指令性计划。进出口贸易运行中体制改革进展的差距，不仅会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而且还会削弱通过国际交换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采取大幅度降低关税，减少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数量控制等措施，有利于加快我国进口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关税逐步替代非关税措施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之一，促使进口管理向以关税、汇率等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外贸管理制度的透明度，为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外贸运行机制奠定条件。同时，进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有利于衔接进出口贸易的运行，促进“九五”期间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真正实现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我国经济的目的。
降低关税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国内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
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过去国内生产企业一直都在国家进口数量限制和进口高关税限制的双重保护下运行和发展。实践证明，高度保护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的低效率运行和低效益发展。由于高关税保护，相当一些生产企业可以安于现状，即便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也要参与竞争，但由于竞争水平不高，竞争强度不够，对企业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降低关税后，生产企业面临国外产品竞争，不加大改革力度，企业就难以生存。同样，在过去较多采取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保护下，一部分外贸企业可以凭借行政部门指定的经营特权获得重要商品的配额许可证及有限的进口商品，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润，从而掩盖内部管理不善，经营机制不灵活的短处。放松进口限制后，有助于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摆脱依赖保护的旧观念，促使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努力实现产品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创新、企业组织结构创新。
还要看到，“三资”企业在建立过程中享受了大量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加上这些企业一般具有产品、技术、经营管理和资金上的优势，因此比较容易打开国内外市场销路，特别是在国内市场上更易于占有很高比例份额，一些产品或行业甚至会形成新的垄断。如果我们继续采取高关税保护，实际上就等于保护这种新的垄断，不利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加快技术进步以适应新的竞争，久而久之，其产品和经营管理也会从先进变为落后，重蹈过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覆辙。这种教训是某些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创造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其它企业平等竞争的条件；另一方面要降低关税，放松进口限制，使国内各类企业，包括“三资”企业，都面对国际竞争的环境，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降低关税是为了进一步合理发挥关税的经济杠杆调节职能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当进出口贸易大量采用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的时候，关税即便有，也形同虚设，而且往往税率偏高，随着进出口贸易从计划管理转向市场调节，必然要求关税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这就要求制订合理、科学的关税率及其结构。从理论上说，调节关税率如同调节利息率、汇率的作用一样，使货物、资本的价格发生变动，从而调节供求；不同的关税率会使不同的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发生不同变化，从而调节进出口的数量和结构。因此，这种关税率及其结构应当充分体现现阶段我国关税的经济杠杆职能作用。在现阶段，我国关税经济杠杆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坚持关税的宏观调控作用，以调节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经贸关系为主，兼顾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和保护幼稚工业。
为了使关税的经济职能到位，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平均关税率降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降低关税率是否会减少国家关税收入呢？恰恰相反，合理的关税率有利于刺激进口数量，扩大税源，增加税收。当前影响关税收入的主要矛盾是税基（即进口商品的应税面）太窄，而不是税率低。税基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十几年我们没有建立合理、科学的关税率和关税结构，而是制订了大量减免税的优惠政策，虽然有一定积极效果，但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一是使关税政策更加复杂化，政策透明度愈来愈低，关税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难以发挥；二是使税基愈来愈窄，造成我国空有名义高关税率的恶名，而没有高关税收入的实惠。如果把我国实际征收到的关税收入除以进口额来计算，1994年我国实际征收的关税税率只有4%，1995年只有3%，加上代征进口增值税，也只达到6.4%。可见名义与实际的税率悬殊甚大。关税要有合理性， 就是兼顾国内实际情况和国际惯例；关税要有严肃性，就是使税制具有法律的尊严，不能随意更改。因此要清理过多过滥的减免税措施，停止和取消不合理的减免税优惠，实现依法计征，依率纳税。
降低关税率和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也是不矛盾的。现代关税理论认为，保护分为名义保护和有效保护。那种设置高关税率对本国工业实行名义保护的方法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条件下已经过时。现在各国研究的是在降低关税率的条件下对本国幼稚工业的有效保护，即通过合理设置关税结构，从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出发来实现对本国幼稚工业的保护，从而体现关税的有效保护职能。因此，在当代生产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有效保护理论与实践，科学地运用和发挥关税的经济杠杆职能，以实现对我国幼稚工业的有效和适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