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华论文,知识分子论文,重构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1569（2000）01—0094—06
在中华民族进入20世纪的最初岁月里，那些忧国忧民而又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不能不对呼啸而来的新时代作出应有的判断和反应。世纪更替，召唤着他们毫不懈怠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座标。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重塑中国形象，创建“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便是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竞相阐发的理论命题。
一
众所周知，“中国”在最初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用来形容和比拟中国文化的权威地位的象征性词汇，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她不仅意味着自身在地理版图中处于世界的中心，更深刻的内涵是指与周边民族或邦国的文化比较中的领先位置。这种领先位置，不是一般意义的差距，而是文明与野蛮、开化与未开化之间的截然对立与分野。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中国人历来的看法是，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是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少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少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1]也可以说， “中国”在古代并不具备后来民族国家的涵义，而是“天下主义”或“文化主义”。因此，作为古代文化帝国的中国在长时期里一直不需要和不曾想到民族国家的国体名称，而只是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国”而存在。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的确以其辉煌的成就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那种“万邦来朝”、“百鸟来朝”的恢宏盛景也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世界中心”地位。
世所公认，“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2]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 这个伟大而崇高的“中国”，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也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与中国。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转折时期，首先感受到时代大风暴来临的要数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上承黄宗羲、顾炎武，下启康有为、梁启超，开“慷慨论天下事”的新时代，龚自珍对西方国家的状况近于无知，但对晚清“忽啦啦大厦将倾”的现实刻画，让人感受到圣武之后清朝“末世”与“昏时”的来临。因而，在踏出中世纪门槛的道路上，龚自珍赢得了与西方的但丁相比肩的位置。魏源、林则徐等代表了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国人开始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基本地理轮廓，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外部世界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甚至提出了“师夷之技以制夷”的远见卓识。但《南京条约》后中西表面上的相安无事又使晚清统治者“雨过忘雷”。龚、魏的警世之言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河中，溅起几朵浪花后又转入平寂，正统士大夫们又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昏昏睡去。
在依然弥漫着华夏优越感的氛围中，洋务派属于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大变局的群体。李鸿章富有代表性地把这种大变局描述为“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3] 类似言论在这一时期相当普遍，一时间“变动”、“变局”、“变端”、“创事”、“创局”等概括性术语，应运而生，体现着一颗颗慌恐不安的心灵。应该看到，没有这些上层洋务派官僚的危机意识和创业精神，洋务新政能持续30年之久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中体西用”平台上放射的“同治中兴”之花，其目标无非是梦想再现康乾盛世和三代之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与东西方差距的本源。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4]。然而，梦醒时分未必就是理性自觉的开始，维新派把自己的理想与封建皇权捆绑在一起，始终未能结出君主立宪之果。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无法胜任使中国走出中世纪黑暗的历史任务。曾为一代人之师表的康有为在其晚年竟成为封建皇权的卫道士。开辟历史新纪元、建设新国家的使命历史地留在了20世纪。
二
世纪更替，强化了时间流逝和历史变迁在人的心灵中的投影。跨越世纪，实质上意味着人们审视历史、民族和自我角度的重新调整。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对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首先表现在以“20世纪”命题的文字日益增多。根据章开沅先生的统计，当时“除《20世纪大舞台》、《20世纪之支那》两种杂志先后创办以外，在各报刊发表的文章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开智录》，1901年）、《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 《二十世纪之新鬼》（《清议报》、1901年）、《二十世纪之太平洋》（《浙江潮》第2、3期，1903年）、《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浙江潮》第 3、6、7期，1903年）、《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号，1903年）、《二十世纪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5号，1903 年）、《二十世纪之新主义》（《政艺通报》第14至16号，1903年）、《二十世纪开幕绝东战事之预测》（《游学译编》第8册，1903年）、 《〈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支那》第1期，1905年） 等。”[5]他们放眼四望，上下求索：
“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位置？吾人爱之，不能不思索也。”
“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与日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6]
“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7]
中华民族在19世纪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凌与侵略，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20世纪的时代特征时，自然首先把目光集中于帝国主义。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破灭之时代也。”[8] 当时人们虽然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但抓住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危乎！危乎！今日之时代，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9]在20 世纪帝国主义称雄的时代，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将继续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豺、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要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10]
危机与机遇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20世纪初的先进中国人，一方面为民族危机的更趋深重而忧虑，另一方面又为祖国在新世纪的起飞而企盼。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举目河山，苍凉落目，对此粉碎寸裂之余，谁不起洛水伊戍之痛哉！”[11]世纪转换，正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时机，因为20世纪“文明之潮流所倾注者，太平洋也；进步之气运所推移者，太平洋也。”“20世纪之大舞台，舍太平洋其谁与归也。”[12]太平洋时代来临之际，中国应抓住机遇，重演法国大革命的威武雄壮活剧。“西颜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13]
展望未来，20世纪初的先进知识分子豪情满怀，认为“20世纪，中国过渡之时代也”，“鸡将鸣矣，天将曙矣”[14]，中华民族应“乘此滚滚汨汨飞沙走石20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相射、相交换、相融和，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15]，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毋庸置疑，这种洋溢着炽热爱国情感的“世纪初展望”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推动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在一片欢呼声中，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开始了新的历史纪元。但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问题的探索并未停止。在中华民国建立的第二年，李大钊就以“大哀篇”为题哀叹国民在民主共和制下的状况，“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16]。中华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的现实，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彻底告别19世纪之中国的决心，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创建“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的口号。
三
事实上，20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爱国知识分子就以“少年中国”为题。表达了使暮气沉沉的庞大帝国走向复苏和获得新生的强烈愿望。
1900年2月10日， 不断与时俱进的梁启超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文章首先对西人称我为“老大帝国”表示由衷的反感，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以下引文皆出自上文）。因为国之老少与人之老少相似，“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从历史上，中华民族有过自己的青春时代，“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宋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垣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但是，如今则变得“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但不能由此认为中国是“老大”了。因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的统一体，人类历史上出现“国家”距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欧洲列邦组建国家的任务早已完成，可以称谓“壮年国”。中国在过去“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自唐虞三代至明、清，“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由此，梁启超理直气壮地宣告，“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所以，“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并留下了下面这段千古绝唱：“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
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无独有偶，20世纪初，教育家蔡元培充满激情地在小说《新年梦》（1904年）中宣称，“我们意中自然有了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李伯元也在小说《文明小史》（1903—1905年）楔子里，把新世纪的“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并进而解释说：“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甚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少年中国”说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形象。在“少年中国”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一种创造生命和“挟山移海”的英雄气概。这一青春创造的时代命题深深地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和回响。
四
新文化运动始，“少年中国学会”和“少年中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李大钊就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题确立了“青春中华”的基本涵义。他说，“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国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一句话，“青春中华”实质上是指中华民族精神的青年化。李大钊特别指出，这里的“青春”，“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17]。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回春”并在很短时间内使“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有余”，主要应归功于“‘青年德意志’运动”[18]。以此为鉴，李大钊找到了复活民族精神的“青春中国”运动的主要方式，倡导“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由此，沉睡的中华之狮才会猛然觉醒，奋然向前。所以，李大钊断然，“吾人须知吾之国家吾之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19]。
把青年人格的创造与“青春中华”的创造视为同一体，是我们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几乎所有进步期刊都跳动着“青春”字眼的一把钥匙。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就立意“敬告青年”当“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20]。1916年改为《新青年》后，更加告诫青年“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取得青年之资格也”，他要求20世纪的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进而在“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構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21]。李大钊在同一时期创办的《晨钟》杂志创刊号上，也热切期待“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箭，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22]。作为一场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真正自觉意识到创造青春人格、青春中国、青春民族与一个民族觉醒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指出：“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先有青年“自我觉醒之绝叫”，后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23]，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骨腴矣”，“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24]。
“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25]。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把世纪的更替、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竞相阐发“青春”命题的深刻意蕴。李大钊在《新纪元》中，鲜明地指出，“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26]。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都经历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交替，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朝代交错，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格局的变动，所有这一切，使他们产生产了新的兴奋、新的期待和新的探求。他们自觉地把星转斗移的自然时间的变化和绝处求生的社会历史的追求联系起来，时时眺望着新世纪的曙光，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正是这种跨世纪的期待意识和探求心态，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至终充满了黎明期和青春气息的诱人魅力。李大钊更是从十月革命的潮汐中，最早感受到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真正开始，“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27]。因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对于俄罗斯发生的事变，我们“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28]。基于这种历史学者的自信，李大钊直言不讳地宣告：“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9]。“少年中国”这个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宁馨儿，在她面前展现出一片绿洲，迎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也开始由思想建构转入现实的创造。
收稿日期：1999—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