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1]2003年在《格萨尔史诗图像及其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史诗是记载“民族记忆”的书，表现着民族的精神、记载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体现着民族的审美。图像是史诗文化、史诗精神、史诗功能的综合载体，是史诗丰富内涵的外化形式，对于史诗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旨在从史诗图像这一新的视角寻译出史诗内容、史诗功能的文化内涵，并对史诗图像自身的发展作一初步研究。 本文除绪论外分四个部分。 第一章《史诗图像资料》。史诗图像资料工作的现状是，一方面经过几代人的辛苦付出，部分史诗图像资料得以幸存，但由于相关的研究工作滞后，这部分资料没有得到系统整理，散存在国内外，面临着再次湮失；另一方面，随着史诗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地，围绕着史诗产生的许多文化事象也在随之消失，史诗图像就是其中一例。如今已很难找到史诗说唱中使用图像的事例，甚至史诗图像本身也成了弥足珍贵的文物。在此情况下。笔者通过资料查阅、田野调查。对史诗图像资料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补充了部分新资料。由于本文研究立足于这部分资料，也由于资料工作对于后续研究的重要性，笔者专辟一章介绍，并进行了资料分析。 第二章《史诗图像内容研究及与文本内容比较》。笔者依据内容将史诗图像分为两大类，一为叙事类图像；二为画像类图像。叙事类图像又分表现格萨尔生平的绘画和表现史诗故事情节的绘画两种。笔者分两节。每节或叁小节或二小节，有选择地就掌握的资料对这几种类型的图像作了内容解读，与史诗文本内容进行了比较。并对内容解读中认识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叁章《史诗图像使用及其文化内涵》。依据史诗图像在史诗说唱中的功能，将史诗图像的用途确定为在说唱前举行的仪式中的使用和说唱中的使用，也就是看图说唱两种。探讨了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及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得出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分别代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结论。 本文最后一章是《史诗图像渊源探讨》。笔者探讨了史诗图像的民俗性、写实性。尝试着就史诗图像中动物身形的十叁战神，及格萨尔人物造型与西藏战神、多闻天王战神的渊源流变进行了初步考证。
央吉卓玛[2]2011年在《幻境中成就永恒—《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史诗研究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以来以史诗的书面文本研究作为研究正统,将史诗的思想性、历史性、文学性以及审美特色等作为史诗研究的侧重点。然而,作为史诗的表演者——史诗歌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被埋没于史诗宏大的叙事背后,成为远古文化的“留声机”、“古化石”。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和个人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将侧重点放在了史诗的表演者史诗歌手身上。通过借鉴近年来学界在故事讲述家及史诗歌手的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围绕史诗歌手的历史地位、文化内质、社会功能、保护措施等内容进行探讨,认为:《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是在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母体中孕育、成长并渐趋成熟的文化质素,史诗歌手标定表演的方式,无论其在今天看来多么神秘难解都是在记忆与复述传统的过程中得到认同和认可。《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的原型就是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王本人。并认为他是氏族时代首领兼萨满的典型的卡利斯玛型人物,他具备作为“史诗歌手”的所有特质。本文认为史诗歌手是英雄的扮演者,他们的表演模板正是萨满在仪式场合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祭祀行为。史诗歌手的生命史叙事属于民间文学文类中的神奇传闻一类,而他们的神奇传闻是情景化的,会随着参与者和场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些“变异性”,它们往往是解读史诗歌手内心变化的关键。本文拟将《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的演述类型分为单口史诗演述、对口史诗演述、群口史诗演述叁类。最后对于《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的保护,应本着“民间事民间办”的原则,对史诗歌手从整体上进行活态化的保护;采取以民间性组织为主导力量,政府在法律、税收等方面进行支持的保护模式;并在保护的基础上,实施有限度的可控性开发,从而形成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新型模式。本文共分为正文四章以及绪论、结论、参考文献和附录等八部分组成,全文共8.3万余字。
周毛卡[3]2010年在《《格萨尔王传》服饰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格萨尔王传”作为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研究藏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着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历史。透过服饰,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地方习俗、审美情趣、等级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角色的扮演,同时宗教信仰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在服饰上也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义,是一种社会成员普遍心理情感和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服饰文化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格萨尔王传》中描述的、丰富的服饰现象,为我们认识、研究藏族古代服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参考的依据。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格萨尔王传》中的服饰文化,不仅对认识古代藏族社会很有裨益,也对考定《格萨尔》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具有重要的认识和参考价值。为此,本文试从民俗学、文化学角度出发,结合文本分析、文化人类学图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格萨尔王传》中的岭国人物服饰为例分五个部分进行了论述。第一章交待了《格萨尔王传》服饰文化形成的大致背景；第二章对《格萨尔王传》中的服饰进行了职业划分,并选取典型加以重点描述和分析；第叁章在分类的基础上,从服饰本身的五要素即质、形、饰、色、画几个方面对所出现的各类服饰进行特点总结,并阐释其中的文化内涵；第四章探讨了《格萨尔王传》服饰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第五章尝试性分析了《格萨尔王传》服饰与当代藏族区域服饰的联系,并得出如下结论：《格萨尔王传》服饰文化中存在远古藏人的服饰遗存；出现了大量吐蕃服饰特征；从当代藏族传统服饰来看,则与牧区服饰相吻合。从而证实了《格萨尔王传》的产生大约是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古代藏族氏族社会时期,即公元前二叁百年至公元6世纪之间,在形成过程中是以大量吐蕃史实为背景的,同时结合现代藏区格萨尔流传最广地区的人文和服饰特征得出现代藏区存在一个“格萨尔文化圈”的概念。
徐斌[4]2005年在《格萨尔史诗图像在仪式中的使用及其文化认识》文中研究指明图像也是格萨尔史诗重要表现形式。格萨尔史诗图像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画像(塑像)类图像即是其中一类,其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史诗艺人在举行说唱仪式时用于供奉。本文认为:1、图像是史诗艺人在举行降神仪式时为降临的神提供的多种形式的依止中的一种;2、降神仪式及其在仪式中以图像作为降临的神的依止的做法源于古老的巫文化,是古老的巫文化在史诗传承中的留存。
王治国[5]2011年在《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着增强，要求中华文化地位的配套发展和相应提升。将中国几千年多民族、多源头灿烂文化翻译出来，推向世界，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中国典籍翻译（当前主要是英译）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重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典籍翻译尤其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格萨（斯）尔》是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共同创造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本文统称《格萨尔》。《格萨尔》是在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中不仅渗透了当地的风俗习惯、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而且受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出口头传承和文本书写多渠道民间创作和多元文化共同模塑的特点。其基本的诞生和传播路线是从藏族到蒙古族地区，经过长期的民间创作和流传，形成多语种史诗版本的复杂格局。《格萨尔》经千年传唱至今仍为说唱艺人所传诵，堪称“口头文学典范”和“活形态”史诗之王。《格萨尔》与其他一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现，有力地推翻了黑格尔“中国无史诗”的论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中国不仅拥有史诗，而且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这样一部宏大史诗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19世纪以来，《格萨尔》在世界上流传日趋广泛，早已引起西方汉学界关注和重视，并先后出现了俄、法、德、英等语译介本。由于《格萨尔》自身所具的学术价值和独特魅力，以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和国内外藏学界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史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视角开展了研究工作，形成了专门的“格萨尔学”，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从翻译学视角去审视这一“活形态”口头说唱文学译介和传播研究至今很少。我们初步研究发现，《格萨尔》史诗有“民译”（藏、蒙、土民族语言内部互译）、“汉译”（藏、蒙、土译为汉语）、“外译”（藏、蒙、汉译为英（外）语）、“往复翻译”（多语种之间往复翻译）和“回译（各外语本译回汉语）”多种复杂翻译现象和译本形态存在。其翻译途径和过程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口译和笔译或者文学翻译，也不仅仅是转译和重译，它还有更为复杂的多向、交叉、往复翻译等特点，这些都包含着崭新而经典的翻译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描述和研究，对民族史诗翻译和口头文学的翻译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对当前重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和书写中国翻译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是一个综合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又是《格萨尔》走向世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民译和汉译构成了《格萨尔》域内翻译的广阔天地，类似的文本翻译在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等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典籍翻译中比较常见。本文从局部性的介绍进入整体性的研究，由微观研究进入宏观研究，也就是从《格萨尔》民译转移到史诗的外译，最终目的是通过史诗翻译研究，探循史诗通向世界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为此，文章从史诗发生、发展与传播入手，进入到域内翻译和域外译介传播的广阔领域，涉及民译与汉译，外译与英译等多种文本和多种翻译途径，绘制《格萨尔》翻译传播的认知地图以及译本之间的关系谱系图，并就译本所透视的复杂翻译现象和翻译类型作出分类和进一步研究。重点是通过《格萨尔》叁大英译本之间、《格萨尔》翻译与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翻译之间的多维比较研究，就口传活态文学翻译作出一定的理论阐释和思考。同时，也立足于史诗的文本性（textuality）与口承性（orality）之间相互对立、相互转换的复杂关系，尝试分析史诗翻译的两个维度：文本翻译与口头翻译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而衍生出口头文学本体论以及口头文学翻译的相关理论问题。依据以上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本文首先进入《格萨尔》史诗本文研究。就《格萨尔》的形成渊源、内容结构、艺术成就、传承情况、流传方式、说唱艺人、文本形成、版本以及异文本展开研究。运用当前国际史诗学的最新成果，从口头诗学“程式”理论入手，对《格萨尔》程式化结构以及说唱艺人的记忆特征进行阐述。借鉴“本事迁移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分析众多《格萨尔》版本和异文本形成机制，对史诗的版本流传作一较为清晰的划分，为进入史诗翻译研究做好学理铺垫。其次，对史诗近二百多年译介传播史展开研究，包括国外翻译研究和国内翻译研究的综合考察，阐明史诗翻译的叁大路线（途径），从民译、汉译、外译（英译）叁个层面对众多译本进行扫描和分类。这部分是《格萨尔》翻译研究的本体部分。将《格萨尔》英译置于跨文化语境下进行对比研究，重点选取叁个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英译本，分别是欧陆汉学大卫·尼尔英译本、北美大地道格拉斯·潘尼克英译本和中华本土王国振等英译本，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以期发现不同历史语境下史诗翻译的原本面貌，以及由新的翻译现象而触发的理论思考和阐释。《格萨尔》史诗翻译离不开与世界其他主要史诗翻译的比照研究。因此，文章最后将《格萨尔》置身于世界叁大史诗翻译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对比世界叁大史诗翻译“文本”与“口承”两个纬度，借助民族志诗学理论对史诗和口头文学翻译进行方法上的探讨。通过对史诗翻译的理论阐释，文章提出了口头文学本体论、口头文学翻译本体论两个概念，并对民族史诗翻译的途径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翻译史的书写作了展望。民族文学、口头文学的翻译研究，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也是书写中国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格萨尔》史诗属于口头说唱文学，其英译则属于一类非常复杂的新的翻译领域，因此，英译研究就具有实证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的双重性质。“民译”、“汉译”和“外译”等概念的提出将为解决民族典籍翻译的途径提供借鉴。通过这一极具典型代表性口头文学史诗英译的研究，本文一方面借鉴民族志诗学的方法，归纳、总结史诗翻译的特点及规律，探索当前史诗翻译的可行性原则、策略和方法，为其他民族史诗翻译提供重大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站在现代译论的高度，对这部民族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和阐发，对中华民族史诗翻译及其研究给予一定的理论升华和学科建构，而这二者对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完整的民族典籍翻译，对于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具有重要意义。
杨亭[6]2006年在《论《格萨尔王传》的生态美学思想》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旨在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去发掘、提炼和梳理出史诗中所包括的朴素的生态美学思想，并且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尝试建立起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生态美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笔者认为，研究《格萨尔王传》的生态美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二个层次，即《格萨尔王传》生态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层面和《格萨尔王传》生态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层面。 第一层次，就以《格萨尔王传》生态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层面而言，藏民族提出了“物我合一”这个具有现代生态学意义的基本要素。并且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性，理所当然也在自然崇拜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的平衡。将从以下叁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即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生态意识、自然崇拜的宗教传统、藏族神话中的物我合一的核心观念。 第二层次，就以《格萨尔王传》生态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层面而言，主要包含以下叁个方面的内容，即人与自然的血亲关系、生态整体的朴素意识、万物平等的伦理思想。 青藏高原的独特生态环境孕育了藏族先民独特的生态意识，但是以生态美学的研究视角，来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笔者认为，研究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生态美学思想、发掘藏族的生态思想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有助于提高现代人的生态意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生态美学思想不仅可以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态意识，更重要的是，藏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文化蕴含的生态思想是整个社会生态意识的组成部分，有可能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杨静[7]2016年在《西藏媒介变迁与《格萨尔》史诗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媒介变迁与文化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介变迁推动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为媒介变迁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二者互动发展。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产生于公元前,历经口语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四个时期,是西藏文化的集大成者。文中,笔者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以《格萨尔》为例,立足于西藏媒介变迁,从历时态的角度分析《格萨尔》史诗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和传播特点。文章共六章,第一章为总论,包括文章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关键概念的鉴定、《格萨尔》史诗简介、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第二章到第五章为文章的主体部分,分析每个时期史诗的传播主体、传播形式,在此基础总结出每个时期史诗传播的特点如下:口语传播时期,史诗的传播特点主要有:传播主体的匿名性、集体性;传播模式以人际传播为主,兼具了大众传播的雏形等。传统印刷传播时期,史诗的传播特点有:传播内容的佛教化;史诗的作者群、传播主体扩大;传播载体增加,由“体内化”媒介转向“体外化”媒介;口头与文本传承方式并驾齐驱。现代印刷传播时期,史诗的传播特点有:兼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类型,开始搭乘大众传播媒介的“便车”;享受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史诗享有历史地位明显提高;史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跨语言传播等。电子传播时期,史诗的传播特点主要有:媒介形态多元化,媒介化历程加深;传播过程纳入制度化的大众传播轨道;传播的内容集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于一体。网络传播时期,史诗的传播特点主要有:史诗传播的主体互动性加强,史诗传播纳入民族文化传播体系;网络传播改变着史诗传播的传统渠道;传播内容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传播媒介现代化,加速了史诗传播的现代化速度。第六章为文章的总结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总结媒介变迁与《格萨尔》史诗传播的关系,并对媒介在文化传承、保护中的作用作出简单的思考。
丹珍草[8]2017年在《《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代语境下,传唱千年的《格萨尔》史诗及其传承正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除了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和各种版本的书面文本并存外,还有格萨尔藏戏、格萨尔唐卡、格萨尔音乐、格萨尔石刻、格萨尔"朵日玛"、格萨尔漫画、格萨尔彩塑酥油花等等。在藏族民间,《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几乎影响了各种艺术门类。本文试图对《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征进行探讨和分析。从口头传说到书面文本再到传承形式的多样化,这不仅是选择、判断和再创造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结果,也传承了史诗蕴含的民间文化精神。当代语境下的史诗传承,也伴生着一种文化焦虑。现代性往往导致对经典的疏离和迷失,所以在纷繁复杂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淘洗锤炼、重铸经典,已经成为史诗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丹珍草[9]2018年在《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当代语境下格萨尔石刻传承及其文化表征》文中认为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方式日趋走向丰富与多样。在藏区民间社区,格萨尔石刻已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和丰富的内涵,不但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参与民俗生活事项,并且成为社会教化、艺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表征。格萨尔石刻蕴涵了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以及格萨尔文本、音乐、唐卡、歌舞、藏戏等其他形式所无法承载的民族文化心理信息。在现当代语境下,格萨尔石刻的传承正面临着如何梳理与反思传统与现代、创新与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石刻表征意义的探究,挖掘藏文化系统和史诗文化系统建构中所浸润的民族文化元叙事和元语言思维。
丹珍草[10]2018年在《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之间——现代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文中指出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迭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效应,已成为藏族文学巨大的再生资源。《格萨尔》史诗的现代叙事诗歌写作,为史诗叙事性题材增添了主观抒情表达的客观陈述模式,《天子·格萨尔》是对藏族口头文学《格萨尔》史诗的一次创造性转化、重构和再创作实验文本,是又一部《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虽然新文本以《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更多地蕴含了作者对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的现代性阐释和个性化书写,作者试图把史诗"元叙事"提供的无尽想象空间,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审美意象呈现,使民间史诗的"活样态"以新的文学样式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紧相维系,以开启人们对古老史诗新的阅读感受和新的接受视角,演绎史诗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性表达,赋予《格萨尔》史诗新的诗学意义。
参考文献：
[1]. 格萨尔史诗图像及其文化研究[D]. 徐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幻境中成就永恒—《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D]. 央吉卓玛. 青海师范大学. 2011
[3]. 《格萨尔王传》服饰文化研究[D]. 周毛卡.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4]. 格萨尔史诗图像在仪式中的使用及其文化认识[J]. 徐斌. 中国藏学. 2005
[5]. 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D]. 王治国. 南开大学. 2011
[6]. 论《格萨尔王传》的生态美学思想[D]. 杨亭. 西南大学. 2006
[7]. 西藏媒介变迁与《格萨尔》史诗传播研究[D]. 杨静. 西藏民族大学. 2016
[8]. 《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J]. 丹珍草. 西北民族研究. 2017
[9].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当代语境下格萨尔石刻传承及其文化表征[J]. 丹珍草.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10]. 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之间——现代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J]. 丹珍草. 西藏研究.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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