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业发达地区劳动力不充分就业问题初探——成都平原12县（市）农村劳动力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都平原论文,就业问题论文,劳动力论文,农村劳动力论文,发达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户籍，就业用工，生活必需品供给等14项制度为前提条件的“二元社会结构”（郭书田、刘纯彬，1992，第1～75页）， 使得中国截然划分为相互隔离的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下，60～70年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劳动力的转移数量微乎其微。1979年以来，农村人口及劳动力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逐年递减，农业经营的个体化造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并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主要表现在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有效工时数日益不足以及边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递减，即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80年代初兴起的乡镇企业吸收了大约1.2亿的农村劳动力。90 年代出现的“农民外出打工潮”虽然为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过剩状况依然严重。官方的调查估计，全国约有1/4约1.2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陈俊生，1995.1.28）。 廖丹清按农民人均耕地和每亩耕地投工时数的估计，农村现有劳动力每年有2/3的工时剩余（廖丹清，1995，第58页）。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和不充分就业程度存在地区差异。据江西省公安厅的抽样调查，全省农民每年有70%的时间处于闲暇、半闲暇状态（杨西，1995，第45页）。湖南省郴州地区农委调查，1994年全区农村只需55%的总劳动力即可保持耕地生产率不致下降。安徽省的调查显示，1993年全省约有11%的农民举家外出打工（苏平康，1994，第15页）。据四川省统计局的资料，1994年全省农村“离土不离乡”的打工农民为700万人，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1440 万人）的一半（四川省统计局，1995，7）。总的来说， 无论是官方的资料还是研究者的估计都显示，在中国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越好，人口越稠密的地区，人均耕地越少，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问题越严重，剩余劳动力所占比例越高，其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越大。但是这种归纳是否具有理论概括性，应当通过关于不同区域的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状况调查并加以科学的统计分析方能作出判断。
为此，我们侧重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西部素以“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著称的四川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利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问卷式抽样调查，以期通过样本对该区12县（市）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作出有理有据的分析与概括，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结论。
一、数据来源
本文进行分析的主要依据来自1997年3～9月我们在成都市12县（市）农村地区从事的有关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问卷抽样调查所获得数据。
1.调查总体。此次调查研究涉及范围是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农村，就行政地域论，包括成都市所辖12县市（注：指郫县、温江、新都、新津、双流、蒲江、大邑、金堂8 县和都江堰（原灌县）、彭州（原彭县）、崇州（原崇县）、邛
（原邛县）4个县级市。）（不含成都市所辖市区），共计244个乡镇，4091个村的167.04万农户。调查总体是成都市所辖12县市167.04 万农民家庭和352万15～64岁劳动力男性和女性个人不充分就业状况及社会影响或后果。
2.抽样方法。本着概率论的随机原则、尽可能充分反映调查总体内部异质性的原则及经济节省原则，调查采取分层一二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依据地形，将12个县市的244个乡镇划分为平原、丘陵、 山地三类，然后按简单随机抽样原则分别在抽出的乡镇中随机抽出样本村，并对样本村进行逐户调查。
3.抽查范围。本次调查按三类地区的人口比例共抽出了3 个平原村，2个丘陵村，1个山地村，共计6个村，1290户，4951人， 其中男性2544人，女性2407人。劳动年龄人口（1994年1月1日15 ～64 岁人口）为3425人。共调查了3601人的经济活动人口劳动情况。本文以1290户农民户和3601个经济活动人口的基本数据作出分析。
二、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分析框架
1.基本前提。前提一：农民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在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之目的在于追求其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反过来讲，趋利避害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前提二：根据前提一，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具有公理性的前提（或假定），即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到达最充分和最有效。形象地说，他们不会是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或磨洋工的劳动者。以上述两个前提为基础，我们可推出第三个前提：在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农民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
2.概念界定。（1 ）农村劳动力：指本调查所设定的时限内（1994年1月1日～1996年12月31日）户籍所在地为本研究所涉及的乡镇内的农业人口当中15～64岁的男性和女姓个人，但不含他（她）们当中的在校学生、现役军人，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工作的人。（2 ）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这是一个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的指标。农业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涵义，一是每个单位农业劳动力每年有效工时数（注：本研究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这一点已在问卷调查指南中予以强调）。）低于公认的单位农业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工作时数标准的一种状态；二是农业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加在其他经济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并未带来农业产出相应比例的增加，即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处于下降的状态。
本研究采用第一种涵义作为对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量度指标。以我们最近所作的农村个人访谈资料为依据，并结合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标准平均工作时数，将四川农村地区充分就业劳动力标准界定为，每个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间250天（一年当中扣除每周两天休息和11 天的节假日）每天工作8小时， 即农村标准充分就业劳动的有效工作时数为8×250＝2000小时／人年。据此，我们将低于标准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工作时数的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状态分为：（1）低度不充分就业， 即为充分就业劳动力标准时数的99%～80%；（2 ）中度不充分就业标准时数79%～50%；（3）重度不充分就业49%～0；（4 ）完全不充分就业：全年无有效工作时数。
3.分析框架。目前国内社会学和经济学界对农村劳动剩余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其一，对此问题所做调查研究的范围集中在华北、华东、华中的农村劳动力迁出地区和华南（广东、福建等省）迁入地区，但对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四川省不同农业区域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则极少研究。其二，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笼统而且含糊，未作明确的理论界定；有的研究者虽然建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理论命题，但缺乏实证调查材料的支持；特别对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就是“二元社会结构”内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未作明确的论证。至于中国农村不充分就业引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则没有人做理论（定性和定量）分析。本研究希望弥补这些不足之处。本研究以剩余劳动力的定量化分析为出发点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1 ）以有效工时为考察劳动力利用程度的基本计量单位（注：指劳动者在农村地区从事的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工业、手工、商贸、建筑、教育、文化事业等）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劳动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消耗，如煮饭、洗衣、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2 ）以有效工时数判断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状况和程度。（3 ）严格按照现代统计的概率抽样原则进行以有效工时为主体的问卷调查，并通过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作统计分析从而估计调查总体（注：本文只是对抽样调查的样本作概述性统计分析：通过样本对总体的统计估计留待下一研究阶段完成。）。（4）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作出理论概括， 建立西部农业发达地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模式与我国其他农业区相比较。
三、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状况
本次调查中，1996年非长年（一年以上）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3416人。通过对他们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劳动时间、农村劳动时间（注：文中出现的“农村劳动时间”、“总工时”均是同一概念，数量上等于农业劳动时间与非农劳动时间之和。）的统计，其就业状况大致有如下特点。
1.就业概况。农村总就业仍以单一产业为主，部分农村劳动力有一定的兼业。平均农业劳动时数为1339.64小时／人年， 是标准工时的66.98%，处于中度不充分就业状态；平均非农工时为484.58 小时／人年，为重度不充分就业，而平均农村劳动时间为1824.61小时／人年， 是标准工时的91.23%，为低度不充分就业。这是由于有41.32%的人从事了非农劳动，其平均非农工时是966.56小时／人年，为全年有效工时的一半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业就业之不足。
从表1可以看到，57.81%的农村劳动力全年总工时超过标准工时的80%，总工时不足全年有效工时一半的尚有23.92%的人， 而农业劳动工时超过标准工时80%的只约有40%的人，并且约40%的劳动力农业工时低于1000小时。完全不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也几乎不从事非农劳动，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虽属于有劳动能力的劳动适龄人口，但已不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大多成为不计经济报酬的家务劳动者。
显然，农村地区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状况较为严重，尤以农业劳动力不充分就业为甚；同时在人力投入或时间投入上，对非农产业的投入范围尚不够广，开发也不够深。农村劳动力总的就业状况如何，与是否参与非农劳动以及参与非农劳动的深度有重要的联系。
2.农业就业和农村就业的地区差异。我们发现不同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的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差异很大。从表2 可以看到，33.98%的平原农村劳动力全年总工时低于1000小时，而丘陵、 山地的比例则低得多，分别只有8.49%和9.11%；农用工时不足1000小时的，平原地区最为严重，高达59.11%；丘陵和山地则分别只有11.44%，16.22%。这说明平原劳动力不充分就业情况最为严重，山地次之，丘陵最好，且后两者差异较小。
表1 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布（%）
充分就业 低度不充分就业 中度不充分就业
农业就业状况25.5614.90 18.68
农村就业状况42.2115.60 18.27
重度不充分就业 完全不充分就业 总计
农业就业状况 34.955.91
100(3416人)
农村就业状况 18.625.30
100(3416人)
表2 三类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布（%）
充分就业 低充不充分就业 中度不充分就业
平原 农业
9.25 9.8821.76
农村 29.9913.5322.49
丘陵 农业 55.8419.8012.92
农业 65.4414.5111.56
山地 农业 41.7126.4115.66
农村 53.5524.9512.39
重度不充分就业 完全不充分就业 总计
平原 农业
52.686.43 100(2054人)
农村
28.295.69 100(2054人)
丘陵 农业5.416.03
100(813人)
农业2.955.54
100(813人)
山地 农业
12.393.83
100(549人)
农村5.653.46
100(549人)
考察一下农业收入、总收入（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之和）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平原农民只用了丘陵或山地农民一半左右的工时，获取了差异甚小的农业收入（以丘陵地区农业收入为最多，平原次之，山地最小）。但总收入三者差异较大：平原＞山地＞丘陵，这与非农工时平原＞山地＞丘陵是相对应的（见表3）（注：对平原、 丘陵、山地三类地形区农业和非农工时等项样本统计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作了方差分析，假设检验结果为Sig of F＝0.00即三类地区的样本不是来自同一总体，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农业收入并不与农用工时投入存在正的关系。而非农工时投入越多，对总收入的贡献越大。这也表明造成各地农民收入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非农工时的长短。值得一提的是农用工时的长短除了与自然环境、耕地面积有关外，也与农作物种类多少有关。这是农业劳动条件优于山地、劳均耕地少于山地的丘陵地区农业劳动时间更多的主要原因。在丘陵，一般种植农作物多达8～12种，而山地只有3～5种。这里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解决劳动力不充分就业问题的同时提高农户收入。
3.劳动力就业状况的个体差异。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作为农民劳动者个体特征的参数，其就业状况有以下特点。
表3 三类地区农村劳动力工时、农户收入及劳均耕地面积
农用工时(小时)非农工时(小时) 总工时(小时)
平原 968.13 600.36
1568.49
丘陵1995.64 265.67
2261.30
山地1758.15 378.01
2154.95
农业收入(元) 总收入(元) 劳动耕地(亩)
平原 3149.09 6640.621.03
丘陵 3575.71 4442.811.15
山地 3092.73 5312.631.27
注：表中为平均数。
表4 男、女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布（%）
充分就业 低度不充分就业 中度不充分就业
男性 农业 25.97
14.69
16.09
农村 46.10
14.92
16.15
女性 农业 25.10
15.13
21.49
农村 37.96
16.35
20.58
重度不充分就业 完全不充分就业 总计
男性 农业26.74 6.51100(1783人)
农村16.99 5.83100(1783人)
女性 农业33.01 5.27100(1633人)
农村20.39 4.72100(1633人)
（1）性别间差异不大，但男性更多地从事非农劳动。 从工时均值看，男性农用工时为1315.61小时，略低于女性1365.88小时，男性非农工时为573.16小时，则比女性388.69小时高32%左右，因而男性总工时为1888.76小时，略高于女性（1754.04小时）。从表4分布情况看， 男性、女性农业不充分就业人数比例均在75%左右，而男性农村不充分就业的比例（53.90%）则比女性的63.04%低了约8个百分点。 表明农闲时，男性更多从事非农劳动。
（2）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农业从业时间越多； 而非农劳动时间则以中年劳动者为最高。把劳动者按年龄划分为青年、壮年、中老年三组（注：分组标准为：25为青年组，25～44岁为壮年组，45为中老年组。），其农业劳动时间平均值分别为：1092.19小时、1282.55小时、1381.09小时、非农劳动时间均值分别为438.92小时、535.85小时、270.40小时。但就业状况分布中，青年劳动者农村不充分就业人数比例比其农业不充分就业人数比例低22个百分点，而壮年劳动者只有18.5个百分点的差异，说明青年组劳动者更多的人转入非农劳动，只是平均劳动时间要低于中老年组。这说明农业劳动时间直接与农民年龄、体力状况有关，年龄越大，体力越弱，劳动时间越多。青年组劳动者转入非农劳动机会更大一些，但由于中年劳动者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一旦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其时间投入要较青年组高。
（3）文化程度越高，平均农用工时越少， 而平均非农工时就越多。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劳动者，投入越多时间到非农产业，大专以上劳动者平均非农工时占总工时的比重最高，50%以上的时间用于非农劳动（见表5）。
从不充分就业人数比例可知，文化程度越高，其农业不充分就业人数比例就越高，而农村不充分就业情况并不一定与文化程度成线性相关关系，以小学的比例最低，余者递增，而大专以上劳动者就业人数比重最高，达81%（见表6）。
表5
各种文化程度劳动力非农业平均工时比例分布（%）（注：此比例是指非农工时占总工时之比例。）
文化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 小学初中高中 大专及大专以上
百分比 15.13
23.07 34.0839.3150.83
表6 各种文化程度劳动力不充分就业分布（%）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大专及大专上
农业不充分就业68.8470.82 80.71 83.44
86.70
农村不充分就业59.9656.11 58.32 61.15
81.00
表7 各类文化程度劳动力平均劳动时间、户均收入
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
农用工时(小时)
1466.571440.84
1201.48
农业收入(元) 3061.923651.88
3493.23
非农工时(小时)267.58 431.97641.15
非农收入(元) 1885.832666.90
3379.15
高中 大专或大专以上
农用工时(小时) 997.03500.67
农业收入(元) 5252.76
4176.07
非农工时(小时) 645.93517.62
非农收入(元) 5146.74
3033.33
表8 劳动力外出打工动机分布表（%）
家里活太少 外面比本地好挣钱 看见别人挣钱自己也想试一试
20.057.0 4.1
想见见世面 其他
2.3
16.6
而农业劳动的收益率是随文化程度升高而升高的，即高文化存量的劳动者以较少的劳动时间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充分体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并且文化存量较高的劳动者的非农产业就业空间更大，可以选择收益率更高的职业，其平均非农收入更高。而大专以上劳动者在就业时数、收入方面则并不理想，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成都平原农村不是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越好，关键在于合理配置！这批人不充分就业程度偏高，收入偏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地没有适宜的就业岗位，也可能是由于这些人就业期望值过高等原因（见表7）。
（4）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对其农业、非农业劳动时间、 不充分就业情况没有明显的影响，其偏好度不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存在一定的不充分就业情况，以农业为甚；而农业不充分就业又因其自然环境、耕作制度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如年轻力强、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劳动力投入较多工时到非农产业，并带来总收入增加，形成明显的收入差异。
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1.以1994～1996年凡外出打工超过1 年且流动期间不从事农业或在本地区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均作为考察对象，共计807人， 劳动力的总流动概率为22.41%，其流动具有以下特点。
（1）外出打工动机。因比较利益引起的经济拉力占多数（57 %），由于“就业不充分”的占了1/5，为了增加知识或技能的仅有2.3%。可见比较经济利益是流动的主要驱动力，而当地就业不足促使更多农民离开本土，寻求就业机会（见表8）。
（2）流入地区。调查区域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主要流向本县、 本乡的城、镇（54.13%），流向外省的占23.34%，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占46.88%，边远地区占32.81%，内陆省份仅有19.79%。 说明农民流动由于成本的限制，出于风险最小化的考虑，以近距离流动为主，远距离流动则以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为主。
（3）外出打工的职业。在外出打工人员中，以劳动谋职的占43.25%；以特种技能谋职的占5.93%；以资本谋职的则为7.94%，其中以小商贩为主。表明劳动力外出打工多从事简单劳动，干一些重体力活，职业构成中资本含量低，技术含量更低。
（4）积累资金的利用状况。 调查发现有一半的人把打工挣的钱用于提高生活质量，如购买家电、生活用品等，其中用于修房造屋的就占了8.16%；而21.26%的人把资金用于再生产， 为加大农业投资的就有20.59%，投入非农业的仅有0.67%的人，这意味着1/5 的人是用资本补贴因农业就业不充分造成的收入减少部分，从而保证基本生存不受损害。可喜的是，16.44%的人把打工挣的钱主要用于子女求学， 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2.本区劳动力流动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即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流动呢？我们以各特征的外流人数分别与相应特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相比得出此特征组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概率。以下各表中的数字均指这些概率。
（1）性别与流动。男性比女性更易转移自身的劳动， 流动概率较女性大，男性为20.25%，女性则为15.99%。
（2）文化程度与流动。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流动概率最大， 初中、小学依次递减，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最低。大专以上劳动者流动概率比高中文化者低，大致由于这些人收入期望值过高，从而难以实现的缘故（见表9）。
（3）婚姻状况与流动。未婚的劳动力流动概率最大（35.95%），有配偶者为20.48%，无配偶（离婚、丧偶）者流动概率为13.51%，但与丧偶者相比，离婚者的外出打工可能性更高些，说明婚姻失败会刺激农村劳动力离开本土外出打工。
（4）年龄与流动。年龄越大，外出打工的可能性越小。25 岁以下年轻劳动力的外出概率最高，为35.29%（见表10）。
（5）居住地域与流动概率。从表11可看到经济条件好， 地理环境优越，交通条件便利，农业劳动时间最少，农村不充分就业状况最严重的平原地区，劳动力流动概率最高（27.48%）， 农村不充分就业状况最轻的丘陵地区劳动流动率最低（14.60%）。 而同一地形区不同村落之间差异原因尚待说明，这与各个村落就业信息获得机会、外出渠道、条件等社会、人文情况有关，本次调查未对此作深入研究。
表9 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流概率（%）
文盲或半文盲 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
11.9 19.6229.33 35.8719.05
表10 分年龄组劳动力流动概率（%）
青年组（25） 壮年组（25～44） 中老年组（45）
35.2922.93 10.63
表11 三类地区劳动力流动概率分布（%）
平原丘陵
山地
新坝村 双庙村 犀羊村 茶坝村 大田村 银杏村
30.10
32.75
21.569.1823.21
15.01
27.48 14.60 15.01
综上所述，农民外出打工不仅仅与当地经济状况、不就业充分程度有关，而且与劳动力文化素质关系密切，同时易受某些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影响。而居住地农村就业机会不足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以寻求其充分就业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论与思考
1.我国西部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无疑存在着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即每单位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低于公认的一般劳动力充分就业标准时数的状况。
2.以地形而论，平原地区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程度最为严重，山地次之，丘陵地区不充分就业程度最低。丘陵地区农村劳动力有效工时数大于平原和山地主要是得益于地形之利：可以开展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与经济作物的栽培。
3.各种类型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农业有效工时数与非农业有效工时数一般呈反向的关系，即农业工时越少非农业工时数多。
4.农户的总收入与家庭中劳动力农业就业的充分与否无关而与非农就业的工时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劳动力投入的非农工时越多，农户的总收入越高。此种情况显示，该地区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回报）率下降的趋势。这是西部发达农业区农民弃农势将危及农业发展的信号；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现行农业经济制度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5.西部农业发达的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流，即“民工潮”的源头之一。本研究结果已显示，劳动力外流是一种典型的“推一拉型”人口流动模式；劳动力在农业投入上的边际收益率递减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与向外流动的内在“推力”。城市与农村的劳动力在经济收入上的较大差距即比较经济利益法则是诱导农村劳动力外迁以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与生活水平的“拉力”。农民的“经济人”本质使这种推——拉作用产生巨大的流动效应。我们认为，对发达农业区的劳动力之非农化与外流不宜人为加以限制，只能因势利导，兴其利除其弊。
6.上述统计分析已经证实，在成都平原这一农业发达地区农户总收入最高者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此提醒人们，对农村的人力资本的投资重点不在于培养“英雄无用武之地”或随时可能“孔雀东南飞”的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素质的劳动力，人力投资应侧重于在普及9 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7.综上所述，不充分就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主要表现形式。劳动力剩余与不充分就业是农村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资源的浪费应当通过广泛的经济——社会改革才能消除。
8.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问题乃是过去几十年我国人口失控遗留下来的“苦果”。解决这一问题自非一日之功，只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通过渐进的、稳妥的改革措施逐步解决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目前可以考虑的切实有效措施主要是：（1）农业的产业化， 即将农户与市场相连结，农工贸、产供销生产—服务的一体化。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立足农村，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拉长产业链条，不仅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增加劳动力就业的范围和规模。我们在本次调查发现，都江堰金凤乡银杏村部分农户以种植一初加工药材（主要是黄连）的产业链条不仅有利于增加参与其中的农户的总收入，而且其家庭中的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程度也较其他未涉足此行业农户的为轻。事实上该村若将生产—加工的链条加长为产—工—销，其收入和就业状况势必更佳。（2）加快村、镇建设，改善乡居环境， 以此带动与村镇基础建设相关的多种行业、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充分的就业机会。（3）今后三年国家将投入数千亿元人民币用于铁路、公路、电力、 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以为，这是解决农村特别贫困地区和劳动力严重过剩地区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问题的一大契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有组织地安排当地农村就业不充分的劳动力，用“以工代赈”等方式参与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诚能如此，便可以成为切合我国城乡就业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新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