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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和恐惧。早在19世纪初，拿破伦就告诫西方人要“让中国沉睡”。他说：“那里睡着一个巨人。让她睡着，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到了20世纪90年代，拿破伦的这句话便成了许多西方人的口头禅。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1992年11月28日出版一期中国特刊，刊头就是《当中国醒来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十分关注，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崛起？中国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崛起面临什么困难？以及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能崛起吗？
西方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崛起为世界大国并不是冷战结束后的事。冷战结束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在80年代初就认为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比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要大。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就提出以购买力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克拉维斯研究的基础上，罗伯特·萨姆斯和艾伦·赫斯顿对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他们估算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98美元，比世界银行的数字370 美元高7倍。〔1〕不过这些人的估算并没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在80年代末一些人开始预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可能。1988年初发表的《美国的“区别威慑”》报告就预测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居世界第二。不过在冷战结束前，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的人很少。
冷战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采用了克拉维斯的购买力平价方法。1992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美国的45%。〔2〕有些人比他的估算还要高， 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到美国的55—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1991年中国人均收入为1450美元。〔3〕按12亿人口计算，中国的国民收入为1.74万亿美元。 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一下子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提高了4—5倍。例如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77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计算为6952亿美元。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可达2.8万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
随着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提高了几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似乎已成为定局。西方舆论一改冷战时大谈中国的贫穷落后，开始宣传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到了1994年美国正式提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立场。在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地位的问题进入最后谈判阶段时，美国不同意中国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入关。
在国际格局从两极向新的格局转化过程中，日本、德国和中国都是新崛起大国，西方独对中国的崛起最为关注，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活力是日本和德国所不能比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一些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为使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一倍，英国用了58年，美国花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韩国花了11年，而中国竟只用了10年。中国如果能保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7%，到202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达到目前西班牙的水平。〔4〕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认为，1996—2000年的5年中，中国经济可以维持8—10%的年均增长速度。〔5〕而德国和日本年均增长速度将很难超过3%。
其次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日本和德国所不能比的。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远不如俄国，经济实力远不如日本，甚至可能不如德国，但是其综合国力却是俄国、日本和德国等所不能比的。有人认为作为世界强国有四个标准：经济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军事实力上处于领先地位，文化宣传影响全球，政治影响力世界最大。目前符合这些标准的是美国，20年后中国就接近这个标准，因为中国在这四个方面得到均衡发展。按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讲，中国将成为一个全面强国（complete power 或comprehensive power）。〔6〕
此外，儒学不仅对中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影响着东亚地区。除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势外，中国是冷战后强国中唯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提供了特殊的政治资源。
第三是中国独特的历史使人们容易联想到中国的崛起。人类古代历史上曾是经出现过几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帝国，如欧洲文化的罗马帝国、阿拉伯文化的奥斯曼帝国、印度文化的莫尔王国和儒学文化的中华帝国。然而除了中国以外，这些古老的中央帝国都分崩离析，没有延续下来。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民族再生力。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很容易使外国人联想到中国将再次崛起。
中国何时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聊温斯顿·洛德说：“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将成为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要大国，而是何时和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国”。〔7〕虽然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看法已成为舆论主流，但关于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才成为世界强国却没有共识，因为对目前中国实际国力的评估和对中国今后发展速度的预测差别很大。
对中国现实国力估计的主要差别在于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评估不同。以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被提高到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8〕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世界第二。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尼古拉斯·拉迪注意到这种不一致性，对多种计算中国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认为将世界银行按汇率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乘3比较合理，199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5万亿美元，超过德国，相当于日本的3/4， 但远小于美国。〔9〕有关中国的购买力平价的评比更是多种多样， 理论性和科学性都不强，更多的感性认识。西方学者到中国实地考察后，亲身感受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的差别。香港银行托拉斯管理主任威廉·奥弗霍尔特说：“根据在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广泛旅行，我的印象是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与泰国相似，然而泰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其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倍。……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应在1500—1800美元之间。”〔10〕
有些人则认为，传统的汇率方法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都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水平，两者之间的平均值才比较客观地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将中国以人民币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按汇率折算后再扩大两倍而不是4倍，这种估计认为19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分别约为美国、日本和德国的1/5、1/3和1/2，和法国相似，已超过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应排在世界第四位。〔11〕
国外对中国现有军事实力的估计没有太大的差别，一般都认为中国的军队数量虽然是世界上最多的，但装备还很落后。只有个别的精英部队装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大多数部队的装备是西方70年代的水平。所以中国现有的军事装备与发达国家比至少有15—20年的差距。一般讲来，军事技术的发展要领先现行军事装备20年，所以如果比较军事技术方面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则有30年的距离。
西方对中国政治的估计有三种。官方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政权交接的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确立领导地位。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俄国改革的困难，使中国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政治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是其他大国所不能比的。有人评论说，“中国的新领导集团更加年轻、讲究实际和自信而且受过较好的教育。虽然它不那么开明，但看起来的确是那种可以与之打交道的领导集团。中国新领导集团的组成似乎反映了无法逆转的强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12〕
第二种观点主要是非官方的反华势力看法，认为中国领导权的交接过程还没完成，在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还要出现混乱，这种混乱将严重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提高不了，而变得越来越孤立。
第三种观点是西方多数学者所持的看法，认为中国领导权的继承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但出现了稳定过渡的积极迹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百年之后的2—3年内可以保持稳定，但能否实现长期稳定还是个未知数。冷战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不断提高，这种趋势在短期内将继续发展，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则取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由于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看法不一致，所以西方对中国今后现代化速度的估计也不尽相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以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而发达国家的经济今后却很难取得高增长，所以再有15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例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1995年9月21 日结束其在中国访问时说：“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在2010年以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也许所需时间稍长一些。”〔13〕而如果按劳伦斯·萨默斯对中国经济的估计，那么中国到2005年总体经济规模就与美国相似了，更有些人认为到2000年中国经济就要跃居世界第一。〔14〕经合组织持相对稳妥的看法，认为要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15〕国外多数政治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要略低一些，他们对中国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考虑的比较多。例如奥弗霍尔特认为，中国还需要25年的时间，经济规模才能赶上美国。〔16〕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才有可能超过美国。〔17〕经济学家中也有像拉迪一样的，认为一个国家维持25年9% 增长速度是很少有的，2000年后中国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比率将从目前的4:1降至2:1，因此中国的经济规模要到2040年才可能赶上美国。〔18〕
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的估计不象美国和欧洲人那样高。他们认为中国在下个世纪的增长速度会高于日本，但是要赶上日本绝非10年或20年的事，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19〕
不管是欧美人，还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估计并不象总体经济增长那么乐观。拉迪甚至认为中国人均收入要200 年才能赶上美国。〔20〕
西方舆论虽然不断宣扬中国军事开支增幅很大，但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速度的估计并不很高。根据中国的统计，1995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630亿元人民币（约76亿美元）， 即使按照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夸张的说法，1994年中国国防开支达到285亿美元的话，〔21〕中国的国防开支仍只有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2多。 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1995年10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虽然中国确实最近已获得像俄罗斯基洛级潜水艇和俄罗斯苏-27 式战斗机这样的现代化武器系统，但人民解放军也确实得从低起点进行现代化，他们的一大部分装备快要过时或已经过时。正如总审计局1995年6 月题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在太平洋地区产生的影响》的报告所说的，‘按照人民解放军目前的现代化速度，用比较现代化的装备更换50年代和60年代的装备将需要几年的时间。’人们目前的看法是，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大大提高它的投放能力。”〔22〕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专家也认为，中国需要10—15年的时间淘汰过时的旧装备。〔23〕
中国崛起的困难
西方人认为中国崛起将面临很多困难，有些人甚至认为许多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和1993年完成的《为21世纪作准备》两本书中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如果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也仅仅是将人均收入从300 多美元提高到墨西哥的1825美元水平，最多能达到匈牙利的2237美元的水平。他认为中国要想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到韩国的水平是难以相像的。〔24〕他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短期内会有较大增长，人均生活水平绝对比现在富，但在下个世纪，中国人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仍是贫穷的。〔25〕
分析中国崛起的困难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较多的人是从中国人口负担的角度分析困难。他们认为人口负担将给中国带来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国每年增加1300万人口，经济成果将不断被人口增长所吞食。其次是独生子女政策将使中国遇到严重的人口结构不平衡问题。老年人比重过高，社会发展承受不了赡养他们的负担。第三是人口增长导致粮食不能自给，从而妨碍经济正常增长。第四是人口质量不高，妨碍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人口带来的问题将意味着中国全面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很小。
从中国资源不足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的困难。这种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将使本来有限的耕地进一步减少。到了2000年，中国如不进口粮食就无法满足人们的食品需要。〔26〕而为了进口粮食中国将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不想依赖进口粮食，就要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论是进口还是增加农业投入，都将占用工业现代化的资金，减少其他部门的发展投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27〕此外中国的能源和其他的资源也严重不足。世界银行在1995年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国家的财富。这种计算方法包括四个方面，自然资源、产出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按这种计算方法，中国的人均财富为6600美元，位于世界第162位。〔28〕这项统计认为中国人均财富中只有8%来自自然资源。
从教育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崛起困难主要源于教育水平太低。经合组织的专家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过渡时期，这需要大量资金对劳动人口进行科技培训。然而由于教育投入太少，人口的素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中国成人识字率为69%，这意味着文盲人口为2.2亿。虽然90%的儿童上了小学， 但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却比例很小。发达国家的教育开支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而中国只有3—4%。人口与教育结合才能使人口成为经济发展资源，没有教育人口增加就成为社会负担。教育低投入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它将影响长期的发展前景。在知识分子并不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的体制不能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能量，估计有1/3 的知识分子没有合适的工作。〔29〕今后国际竞争的焦点是技术竞争，中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不适合现代科技产业发展的需求，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将面临长期的技术滞后问题。
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崛起困难。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没有西方政治体制的支持就难以长期坚持下去。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很小，所以经济改革将不断地受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不可能与国际经济体制完全接轨，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30〕经合组织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发展不断要求中国进行新的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涉及许多领域，这些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挑战。还有人认为中国将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说什么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的方法是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然而中国采纳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民族统一问题解决不了。
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
西方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对他们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利于维护冷战后亚洲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从而破坏亚洲地区的战略平衡。他们将西方传统观点简单地套用来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发展趋向，认为中国强大必然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冷战后比较早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是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他1992年撰文《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说：“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战略方面，中国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31〕自此“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不断出现。他们主要提出四种理由支持这一观点。
一是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苏联崛起时都曾引发过战争，所以中国强大后也会同样奉行扩张政策。这是那些非常传统的西方政治学者的观点。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亨廷顿说：“历史表明，当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它们往往变得极其过分自信。在我看来，中国很可能要显示其力量。中国曾经是在东亚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时间达2000年之久。但是自从1885年以来，它一直从属于西方和日本。中国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当然希望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他们在世界上理所当然的地位。这将引起不稳定的后果。”〔32〕前英国外交官乔纳森·克拉克说；“中国使人不安地想起凯泽·威廉笔下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德国。德国觉得，它在19世纪争夺殖民地的控制权的过程中受到了欺骗。像德国一样，中国觉得它在国力虚弱时受到日本和西方的欺凌，它有几笔帐要算，而这种想法不无理由。”〔33〕
二是说中国军费增长太快，军费增加意味着将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同时认为，中国增加军费又带动了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34〕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增强军事力量是危险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已超过了防卫能力，“开始具备侵略能力”。〔35〕
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有许多领土争议，不断地引起军事冲突。中国在历史上曾受到西方的凌辱，失掉很多领土，中国强大后可能会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这将引起冲突。这是一些持西方史学观点的人的说法。英国《经济学家》1995年7月29 日发表题为《遏制中国》的文章说：“简单的现实政治认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繁荣的国家倾向于到处使用力量。大国如果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是对他国对其作法有历史性的不满，那么就很难与这种大国相处。中国既有沙文主义又有不满……遏制意味承认中国是个破坏稳定的力量，使它认识到放弃武力解决这些不满的必要性。”
四是中国不接受西方制订的国际规则，将导致与西方的严重冲突。英国《旁观者》杂志1995年9月23 日发表《充满东方威胁》的文章说：“中国人不在乎我们的规则。经济增长给了中国力量，而对中国人来讲力量似乎就是忽视外部世界看法的能力。……军事冲突总是因意识形态或经济冲突引发的，在我们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这两种冲突都有。……中国也许已决定了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导亚洲的计划，这种威胁已足够了。”
不过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并不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美、日、欧三边委员会1994年发表的第45号报告就认为：“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建议采取广泛的经济、战略和政治行动，使中国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中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它将按内部力量和领导人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道路。”〔36〕这类学者认为，中国是否构成对西方的威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如果西方国家将中国作为敌人对待，则将不可避免地将中国推上与西方国家对抗的道路。奥弗霍尔特说：“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来对待，对华采取敌对的政策，那么中国必然全面反对美国的利益，并会利用一切能使之成功的战略地位与美国斗。反之，如果美国保持其实力的同时采取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姿态，美国则没有任何风险。”〔37〕
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并不一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1995年9 月美国前总统布什接受《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当被问到中国崛起是否给美国造成威胁时，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我们应给予中国一个自豪大国应得的尊敬”。同年，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说：“把中国视为敌人是错误的。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一定在未来成为敌人。有些地区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将对中国文化区域之外进行侵略，有些专家则不这样认为。专家中间的这种不一致性说明我们应简单地判定中国有50%的可能向外侵略，有50%的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现在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待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50%的未来可能。”〔38〕
2、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下个世纪头20年里，世界依然是一个多极世界。不过对这个多极格局的估计有很大不同。 根据法国人的估计， 到2010年，目前七国集团中的一些工业化国家将被新的经济强国所取代。美国虽然仍居世界第一，但它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将从现在的26.5%降至17%。而那时世界其他富国的次序将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印度。〔39〕
在日本有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可能在亚洲建立起中华秩序。这些人认为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在传统中华意识的基础上中国有可能产生大国主义的权力意向。日本是军事小国不能有效牵制中国，所以亚洲小国可能建立起东盟那样的弱国同盟。而这种弱国同盟是不能维护亚洲的势力均衡的。如果美国从亚洲撤走，中国在21世纪可能在亚洲恢复过去曾有过的那种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40〕
此外，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到了21世纪，大国的作用已不如地区集团的作用那么突出，所以他们估计世界格局将由相互竞争的地区集团力量来决定。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亚洲人口众多，中国和日本有坚定的伦理观念，中国将作为第一个高技术低工资的国家向前发展，亚洲在下个世纪将成为第一极，美国第二极，欧洲第三级。〔41〕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发展成为六个地区集团，欧洲、北美、拉美、东亚、南亚和穆斯林地带，其中北美、欧洲和东亚将是主要的三个大国群体。但由于中国实力增长，东亚地区将缺乏政治与安全一致性。〔42〕
3、对世界政治文化的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教条主义式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但中国仍然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所以中国崛起后仍有可能成为非西方意识形态国家的领导。这必然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形成挑战。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文明冲突将左右世界政治，西方面对的主要敌对文明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扩张。〔43〕中国显然是儒教文明的中心国家，所以亨廷顿建议美国必须在东亚保持军事优势。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还将对西方的发展模式形成挑战。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建设的模式与西方不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保持了自己的传统。而对抱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人来讲，这是“非西方文明试图在不变成西方文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试图把这种现代化同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结合起来。……这些文明的实力与西方接近，但其价值观和利益却与西方大相径庭。”〔44〕于是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本身就使得人们对于处在中心地位的西方经验以及民主、自由和繁荣的三重奏提出了怀疑。中国经济成就之大已经对西方的民主思想构成了惊人的挑战。〔45〕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搞的是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建设得非常成功。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但中国仍可能成为第三世界中与西方对抗的领导。〔46〕
4、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西方人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看法不一。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的两种看法。认为中国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观点，主要是看到中国的发展扩大了世界市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经济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世界经济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金的争夺。
还有人认为中国总体生活水平提高后，食品结构中的畜产品比重要大幅度提高，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度提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预言，到2030年中国粮食进口将增加到2.16—3.78亿吨。这超过了目前世界粮食出口能力，这种进口将影响其它国家的粮食供给。〔47〕
中国对西方国家出口增长速度与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不成比例，必然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普遍存在顺差，其中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最为严重。根据美国的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1990年的100亿美元增加至1995年的近400亿，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第二大贸易顺差国；按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很快中国就将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到200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总额有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由于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西方的工业将会大规模地转向中国，从而造成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48〕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的工会中较为流行。例如有48万会员的美国国际机械和航空航天工业工人协会就反对波音公司向中国提供制造技术，并要求惩罚中国的贸易行为。该协会的国际部主任巴巴拉·沙洛说：“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体制时承认国际准则是绝对必要的。想强行闯进来不仅会歪曲而且会破坏西方工业国的自由贸易概念。”〔49〕
5、对世界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过程将会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50〕他们认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将是极大的，加之含硫高的煤是中国工业的主要燃料，这种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51〕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3/4的能源依赖煤炭，每年大约有2000万吨煤尘进入天空。 〔52〕到本世界末中国每年使用的煤炭量要比1990年高40%，约14亿吨；根据1987年的数字，亚洲释放的硫氧化物中有69%源于中国。〔53〕这种环境问题将超越国界，对全球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中国的周边国家将首当其冲，遭受池鱼之殃。
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的越境影响有五个方面；二氧化碳的大量排出促进了地球温室化，硫磺远距离散播形成酸雨；工厂向海里排污，导致水产捕获量下降；耕地被破坏将大规模增加粮食进口，造成国际粮食供不应求，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综合性影响。〔54〕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产生的酸雨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植物、沼泽地、河流与湖泊。
从以上对西方人关于中国崛起的看法的分类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既有支持中国崛起和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有积极影响的人，也有反对中国崛起和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不利的人。其中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则是恶意中伤，蛊惑人心。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对这些国际舆论都不能掉以轻心。一是要防备“中国威胁”论一类的舆论毒化我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二是要认真考虑西方人所看到的我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及产生的问题。
注释：
〔1〕Nicholas R.Lardy,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15
〔2〕"China Survey",THE ECONOMIST,November 28,1992.p.5
〔3〕William H.Overholt,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3),p.20
〔4〕"A Game of International Leapfrog",THE ECONOMIST-A SURYEY OF THE GLOBAL ECONOMY,October1,1994,p.6—7
〔5〕《世界银行行长赞扬中国经济政策》，路透社北京1995年9月21日电。
〔6〕Yoichi Funabashi,Michel Oksenberg,Heinrich Weiss,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The Trilater Commission,1994),p.2
〔7〕Winston Lord,"For China,Not Containment but True Intergratio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NE,October 13,1995.
〔8〕《巨人在跳跃》，（德国）《明星画刊》，1996年7月4日。
〔9〕Nicholas R.Lardy,CHINA IN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15
〔10〕William H.Overholt,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London:Weidenfeld &Nicolson,1993),p.20
〔11〕《佩里说接触既不是遏制也不是绥靖》，美新署华盛顿1995年10月3日英文电。
〔12〕约瑟夫·菲尤史密斯，《新领导班子出现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3年1月1日。
〔13〕《世界银行行长赞扬中国经济政策》，路透社北京1995 年9月21日英文电。
〔14〕迈克尔·肯尼，《太巨大了，不能无视，也不能威吓》，（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3年1月10日。
〔15〕《新的世界大国》，（德国）《经济周刊》，1996年7月4日。
〔16〕William H.Overholt,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p,21.
〔17〕莫里斯·迈斯纳，《对中国的担心升级使已经复杂的美中关系更加复杂》（美国）《洛杉布矶时报》，1995年10月22日。
〔18〕Nicholas R.Lardy,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25
〔19〕伊藤宪一，《重新考虑“亚洲”》，（日本）《诸君》， 1995年10号。
〔20〕Nicholas R.Lardy,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25
〔21〕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95年—1996》。
〔22〕《美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谈中美战略关系》，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10月11日英文电。
〔23〕Audrey Kurth Cronin and Patrick M.Cronin,"The Realistic Engagement of Chin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1996,p,151.
〔24〕Paul Kennedy,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64,190,192.
〔25〕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448,455.
〔26〕同上。
〔27〕Paul Kennedy,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71—173.
〔28〕《不以“收入”论强弱》，《新华每日电讯》，1995年9 月19日。
〔29〕Paul Kennedy,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79-183.
〔30〕同上，p.183.
〔31〕罗斯·芒罗，《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美国）《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
〔32〕《密切注视中国》，（美国）《新闻周刊》，1994年11月21日。
〔33〕乔纳森·克拉克，《约束给克林顿闯祸的人》，（美国）《洛杉矶时报》，1995年1月31日。
〔34〕Nayan chanda,"Fear of the Drago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April 13,1995,pp.24-28.
〔35〕《中国具有侵略能力》，（日本）《产经新闻》，1993 年2月6日。
〔36〕Yoichi Funabashi,Michel Oksenberg,Heinrich Weiss,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The Trilater Commission,1994),p.4.
〔37〕William H.Overholt,CHINA-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p.276.
〔38〕Joseph S.Nye,"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FORIEGN AFFAIRS,July-August,1995,p.94.
〔39〕《世界经济的新富国》，（法国）《世界报》，1995年10月31日。
〔40〕伊藤宪，《重新考虑“亚洲”》，（日本）《诸君》，1995年10月号。
〔41〕《日本应面向21世纪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6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该报讲话）
〔4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道德》，（美国）《世界箴言》，1995年3月号。
〔43〕塞缪尔·亨廷顿，《未来的文明冲突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纽约时报》，1993年6月6日。
〔44〕同上。
〔45〕玛丽·盖埃诺，《亚洲可能提供一个新的政治模式》，（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5月16日。
〔46〕格雷厄姆·富勒，《民主陷井：冷战的危险》，（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3日。
〔47〕马珍，《中国的需求使世界粮食市场发生了变化》，路透社北京1995年7月24日电。
〔48〕格雷格·马斯特尔，《美中关系：越来越大的贸易危机》，（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3日。
〔49〕蒂姆·肖罗克，《波音公司工人抨击中国》，（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1日。
〔50〕Raul Keendy,PREPARING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pp.190-192.
〔51〕Barber B.Conable,Jr.and David M.Lampton,"China:The Coming Power",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2/93,p.142.
〔52〕"Breathing the Air of Success",THE ECONOMIST,February 15,1992,p.28.
〔53〕Clayton Jones,"Japanese Link Increased Acid Rain to Distant Coal Plants in China",THE CRISTIAN SCIENCE MONITOR,November 6,1992,p.4.
〔54〕明日香寿川，《左右21世纪地球的中国环境问题》，（日本）《世界周报》199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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