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大学中的“寻游者”
——关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另一种言说
刘祎莹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 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6位大学生成为“寻游者”的历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身处或曾经身处精英大学的学生，经历了从“曾经的优等生”“象牙塔中的成长与试误”“另一个圈子的突围与拒斥”“心灵的栖息地在哪里”四个阶段的蜕变过程。这些改变提示我们，需要对精英教育中的自由选择与新媒介娱乐的冲突、场域的争夺与边缘化、中上阶层子女对主流文化的顺应与背离进行反思。
[关键词] 精英教育 寻游者 文化资本 场域 主体性
一、引 言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用来解释特权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关系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融入学校教育之中。因此，来自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容易与之契合而取得学业成功；而来自劳工阶级的孩子，未拥有这种惯习和性情则被排斥、淘汰。[1](P3)针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反思，已有学者通过探析底层“寒门贵子”的求学成功案例，提出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中绝对资本色彩的质疑。[2]那么，同样从文化资本的另一端，中上阶层拥有高文化资本的孩子，是否一定与学校教育契合，能顺应并维护其文化特权呢？我们在精英大学的“寻游者”身上似乎也找到了关于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
云南、贵州、四川共同设立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江西、湖南、湖北合力抓好湖泊湿地管理保护，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在交通、能源、环保、信息化、公共服务等领域开展合作……
这里的精英大学主要指以选拔一流学生、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的重点建设高校，如中国的985、211工程院校。精英大学的“寻游者”，则是指成长于中上阶层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中，但在进入精英大学后出现了成长试误与徘徊迷惘，最终成为学业失败或辍学的一类人群。[3]这一群拥有高水平文化资本的受教育者，为什么并未如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契合社会的需求，反而成了精英大学中的“寻游者”？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从美好的象牙塔跌落到迷惘境地？长达一年的扎根研究将探析这一群“寻游者”蜕变的脉络，揭示中上阶层子弟在学校教育与顺应社会发展方面所呈现的矛盾和自我张力。
二、研究方法及过程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进行质性研究的一种方式，主要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对研究资料进行多级编码，从而形成理论框架，发掘和发展本土化理论。[4](P178)在进行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对于资料的编码极为重要，它是中层理论框架得以形成的关键。[5](P104-110)研究运用国际目前较先进的质性研究软件Nvivo10(简称N10)作为辅助工具，主要用来处理无结构的质性资料且具有特殊能力来分析文本的资料，包含文本储存、提取、编码、阶层的树状结构。
(一)研究对象选取及资料来源
由于以精英大学的“寻游者”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在研究对象选择方面考量因素如下：一是研究对象是身处或曾经身处精英大学的学生；二是研究对象出现教育失败或学业未成功现象；三是研究对象愿意将自己试误和迷惘的经历分享作为研究之用。据此，选取了北京市重点高校的6名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获取到具体资料(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对象信息表
当贝叶斯推断问题的准确结果很难得到时，我们可以使用质点滤波方法来进行解决；然而，为了使估计结果接近最优解，所需质点的数目必须与事件数目呈指数式增长关系。
(二)编码过程
在编码之初对收集的访谈录音资料进行逐字转译，并根据时间和研究对象标记每一份资料的代码存档，以便于后期的资料分析。使用口述自传和反省资料也都通过以上方式进行标记。其后的编码(coding)过程是发现和提炼资料的解释的一种系统化方式，是根据有关主体、概念或解释的类别(categories) 来分析和组合资料。[6](P45)
1.步骤一：发现意群中的主题
医院更是多途径大力支持多学科团队发展，不仅给予空间支持，还规定凡是两个科室无法治疗的均可进入多学科会诊。在费用上，更是“大开绿灯”。“一个正高级专家挂号费才5元，副高级挂号费3元，而多学科会诊每位专家80元。但无论多少专家参与，收费均不得超过3个专家的费用，即240元，其中80%的会诊费用归专家。”刘章锁进一步说，医院还借用远程系统让优质资源下沉，为医院下属的30多家医联体单位提供优质的多学科会诊服务。
我离开大学后的状态就是闲、无所事事、整天喝酒，父母让我戒酒，现在家里人都很奚落我。母亲也因为我而精神状态不好了，但我觉得自己过段时间还是会好起来，我觉得自己还是学东西很聪明，只要我想学，就算是重新考大学，我依然能考很好的学校(访A某，2018年5月10日)
表2 初级编码实例
2.步骤二：建构分类的框架
研究者通过上述方式对每一笔资料的每一个意群都进行关键字的寻找、小标题的归纳与总结，从而拟定出标题组(部分)，见表3。
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3，27)的F统计量的临界值为F0.05=53.94，表明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高等院校学生数量、西藏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t=1.88>α(0.5)临界值，因此，X1通过显著性检验，X1与生产总值成正比，有显著性影响，即西藏自治区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t=2.06>α(0.5)临界值，因此，X2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X2(西藏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和生产总值成正比。
表3 二级编码实例
注：资料来源表示意群标题的资料来源笔数，参考点表示意群标题在资料里总共出现的次数。
3.步骤三：各编码节点之间进行联结
通过重新再次分析资料对主标题、次标题进行节点的联结工作，从而形成鱼刺骨的主干架构，见表4。
表4 三级编码实例
4.步骤四：建构中层理论并发展一个故事的线索或情节
通过编码节点的相互联结最终形成四个主题，即曾经的优等生—象牙塔中的成长与试误—另一个圈子的突围与拒斥—心灵的栖息地在哪里。因为研究对象所经历的起承转合是具有连接性和脉络性的，所以各主节点之间串联起来可以形成一个故事的路线，主干框架中节点的具体问题会在结果与讨论中呈现。
三、“寻游者”的转变之程
(一)曾经的优等生
可以看出，每个场域自有其文化，这种文化是其特有的逻辑和历史所形成的千变万化的特性。布尔迪厄认为在进入场域的过程中，只要人们拥有了某种确定的禀赋构型，他们在被遴选出来的同时，就被赋予了合法性。要想构建场域，就必须辨别出在场域中运作的各种特有的资本形式，而要构建特有资本的形式，就必须知晓场域内的特定逻辑。[12](P136)
神经元受炎症刺激会出现持续性遗传放电现象或者自发放电现象，周敏化由此产生；一方面，周围炎症因子作用下会产生该效应，神经元自身离子通道改变是主要原因，比如，外周神经元损伤后，背根神经节的钠离子通道电流强度会增高，而钙离子与钾离子电流强度却会降低甚至消失，这些变化都会降低神经元膜电位，提升细胞兴奋度，并会向脊髓背角传导，将突触传递反应增加，使得一系列的痛觉敏化反应增强。另一方面，受炎症因子刺激，激活了P2X3受体、NMDA受体磷酸化，引起一系列的病理反应在受体活性与表达上，神经元本身会出现变性与坏死现象，这些都作为病理基础促使外周与中枢痛敏形成[1]。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回国到北京某重点大学任教，给我报了各种兴趣班。我爷爷奶奶从小学在被窝里就教我算算术、珠心算，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教育模式还挺好的。我小时候很爱看书，各类书都看，种类很杂，文学历史哲学都爱看，家长也很支持我看名著。(访C某，2018年5月2日)
家庭的教养方式和中产阶级的趣味对这些孩子起了重要作用。知识获得方面的耳濡目染和音乐艺术修养的培育都在无形中巩固了文化资本的形式，并进一步为文化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传统逻辑和学校系统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契合性，这使得孩子所拥有的家庭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资本之间建立起一定关联。[8](P32)因而，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家庭文化资本的隐性优势逐渐转化为学生在学校教育场域中直接赢取的特权维度。因此，这一时期的优等生们聪明、努力、自信且备受常规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宠爱,也享受着学校教育中的特权待遇。
(二)象牙塔中的成长与试误
然而，为何看似完美的文化再生产在进入精英大学后出现了问题，他们如何从优等生逐渐变成迷惘的“寻游者”？事实上，他们自己发出的声音已经表明对自我变化过程有清晰的认知，其蜕变的原因实则具有历史性、矛盾性、情境性。以下是对D同学的访谈。
其实本身我的专业我就不喜欢，是家长帮我选的，但我刚上大学还是自己写作业，认真听课，上自习，在这样努力下第一年还是挂了两科。到了大学后，发现身边的聪明孩子太多，很多同学随便学学就考的比我高，我这么努力学了还挂了科。我突然就有点自卑，和以前的落差比较大。下学期，开始参加音乐社团，就开始玩乐队，喜欢摇滚乐。大一下学期就基本不上课，作业靠抄，考试挂科。(访D某，2018年5月4日)
从历史性角度来看，一方面，家庭教养过程中，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沟通，文化资本并没有通过亲密的社会闭合圈传递下去，从而出现文化资本传递的断裂,[9](P163-179)其中高考专业的选取就是明显的例子。多位研究对象表明，即使他们顺利进入精英大学就读，但所学专业都是父母期望的而并非自己感兴趣的。因此，这些优等生在一开始不断努力适应，但随着对专业的学习和了解反而逐渐失去了兴趣。他们的实践行为表现为上课不积极、旷课、抄作业甚至放弃学习，从时间轴上来看，这是学业不顺利的前兆。
(3)防治工程坡体岩体工程地质特征。强风化片麻岩黏聚力0 MPa，内摩擦角35°，容重21 kN/m3，承载力特征值为300 kPa。根据取样试验，强风化片麻岩天然单轴抗压强度为28.6～38.2 MPa，饱和抗压强度为19.1 MPa；中风化片麻岩天然单轴抗压强度为109.0～113.0 MPa，饱和抗压强度为92.3 MPa。
在精英大学中占据文化资本的中上阶层子女为何会出现迷惘的“寻游者”？在经历学业的失意和新圈子的突围与拒斥后，他们如何从曾经的“优等生”变成学校反常规的“家伙们”？这一过程中的迷惘和试误令我们对精英教育中的自由选择和逃离主流进行反思，也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绝对资本”色彩提出质疑。我们需要思考文化资本的可适用情境和场域，这一套万能的“通行证”适用于布尔迪厄笔下的社会结构和生存逻辑，但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结构下从学校场域向社会场域转换的过程，仍需审慎对待。因此，精英教育中“寻游者”的出现，并非是偶发之举，而是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场域文化的交互结果，也是代际文化传递与更迭过程中的冲突与碰撞的可能，亦是青少年一代经历自主选择、成长试误、顺应与背离的过程。
然而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中对张均、张垍之死记载如下：“上欲免张均、张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贼，皆任权要。均仍为贼毁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头再拜曰：‘臣非张说父子，无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见说于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张垍为汝长流岭表，张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从命。”⑤〔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39页。此记载中认为安史之乱后，任贼伪官的张均被处死，张垍被长期流放。这与《旧唐书》《册府元龟》《新唐书》中张均流于合浦郡，张垍处死说法完全相左。
从“情境性”角度来看，在正式群体中当“循规者”得不到自身价值的满足时，他们就会到非正式群体中去寻游自己的空间，并在其中形成和发展专门用来“找乐子”的独特文化技巧。[11](P31)因此，这些在学业竞争上受到打击的“优等生”开始寻游新的领地和空间，如乐队、社团、电竞游戏、恋爱交际等。在这一过程中既伴随着对学校场域的失意，又因还未被完全压制的自信，期望在另一个“游戏场”大展身手，重新寻求自身价值和社会认可。正如布尔迪厄指出，场域内的人们都是资本的承载者，基于他们的轨迹和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他们具有一种使其积极踊跃行事的倾向，其目的要么是借力维持现有的分配格局，要么是颠覆它。[12](P134)因此，相比于一般的兴趣爱好者，在寻求突破的“家伙们”身上会发现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捍卫新“场域”的领地，但最终频繁旷课和缺考却在新场域的开拓过程中成为他们所不得不面对的麻烦。此时精英大学教育的制度情境便体现出对这些“家伙们”的“规训与惩罚”，如补考、休学、延期甚至劝退。这也是其从“循规者”变成“家伙们”最终成为“寻游者”的主要原因。
(三)另一个“圈子”的突围与融入
当“寻游者”在学业成就方面得不到归属与认同感时，他们会探索更多的新场域和圈子。众多“圈子”的出现，表明象牙塔中的共同体已经裂变；“圈子”的运作，揭示着象牙塔之外的逻辑既侵蚀又重构了校园生活。[3]每一个“圈子”就像一个小社会，一个游戏场，一个场域。因此，“寻游者”在寻找“圈子”并融入场域的过程，实际上是一场突围与融入的战斗。A学生的示例也证明了融入“新圈子”的不易。
阿里也发现自己的头出了血，忙说：“哟，出血了。莫让姆妈看到，要骂我的。你要跟姆妈讲哦，我没有跟别个打架。”
摇滚圈，最初我以为是一群很纯粹的独立的音乐追梦人，但后来发现比我想象的复杂。玩乐队对我来说还是弊大于利，收获是知道厂牌是怎么运营的，但也间接导致了我辍学。一方面，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音乐上，所以挂科，另一方面，我没有辨识能力，所以感情受到伤害，生活的不良嗜好也是在圈子里养成的。(访A某，2018年5月5日)
对于精英教育中的“寻游者”而言，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曾经的优等生。一方面，由于社会出身或家庭文化资本的累积，其享有文化资本所带来的特权。家庭资本丰富的背景为他们的学业成就提供好的物质环境、认知环境，使其在学习成绩、学习态度、群体交往中都有好的表现。[7](P4)另一方面，在学校场域中，家庭资本带来的优势在学校教育的前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优等生的标签一路伴随着他们从小学到高中，也带给他们强烈的荣誉感和自信心，随之而来的，他们也享有某些优等生的“特权”。学生C的经历就是典型示例。
浙江省第二届世界地球日儿童书画公益大赛评选揭晓（李风等）...................................................................6-12
“寻游者”在融入另一个新“圈子”时，他们并不确定圈子的关系结构、持有资本、上升模式、市场环境、文化氛围。因此，其在突围进入新圈子的过程中，所持有的“入场券”——学历和分数无法奏效，知晓的场域逻辑也与该圈子不相匹配。莽撞的一腔热情在处理场域关系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挫折和拒斥，这种拒斥既来自于场域内的行动者，又来自于场域本身。而从场域边缘向中心过渡的过程中所伴随的挫败感，亦会让他们放弃，转而寻游新的“圈子”，进入场域前的预期与知晓真相后的现实之间的落差也会再次将“寻游者”推向迷惘的深渊。
(四)心灵的栖息地在哪里
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提到，年轻一代不再片面接受书本上传喻的知识，又无法分享父母们对那些令人怀旧的事物所产生的种种体验，他们心灵种满了骚乱与不安，企图为自己、为世界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13](P95-97)“寻游者”在这一过程中显然并非一帆风顺，在经历了“新圈子”的拒斥及学业的失意后，他们只能选择回归“家”的避风港进行调整和过渡。
通过对每一份资料进行仔细阅读，以意群为单位，总结概括每个意群的小标题。有时一个意群会出现多个主题，则可归在多个小标题下作为资料支撑,见表2。
这一时段，家庭关系是维系其生活的主要社会交互内容，家庭成员关注和期望的转变对其生活的再思考起到了助推作用。他们开始重新思考对于所学专业的选择、场域的适应性、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由于其内在仍然具有文化资本的积淀，因此他们认为这种迷惘期只是自己成长中的试误过程，不必把暂时的失败视为最终的命运，重新调整后还会再出发。这一“寻游”的过程如同徘徊在铺满金色沙砾的海滩上，聆听着海涛的喧嚣和海鸟的啼鸣，总是在呼唤，在叫喊；有时，隐约窥见一条迷茫之路，但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迈着刻板的步子，他们唯恐一旦停下来会踩碎脚下的贝壳。所以答案就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必须找到。[13](P99-102)
四、讨论与反思
(一)自由选择与娱乐至上
精英大学中的“寻游者”之所以会出现学业的失败，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做什么。在寻游的过程中以感官的快乐作为判断的依据，但却还没有找到长久的心灵与身体满足的平衡点。因此，自由选择的跳跃性成为这一时期“寻游者”的特点，也便容易堕入轻浮和迷惘的状态。这种有趣的诱惑来自于形形色色的外部世界，选择变得多种多样。相对于学习过程中的挫折教育，“娱乐至上”的趣味带来的是找寻到出路的错觉。虽然娱乐带来的不恒定感会让他们热衷于表面印象与幻想，但这根本是不固定的，所以他们在娱乐错觉中每时每刻成为另一种人，每时每刻都染上了别的色彩。[3]
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媒介以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培训、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14](P14)当自由选择的兴趣以一种放大的姿态占据“寻游者”的整个生活甚至淹没了知识学习的过程，那么其生活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寻游者”以兴趣为导向的试误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多次尝试和理性认知相结合的冲突和矛盾过程，这一过程中必然有找寻到对的方向与依然在分叉口的迷惘和试误。
(二)场域争夺与边缘化
当然从“寻游者”在学校场域与社会场域的交互过程中，可以发现文化资本这套通行证并不一定在任何场域都适用，越远离“合法化”和“正规化”其程度越复杂和多样。场域情境的契合程度也是解释“物或益之则损”的原因之一。享有精英教育和文化资本的中上阶层子女，并非完全如布尔迪厄所揭示的利用其文化优势和资本掌控来达到与社会完美的契合。相反，这种学业失败的现象背后，折射出文化资本带给年轻一代的优势会随着场域情境的迁移而发生变化。
“一切自在的客体为主体所掌握都要经过主体已有的心智结构(包括已经内化了的知识、观念及思维模式等)的筛选与转换。”换言之,个体素质形成与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个体将周围的精神文化有选择地逐步内化这个过程。对所参照的人格规范及价值体系的内化,决定着个体的理想自我的形成。教育活动中向学生所提出的外部的、客观的知识、规范,只有通过“内化”才能成为学习主体内部的知识和规范。考察职业院校学生责任文化素质形成的过程,其内化是一个由认知转化、知能转化、知行转化相辅相成的综合统一、反复交错的动态开放系统。
在研究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主要以深度访谈、研究对象的口述自传以及研究者的反省札记为主。在初定研究议题范围后，通过“局内人”推荐和非参与式观察寻找到了合适的研究对象。在确定6位研究对象后，开始逐渐缩小观察的范围，并对每个研究对象进行较为细致的观察，以期寻找研究的具体方面。随着研究观察的推进，部分共有且显著的特征浮现出来，如：学业困境、“圈子”文化等。为了得以验证和进一步探究研究者的猜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A进行了前导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经受访者同意，在签署《受访者知情同意书》后对6位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完整的深度访谈和口述自传的记录，以便于后期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布尔迪厄用“纯粹趣味”与“野蛮趣味”来区分文化贵族和底层阶级的审美配置。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并非一种直接的感官愉快。不然，它就会像糕点或鸡尾酒一样——既取悦于没有受过教育的趣味，也取悦于有教养的趣味”。[8](P47)因此，当“寻游者”在接触到“野蛮趣味”或者“大众美学”时，会被其感官和功能刺激所吸引，从而尝试着融入和突围进入新圈子。但是当他们越远离最具“学校教育”特点的空间，冒险进入所谓“自由”文化的不大合法却更有“风险”的领域，[8](P105)更多获得的是沉默与拒绝，其根源不仅在于缺乏熟悉的规则，且体现在对融入新场域的深刻期待与社会事实辜负这种期待之间的反差。因此，这些曾经处于文化贵族之中的“寻游者”，骨子里沉积的审美特质加之对新场域逻辑的不知晓，使之最终成为“圈子”的边缘人或者过客。
通过对表格进行分析发现，有部分小标题所关联的资料太少，不足以形成资料内部的三角检证，因此需要寻找各编码节点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数据链接，从而建构分类的架构。
(三)主流文化的“顺应”与“背离”
事实上，在成长试误的过程中，精英大学的“寻游者”看似是偏离了以学业成就衡量成功的主道，但这背后同样存在着一对隐性矛盾，即顺应主流与维护自身主体性的对抗。
对用户的请求进行处理之后，就要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任务的应用本体，并且执行对相关知识源的连接操作。已创建的应用本体可以在以后用来完成其他类似的任务。在本案例中所创建的应用本体就是如图4所示的应急物流管理本体。
在“文凭社会”，学历依然作为文化资本的标签，并借由其转化为其他资本形式。中上阶层子女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似乎也更易顺应文化资本所带来的特权优势。然而，由于中上阶层子女成长于自由民主的家庭氛围和协同培养的家庭教养模式中，他们更易形成独立的个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从某种角度讲，他们也更容易成为最先背离主流评判标准的一类人。在他们的眼里，成功不再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也不再是子承父业，而是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因此，在其自我评价体系中，学业成就的比重降低，反而多元化的选择和自我潜力的发掘成为其诠释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参考标准。
因此，值得反思的不仅是评价标准如何产生，而是谁来解读评价标准。若以学业成就作为评价标准，当人们看到生长在拥有文化资本优势家庭的孩子，最终却由于学业失败而沦为“不成器者”时，即认为下一代的学业失败有可能导致阶层下移。但若以群体内建构的评价标准去审视，“寻游”是一种成长与试误，是时段性的尝试和修整，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失败。
五、结 语
从矛盾性角度来看，精英大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评价上相对更为精准和严格，课堂教学倡导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这对长期在规训中形成惯习的学生提出了新的挑战。自主学习给予学生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实现学生的赋权增能的同时也在自我认知、学习行为及环境调控方面对学生有了更多的要求。[10]相反，文化资本带来的特权效应随着场域的迁移逐渐失效。因此，当所持有的文化资本不足以使他们享受到学校教育的有利待遇，这些曾经的优等生洞察到自己在学校中的不利处境，心理的失落感在学校场域的资本比较和关系的竞争矛盾中也被不断强化。
注释：
[1]Bourdieu,P.etal.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2]程猛, 康永久. “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4).
及时放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放的鱼苗要适合下塘养殖，投放的苗种太嫩或太老，都会影响苗种的成活率。一般鱼苗能够平游即可下塘进行养殖。二是放苗的时间要合适，要保证鱼苗在池塘轮虫高峰期下塘，这样鱼苗生长速度最快。如果鱼苗下塘时，池塘大型浮游动物较多，可以用0.2～0.3mg/L的敌百虫，杀灭大型浮游动物，隔1～2天再放苗。
[3]刘云杉. 自由选择与制度选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精英培养——基于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7(4).
[4]黄瑞琴. 质的教育研究方法[M]. 台北：心理出版社,1991.
[5]高淑清. 质性研究的18堂课[M]. 台北：丽文文化事业, 2008.
[6][美]凯西.卡麦兹(Charmaz.K)著，边国英译.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7]李芳元. 学生学业成就与家庭资本关系研究[D]. 武汉：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
[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刘晖译.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9]Coleman，J.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E. Ostrom and T.K. Ahn(eds.)[M]. 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3.
[10]Nota L, Soresi S, Zimmerman B J. Self-regul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resilience: A longitudinal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4, 41(3).
[11][美]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著, 秘舒、凌旻译.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 2013
[1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著, 李猛、李康译.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3][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著，周晓虹、周怡译. 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14][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著, 章艳译. 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在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语文教师用来教学的全部资源主要是教材和教参。而教材因为篇幅的限制，内容非常少，学生能够习得的内容也十分有限。而信息化教学就可以改善这一现状。信息技术具有交互性、虚拟性的特点，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课堂上引进很多教材上没有的内容，以此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
The Lost Seeker in Elite Universities ——A Different Way on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LIU Yi-ying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ourdieu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believes that it is easier for people with cultural capital to achieve academic succes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However, there is a group of people, named lost seekers in elite universities. Born in middle-class family with cultural capital, they do not match Bourdieu’s theory.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frustrated, confused and degraded in elite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takes six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or have been in elite universities as research object, applies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to code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stories behind them. The result of research shows as a story line, including “excellent students”; “growth and lost in the ivory tower”; “the breakout and rejection of another circle”; “where the habitat of the soul is”. It discusses the conflict between free choice in the elite education and the entertainment, the competi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the field, the subjectivity and deviation of the middle-class children from the mainstream culture.
Keywords :elite education, lost seekers, cultural capital, field, subjectivity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章编号] 1002- 3054(2019)11-0062-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6
[收稿日期] 2019-01-10
[作者简介] 刘祎莹(1990-)，女，甘肃庆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农家子弟的阶层旅行与文化生产研究”(18CSH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