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价值、效益、发行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行量论文,效益论文,学术期刊论文,价值论文,社科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科类学术期刊是期刊家族中的一个特殊成员。它不同于通俗文艺类、大众普及类、消遣愉悦类、低幼教育类等期刊——在腾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它难以驾轻就熟、大显身手或随波逐流，而必须根据自身质的规定性，遵循自身特殊的办刊规律办刊。
一、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价值、效益特点
我们在探讨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办刊规律时，有必要进一步认识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价值、效益特点。
众所周知，社科类学术期刊是社科类学术成果面世、传播、发展的重要园地和载体，是社科类学术成果作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媒介与桥梁，因此，其价值和效益与其所刊载的学术成果紧紧联系在一起——主要表现在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贡献上。
社科类学术期刊能为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为人们认识物质世界、掌握客观规律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从而直接，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在两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为改革开放、顺利转轨提供基本蓝图和各种对策；为提高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的劳动素质提供丰富的营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同时，社科类学术期刊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源泉。培根说：“书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时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进。它满载贵重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社科期刊在创造文化，传播文化，发扬光大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文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净化、美化人的心灵和社会环境，发现、培养、扶持学术新人和繁荣社会科学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国的社科类学术期刊还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宣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
与其他期刊相比较，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价值、效益具有以下特点：
1.全面广泛性：社科类学术期刊荷载的信息既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又作用于精神文明建设，既有古今中外又有宏观微观，既有理论探索又有经验传递，而且所有这些多有益于全社会、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
2.间接潜在性：社科类学术期刊对物质文明建设的作用和价值决不亚于科技期刊，然而其作用的产生和体现更呈现为间接与潜在的特点。它所荷载的内容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般通过为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提供智囊参谋，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即通过中介环节间接地使潜在的、信息形态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诚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迟效滞后性：社科类学术期刊效益的产生并非立竿见影、一蹴而就。虽然期刊比书籍推出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的速度快得多，但是一个新观点、新思路作用于社会实践并产生效益，都有一个被吸收、转化、实验、检测、推广的较长过程，尤其对于物质文明建设，更有多重转化过程，因而其效益常需经过较长时间方可产生和体现。
4.长远稳定性：社科学术期刊刊载的成果多是对社会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研究，其目标常指向某一领域的长远利益，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较少短期性应急性研究，因而其价值和效益多是较长期较稳定的。
社科类学术期刊价值、效益的上述特点充分说明其价值的极其重要；也表明这类期刊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追求直接赢利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然而这却与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追求利益的速效性、直接性、短期性和市场运行的无序性、变化性、波动性存在较大矛盾。这些特点使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企业不大可能作为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价值、效益的主要直接购买者。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科类学术期刊面临的最大挑战与危机。鉴此，我们不可能不加区别地全部搞所谓“断奶”，将之完全推向市场任由“无形的手”去取舍。如果这样，大多数学术期刊必将被市场经济的上述诸特性所淘汰，那将是全社会、全民族的莫大损失和悲哀。
与其他社会生产一样，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社科类学术期刊，其投入也应得到补偿。但普通产业的补偿方式只有一种，即向消费者出售产品或劳务而直接得到全部经济补偿乃至利润，而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补偿方式却有两种：一是直接补偿，即学术期刊消费者直接向办刊者支付部分办刊成本；二是间接补偿，即学术期刊的价值、效益为国家、社会创造了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财富，国家从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中以拨款方式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转化为学术期刊的投资。这种投资系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
不过，即使按照市场运行机制去理解，按价值规律、供求关系办事，社科类学术期刊价值的主要购买者或者说期刊的主要“股东”、“雇主”也必然是国家。社科类学术期刊是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服务。经济学认为，“服务”分有两类：一是公益性服务；一是商品性服务。一般说，各种期刊的服务既有公益性服务的属性，又具商品性服务的属性。而同一期刊的这两种属性的比重与该期刊的层次、类型密切相关。从层次角度看，期刊层次越高，公益性服务的成分便越大；反之则商品性服务的比重便越大。从类型角度看，期刊越趋向于专业性、理论性、学术性等类型，则其公益性服务的比重越大；而越趋向于愉悦消遣、通俗文艺、大众普及等类型，其商品性服务的成分便越大。显然，为社会提供高层次精神产品的社科类学术期刊的服务更主要的应是公益性服务。但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一般不会成为这种公益性服务的学术期刊的主要“股东”。那么这种对全社会和全民族具有巨大而长远利益的价值、效益或公益性服务究竟由谁直接购买呢？很显然是全社会成员，而国家是全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因此，国家应是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价值、效益的主要购买者——进行办刊投资，给以必要扶持。与此同时，期刊则必须按照国家意志办刊。
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德、日等国其学术书刊的出版即得到国家财政直接、间接的大力资助。例如，美国的学术书刊的出版主要依靠大学出版机构，而这些机构在经济方面不断获得所属大学、联邦政府和各类基金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大量资助。60年代以来，政府拨款始终占大学科研经费的70%左右，使大学有能力对其学术出版机构予以较多扶持。德国联邦研究与技术部领导下的德国研究协会于90年代初设立了“印刷补贴”基金，用于资助学术著作和学术性期刊的出版。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重要特征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社会生产主体不仅必须将大量的税而且必须将大量的利上交给国库，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更有责任、有能力成为社会公共利益事业的主要投资者、扶持者（直接或间接）。当然，这是就整体宏观而言。对于具体的期刊而言，就是主管、主办单位必须提供主要的办刊经费（经费主体仍源自国家财政拨款），成为期刊最大的直接“股东”；期刊则必须按主管、主办单位规定的宗旨、目标等要求办刊。
二、学术期刊发行量辨析
发行量是学术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反映之一。人们常认为，期刊发行量越大则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便越高，因而将它作为评估期刊质量的重要指标。应该承认，期刊发行量与质量、效益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为这是来自市场的评判。然而，一般人多孤立地比较不同类型期刊的绝对发行量，并简单地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实际上，期刊发行量是多种因素影响、制约的结果，因此，只有对发行量作客观、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认识。
第一，发行量有真性与假性之分。
任何期刊都有其相应的办刊宗旨、专业面向、服务范围等。社科类学术期刊扩大其发行量，只能在遵循办刊宗旨、专业面向、刊物性质的基础上，依靠刊物对读者的高度吸引力和采取一定的宣传措施，使之自觉，主动订阅，由此获得的发行量才是真性发行量。假性发行量即期刊的虚假发行量，其表现有三：一是依靠行政手段指令订户订阅。这实际是以计划经济的手段不公正地去参与市场经济的较量，实属不公平竞争。采用这种方法的一般是行政单位和学术团体所办的期刊。二是对订户单位的某些决定订数的人以照顾用稿的方式使之扩大发行量。严格说，这不啻是一种贿赂，同样系不公平竞争，而且将以牺牲自身质量为代价。三是偏离办刊宗旨，在内容和形式上一味迁就、迎合浅层次读者或读者浅层次心理的要求，甚至刊登与刊物办刊范围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以招徕读者，占有不相应的读者群，扩大发行量。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实不可取。
质量是刊物的生命，是效益的源泉。因此，追求假性发行量只是一种自我蒙蔽、自我安慰，而其弊端却不可小视：如果订户受指令被动订阅，虽订数较大，但阅读率很低，多数刊本被束之高阁而无人问津，则其社会效益将十分低下，且浪费了社会资源。如果为求得某订户扩大订阅而用其劣质稿件，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这种以牺牲刊物质量为代价的做法，将会产生很大的负效应——失去真正的读者，降低被阅读率和社会效益，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前两种的“假性”均表现为缺乏阅读率，或者称为“高发行量、低阅读率”。第三种的“假性”其阅读率可能比较高，但却是偏移性的，并非学术期刊的自身阅读率。
第二，期刊发行量的大小与其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的读者群的大小密切相关，最终则是由其办刊宗旨、专业面向、服务范围等所决定的。
任何期刊的办刊宗旨、专业面向、发刊范围一经确定，其相应的读者群、市场域也就随即确定。不同类型、不同宗旨的期刊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的读者群、市场域的大小是不同的，其间并不存在可比性。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读者面、发行量或者说市场域是有限、狭小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要求的可以无限地扩大发行，动辄便说通过提高发行量来自负盈亏。实践证明，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发行达到一定量（一般不超过万份，多数在六七千份以内甚至更低）时便接近极限；而且专业性、理论性、学术性越强，则读者面越窄，发行量也越小，诚所谓曲高和寡。学术期刊的努力目标是，在遵循办刊宗旨、服务面向、刊物性质的基础上，依靠刊物对读者的高度吸引和采取一定的宣传措施，尽量占领其市场、赢得其读者，扩大市场占有率。
笔者认为，期刊的发行量与质量、效益之间既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我们既不可简单地将发行量与质量、效益划等号，也不可无视发行量为效益价值。应该说，相应特定的读者对象的阅读率越高，则该期刊的质量与社会效益越高。在将发行量作为衡量期刊质量与效益一种标准时，首先必须注意以真性发行量为基数，尔后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于纵向，将期刊发行量与其自身所应有的全部读者群相对照，看对读者群的占有率，即市场占有率。于横向，将同类型、同专业期刊相比，看绝对发行量。一般说，纵向相比市场占有率越高，横向相比绝对发行量越大，则一般可以认为其质量与社会效益越高。
追求假性发行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局外人完全以发行量作为评估期刊质量效益的标准，进行无可比性的绝对数对比，从而给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办刊者造成很大心理压力，而不得不迎合这种片面的评估标准——发行量大一些，脸上光彩一些；有的期刊可能会增加一些经济效益。需要指出，在发行量的经济效益问题上有一种不太实际的观点，即认为扩大发行量可以降低学术期刊的单位成本从而“减少乃至消灭亏损补贴”：“例如一本16开104页码的期刊，在印数2000册时， 其出版总成本大约为8000元，单位成本为4 元； 而同样的期刊， 在印数达到20000册时，其出版总成本大约为37000元，单位成本下降为1.85元。假若定价同为1.5元，前者每册亏损2.5元，后者仅亏损0.35元。”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不完全正确。实际上，虽然发行量的扩大必将促使期刊单位成本降低，但是发行量需达到或超过一定的常数才可能产生正经济效益（不亏本或盈利）；否则便可能产生发行量越大负经济效益（亏损）越大的情况。上述引例即然：从总成本看，实际前者只总亏损5000元，而后者却总亏损7000元。这笔成本帐其实一目了然。此处引用此例只是说明，一些社科类学术期刊之所以追求假性发行量，主要是形式主义和虚荣心理使然。
总之，我们要努力扩大真性发行量，而关键更是要提高阅读率。这是社科类学术期刊赖以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当然，我们在否定假性发行量的同时，不但不排斥而且提倡采取适当措施对社科类学术期刊进行广泛宣传，力求提高知名度，扩大发行量，提高社会效益。古人标举“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今天社科类学术期刊界仍有不少人恪守此道。其实，在当今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的时代，丰硕的“桃李”如果“有言”，则“成蹊”就会更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