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年谱(1975-1997)》学习笔谈——邓小平晚年的“两个担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笔谈论文,晚年论文,两个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值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学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感慨良多。年谱生动地记载了邓小平1975年至1997年间的生平、思想和业绩，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非凡历程。其中，邓小平在晚年多次讲到的两个担忧，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这两个担忧是什么呢？一个是中国到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是中国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如何防止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他的晚年，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多次讲过这两个问题。以下就按时间顺序引述年谱中的几段：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时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同上，第1312页）
同年7月3日，他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呀！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同上，第1317页）
同年12月24日，他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的谈话中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同上，第1324页）
1992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同上，第1343页）
同年12月18日，他在阅读《参考消息》上刊登的有关中国的两篇文章时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同上，第1356～1357页）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和他的弟弟邓垦谈话时又讲了一大段。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同上，第1364页）
由此可见，在晚年，邓小平曾在多种场合讲到这些问题，而且十分恳切地告诫当时的中央领导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拿出对策来。
为什么邓小平在他的晚年特别关注这样两个问题？主要是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发展起来后必然和已经出现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方向，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从来都是从大局出发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问题的。1993年7月7日他在审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几篇文稿的整理稿时就说过：“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同上，第1362页）正是从大局出发，他看到这两个相关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颇有预见性地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邓小平还强调了提早思考和研究这两个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思路。
情况果不出邓小平的预料。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引起了国人的关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邓小平预计到的，在他的晚年又十分忧虑的这两个问题，终于成为我们社会必须面对的两大课题，成为我们全党和各级政府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