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洪[1]2000年在《伊斯兰教与中东宗教政治反对派》文中研究说明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使人们的传统宗教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不论对复兴运动持何种看法，都承认伊斯兰教确实具有并展现了惊人的思想活力、社会活力和政治活力。就国际政治学而论，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它的冲击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新认识是不研究“伊斯兰现象”也就很难对国际政治、特别是中东政治中的许多热点问题作出全面正确的诠释和解读。本论文即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的一篇跨学科研究的习作。 《伊斯兰教与中东宗教政治反对派》分为历史与现状两大板块，希望把历史、现实、理论三者结合起来。第一部分“历史上的宗教与政治”，意在把现实问题提升到历史的高度，予以历史的审视和思考。当代中东各国的宗教政治反对派都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问题，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符合伊斯兰教传统的国家政权才是合法政权，也就是说，只有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国家政权才是合法政权。鉴于宗教政治化是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基本主张，很有必要就历史上的政教关系的复杂情况予以梳理，以便讨个正确的说法。为此，这部分用四章的篇幅就相关内容予以分析和评述。一是从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团血肉联系的史实出发，分析政教合一传统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认定“确有其事”；二是通过评述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的四种形态，指明历史上政教关系的基本格局和不断发展演变的态势，把握不同时期政教关系的基本特征；三是通过分析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学说（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学说和哈里发制度）的三大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说明宗教与王权错综复杂的关系，指明宗教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几乎是伊斯兰教政治思想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 永远有“讲不完的故事”；四是通过对近现代伊斯兰教主要宗教社会思潮（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辨析，对当代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前史”予以认定，指明对近代以来西方殖民统治的回应是宗教政治反对派赖以产生的重要社会历史根源之一。 本文的第二部分“宗教政治反对派研究”分为综述和实例研究两部分。“综述”意在就当今中东国家宗教政治反对派的某些共同性的因素予以分析、描述，以便给人以整体的印象。这部分内容包括：宗教政治反对派的界定、产生的历史根源（前史）、思想根源（原教旨主义源流）、社会根源（对现代化迷失的反思），宗教政治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基本主张及有关国家政府的应对措施等。这部分内容的潜在危险性是“以偏概全”，因为不同国家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差异很大，但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仍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应当引起注意。“实例研究”的设立，意在通过典型的个例研究揭示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主要宗教政治反对派产生、发展、演变的基本态势，其社会基础、基本主张、主要活动、斗争策略及各国政府的对策等。个例典型的选定主要考虑了两个相关因素。一是代表性，即以中东影响较大的某些伊斯兰宗教政治反对派（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为个例研究的对象。二是回溯性，有些国家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如伊朗、阿富汗、苏丹）虽然已经夺取政权，因而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政治反对派，但作为一个过程还在发展、变化，同样应当纳入政治反对派的研究范围，故此我们选定了伊朗、阿富汗两个典型。苏丹作为一个典型也很有代表性，限于篇幅只好“忍痛割爱”了，但可留待以后予以研究。 本文所选定的6个典型实例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各有不同的侧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都是当年实行阿拉伯民族上义／社会上义的国家，采取了事实上政教分离的政策，又都企图把伊斯兰教纳入民族上义的范围，结果，它们皆因原教旨上义思潮的兴起而蒙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两个实例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两国国情不尽相同，所采取的政策不尽一致，结果也就不完全一样、沙特阿拉伯王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王权与教权关系也很融洽，但它同样受到伊斯兰狂潮的冲击，并产生了宗教政治反对派，只足规模较小，比较隐蔽一些罢了。沙特这个典型有助于我们认识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复杂性、土耳其是实行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的典型；其宗教政治反对派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张狂，受到法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牵制，但本质上与其他国家的宗教政治反对派没有区别。阿富汗抗苏斗争和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化，容易掩盖其宗教政治反对派的真实面目，而各派抵抗组织无休止的内战，也使人们看到宗教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伊朗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如今已成为执政者。但它从兴起到夺权的复杂过程以及革命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仍值得密切关注。
吴彦[2]2009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宗教政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宗教政治的根深蒂固和蓬勃发展,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历史的突出现象。官方宗教政治与民间宗教政治的消长,是沙特王国历史的重要特征。官方宗教政治的膨胀是沙特家族集权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民间宗教政治的异军突起则是沙特王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官方宗教政治与民间宗教政治的矛盾运动,即沙特王国建立后瓦哈卜派伊斯兰教逐步官僚化、传统宗教势力依附性的加强与70年代末民间宗教政治的兴起以及90年代以来民间宗教政治的多元化倾向,构成沙特王国宗教政治发展的历史模式。前石油时代,瓦哈卜派伊斯兰教作为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沙特家族的统治相结合,成为沙特家族改造阿拉伯半岛部落社会、建立国家和完成统一的政治工具。伴随着石油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官方宗教政治致力于为沙特家族统治提供宗教政治合法性保障,民间宗教政治则为沙特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由沙特家族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改革和由民间宗教政治派别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民主化运动相结合,构成沙特阿拉伯王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模式。沙特王国民间政治反对派经历了从民族主义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历程。沙特阿拉伯王国深厚的宗教历史传统和教俗合一的统治模式决定民众运动采取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为主要形式。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通过原教旨主义的外在形式,强调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沙里亚范围内的公民权利,同时还包括许多现代政治的要素。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标志着现代性质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民间宗教政治的形式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现代伊斯兰主义涵盖了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等现代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沙特阿拉伯王国民间宗教政治的发展,体现了民众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构成沙特阿拉伯王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环节,民间宗教政治势力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政治民主化的中坚力量。
何华玲[3]2014年在《结构、情境与行动者：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年底的中东北非地区，发生了一场持续至今、波及到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动荡。这场源起于一位突尼斯年轻人自焚的偶发事件，最终点燃了长期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强人政治下民众积压的愤怒之火，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蔓延到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给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变革。它吹皱了阿拉伯地区看似一潭死水的专制体制，给许多研究者不曾看好的中东地区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可能。然而，这场被许多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社会运动，却在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在出现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国家中，影响最大的是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和利比亚这五个威权体制国家，而海湾地区如沙特和巴林等君主制国家则在经历短期的社会振荡之后，以不同方式恢复了之前的统治秩序。发生政治转型的5个国家，都是伊斯兰信仰的威权主义国家；除叙利亚的巴萨尔在2000年才继承执政30多年的父亲，执政时间稍短之外，其他四个国家的执政者都在20年以上；经济发展问题很大，但是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本文针对这场政治转型，力图分析在该地区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威权体制下的国家，发生政治转型的相似的条件、行动者的不同策略选择及引发的不同转型的过程、绩效以及转型的前景。政治转型进程中，五个国家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各异，造成了不同的具体的转型途径，埃及和突尼斯的统治者退出政坛，也门的执政者通过谈判下台，叙利亚和利比亚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叙利亚的内战还在继续；不同的转型路径导致完全不同的绩效和转型前景。本文旨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什么样的具体转型过程把不同国家引向不同的未来，以及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对转型过程的决定性意义。本文正文一共包括7个部分。导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明确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对有关中东地区政治转型和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直到2010年之前，“中东例外论”是西方民主化问题研究的主流认知，尽管中东地区及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并非没有一点成绩，如土耳其的民主化成果，但中东在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化“第三波”中的缺位，则似乎进一步强化了民主不适于中东的偏见。尽管存在着这些偏见，但对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仍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和相对比较集中的核心主题。对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性、伊斯兰教传统与民主化的关系以及影响中东北非政治民主化的影响因素和条件（包括石油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态度、公民社会、政体类型和地缘政治格局等）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相关文献的积累也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高质量的研究中东北非地区政治转型的成果不多见。第二章是全文的重点，尝试对本文的理论框架进行初步构建，提出了政治转型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结构-行动者-过程-绩效”。这其中，民主化的周期论和条件论属于政治转型的结构分析，主要分析了经济、文化传统、体制和制度这些结构性因素对政治转型的影响；“行动者-过程-绩效”分析则是政治转型的过程分析，指出政治转型中的各方行动者和他们的策略选择建构了转型进程、路径和方式，也最终影响到不同国家政治转型的绩效。结构性条件对政治转型的作用举足轻重，但行动者及其行为才是决定政治转型过程及其结果的最具能动性的变量。第三章具体分析了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结构情境：该地区盛行的强人-威权体制，系统地分析了该地区的威权体制的类型、盛行原因和特点；伊斯兰的文化传统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真主主权”、政教合一及部族政治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威权政体下，经济的发展或不发展，都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我们称为发展的悖论，经济畸形的发展伴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与之相对的是权贵的奢靡和民生凋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经过新媒体的报道发酵，酝酿出越来越浓厚的抗争情绪。第四章通过各方行动者在此次事件中的行动策略与博弈，分析了行动者及其行为对政治转型路径及其结果的决定性影响。政权当局的政治领袖、政党、军队和警察等行动者中，领袖及军队的行动选择是事件发展过程的关键，决定转型代价的大小，以及转型发生后民主能否建立并得到巩固；抗争群体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大众的抗争，就不可能有威权体制的垮台，然而政治转型中的抗争群体不是转型节点上的决定性因素；中东北非地区，反对派一直活跃在政治的舞台，2010年底以来的政治变局，给他们带来了问鼎政权的机会，然而反对派自身也问题重重，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西方的支持下才艰难地推翻了卡扎菲的独裁政权，埃及的穆兄会通过民选获取政权一年后又失去了政权，叙利亚的反对派鱼龙混杂等等。但无论如何，政治反对派作为此次事件的行动者是个赢家；外部势力作为重要的行动者，一直是政治转型的考量因素，其干预行动在有的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在利比亚，在有的国家则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如在叙利亚。所以，行动者在政治转型进程中的不同策略选择和博弈，型构了各国独特的转型路径和方式。第五章通过对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政治转型收益和代价的梳理，对该地区政治转型的绩效及前景进行了分析评价。政治转型的阵痛带来了无尽的伤害，无论经济上、社会上还是潜在心理上，同时也开启了无限种可能的未来空间。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断言某一具体国家政治转型的成功或是失败，是走向阳光的民主大道还是在民主的边缘苦苦徘徊，但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弥足珍贵。结论部分对整篇论文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总结，同时对此次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转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和启示进行了分析。对于同样正处在伟大现代化征程中，关键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来说，对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政治转型得与失的思考，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何洪武[4]2013年在《二战后中东伊斯兰教组织政治化研究》文中指出中东作为伊斯兰教的主要聚集区，其政治生态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地区的各种宗教组织的存在与活动，以及各教派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二战后，由于历史原因，各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各不一致，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存在于各个国家的主要宗教组织纷纷由原先的纯粹宗教性质逐渐朝政治化方向发展，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由各宗教组织纷纷成立自己的政党，极力淡化其原始的宗教性，从而顺利进入国家政党政治的选举过程，以实现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目的，类似现象并非个例，宗教背景色彩浓厚的政党的产生并步入政治前台，不仅直接冲击了中东国家原有的政治生态，更是对世俗政党和国家的政治选择和民主进程产生深远影响。“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政治事件之后，由宗教组织而衍生出来的伊斯兰教政党纷纷上台执政，告示了我们，随着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东国家的民主文明的进步，这种现象将成为中东政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本文将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为例，深入系统的对这种发展现象进行剖析，以宗教与历史为宏观视角，以政治与现实为事实依据，全方位揭示现象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外在因素影响，并大胆预示中东民主政治的未来走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从1928年建立起，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它由最初的一个纯粹的宗教政治组织逐渐地发展成为埃及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且实力最强的政治反对派，最终完成了一个宗教组织政治化的转变，成为一个脱胎于宗教而又有政治诉求和行动力量的政党，2010—2011年北非地区发生了系列政局动荡，穆兄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议会大选，一举成为埃及执政党，从而真正步入埃及政治的核心主导国家的命运。如今的穆兄会，拥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在埃及社会的长期存在，无论是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还是在政界都使其积累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与政治资本。在穆斯林兄弟会政治化过程中，虽然其指导思想和斗争方式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但是，它的根本目标一直没有歪曲，那就是积极而主动地加入埃及民主化进程，以各种斗争方式，力图进入埃及政府的核心阶层，实现其政治化的最终目标即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作用。虽然这种斗争目标由于埃及国内的政治局势和世界局势的动荡而几经周折甚至反复，但是穆兄会领导层顽强地坚持，其坚韧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强大的基础力量的拥护，成就了其政治化道路的光明前途。随着其斗争策略的进一步调整和国内支持力量的进一步扩大，促使埃及政府最终解除了实施多年的党禁，为穆兄会政治化道路扫除了最难跨越的一道障碍，随之，进入议会选举，并取得节节胜利。2011年，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获得选举胜利，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可以说，穆兄会的政治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中东伊斯兰教组织政治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穆兄会的政治化历程，虽然表面看起来充满了传奇而又曲折的经历，但是依然是一个逐步向前迈进的过程，从纳赛尔独裁统治开始，到萨达特时代的若即若离，再到穆巴拉克时代的合作共赢，是穆兄会的主动而为，同时又是历史将它推到了历史前台，直至今天成立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而真正实现执掌国家政权的夙愿。从穆兄会的政治化历程并取得成功的范式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基于宗教意义的政治组织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依然以其宗教属性和理念作为自身强大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其政治化的斗争实践中，同样表现在其斗争的终极目标中，如穆兄会建立纯粹的伊斯兰政权的目标一直没有真正放弃过。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伊斯兰依然是真正穆斯林心中永远不变的理想和追求。在当今世界，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世俗政治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宗教政治组织如果要想取得合法的地位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首先就必须要改变自身的理念，以适应时代和国家社会的发展要求，才会有更大的出路。埃及穆兄会的发展以及转变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本文以历史与现实为纵线、以国内与国际为横线，深入探讨穆斯林兄弟会从宗教组织到政治化的发展进程。同时，以穆斯林兄弟会参加埃及议会选举为主要的标志，重点分析二战后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化发展的主要背景、政治表现以及国内外及其自身内在的驱动因素。最后分析2011年埃及议会选举前期穆斯林兄弟会的变化，以说明宗教组织的政治化转变，不仅要面对和适应国内的政治困局，更要直面地区乃至世界的政治风云变幻。本文的亮点在于通过分析宗教组织政治化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影响因素，对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政治发展趋势做出预判，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以来的时局变化，将伊斯兰教组织政治化的命题进行扩展，并与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伊斯兰教组织政治化研究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依据。
尹小凤[5]2017年在《当代苏丹政教博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治与宗教是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政治与宗教本身包含丰富的内涵与行为主体,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教关系,政教关系的张力与缓和关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全球化、现代化进入深入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政教博弈成为众多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现象。本文以苏丹国家的政教关系为研究案例,以苏丹政治与宗教二者行为主体层面的博弈为具体研究对象,解剖"麻雀",为纵览普遍处于传统宗教信仰与现代化磨合中的伊斯兰国家政治转型提供一个典型视角。本文以博弈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数据分析法等方法对苏丹的政教博弈进行分析,重点从博弈的参与者、博弈策略、结果、得失几个要素对苏丹的政教博弈展开研究。本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苏丹政教博弈的参与者,梳理苏丹政教关系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现状。第二章以世俗与宗教的合作为主线,探究合作框架下宗教势力成功掌权采取的博弈策略,分析教俗合作对苏丹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影响,总结世俗与宗教的合作对苏丹政教关系的影响。第三章以世俗与宗教的斗争为主线,以博弈结果为研究对象,梳理博弈双方的斗争,分析博弈的结果,剖析宗教势力失势的原因,总结世俗与宗教的斗争对苏丹政教关系的影响。第四章总结和前瞻苏丹政教关系未来的趋势,探寻至今影响苏丹政教博弈的因素,思考苏丹政教博弈的现实出路。本研究旨在从相对微观的问题入手,选择苏丹为个案,以图拉比这位伊斯兰主义者所领导的宗教势力在苏丹政治舞台的上台和下台为切入点,研究该个案中不同阶段的政教博弈以及对政教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在苏丹这个宗教、教派多元的国家,其复杂的政教关系已成为当代苏丹研究的重要内容。博弈论理论在分析研究任何具有斗争和竞争倾向的案例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理论指导价值,博弈论理论同样适用于研究苏丹的政教博弈。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博弈论理论运用到苏丹的政教关系上,从博弈论的基础构成的各个要素出发,和苏丹的政教博弈有机结合,分析苏丹政教关系的流变。由于苏丹兼具伊斯兰、阿拉伯、非洲和中东国家等多重角色,研究该国的宗教与政治博弈,对了解当代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生态、思潮流变不无助益。
翟铁[6]2012年在《中东“阿拉伯之春”的地缘政治透视》文中研究说明中东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并且拥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独特的文化影响。然而自一战以来，这片土地似乎从天堂变成了地狱，帝国列强在这里抢掠，宗教争斗在这里上演，民族厮杀在这里愈演愈烈。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了由民众发起的反对政府的抗议示威运动，随后这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是判定国家利益的重要根据，是认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以地缘政治视角研究中东“阿拉伯之春”爆发和蔓延的地缘政治原因，可以更清晰地把握这场变局的本质；探讨中东“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可以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有更清晰的了解。中东“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和蔓延，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中国与中东在地缘政治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使中国的战略利益也受到影响。因此，研究“阿拉伯之春”这场中东剧变对于我国未来中东战略政策的制定，经贸关系的发展，能源结构的调整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将以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对中东“阿拉伯之春”进行分析和探讨。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中东的战略地位做出评价，找到中东地区战火频繁、争端不断的地缘政治根源。第二部分，简单陈述“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的中东局势，以及“阿拉伯之春”的由来和蔓延情况，然后对“阿拉伯之春”特点进行了归纳。第三部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阿拉伯之春”爆发和蔓延的原因进行分析。其中内因从中东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民族及宗教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把握中东地区的内部矛盾所在；外因则要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美国因素，以及中东变局背后的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其他大国因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探讨“阿拉伯之春”的地缘政治影响。在这一部分本文将重点分析“阿拉伯之春”分别对中东伊斯兰国家、以色列、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同时，找出“阿拉伯之春”对世界石油安全的影响。当前，这场爆发于中东而令世界震动的“阿拉伯之春”仍然没有结束，中东的动荡仍在继续，影响仍在加深。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往来必将进一步发展、深化，因此，加强中东地缘政治的研究非常必要。及时了解、掌握大国的中东政策走向和中东地区各国的互动关系，我们要多视角、全方位地理解并把握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为我国有关决策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杨晓璐[7]2011年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党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从1928年建立起,发展至今80余年,由最初的一个宗教政治组织逐渐地发展成为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反对派。并且在实质上它也完成了一个组织政党化的蜕变,成为一个有政治诉求和力量的政党,拥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在埃及社会的长期存在也使其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穆斯林兄弟会政党化过程中,虽然其指导思想和斗争方式都在改变着:积极地加入埃及民主化进程,以和平合法的方式通过议会斗争实现最终目标。但是从1954年至今,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处于非法的地位。直到2011年3月28日,埃及新政党法的生效,才使得长期被禁的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合法地位。党禁的解除,加上5月新政党的组建,都表明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穆斯林兄弟会实力不容忽视。这也给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带来了变数。本文主要探讨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化发展进程。以穆斯林兄弟会参加议会选举为主要标志,着重分析纳赛尔、萨达特及穆巴拉克三届政府时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化发展原因和主要政治表现。最后分析2011年埃及议会选举前期穆斯林兄弟会的变化,以说明宗教政治组织演化为政党,需要不断的与时俱进。
蒋灏[8]2011年在《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中东地区的世俗化与伊斯兰化是其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而埃及作为中东区域传统伊斯兰大国和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国家,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一方面存在较强的冲突性,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的融合。政教关系在中东地区具有典型性。埃及政教关系力量对比关系到埃及政治发展的方向,政教关系在埃及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体现为以政权为代表的世俗力量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1等伊斯兰组织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对政治进程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是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在政治、公民社会、经济等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策选择的变量,同时就政策的效果展开评价。穆巴拉克政权以执政者的身份出现,其政治结构特征是行政权独大,在政治发展道路上坚持世俗化,逐步实现了政治与宗教、法律与宗教、教育与宗教的分离。穆巴拉克政权主导政治进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穆兄会是埃及最大的政治反对派,主流已基本放弃暴力政策,政治行为取向趋于温和,并且积极参与议会政治,进入了演进和发展的新时期,但被政权视为威胁。穆兄会要求增强伊斯兰在埃及的作用,将沙里亚法置于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在公民社会领域中具有相当的合法性。这构成了双方在互动框架中的基本特征。在穆巴拉克上台之初,政权对穆兄会主要采取了容忍政策,表现为允许穆兄会以间接的方式参加议会选举,默认穆兄会在公民社会领域的渗透,默许穆兄会构建伊斯兰金融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逐步转向,从容忍转向控制。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权推动的民主化进程放缓,以避免穆兄会通过议会道路实现政权的更迭。社会领域表现为通过立法等措施限制穆兄会在公民社会的渗透,防止公民社会成为穆兄会发挥政治作用的筹码。经济领域表现则是削弱穆兄会的经济基础。尽管穆兄会随着穆巴拉克政权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而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它采取的策略方针主要是在公民社会领域中增强其影响力,塑造伊斯兰温和派的形象。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穆兄会不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并不代表其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呈现出既容忍又对抗的态势,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组变量,即政府启动的民主化进程与穆兄会的复兴,世俗化的政治发展方向与伊斯兰化所赋予合法性的考量,国家对公民社会的需求与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内在张力。总体而言,穆巴拉克政权与穆兄会的关系更多的是以对立的方式出现,合作成为一种暂时的现象。在两者的关系中,穆巴拉克政权处于主动的地位,穆兄会是承受方,考虑的是如何应对政策。由于三组变量的存在,穆巴拉克政权及其继任政权可能对穆兄会的政策再次转向。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影响到埃及政治发展方向,加深了埃及世俗化进程,穆兄会的策略是在政权搭建的框架中开展政治运作,并没有提出推翻世俗政权的诉求。穆巴拉克政权没能解决埃及所面临的政教困局,虽然穆兄会的力量被暂时压制,但穆兄会依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政权也没有将其整合到政治体系中,它对世俗化的政治进程存在一定的威胁。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政策也对埃及的政治民主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政权对穆兄会采取容忍政策的时候,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当它对穆兄会采取控制政策的时候,则民主化的进程相对缓慢甚至停滞。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并没有阻遏穆兄会的发展。穆兄会在2011年埃及危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表明穆兄会仍然是埃及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展望穆巴拉克其后的政权,它在政治进程中还需要得到穆兄会的支持,并可能对穆兄会的既有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在政教关系两股势力的角逐中,穆兄会不太可能以暴力手段作为谋求政治诉求的手段。本论文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为: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意义和相关概念的辨析,提出论文选题的研究维度,并且做了系统的文献回顾。第一章从历史的长镜头阐释了埃及政教关系的演变。埃及近代化开始启动了世俗化的进程,政教关系逐步发生了转变,宗教逐步附属于政治,民族主义成为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这奠定了埃及世俗化国家的基础。第二章分析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政治结构特征和世俗化的政治发展方向。前者主要体现在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独大,对反对派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公民权利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与此同时,政权又开拓了一定的民主渠道。后者主要体现为穆巴拉克政权沿袭了世俗化发展的方向,在政治、法律、教育等领域实践了这一点,但是伊斯兰主义者在上述领域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三章主要阐释了穆兄会的政治主张。穆兄会的重新崛起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存在紧密联系,它的政治主张的核心要素是对哈桑·班纳思想的继承,但是也出现过库特卜的极端思想,在穆巴拉克时代存在向伊斯兰宪政主义演变的趋势,目前穆兄会主流实现政治主张的方式是温和的。第四章探讨了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容忍政策的背景和表现。这种容忍政策有利于穆兄会的发展,穆兄会参与议会政治,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对公民社会的渗透力度增加,也建立了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投资公司。穆兄会在穆巴拉克执政之初的全面发展与政权的容忍政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五章主要分析了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从容忍转向限制的背景和措施。穆兄会力量增长态势超出了政权的控制范围。穆巴拉克政权利用主导议会政治的优势,控制议会选举的进程。与此同时,政权通过行业协会法和社团组织法,以及“融入策略”遏制穆兄会在社会领域的扩展,在经济领域它也不断压缩穆兄会的空间。第六章试图探索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决策维度,即政策选择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在容忍和限制中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民主化进程与伊斯兰复兴的关联,政教分离的既定政策与伊斯兰所赋予的合法性,国家和社会之间产生张力的同时保持统一。结语部分指出,穆巴拉克政权作为世俗主义的的代表,加深了埃及世俗化的程度,也影响了埃及民主化的进程,但是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埃及政教困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与穆兄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展望后穆巴拉克时代,穆兄会仍然是埃及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政教关系仍然是埃及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闫文虎[9]2006年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泛伊斯兰主义为主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引发了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民族对立、宗教对抗、武装冲突、恐怖暴力和政府危机，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对地区安全、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为理论基点，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点、发生的原因和影响，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周边地区的影响，进而从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对台军事斗争战略等高度，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论文的理论支撑点。主要讨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及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及其特点，全球化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国家安全的几个方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和我国的新安全观，并引入全文。 第二章，全面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类型、成因、特点和趋势及对世界的影响。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化产物，战争也刺激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向极端化方向发展。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的恐怖主义泛滥，教派冲突不断，笔者认为这也是战争刺激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化表现。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周边地区的影响，分析了东南来、南亚、中亚、俄罗斯车臣地区及其阿富汗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下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如社会动荡、跨国犯罪、伊斯兰语境下的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等。 第四章，首先，分析了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主要特点和分布情况，其次，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条件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安稳定的伊斯兰因素，分析了东突恐怖组织是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提出东突恐怖组织是伊斯兰极端化语境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最后，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我国西北穆斯林地区发生的原因。重点指出了国际伊斯兰世界包括伊斯兰极端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慈善机构和有些国出于战略上需要对我国东恐怖主义的支持，对西北地区的宗教渗透。 第五章是前四章分析后得出综合结论，主要论述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催生下东突恐怖组织对我国西部安全稳定的影响，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对我国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影响，分析了东突组织与台湾“台独分裂势力”联系及其对未来国家对台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准备工作的战略牵制。此外，从全球化视角分析了周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对我国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矿产资源安全、打击制毒、贩毒和运毒等边境安全的影响，分析了美国以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为由全面进驻中亚地区、重返东南亚，全面渗透南亚，控制阿富汗对我国地缘政治产生的震荡。 第六章，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历史分析中得出了几点经验教训。发展西部经济，提高包括穆斯林群众在内的物质文化水平，因为经济问题是诱发伊斯兰极
苏瑞[10]2013年在《埃及政治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现象》文中研究表明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由此引发一场遍及中东地区的大乱局。埃及作为地区核心国家也未能幸免，中下层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穆巴拉克政府改善民生、提高就业、惩治腐败、扩大民主。在随后爆发的“125”革命中，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埃及陷入了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抓住埃及政局突变的时机迅速走上了政治舞台，先后赢得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成为埃及历史上首次掌权的宗教政治派别。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标志着埃及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政治伊斯兰势力作为蛰伏已久的政治反对派，在埃及历史上已经存在了较长一段时间。由于其独特的宗教政治主张和教会式的管理体系长期得不到世俗阶层的认可，因而一直处于主流政治的对立面，但是却活跃在埃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所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经过现代民主制度的洗礼，对埃及的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根深蒂固的情结，因而其具备了独特的阶级优势和政治优势。而腐败不堪、动乱不止的埃及局势也给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千载难逢的机会。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将会极大影响埃及的政治转型和今后的发展道路，也势必将对中东政治格局造成不小的冲击。然而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也不容忽视，能否带领埃及走出经济凋敝、政局混乱的泥潭，重塑埃及中东大国的地位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无论如何，政治伊斯兰作为中东政治中的生力军，其逆势崛起还是一个值得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和密切关注的重要课题。从政治伊斯兰角度入手分析埃及局势的变化，是本文最大的创新点。文章通过对政治伊斯兰崛起现象的分析、崛起原因的探讨以及带来影响的剖析试图解释埃及政坛的新变化，并回答政治伊斯兰能否带领埃及完成政治转型的问题。本文运用综合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料，希望能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提出新观点，找到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伊斯兰教与中东宗教政治反对派[D]. 曲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沙特阿拉伯王国宗教政治研究[D]. 吴彦. 南开大学. 2009
[3]. 结构、情境与行动者：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转型研究[D]. 何华玲. 苏州大学. 2014
[4]. 二战后中东伊斯兰教组织政治化研究[D]. 何洪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5]. 当代苏丹政教博弈研究[D]. 尹小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
[6]. 中东“阿拉伯之春”的地缘政治透视[D]. 翟铁. 山西师范大学. 2012
[7].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党化问题研究[D]. 杨晓璐. 外交学院. 2011
[8]. 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研究[D]. 蒋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9].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D]. 闫文虎. 西北大学. 2006
[10]. 埃及政治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现象[D]. 苏瑞. 国际关系学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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