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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去年10月底至11月初，袁木同志随李鹏总理访问了韩国，后来写了此文。现征得作者的同意，发表以飨读者。
（一）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4300万。韩国历史上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经济落后，资源短缺，直到60年代初期，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24亿美元，人均只有87美元。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韩国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态势，1962-1991年，韩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8.8%，居世界各国之首。到1992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964亿美元，人均6790美元，跨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韩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研究。据我们出访前后阅读到的一些材料和访韩期间有关人士的介绍，从宏观上观察，除了一些特别有利的外部因素外，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很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始终把经济发展作为举国追求的目标。韩国政府经常更迭，政局不时发生动荡，但在发展经济方面，朝野上下基本形成了共识，谁上台都把它作为政府的努力目标和首要任务，这就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宏观环境。
二是，市场配置资源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韩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又以具有较强计划调节的“政府主导型”开发体制而闻名于世。同西方发达国家和其它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韩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表现得更为广泛、更为直接和更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韩国政府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基础设施薄弱，市场机制不发达，为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促进重点项目的建设，必须强化政府对市场的宏观控制。韩国政府制定的国家计划规定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的发展方向，通过控制经济参数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并不断加强和完善经济立法，同时也不排斥必要行政手段的采用，以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从1962年开始到现在，韩国已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六个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有一个要求全国集中主要力量加以实现的基本目标。为了保证国家计划的正确制定和有效执行，韩国于1962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建立了权力很大的经济企划院，由内阁唯一的副总理兼任企划院长官。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又是以对企业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作为微观基础的，因而较好地避免了由于政府干预而导致的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扭曲，长期形成了政府积极干预与富有活力的企业行为彼此相适应的局面。在访韩期间，一位韩国著名大企业集团的负责人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国经济的计划程度可能比你们国家还要高得多哩！”这句话对于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不要任何宏观调控和计划手段的误解，可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韩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正确实行宏观调控和运用计划手段对于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着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努力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生产的发展离不开投入的增加。韩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样归因于较高的要素积累率和投入率。长期以来，韩国一直保持着30%以上的积累率，1990年曾达到37%。但较高的投资率还必须同不断改善的投资结构相结合，这样才能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地分配到各个产业部门，以保持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使投资较好地转化为生产力。在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即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过渡的时候，韩国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优质廉价的劳动力，及时引进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第一次升级；7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消失，钢铁、汽车、机器制造等传统工业部门的生产普遍发展缓慢，开始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韩国又及时抓住机遇，把一些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吸收过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又一次升级；8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了产业结构的第三次升级，韩国又紧随其后，进行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投入巨额资金，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目前已初见成效。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和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使韩国经济比较成功地实现了速度与效益的有机统一。
四是，注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控制通货膨胀。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断扩大投资，对外大量借债，再加上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从60年代到70年代，韩国的消费品物价上涨率曾平均达到18.4%。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对韩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带来了严重危害，比如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下降，生产性投资不断减少，收入分配愈来愈不公平，影响社会稳定等等。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韩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主要是政府推行了以提高收入、节约开支、控制财政赤字为重点的财政政策，实行了目标明确的金融政策，即按产业发展战略分配信贷资金和刺激国民储蓄。经过70年代的税制改革，政府财政收入从原先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上升到18%，财政赤字一直被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之间，达到了国际上一般认为不会过度诱发通货膨胀的安全标准。在政府强有力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作用下，韩国的物价上涨率在80年代下降到5.1%。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影响经济的增长，反而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从1980年到1988年韩国经济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8.1%的水平。
五是，把就业问题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与增长往往是矛盾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往往容易发生两种失误：一是强调重化工业的增长而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造成非农业劳动就业长期处于萎缩增长状态，出现高增长、低就业问题。二是强调给新增劳动力安排就业而不考虑这种有偿就业是否具有经济上的需要，造成人均劳动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也变得相对缓慢，发生高就业、低增长问题。韩国在处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上，比较成功地避免了上述两种失误，实现了较高经济增长率与较高就业增长率的相互配合。韩国政府选择了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方案，并采取措施坚持贯彻执行，比如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的工业发展道路，以及政府一贯地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等，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韩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等条件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做法我们决不能够也不应该照搬，但有些经验无疑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目前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宏观调控和计划工作必须坚持改革，但也决不能由此而否定宏观调控和计划的重要作用。如何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是我们长期以来密切关注并不断寻求解决的问题，韩国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和优化经济结构的经验对我们很有启发。通货膨胀的加剧已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必须坚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后果将更为严重。我国目前劳动力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很严重，愈演愈烈的“民工潮”正向我们昭示：努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已刻不容缓。
（二）
韩国60年代初经济还相当落后，居民储蓄能力也很差。韩国政府认为，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决不能把有限的资本等要素分散使用，必须适度地集中起来用于发展支柱产业和关键项目。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韩国根据自身条件并借鉴国外经验，选择了重化工业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把钢铁、化工、有色金属、机械、电子、造船作为“六大战略行业”，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全力进行支持。在财政方面，将“国民投资基金”的70%集中投向重化工业；在金融方面，将韩国产业银行制造业信贷资金的80%用于发展重化工业。另外，还在税收方面进行支持，减免国内税和关税。在举国鼎力支持下，起步较晚的韩国“六大战略行业”及其它产业得到了跨跃式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有些产业如汽车、造船、化工等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1992年与1987年相比，韩国钢产量（以粗钢为基准）从1800万吨提高到3200万吨，由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六位；乙烯生产能力从年产50万吨提高到325万吨（我国为200万吨），由世界第二十位跃居第六位；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生产能力从每月处理130万块6英寸标准晶片提高至325万块，由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汽车生产能力从年产147万辆提高到263万辆（实际年产175万辆左右），由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九位。造船能力已达到年产420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大造船国。韩国集中国力于重点产业建设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果，的确给人印象很深，并令我们不胜感慨系之。
小平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建国以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体系，新办了一大批大型骨干企业，在我国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实现了“两弹”上天，火箭技术不断更新，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些都是充分发挥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但是，由于许多客观的和主观的特别是主观的因素，我们在发挥这种优越性方面也未能一以贯之。韩国已经做到的，我们尚未做到。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研究资料表明，在我国39个主要行业中，有38个行业50%以上的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的标准。尤其是钢铁、汽车、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支柱产业，生产规模偏小，成本偏高，技术落后，长期无法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我国的汽车工业起步比韩国早，但直到现在各类汽车加在一起年产不过100万辆，轿车不过26万辆，而且分散在126个汽车总装厂、5000多家汽车改装厂之中，总装厂产量最大的不过十几万辆，最小的只有几十辆，离国际上公认的汽车工业最低经济规模还有很大的差距。再如乙烯工业最低的经济规模应为年产30万吨，合理的经济规模应为45万吨，而我国各地建立的乙烯工厂相当大一部分为十几万吨。因此，如何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借鉴韩国的经验，更好地集中力量，加快我国支柱产业的发展，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韩国经济尤其是支柱产业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通过以大企业集团为中心的产业组织形式来实现的。韩国政府认为，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大企业在合理使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具有中小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尤其是在一些支柱产业的发展中，中小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程度不等的市场混乱无序，形成许多无效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使整体经济效益下降。因此，韩国没有完全重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那种先让中小企业充分自由发展而后逐步集中的发展道路，而是比较早地就开始注意培植、扶持大企业集团，使之在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和支配作用。大企业集团逐步形成后，它们又通过签订各类合同等契约形式，对中小企业实行加工订货，这样既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又能发挥中小企业各自的特点和有利于它们的健康发展。从政府方面来说，他们曾运用财政、金融、关税等各种手段，鼓励企业扩大自身规模。兼并中小企业或同它们加强协作配套。企业规模越大，得到的政府支持越多。以金融支援为例，不仅大企业的平均借款成本大大低于中小企业，而且政府几乎将所有的对外借款都投入了大企业。
从1958年到1980年，韩国对外借款195亿美元，其中投向中小企业的不到2%，98%以上都投向了大型企业。在一些支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又选择若干有实力的大企业进行重点支持。韩国汽车工业70年代才开始起步，国家大力扶持现代、大宇等几大厂家，使汽车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92年已形成263万辆的生产能力，实际生产量约为175万辆，居世界第九位，其中仅现代集团的汽车年产量就超过了100万辆。
在政府政策的导向下，韩国企业发展的态势是平均规模的扩大要比企业数量的增加来得快。到70年代末，韩国十大财团已拥有国民财富的1/4。大企业集团一般都以一两项产业为主，同时实行多方面的综合经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之成为整个经济的支柱。据统计，韩国有近半数的制造业部门集中于最大的五家企业，集中度达70%以上。在出口方面，韩国政府扶持十大综合贸易商社发展出口，目前它们的出口已占韩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我们参观过的三星集团年销售额达500亿美元，年产500万台彩电和450万台录像机，分别占世界第三和第二位，微波炉的年产量占到世界的14%。现代集团年销售额420亿美元，产品出口90亿美元，它的造船吨位占世界的12%，集装箱产量占全球的40%。韩国已有数十家集团公司跻身于世界500家大公司的行列。
由于韩国政府重点扶持大企业，大大缩短资本集中和积累的时间，较快地发挥了规模效益，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提倡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也组建和发展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但总的来看我国企业规模偏小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有些大企业集团也还办得不那么成功。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和逐步实现现代化，我们尚需从本国国情出发和借鉴外国经验，在这方面继续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
（四）
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在韩国经济发展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强调，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求得国家的自主、自立、自强。他们在引进中比较注意掌握了以下的原则，即应有助于出口的发展和国际收支的改善；应有利于关键性工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应能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有所贡献。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韩国对外资的引进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引进外资的措施配套得力。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韩国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韩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外国贷款提供还本付息的支付保证，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韩国政府还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其优惠程度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企业的税收有很多减免措施，但外商如在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的部门投资，则不得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
二是，引进外资具有一定的禁止和限制措施。韩国政府认为，无限制地允许外资流入可能对本国经济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如果措施不当，会损害本国经济的发展。韩国政府禁止外国投资者在下述行业投资：国家及公共团体经营的公益事业，如邮政业、铁路运营业等；危害国民保健卫生及环境安全的事业；赌博业等明显伤风败俗的事业；报纸发行业和无线电广播等行业。对一些产业的外资进入，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规定了外商的最低投资数量和外资的控股比例。如简单劳动密集型项目、简单免税加工项目和以国内市场为主的项目、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股权不得超过50%。政府对外国资本控股本国企业或收购股权，有严格的控制并有立法规定。韩国1984年实施的《引进外资法》规定，如外商控股50%以上，除投资于出口创汇企业或进出口完全自由的产业，必须由财务部长官批准。
三是，注意把引进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结合起来。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引导外资投资于技术密集型部门和其它符合政府产业政策的部门，同时要求企业必须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然后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创新。韩国的大企业，在引进关键技术的洽谈中，并不计较入股的比例，即使占小股也干。但要求对方在一定的时限内（据说一般为四年）必须转让先进技术，否则就将对方股权买下，使之成为自己的产业。如大宇汽车与美国GM公司合资之初，只占40%的股份，后来将其全部买下，使大宇汽车系列成为技术先进、国内外市场广阔的产品之一。其它一些著名的集团大都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产品与管理经验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引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投资于一般加工业的比例偏大，对基础设施及基础产业的投资不足；投资规模偏小，1993年外商投资的工业项目平均规模不到100万美元；某些外商还往往把一些落后的技术设备引向我国内。我国各地竞相攀比对外优惠政策的做法也加剧了这些问题的发展。另外，近年来一些外商要求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实行控股的势头较猛，特别是跨国公司、大型产业资本在合资中纷纷要求控股，而且主要是面向我国一些行业、地区的骨干、龙头企业和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决不能也不应有丝毫改变，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但现在也已经到了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存在问题，规范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着重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和质量的时候了。
（五）
这次出访韩国，出发前我原以为这个国家长期依赖美援并同美国保持战略同盟关系，西化情况一定比较严重。一些去过韩国的同志向我说到与此相反的许多事例，我还不完全相信。但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却不能不令我感慨万端。为了加速建设自己的国家，韩国十分注重发挥本国人民的积极性，弘扬民族精神和树立民族自豪感。一些著名大企业集团规定的企业精神，有的是“创业、挑战，无私奉献”；有的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有的是“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等等。在我们参观过的工厂，常常可以看到“从我做起”，“关心他人”，“实践为本”，“质量第一”等标语口号。他们不仅这样提倡，还有一系列落实的措施。在现代集团一家企业参观时，集团负责人曾经郑重其事地向我国总理介绍该企业4万余名职工评选出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为了大力提倡使用国货，政府率先垂范，明确规定许多重要产品均不得购买外国货，政府官员坐的都是国产汽车。韩国企业也十分注意根据居民需求，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积极与外国产品竞争。经过长期的努力，在韩国民众中已形成了以使用国货为荣的风气。除了少数主要供外国客人和旅游者住的星级宾馆外，街上的高、中级商店和超级市场，供应的主要都是国货。在我们访问过的首都汉城和第二大城市釜山，很少看到外国商品的广告。街上跑的汽车，居民家庭用的电器，高级宾馆里电梯等设备，韩国人抽的烟，吃的菜，喝的酒，戴的手表，也大都是国产的。举国上下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国货的偏爱，无疑是促进韩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目前我国企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忽视人的作用和职工积极性的倾向，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崇尚洋货的倾向。这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我们决不主张排斥外国产品，在当今时代谁也不可能也不应该盲目追求完全的自给自足，更不能退回到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因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机遇。但我们也必须充分依靠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弘扬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精神，同时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两者并不矛盾。广大企业也要竭尽全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国内和国际的竞争能力，满足居民消费和扩大出口的需求。
（六）
这次出访前、出访中和出访后，经与国内一些同志交谈，大家普遍认为韩国经验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这次同行的陈锦华、吴仪、陈光毅等同志，与我有基本一致的同感。锦华同志还着重提到，韩国重视儒家伦理道德观和市场经济价值观的结合，是一种颇有成效的精神力量。对此，我在前不久访问新加坡时也有所体会。以前去过韩国的袁宝华同志，特别推崇韩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经验，拥有大力提倡并认真付诸实施的企业精神，以及注重人的作用和弘扬“无私奉献”精神。上海徐匡迪同志还给了我一份一年多前他率团访韩，回来后写的题为《访韩归来》的内部报告，所谈感受与我也大体类似。由此我想到，当着我们即将顺利实现“八五”计划并开始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如果能够用较长一些的时间，着重从宏观上专门研究一下韩国发展经济的主要经验，并深入剖析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型企业集团，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这可能对我们甚有益处。由于这次随总理出访时间很短，所见所闻难免挂一漏万，加上写作本文的主旨仍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韩国政局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并未涉及，此点亦请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