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理论与我国足球俱乐部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俱乐部论文,足球俱乐部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俱乐部产品的特性
如果从资本本身的技术和自然属性来判断，所有的资产都可以划入三大类：一是私人性资产；二是公共性资产；三是介于私人性资产和公共性资产之间的所谓俱乐部资产。
关于私人性物品，经济学家给它的定义来自于该物品的使用或消费的排他性。也就是说，一个人使用或消费私人性物品意味着他人不能同时使用和消费该物品。例如，一双鞋子你穿上了，别人就不能穿。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是以私人性物品为基础的，离开了私人性物品市场机制就会出现毛病。
与私人性物品相对的是公共性物品。公共性物品在消费或使用上是不排他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一个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或排斥他人对这一个公共物品的消费。如道路就是这样一种物品，你在马路行走，并不排斥别人也在马路行走。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排他的费用是高昂的。公共性物品的这些属性扰乱了市场机制的功能，造成了所谓的市场失灵。即公共物品是具有非排他性的消费，所以没有哪个厂家或生产者愿意提供公共物品，也就是说，生产者没有能力设计一种技术装置对其消费者收取费用并以此来阻止“免费乘车人”。因为市场机制的运转要求收益能够抵偿成本，或者要求成本能够追踪到单个消费者身上。由于公共性物品的集体消费性不可能将每个消费者孤立开来，不可能毫无代价地监督和排斥他人的消费，所以市场机制便无法运转。于是，关于公共性物品的产权安排，一般的结论是：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或资产由于“外部效果”（生产出来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和“搭便车”（不付费而享用）等原因，其产权不宜私有。或者更确切地说，私有产权制度的履行和保护费用极高。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观点来看，这一类资源和资产的公共产权安排是相对有效率的。
介于纯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或服务就是“俱乐部产品”，即这些物品已不同于私人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相比较，俱乐部产品具有如下两个主要特征：
（一）排他性
俱乐部产品仅仅由其全体成员（是由具有某种资格，并遵守俱乐部规则的单个成员组成）共同消费，因而排他是可能的；纯粹公共物品则由全体消费者（而不是会员）共享，如国防设施要求全体公民共享，对路灯的享用也是非排他的等。从这一排他性来说，俱乐部产品似乎更象私人物品，只不过后者的消费规模只是一个单位。
（二）非对抗性
单个“会员”对俱乐部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会员对同一物品的消费。而一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消费会自动地使其他人对同一物品的消费减少相同的量。例如，两个消费者不可能同时穿着同一双鞋。因而，俱乐部产品又接近于公共物品。因为单个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同时意味着其他所有人的相同的消费，但区别在于，俱乐部产品的消费规模是有限的，只限于全体会员。
二、俱乐部的运作机制与我国足球俱乐部的改革
俱乐部产品的上述特征，决定了俱乐部的运作（激励约束）机制。这种激励约束可以从俱乐部的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看。
（一）从外部来看，俱乐部产品具有的排他性使俱乐部产品成为私人物品
1.作为私人物品，它是以成本收益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俱乐部购买球员、教练员，希望通过这些成本的投入进而获得诸如良好的运动成绩、广告、体育运动产品等的销售而获得收益。这样，相对于传统体制下，由国家统一包办体育来说（运动员的成绩动力强调以国家利益至上），更富于长期的持续动力性。对俱乐部来说，球员是作为生产要素或要素的所有者需要从外部购买的，因而球员转会问题必须按市场规则进行。足球业内相当多的人士认为中国缺乏优秀的球员，如果允许球员自由转会，各俱乐部争相购买，会使少数球员的价格偏离现实太高，同时当“财大气粗”的俱乐部将有限优秀球员垄断后，会使竞争失去平衡。笔者认为，这一表面看上去合乎情理的解释，事实上违背了俱乐部运作的基础，即市场经济的真谛。市场要求是以成本与收益作比较，赋予经济人充分追求利润的权力，只有经济人在充分追求利润时，才会有效率和不断地创新。优秀球员价格偏高，说明物以稀为贵，是市场供求不平衡的结果，正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表现。这种不平衡是更高层次平衡的前提：
①高价购买球员后，俱乐部对球员期望更高，球员之间竞争压力更大，有助于球员约束自己，而不是“离了他不行”。
②激励其他球员刻苦练习，更快成长。
③通过价格比较，有助于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球员，不均衡在市场的作用下只会趋于均衡。
④俱乐部由于成本高，要求获得更大收益，迫使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随着更多球员的涌现（包括国内成长的和国外引进的），必将会实现引进俱乐部体制的初衷，而不会是职业化陷入低迷。球员自由转会使高水平的球员可以选择自己的俱乐部，包括国外的高水平俱乐部。优秀球员在国外高水平俱乐部中锻炼，必定促进国内足球运动水平的提高。
2.市场运作的手段是竞争
包括俱乐部之间的竞争、球员之间的竞争和教练员之间的竞争。
货币是资本所有者（俱乐部）对教练员行为约束的主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资本所有者还拥有另一个手段，即对教练员人选的决定权。这一手段的运用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这里的竞争主要是管理劳动市场的竞争。在管理劳动市场上，总存在着众多的管理劳动者即教练员，他们都力图使自己的劳动被高价购买。由于这种竞争的存在，资本所有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对教练员人选进行选择。对于已经被聘用的教练员，竞争也同样存在，聘用和解雇对教练员的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是通过教练所拥有的声誉发生的。一般而言，面对竞争压力，每个管理劳动者都不得不十分重视自己的声誉。因为资本所有者在决定是否聘用某人为教练员以及按何种条件聘用时，他们对他的了解就是看他过去工作的记录，即他的声誉。管理劳动者对自己声誉的重视程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声誉的“质量”，即声誉反映实际情况的准确程度；第二个因素是管理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预期，由于声誉所影响的是管理劳动所有者的未来收入；第三个因素是管理劳动所有者为培育自己的管理劳动能力所投入的资产专用水平和数量，因而改变职业的成本越高，对自己的声誉就越重视。
（二）从内部看，俱乐部产品的非对抗性要求有合理的制度
从产权制度上讲，俱乐部是以一种假定解决了“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它假定各个俱乐部内部成员的偏好或趣味是相同的，因而每个人对俱乐部产品的评价程度也是一样的。评价一样意味着没有“逃票”的动机，从而不存在偷懒和刺激不相容的制度漏洞。只要某个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他都能以“用脚表决”的方式离开该俱乐部，而转向其他能满足其偏好的俱乐部中去。这种制度的产权安排就是俱乐部的产权安排，职业足球俱乐部就属于此类。而且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制度安排是高效率的源泉所在。没有“逃票”的动机，一方面要求俱乐部有好的物质环境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求球员有良好的职业化意识。具体体现在球员的竞争意识强化，如敬业精神、职业道德、自我管理意识、个人价值的实现等。
足球运动的成绩取决于整个足球队成员的共同努力程度。这是一个协作群的生产，协作群生产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生产过程中，一个人的活动和行为（如努力程度）会影响协作群中其他人的生产力。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给协作群的成员按劳付酬而刺激其工作效率。在协作群生产中，每个人都有一种偷懒的动机，尽量使他人多付劳动从而搭个“便车”。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动机在协作群生产中较难以克服，除非能够有效地监督和计算每个人的行为和努力程度，由此带来的问题称为“道德风险”，所以道德风险完全可能由于纯粹的技术原因即要素合作的不可分辨性而造成。只要难以从技术上观察到从而决定每个要素的努力程度，就不可能避免偷懒和“搭便车”的道德风险。而要充分发挥企业的效率潜力，必须克服偷懒和“搭便车”这类道德风险。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给出的解决答案是，从制度上将企业的产权结构化，形成一种可监督的结构，尤其是使某些人的职能专业化。制度的安排必须克服监工与被监视成员在利益和动机上的雷同，要设法使监工的偷懒动机变得对自己没有利，从而达到双方的激励相容性。谁来监督监工呢，赋予监工剩余索取权，即扣除工资之后不能分享公司的剩余收入。俱乐部合理的治理机构尤为关键，即要求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三、结语
俱乐部产品相对纯私人产品来说，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而收费是比较困难的，内部必须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和治理机构。俱乐部产品相对纯公共产品来说，外部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因而必须遵循市场机制的运作规律，并赋予经济人以权利和培育竞争市场。具体对我国足球俱乐部来说，如下几个方面在当前尤为重要：
①足球球员实现自由转会，包括鼓励球员转会到国外高水平俱乐部；
②积极培育教练竞争市场，教练的任免直接与成绩挂钩；
③鼓励聘任外籍教练和引进外籍球员，培育足球竞争市场；
④俱乐部实行严格的企业制度；
⑤强化球员的职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