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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近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走向
在欧洲工业革命前，各国城市发展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从英国工业革命至今的一百多年里，工业化国家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均远远超过在此之前整个的发展水平。
1.近代城市之发展
从1760～1900年的一百多年中，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因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带动了城市的大发展。但随即出现的问题是：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以爆炸般的速度向外扩展，于是城市中人口剧增、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疾病蔓延，这些问题呈恶性膨胀式的发展，形成所谓的“城市病”。早期的资本积累是残酷的。“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村居民，……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劳动人口被强迫流向那些需要他们的地方，如首都、工商业中心和工矿业中心等。“人口也象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镇，而小城镇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这就决定了大工业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P300～301）。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使许多人烟稀少的地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工业中心，如英国的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和纽卡斯尔等城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由于土地的私有制，城市建设的计划性根本无从谈起。一方面是工厂的盲目建造，另一方面是到处都是贫民窟，城市成为剥夺工人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场所，其发展必然是盲目的和崎形的。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劳资关系的矛盾，反映在城市问题上就是各种“城市病”的必然发生和层出不穷。客观地说，资本主义既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推动力；又困扰于“城市病”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阻碍。资本主义当权者也试图以改善城市环境和提高居民居住条件等手段来缓解“城市病”，目的是维持其对劳动者的剥削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阶级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那些最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但是，这只是一个程度上的变化，“城市病”的本质并没有解决。虽说猪和垃圾堆看不到了，但是这一地区再也回不到当年可用田园诗描绘的那种景象了。
有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把城市问题归咎为社会问题，认为只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即可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鼎盛发展时期的“社会学”，便是一些思想家从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出发，力求使其合理化、理想化而提出的一种学说。它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功能、运转和变迁，研究关于社会生活的管理原则与方法，研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通过“社会学”研究，对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认识和探讨，于是一些改良城市的设想纷纷出台，如“田园城市”、“带形城市”、“空想社会主义城市”等等。这些设想有的因不能完全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而遭失败，如欧文的“新协和村”、“傅立叶的“千家村”等就是如此。也有的则因其一定的适用性而被城市建设所采用和借鉴，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方案。它对近代城市规划学的建立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现代英国卫星城镇的建设等提供了理论依据。
2.现代城市之发展
“现代城市”泛指1900年以后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建设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传统的市镇规划。其特点是预先制定出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型，然后通过建设来实现它。这些城市模型的提出主要是依据早先的“田园城市”设想、“中心地方”理论等。这些理论认为，只要有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城市的社会问题就不会发生。但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仍然产生了许多他们事先预想不到的问题，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1912～1920年在巴黎郊区实行的“卧城”规划、瑞典的魏林比卫星城等，对于疏散大城市人口并无显著效果。就连直接按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营建的英国列契华斯也是如此。
（2）区域发展。在传统市镇规划未能取得预想效果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区域规划”的建议。其要点是：城市规划不应只局限于城市之内，而应扩展到外围的郊区及农村；不能就城市而论城市，必须从更大的范围来研究有关社会、经济、资源和交通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从更深层次去研究和分析城市问题发生的原因，从而也使得城市规划和建设开始大量借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城市规划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专门学问，从此便应运而生了。与此相关的实践，如英国的“大伦敦规划”，它采用“单核心同心圆”的城市布局，在城市外围建立卫星城，用以转移和疏散中心区的人口。但这一规划也出现了许多所始料不及的问题：如人们上下班的劳累程度增大；城市外围出现了大量自发、无计划的建筑物，使城市的盲目扩展无法控制等。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再次反思，城市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3）为维护社会安定而出台的社区规划。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美、英等国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城市骚乱，其原因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缺乏必要的为他们的社会服务和经济出路，矛盾逐渐演变成暴力。其结果是：有钱人纷纷迁往郊外，城市中心区由于成了暴力和犯罪的发源地，所以面临迅速破败和衰落的局面。城市的当权者为了缓解这一社会政治冲突，提出所谓建立“社会公平”的口号。尽管这是一种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提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在当时的城市建设和规划方面确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此，“社区发展”（Communty Development）的概念就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规划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其具体的操作程序是：首先确定出城市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社区，然后由规划者跟社区居民一起解决问题，所有的调查和技术分析社区居民都能看到并评论其成果，然后再由规划者和社区居民一起制定新方案。这样，社区居民不但自始至终参与了社区规划，而且由于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经社区居民认可的，故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也必然会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
综上所述，由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发展所走过的路告诉我们：城市规划不是单一的纯技术性工作，它是一门复性学问。作为具体城市规划时的借鉴，我们要强调考查其来龙去脉，先对其现状的成因和价值观作出评价，然后再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我们具体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绝不能照搬照套。例如按照资本主义城市理论提出的所谓“社区发展”和“公平”意识，它只不过是改良和调和劳资关系、防止矛盾激化而引发社会动荡的手段而已，在城市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问题与出路
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他们从原来孤立地看待城市规划、设计与改造，发展到今天宏观、总体地规划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带（带至是城市群），这是不断进步的表现。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当代西方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的理论，来自近一、二百年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虽说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仍不失为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不同于西方，但并不是说我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就另具有独立的体系，西方许多成功的东西仍值得我们借鉴。我国有好的社会制度，但基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方面仍相对落后，城市建设也发展缓慢，这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未能得以很好地发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各方面的建设正在大步前进，城市建设也在不断发展。但我们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既要善于接受国外的先进经验，也要防止过去西方城市规划的败笔再现于我国城市建设的宏图之上。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准备是必要的。
1.我国大城市的发展问题
（1）应从区域规划入手，调整大城市结构。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的生产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城市基本建设全面铺开，因此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乡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城市迅速膨胀起来。环境恶化、人口压力增长、交通拥挤、能源短缺，社会治安混乱、人情趋于冷漠等现象开始出现。这种兆头似乎在提醒人们，“城市病”的灾害已开始向我们袭来。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既要发展生产力（而且步子要走得快一些），又要抵御“城市病”在我国的蔓延，这是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两大重要课题。分析我国现有大城市的运转格局，还是以“单核心”式的为多。即以旧城区为核心，向外呈同心圆式的发散和延伸。这种格局的弊端是加重了城市中心区的压力，加重了人流密度（特别是高峰期）对交通设施的压力，增加了工作者的疲劳程度和时间浪费。而国外现有一些较成功的经验，是把单核心的城市格局改造成为多核心组群式的布局。例如东京、莫斯科、巴黎等大城市，它们都致力于把城市规划为若干个“规划片”，逐步把片内劳动力和劳动市场调整得相对平衡，并配备以较完善的服务设施。而且每个片内均有各自的市级公共活动中心，其目的是使人口相对稳定在各自的规划片内，以减少每日因长距离流动而造成的无谓疲劳和交通堵塞。据悉，这一实践在莫斯科相当成功，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2）解决人口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难以仅靠行政手段控制住的。那么我国城市人口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拿以北京为代表的需要改扩建的大城市和以深圳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为例来具体分析。深圳作为开放窗口和沿海特区城市，在国家的优惠政策条件下，近年来工业发展很快，对外资、内资吸引力很大。但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投资者发了财，“城市病”也袭来了。看来在新建城市时一定要有长远而慎密的规划，不能随其自流、形成无政府主义。深圳发展的优势在于它少受原来的城市模式的束缚，有可能用较先进和较完善的城市理论来发展和建设。比如在城市分布上，应从区域规划入手，确定其在这一地区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城市格局上，应对其生产部门合理安排，强调多核心组群式布局，避免单核心发散式发展；在每一规划片内，应强调建立完善的服务设施，提供良好的居住、生活和娱乐环境。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的改扩建，由于原来规模就大，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难度就比新兴工业城市大得多。有的学者把北京概括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旅游中心、全国第二位工业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如此之多的城市职能使得北京的就业、旅游、商业、公务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市场，象磁石般地吸引着来自海内外四面八方的人流，人口膨胀早就在预料之中。解决北京问题的原则还是要走分散城市功能之路，求全和集中不应再是北京城市职能的原则。比如北京应把工业中心、经济管理中心甚至交通中心的职能逐步转移，同时致力于完善其政治、文化、旅游等职能，以使北京的形象更加鲜明和富有特点。另外，在一定区域内保持和加强中心城市与临近城市的职能互补、协调发展、互相支援也是重要的。它可以使该地区人口分布趋于合理、保持交通快捷、有效利用资源、改善自然环境。象我国目前已初步确定要形成京、津、唐、秦（皇岛）城市带（还有其它的城市带）就是一种发展趋向，是走向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的重要格局。
2.中小城市的发展问题
随着我国农业和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中很大一部分人口会转化为非农人口并向城市转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必将加快。
在预见到这种城市化大潮将要到来之时，我们应当冷静分析，并积极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一是抓紧时间把现有城市发展走势梳理清楚，完善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合理格局；二是为减少农村人口盲目、集中流向大城市，要采取经济的调节手段和行政的限制手段，并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分流人口流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城市设施的有限容量经不住巨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的冲击。因此，积极发展小城市，特别是中小集镇，是一种适合国情的选择。这种中小集镇可在大城市采取“区域共同发展”、“职能分散互补”的前提下围绕多个中心发展，以保持中心城市人口的可控和整个区域内发展的均衡。建立中小集镇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居住问题。如北京郊县曾建设一定数量的卫星城，在住宅、地价方面也有不少优惠，但实际上它对减小城区人口压力并未产生太大的作用，其原因就是这些卫星城在提供人们就业条件方面还差得很远。由于人们每天仍要到母城来上班，反而更增加了母城的交通负担。应当说，这仍是一个单核心城市发展模式的不成功设计。这种例子在国外也有，国外把这种卫星城称为“卧城”，因为只提供住宿不解决就业，实际上对人们没有吸引力。有的甚至后来变成了“寄生城”，反而更加重了大城市的负担。
以上情况表明了现实的发展往往与我们的设想不合拍。城市建设决策者基于现实状况恶化的困扰，急于着手去解决，但又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而招致失败。其次也可能是我们的理论依据不充分，或者说是理论脱离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如今的现实形势已很严峻，北京的郊区已形成外省人的许多村落，上海的浦东已吸引了庞大的外来劳动大军，其人数以百万计，而且每年春节前后民工队伍象潮水般的大迁移，杂乱而浩荡，它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着整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和有序发展。因此可说，城市问题已是历史发展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要解决的紧迫任务，想回避和摆脱是不可能的，只有因势利导，通过深化改革来寻求解决途径才是唯一明智的抉择。否则，它还会反过来影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