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旗意识及产生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条件论文,论八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4)06-0055-06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出现过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由多个民族组成的组织严密的社会群体，即“八旗”。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极为特殊的社会制度，即“八旗制度”。
八旗的存在和八旗制度的建立，曾经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八旗给予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开展起来，这一领域还是一片处女地。为此，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八旗意识的形成条件进行初步论析，以期加强对八旗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
八旗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它随着八旗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和八旗的逐渐巩固而形成，并表现在旗人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在旗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无不有八旗意识存在。
如乾嘉间满洲人铁保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在任《八旗通志》总裁官时，遍搜八旗诗人集，得八旗满洲、蒙古、汉军诗人180余位，诗50卷，编辑成《白山诗介》刊行。他在这部诗集的《自序》中说：“余尝谓读古诗不如读今诗，读今诗不如读乡先生诗。里井与余同，风俗与余同，饮食起居与余同，气息易通，瓣香可接。其引人入胜，较汉魏六朝为尤捷，此物此志也。”（这里的“乡先生”即指八旗人物）这段话虽然是从诗的角度阐发的，但能生动反映旗人对八旗的深刻认识和深厚感情，可以说是八旗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这部诗集后来得到皇帝的赞许，扩展成134卷之巨的《熙朝雅颂集》刊行于世。
清雍正、乾隆两朝两次编纂《八旗通志》，编纂的目的非常明确。乾隆帝在《八旗通志》初集的序中说：“监成宪，则思所以遵守而修明之；览风俗，则思所以董劝而振作之；笃宗盟，则思推一本以睦之；念勋旧，则思培后裔以酬之。生聚蕃衍，何以阜之？人才蔚起，何以牖之？本计是图，审所先务，斯则皇考命纂是书之大指。继序者，当敬承而罔斁也。八旗人士，尚念国恩之优厚，先业之彪炳，流风善俗之忠直而敦厐。服官者竭肱股，从戎者效臂指。淳质之风，引而勿替，克笃前人成烈，以长养其子孙。国家无疆之休，其永有赖夫。”故编纂此书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详细列述了八旗之起源、规制、土田、学校、职官、典礼及各方面的突出人物，使之成为最重要的八旗志书。编纂原则并非只记满洲，而是凡为八旗范畴之内，不论蒙古、汉军之人之事，皆采编入收。同时，各驻防八旗也以此为原则，编纂了数种驻防八旗志。以旗人为一体的思想，在这些官方书籍中表现得相当鲜明。
还有一些旗人著述如《白山诗钞》《白山诗选》《梓里文存》《八旗文经》《八旗画录》《八旗书录》《八旗诗嫒小传》《白山词介》，等等，无一例外将八旗视为整体，凡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之人，均予收录，其深意当在张扬八旗文化之成就。
至于清代历朝皇帝屡屡颁发上谕，强调“八旗为国家根本”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八旗内部的长期相互通婚，也加强了八旗中旗人的血缘与情感联系。这种旗人内通婚规定得较为严格，《驻粤八旗志》“经政略”中“旗人嫁娶”就规定“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旗人娶长随家奴之女为妻者，严行禁止。”旗人通婚则被提倡，这些现象也都是八旗意识的具体表现。
此外一些汉人也认为八旗为别一群体，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在分列各省诗人作品如山东、直隶、福建的同时，单列“八旗”为独立部分，与各省平列，亦可知在民间的认识中，八旗与民人是不同的。
总之，对于八旗，旗人自认为是属于同一整体，与民人有着种种的不同。民人也认为八旗别是一个群体，相互有许多重要区别。在这种现实状态下，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八旗，不能不产生一种群体意识，即“八旗意识”。
那么“八旗意识”是否有其产生的真实条件呢？下面仅择其主要方面予以论析。
其一，八旗制度的建立，使各民族人口趋于集中，为八旗意识的产生准备了基本条件。
八旗制度使大量人口得以集中，形成了八旗的主体。在16世纪初以前，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东海三大部，各部之间不相统属，每部之中矛盾也很大，“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甚至同族之间也互相征战，用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话来说是“昔我宁古塔贝勒及董鄂、王甲、哈达、叶赫、乌喇、辉发、蒙古诸国，俱溺于货财，轻忠直，尚贪邪。兄弟之间争货财，至相戕害。”[1]这种局面使女真人口处于极度分散状态，使他们不可能形成为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更不可能成为强有力的整体。
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开始，这种局面开始改变。1599年进攻海西女真之哈达部，一举歼灭，所有人口“悉编入户籍，迁之之以归”[2]。1601年统一了建州女真，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3]，八旗建制初见端倪。1607年灭海西辉发部，“歼其兵，招抚其民”[4]。1619年灭海西叶赫部，“俱徙其人而还”[5]。
在此期间还多次征讨东海女真诸部。如1609年“征东海渥集部所属滹野路，取之，收二千户而还”[6]。1610年“往征东海渥集部之那木部鲁、绥分、宁古塔、尼马察四路，……俘万余人而还”[7]。1612年“征渥集部之虎尔哈路……俘二千人”[8]。1614年“征渥集部之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俘千人而还”[9]。1615年“征东海渥集部东额黑库伦……俘获万人”[10]。这种大规模虏掠东海女真的行动，到了清太宗皇太极时期仍不断实行。如1635年7月记载，往征东海女真虎尔哈部“所得壮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已分与新编牛录。……共计户口七千三百二”[11]。往征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所得编户壮丁六百人，家口共一千三百八十”[12]，类似记载在《清实录》中不绝于书。
除了征服女真各部，将其纳入八旗编制内之外，还通过连年的战争，征服了漠南蒙古，并将蒙古壮丁编入八旗。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蒙古科尔沁部已归附后金。此后，喀喇沁、土默特、伊苏特、扎鲁特、翁牛特、巴林、喀尔喀等相继归顺，察哈尔的一部分也陆续归顺。如1635年1月，察哈尔归附之众，“计五千户，二万口”[13]，以“壮丁三千二百十有一人，均隶各旗”[14]。同年3月，“编审内我喀喇沁蒙古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15]。在这十一旗中，有八个旗是由一部分喀喇沁蒙古壮丁与前已编入八旗的“旧蒙古”合编而成，这八个旗就是八旗制度中的“八旗蒙古”。
汉人被编入八旗年代比较久远，自努尔哈赤起兵之后便不断有汉人加入。随着八旗势力的壮大，统辖范围不断扩展，经过萨尔浒大战、辽沈之战、广宁之战、松锦大战，以及多次出兵抢掠黄河流域和山东一带，俘获汉人无数。如1636年出兵“直入长城，过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16]。1639年4月出兵攻明，“燕京迤西千里内六府，俱已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粮河，攻破山东济南府，至京南天津卫”，“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17]。同年6月又记载“俘获人畜计四十六万二千三百有奇”[18]。至于成百上千俘获汉人之事，几乎常常发生。
对汉人俘获或投顺人口，原都与满洲、蒙古混编。随着汉人数量的增加，1631年2月，任命佟养性管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似为汉军旗之雏形。1633年8月，“命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绵甲一，共一千五百八十户。命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等统之”[19]。1637年9月，“分汉军为两旗”。1639年7月，分两旗汉军为四旗。1642年7月，将汉军四旗编为八旗。
自1642年开始，八旗便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大部分，每部分均建八个旗，共24旗，然统称“八旗”。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八旗制度使原来分散的人口趋于集中，人口的集中使八旗更为壮大，这是八旗意识产生形成的最起码条件。
其二，八旗制度削弱了部族和民族的观念与界限，增强了“旗人”之间的认同感。
从削弱部族观念与界限的角度看，由于汉人进入封建社会已经二千多年，已不存在这个问题，这里主要指满洲与蒙古。
女真原分为三大部，各部之内又分为若干小的部落，如海西女真由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四部组成。面对建州女真而言，海西女真自认为是一个整体，它有区别于建州女真的本身的利益。长期形成的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使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处于部落排斥状态。东海女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同一部落联盟之内，各个部族也存在血缘、祭祀的祖先和神祇的不同。当时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争夺苏克素护部首领地位和建州左卫的统辖权过程中，就发生了数年之久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努尔哈赤的敌对方，不仅有尼堪外兰，还有他的同族同祖子孙。努尔哈赤祖辈兄弟六人，其祖排行第四，即“显祖宣皇帝”。据史书记载，当时其余五位祖辈的子孙均欲杀害努尔哈赤。“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尼康外郎（尼堪外兰）”[20]，“长祖、次祖、三祖、六祖之子孙，同誓于庙，欲谋害太祖”[21]，叔伯兄弟之间尚且如此，外姓之人可想而知矣。
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在平定建州女真，以及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时，每攻下一城一寨，即将所俘获之人编入牛录，统一管理。在编设牛录和将其编入八旗的过程中，则显示出了八旗制度的特点。
编设牛录（佐领）的原则是尽量将同族之人编入同一牛录，使祖孙、父子不至离散。与此同时，又将由同一部族或部落编成的众多牛录，分隶于不同的旗之中，使其分散。
从蒙古人编立的佐领分布情况看，除另设有八旗蒙古之外，八旗满洲中保留了76个由蒙古人编立的佐领，他们也被分散在各旗之中。
八旗蒙古的编制分配也按照这一原则进行。以喀喇沁蒙古与科尔沁蒙古两大部落来看，在八旗蒙古的每个旗中，都有这两部分蒙古编成的佐领。其他如察哈尔、土默特、翁牛特、巴林、喀尔喀，以及叶赫等处蒙古，也都尽量使其分散于各旗。
这种编立佐领和同部落不在同一旗的做法，打破了部落和氏族内部原本亲密的关系，破坏了部落和氏族相聚而居而产生的自我观念和认同观念，从根本上铲除了他们作为部落和氏族而存在的根基。旗属的不同，驻地的分散，以及八旗制度的制约和八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趋同性，使八旗之内各色人等产生了对自己旗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八旗制度的依附关系。旗人这种身份、地位与心理上的重大改变，决定了八旗能够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存在。
其三，依附于八旗是旗人的惟一选择。
八旗制度是相当严密的行政、军事、生产合一的制度，所有旗人均受八旗制度的管理与约束。
首先，对旗人的户籍、人口管理相当严格，各种旗人均被登记造册，存于户部和本旗。
其中八旗壮丁，三年编审一次。八旗闲散人丁，也是三年编审一次，凡身高至五尺者，均添注册内。另外，“满洲、蒙古旗下家奴，及满洲、蒙古并汉军家下壮丁等，俱开列花名，核明送部。其各省驻防官兵，以及地方文武各官子弟家属，俱令户部行文各该将军督抚查明，照此造具清册咨送。”[22]这样一来不仅正身旗人均记入档册，家下人等也有档案，这样的管理不可谓不细密。旗人如欲脱离本佐领和本旗可谓难上加难。
其次，除闲散人丁和幼丁外，八旗壮丁和官员在八旗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他们如同不同的部件一样，被固定在八旗这部机器之上。
如八旗设有正、副都统，正、副骁骑参领，佐领，骁骑校，印务参领，印务章京，印务笔帖式，随印外郎若干人。此外还有前锋统领下各官、护军统领下各官、步军统领下各官、火器营各官、健锐营各官、三旗虎枪营各官等。各地驻防八旗也都有相应的职官设置。兵员则有亲军、前锋、鸟枪护军、护军、骁骑、步军之别。
即使旗人被选用为政府官吏，如在六部、理蕃院、都察院等部门任职，他们的户籍仍在原属之佐领和旗籍之中。旗人未被明令出旗，其本身及其子孙永远是旗人身份。
再次，驻京八旗和驻防八旗皆有规定的驻地，不与民人杂居，使八旗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自成体系。
驻京八旗占据内城，汉人民人则居于外城。
各地驻防八旗的驻地，基本上是另筑新城，或在原城中划出地面将民人迁出。
如绥远驻防八旗所居之绥远城，是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新建之城。
荆州驻防八旗的驻地，则未建新城。“虑兵民之杂厕也，因中画其城，自南纪门东迄远安门西，缭以长垣，高不及城者半，名曰界城。其东则将军以下各官及旗兵居之，迁官舍民
于界城西。”[23]
不论是建新城或是“中画其城”，旗、民都不杂居，有利于旗人保持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故八旗单独居住，是分别旗、民，而又能强化自我意识的重要方式。
第四，树立表彰八旗人物，增强了八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表彰八旗人物有多种形式，或升迁或赏赐或给世职，等等，而树碑立传可传之久远，故最为重要。
在《八旗通志》和各八旗驻防志中，都记录了大量受旌表的人物。如《八旗通志》中，有《名臣传》，专记直省将军、督抚、提镇大臣崇祀名宦者。有《勋自传》，专记官未至大臣而功绩卓著者。有《忠烈传》，专记官未至大臣以身殉国者。有《循吏传》，专记位在下层而有业绩者。有《孝义传》，专记孝义突出者。有《列女传》，均为八旗中之烈妇节妇。有《儒林传》，专记八旗文学艺术可称名一代者。
在各驻防志中，也都有类似的代表人物记述。如《驻粤八旗志》中，有忠义传、懿行传、文学传、贞寿传、孝烈传，以及各级官员列传和科举中式之进士、举人、贡生等记录。其他如《荆州驻防八旗志》《京口八旗志》《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绥远旗志》《福州驻防志》等等，也都有同样的内容。
这对八旗树立信心、规范行为、继承传统都有重要作用，即如正黄旗蒙古、荆州将军希元在《荆州驻防八旗志序》中所言：“俾八旗子弟者览是编，鼓舞兴奋。入有以教家，出有以敌忾。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公侯好仇，即以续南国之风可也。”
其四，旗人的经济来源依靠八旗制度而获得，这也成为他们产生“八旗自我意识”和“八旗认同意识”的一个基本条件。
八旗入关之后，圈占了大量土地，正身旗人从王公一直到甲兵，皆分得到数量不等之土地。如披甲当兵，则另有钱粮。同时又规定旗人不许务工经商，因此对一般旗人来说，种地与披甲是他们主要的人生道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旗人大多以做旗兵为主要出路，加上他们没有独立谋生的技能和不许旗人擅离本旗的规定，使得旗人所得钱粮成为他们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依靠八旗而生存，也就成为旗人惟一的出路。在这种现实基础上，旗人自觉或不自觉产生对八旗的依附与认同心态，也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他们能够产生自我意识和认同意识，也当然在情理之中。
其五，对八旗人员的种种优待政策，增强了旗人的亲合力和归属感，这正是八旗意识产生的情感基础。
有清一代，八旗统治者向以“八旗为国家根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皆朕之世仆”，对为他们打天下、守卫疆土的八旗人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故给予八旗许多特别的照顾和优待政策。
如对八旗人员从王公一直到甲兵，都给予各自数量不等之土地；八旗有功人员子孙可由荫封入仕入学；年老退休人员仍给一定俸禄；出征、战死、受伤人员皆给银两；寡妇、孤儿皆给半俸；喜丧之事皆赏给银两；八旗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给予旌表，等等。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十五日上谕中说得较为具体，“八旗人等，人君抚驭群下如父母之于子，保惠爱恤之心无所不至。……如恩诏内凡披甲、炮手、步军及京城之当差效力者，屡次赏给一月钱粮。上三旗内务府佐领下执事俱给赏一月钱粮。其出征大小官员则赏给半年之俸。出征塘汛兵丁则赏给一月钱粮，尽免其所借银两。八旗举人、生员赏给银米，资令读书。又特颁谕旨，八旗所欠公库银两概行豁免。每旗添设养育兵钱粮四百六十分。八旗鳏寡孤独，每月给银一两米一斛。又发帑金八十万两，交诸王大臣生息，以赏八旗喜丧之用。凡曾出兵而年老残疾无倚靠者，给予俸禄钱粮，赡其终身。……又特开井田，以为八旗养赡之地。而八旗因公诖误革职者，则免当苦差。八旗之另户领催、马步兵、闲散无升路者，则试其翻译、缮军，以八品笔帖式用。各部院无品级笔帖式，无力捐级者，亦考试量给品级。又特开翻译科考取生员、举人、进士。又令满洲得与武科生员、举人、进士，以取人材。又设立义学以广教育。盖所以悯尔等之劳苦，恤尔等之穷困，资给尔等之衣食，成就尔等之功名者，亦既委曲周详，靡不备至。”[24]从上可知，旗人与民人相比，旗人的优越地位更易凸现，对此旗人大概不会无动于衷吧。当他们动情之时，也就是八旗自我意识形成之际。
其六，八旗制度打破了民族界限，使八旗成为一个整体。
八旗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如此长久存在过的特殊的制度，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将多民族成功地纳入到一个共同的社会群体之中。这种过去毫无经验可以借鉴的制度能够存在300年之久，并以此扩展和奠定中国版图，除了它在制度本身方面的作用之外，必定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八旗在多民族成员基础上产生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以及共同的伦理、思想、观念、心理等等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因素。这处精神因素的主要内涵，应该是八旗这一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意识，以及他们对八旗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争取与维护。而这一切，都应该是八旗确实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的条件下实现的。
八旗是以满族为核心，以满洲、蒙古、汉军为主体组建起来的，其中还包括索伦、朝鲜、锡伯、回、俄罗斯，以及东北边远地区的民族之人。前面提到，八旗制度已打破了满洲、蒙古部落、部族的联系纽带。与此同时，它建立起来的是缩小民族差别，使八旗内部各民族之人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相互依存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实现，其根本原因来自于八旗制度。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八旗制度在填平八旗内部民族差别的鸿沟中所起的作用，如与民人相比，八旗内部有基本相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有基本相同的社会管理方式和社会生活环境，故旗人对八旗有同样的感情。
从具体情况看，八旗中虽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别，但在实际情况之中，身份地位如何还不决定其是什么民族，而在于入旗时间及对八旗的贡献。
如八旗满洲内部也有分别，“龙头旧部及满洲（建州）各国、长白山各国，崇德（即大清建立）以先归附者，大都入于上三旗。崇德以后来归之东海部、扈伦部各国，多入于五旗满洲。”[25]上三旗为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皇帝是这三旗旗主，故地位高于下五旗。
另外，满洲中还有新满洲、旧满洲之分。“天命以先来归者，编为旧满洲。崇德以后抚有者，编为新满洲。迨康熙十年后所收之墨尔根之索伦及绝北打牲各部，亦号曰新满洲，皆与在京八旗旧满洲稍有不同。”[26]与“旧蒙古”相比，“新满洲”虽隶满洲旗，但地位影响却不如“旧蒙古”。“旧蒙古”在“克定东海、扈伦等部满洲时，已有科尔沁蒙古兵也。要之满蒙汉虽有亲疏之别，而科尔沁之蒙古，已非新满洲可比。”[27]可知旧蒙古科尔沁由于入旗年代较东海女真、海西女真都早，其地位则高于新满洲。
如果说“上三旗”的地位高于“下五旗”，也是从总体上而言，因为“上三旗”尤其是上三旗满洲的民族组成和来归年份非常复杂，其中一些佐领之人不见得高于“下五旗”。
如八旗满洲上三旗中除有建州、海西、东海女真（满洲）组成的佐领外，还有蒙古中的扎鲁特、乌鲁特、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部之人组成的佐领。还有朝鲜、卦尔察、索伦、俄罗斯和汉人组建的佐领。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新编的新满洲佐领。
八旗汉军中的佐领，绝大部分编建于崇德七年(1642)以前，这些人与关内汉人还有区别，主要是早年迁居关外的三韩、三卫和辽东旧人，以及入关前在历次战争中俘获、投顺的明朝军队，朝廷对这部分汉军多有关照。乾隆年间汉军出旗，“除从龙人员子孙勿庸更张外，其余各项入旗人等，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准其呈具本营官查奏。”[28]即保留入关前入旗之人，而将入关后入旗之人出旗。如此来缩小了八旗内部的差别而扩大了旗民之距离。此外，“汉军各旗内亦有满洲人”[29]。正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以及300年的交往与融合，导致了旗人的差别越来越小，而旗、民的差别越来越大，这也是八旗意识能够产生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综上所述，八旗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区别于民人社会的政治、军事、生产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它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使八旗具有了个性化的特征。这种个性化特征，一方面成为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标志，另一方面成为八旗内部相互认同的基础，而这一切的核心正得之于八旗意识的存在。这种历史所包涵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也许不无启示。
［收稿日期］200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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