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乡民论文,晚清论文,活动空间论文,排日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专业市镇的兴起、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导致乡村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整合度大幅提高，在市场扩张与价格上涨的刺激下，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不少区域的农户形成了农商并举的格局。①在传统社会经济格局下，农户的生活空间有何特征?随着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生活空间发生了何种变化?商业化参与方式的不同，如何影响乡民的生活空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商业化浪潮中普通农户的日常生活及其变动趋势，而且有益于推进对传统乡民空间流动问题的探讨。本文在解读新近发现的13册徽州文献排日账的基础上，对徽州婺源农户程家的活动空间进行个案分析，②侧重探讨近代乡民生活空间的基本结构和乡民商业化参与方式对其生活空间的影响，同时讨论这一个案对理解传统乡民与村外世界联系的学术意义。 一、婺北程家的活动空间 2006年秋，笔者在徽州搜集到一批晚清账簿，这批账簿共13册，约40余万字，始自道光十八年(1838)，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空跨度六十余年。由于若干年份的账簿空缺，实际约为39年。相较于普通账簿，这些账簿记载的信息不以来往账目为限，其内容涉及记账人参与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仪式等行事，在形式上与日记颇为接近，因而包含相当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 排日账似乎仅见于婺源，又罕为公藏机构收藏，因此学界对其了解不多。目前仅邵鸿、黄志繁、王振忠等学者先后介绍、利用过这种文献。邵鸿、黄志繁依据的主要材料，是来自晚清婺源的五本排日账账簿。他们分析的侧重点是农户闲暇时间的长短、不同生产劳作活动的种类和比重、外出活动的地点和频率等。③其已触及乡民活动空间问题，但并未进行系统研究。王振忠除介绍排日账的史料价值外，侧重讨论婺源西乡一塾师所记排日账反映的晚清徽州乡村社会生活。④ 笔者搜集的这批排日账，是由婺源一农户祖孙三代所记。第一至四册的记账人为程发开；第五至八册、十一至十三册的记账人为程发开之子程允亨；第九和第十册的记账人为程允亨之子程同仓。这家农户居住的村落，位于今婺源东北部沱川乡理坑村北侧的小村上湾。这个村庄位于新安江流域与乐安河—鄱阳湖流域的分水岭附近。为行文方便，本文简称这家农户为程家。 应该如何重构程家的生活空间呢?人文地理学家的活动空间研究，侧重对研究对象的工作、休闲等活动范围进行空间分析，勾勒其活动空间的范围与变动及其内在逻辑与社会后果，为讨论乡民生活空间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稻田清一、洪璞都曾利用日记中的地名资料，在讨论历史上的活动空间方面作过有益的尝试，其中稻田清一以晚清一部日记为基础，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晚清江南一位乡村地主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⑤由于本文所涉排日账较为系统，时间跨度较长，笔者不仅统计、分析排日账提及的每一地点的出现频次，尝试建构程家活动空间的范围与结构，而且统计、解读这些频次的历时性变动，在此基础上探讨晚清时期这家农户活动空间的变动。 在开始统计之前，需对本文涉及地名的性质作一交代。程家在记账时，基本上都交代了行事的具体地点。与稻田清一等人处理的日记相比，排日账仅仅记录记账人及部分家属的日常行事，和他们无关的一般不会被提及，故而基本上不会出现他人行事的地点。排日账提及的地名，基本上都属于稻田清一论文中所说的A类(与记账人及其家属行为活动相关的地名)。⑥因此，本文探讨的事实上是活动空间，其内涵较稻田清一所称的生活空间为小。同时还应指出，由于排日账基本上不记录女性成员的行事，账簿中体现的主要是程家男性成员的活动空间。 据笔者统计，这批排日账提及的地名共有505个，剔除重复的，实际为359个，其中已识别的地名280个。位于程家所在的沱川一带者，共有146处，占已识别地名总数的52％；位于婺源县者共77处，占27.5％；位于毗邻的休宁县者共33处，占11.8％；位于徽州府其他县、江西饶州府和浙江省者共24处，占9％。在所有已识别地名中，位于沱川一带者最多，占一半有余。 通过统计账簿中出现地名的频次，还可观察到若干地方在这家农户的生活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在已识别的280个地名中，出现20次以内的地名共217个，出现21次以上的地名共64个，出现50次以上的共27个。根据这些地点距离程家居住的上湾村的远近，笔者编排了上述27个地点出现的频次，将结果整理成表1。在出现次数最多的27个地名中，距上湾村10华里以内的有15个，50华里以内、100华里以内的各有3个，100华里以上的有6个；在距离上湾村100华里以上的地方中，溪口、庄前和休宁在排日账中均出现200次以上。出现次数达763次的清华镇，距离上湾村也有30华里。这些数据显示，路程较远的乡村和集镇，对这家农户的生活有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统计可知，程家的活动空间并不限于他们所在的乡镇。程家所在的沱川一带，尽管在其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这个狭小的空间。这一地区之外的其他市镇、乡村地名，在排日账中出现的频率甚至接近沱川一带的地名。而且，在被经常提及的地名中，有将近1/4距离上湾村100华里以上。因此，进行长距离的旅行，是程家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他们在这些地方从事何种活动?这种活动空间的分布格局，与其生计模式有何联系? 二、程家活动空间的基本结构：粮食种植、茶叶生产与亲戚往来 首先，我们来讨论表1列出的20华里以内的地名。在出现频次高于50次的地名中，位于上湾村方圆20华里范围内的地名共有16个。大体而言，程家在这些地方从事的活动可分为三类：一是粮食种植，二是茶叶种植和采摘，三是亲戚往来。简单地说，牛栏、西坑、西坑山、顿底、白石垓、庄下、大桥、石桥底、白玉山、石蓬基等10处，是程允亨一家水旱农田所在地；屋背后、抄珠山、墓山口及苦竹山、牛栏、白石垓、西坑等地，是程家茶园所在地；燕山是沱川的经济中心，也是程允亨姑妈家和他妻子的娘家；而大连则是程允亨儿媳的娘家。 皖南地区山脉连绵，平原较少，耕地垦殖指数不高。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统计，全区耕地面积只占土地面积十分之一弱，且大都集中于狭小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当地耕作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稻田产量占全区粮食总产量的70％以上。耕作制度一般都是一年两熟。⑦上湾村的情况也不例外。程家耕种少量水旱田地，由于资料零碎，这些土地的面积难以估计，但从租额和收获量看，数量都不大。旱地多半在山上，大都属开荒所得。水田一般是一年两收，冬小麦或大麦与水稻轮作，旱地则是一年一收，主要种植玉米、番薯、蔬菜等。总体而言，程家水田、旱地的产出，不敷一家之用，顶多只能维持四五个月，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从事副业维持生计。 尽管皖南地区的耕作“相当粗放”，⑧但从排日账看，水田的耕作一般包括撒谷子、拔秧、莳田、耘田、割草、割禾、犁田、种麦等环节。灌溉时需要守水。为改良土地，需不时在田里撒石灰。若是遇上庄稼生虫子，需撒桐油除虫。另外，程家还在水田的田堘上种植豆类，而豆类需要上泥和施肥。与水田相比，旱地的耕作更为粗放，不过也有拔山、下种、耘草、施肥、收获等环节。程家的旱地多半种植玉米，为防止偷盗，程家在玉米地里搭篷，平日派家人住蓬看守。另外，由于一些旱地本来只是荒地，程家投入大量时间开荒。凡此种种，程家均计入排日账。因此，作为水旱田所在地，苦竹山、牛栏、西坑等地名均被频频提及。 皖南地区虽然垦殖指数不高，但由于纬度较低，气候温暖、雨量丰沛、土壤酸碱度适中、矿物质含量丰富，对于茶叶的生长与培育极为有利。20世纪50年代，全区从事茶叶生产的户数占总农户的60％以上，茶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10左右。⑨其中婺源生产的绿茶，简称“婺绿”，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成为驰名中外的外销茶，而“婺绿”产地以婺源的北乡和东乡为主。⑩种植茶树、加工绿茶，向来是上湾村所在的婺源北乡农户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程家的茶园主要集中于苦竹山、西坑等处。茶树一旦种植，平日茶农除除草、施肥等外，需要投入的劳力不多。不过，茶叶采摘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尤其是春茶采摘的时间，季节性强，需在短期内投入大量劳力。因此，遇到“茶季”，程家需雇佣邻里和来自江西乐平、德兴等地的乡民，分头前往几个不同的茶园摘茶。即便如此，也需忙碌一周或更长时间。正因如此，排日账中出现次数最高的地名(如苦竹山、牛栏)，大都是茶园所在地。 如此看来，程家从事种植业的大致范围，位于以上湾村为中心、半径约20华里的范围内。有趣的是，程家亲戚的空间分布，也与这个生产活动的范围部分重叠。程发开的妻子汪氏，似乎是左源人；程允兴(程允亨之兄)的妻子是田里人；程允亨的妻子余氏是燕山人；他的儿媳即程同仓的妻子吴氏是大连人。左源、田里和大连，都不在沱川境内，而是在今休宁县汪村镇境内。虽说这些村子距离上湾村不过20华里左右，但中间隔着分水岭，来往不便。但正是姻亲关系，为程家与这些村庄的乡民进行近距离接触提供了可能。 燕山是沱川的经济中心。从排日账看，晚清时期燕山没有定期集市，但有一个小规模的市场。每逢春节，程家都会前往沱川大族余氏家族的燕山总祠拜年。元宵前后，余氏在燕山搬演台阁，通常程氏也会前往观看。因此，程家与燕山有频密的社会经济往来。 再说大连和田里。大连，今属休宁县汪村镇，距上湾村将近20华里。与大连吴氏结亲后，程允亨经常前往这个村庄走亲戚，有时一住就是四五天。19世纪末，他又与大连村的一位吴姓族人有生意往来，后因此人赖账，曾多次前往讨债。因此，自与吴氏联姻后，大连被频频提及。田里，今亦属休宁县汪村镇，距上湾村约20华里。田里被多次谈到，开始于程家迎娶田里一女子为媳之后。至光绪九年，程氏兄弟分家后，排日账中便不再记录程允兴的日常行事，田里自此基本不再被提起。 综上所述，程家几乎所有的粮食种植、茶叶生产等生产性活动，都被涵盖于以上湾村为中心、半径20华里的圈子之内；同时，程家的婚姻圈，也与这个圈子部分重叠。因此，传统农户的生计空间与婚姻圈，也许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可能为建构更为密切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契机。 三、程家活动空间的基本结构：集市贸易、食盐贩卖与进香 徽州山多田少，所谓“徽在万山间，原隰坟衍之地少，居窄民稠”，(11)为谋生计，各县至迟应自明代开始，即形成积极参与商贸的传统。比如，方志称歙县“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12)休宁，“民鲜力田而多货殖”；(13)祁门，“人性椎鲁，农者十之三，厥田高亢，依山而垦，数级不盈一亩……即丰年谷不能三之一，大抵东人资负载，南人善操舟，西人勤樵采，北人务山植。他则行贾四方，恃子钱为恒产”。(14)而程家所在的婺源，因田少人多，乡民在农田耕作之余，必须从事商贸活动。对此，光绪《婺源县志》作了扼要而精辟的评论： 婺居徽、饶间，山多田少。西南稍旷衍，东北多依山麓，垦以为田，层累而上，至十余级，不盈一亩，牛犊不得耨其间，刀耕火种。溪涧之润，多不及受，而仰泽于天。每岁概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作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杉、桐之入，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15) 参与商贸活动是婺源不少农户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婺源一些村落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从事粮食种植业的人数。婺源东部的汪口村，土改前从业人员共有980人，其中在县内外各茶号的茶工约有700人，从事手工业及船运业有30多人，而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仅有约200人。(16)在黄志繁、邵鸿讨论的五位婺源北乡溪头小农中，以务农为主的有二人，二人务农兼小商人或小伙计，另一人是“小农兼文化人”。五人从事粮食生产的天数，占生产劳作天数的39.4％，而从事副业生产的天数占60.4％。其中一人在有记录的135天中，有41天记为前往数十里外的村落从事茶叶制作或销售活动。另外，这五位乡民外出天数占记录总天数的16.8％。(17)出于同样的生计逻辑，程家也经常走出自己的村落，前往数十里乃至100华里以外的市镇、村落进行商贸活动，因而这些市镇、村落在排日账中被经常论及。 在30华里以上的地名中，清华在排日账中被提及的频次最高。清华距上湾村30华里，是婺北重镇，一度号称“七省通衢”。镇北有一条小河，过去通航运，可通婺源县城。民国时期清华一地仅加入婺源县商会的商店、米粮店(包括兼营杂货、南货者)就有29家，茶行6家，另外还有其他店铺22家。(18)程家前来清华，主要是为了做买卖。他们在这里从事的活动包括：籴米，购买食物、生活用品、布匹等，出售葛巾、盐巴、茶叶、油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消费性交易活动，如籴米、买肉、卖茶等。程家还为清华茶行挑担贩茶。 表1中，出现次数超过200次的地名，仅次于清华且不在沱川境内的是溪口镇。溪口位于休宁县西南、新安江上游率水之滨，是水陆交通的一个重要交汇点。晚清民国时期，溪口主要的商铺有盐栈、百货店、杂货店、旅店等，尤以盐栈数量最多，其中盐栈计有广益、广源等9家。(19)程家前往溪口，主要从事的活动有购买食盐、米粮等，出售灰蒻、葛粉及挑担等。溪口还是程家前往休宁县城、屯溪、齐云山、祁门等地的中转站。不过，购买食盐才是程家前往溪口最重要的目的。程家之所以前往此地购买食盐，与清代的行盐制度有关。根据清代盐政规定，每个盐场均有自己的行销地域，超出行销地域贩卖食盐，属于走私行为。(20)清代徽州一府行销的是两浙盐，而“婺源县引盐由休宁分销”。(21)由于婺源没有官方指定的食盐销售点，当地民众的生活深受影响。志称“婺食鹾于浙，然以贫无盐商，凡婺之窝引，皆休商行掣告销，虽休兼婺利，而盐止于休。婺民则挑负诸土物逾岭零星贸易，价溢而劳瘁倍之。故穷僻村氓，多食淡者”。(22)当然，程家前往溪口买盐，主要不是出于自身消费的需要，而是为了在婺源、饶州贩卖或者替人买盐。 庄前、沂源、司马敦、蓝渡等村庄，位于程家前往溪口、休宁县城、屯溪等地的必经之路。从沱川到溪口，需四天左右的时间。这几个村庄便常常成为程家歇脚、住宿之地。这些村庄过去均有一些农家客栈，供来往客商歇脚、住宿。(23)因此，其在排日账中屡屡出现，与溪口食盐贩卖之行和前往休宁、屯溪贩卖土特产品实大有关系。 从溪口出发，经石田、渭桥、蓝渡，便可到达休宁。从表1可见，沱川虽属婺源县管辖，但休宁县城出现次数达210次，而婺源县城仅出现27次，前者对程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排日账看，程家在休宁县城最重要的活动是出售葛粉和黄精。从溪口或休宁县城出发，行数十里可到达休宁东部商业重镇屯溪。程家前往屯溪的主要目的，也是出售葛粉和黄精。 程家往东北越过分水岭，前往溪口一线的次数，远较往婺源西部、南部的次数为多。不过，婺源西部、南部在程家的生活中，也并非无足轻重。从出现频次看，长林、赋春、甲路都在50次以上，程家与长林、赋春两地主要是经济上的联系。长林地处清华镇西南，是婺源重要的石灰产地。程家购买此地烧制的石灰用于壅田，调节土壤的酸碱度。赋春是婺源西部的一个集镇。赋春所在的婺源西乡，地势相对平坦，肥力好的水田一年可种植三季。(24)因此，这里的米、油价格较东北部低廉。程家在此地几乎都是商业活动，主要有卖盐，籴米，买布、猪、鸡、鸭等，其中又以籴米和卖盐最为频繁。他们前往此地卖盐，应该是出于价格差：婺源购买食盐，需前往休宁，赋春位于西部，路途较远，价格自然更高。从沱川取道清华到赋春，来回需三四天工夫。(25)至于甲路，东连屯溪、清华，西通景德镇，位于连接徽州和饶州的重要商道上，也有一条商街。(26)不过，程家主要在此地歇息，不常在这里做买卖。 除上文论及的市镇、村庄外，笔者还希望讨论程家在齐云山的活动。其出现的频次不高(仅21次)，却是程家外出进香的主要地点。齐云山古称“白岳”，位于休宁县西部，是中国道教名山之一。明代崇奉真武之后，开始成为江南一带著名的区域进香中心。(27)程发开父子前往齐云山进香五次，分别是道光二十六年、同治十一年(1872)和十二年、光绪五年和七年，往返时间均为四天。(28) 综上所述，距离上湾村30华里以外的地方，在排日账中也被屡次提及，这意味着这些地方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而言，清华是婺源北部最重要的市镇，是程家进行消费性交易(尤其是籴米)的主要去处。清华之外的世界，主要是程家进行商贸活动的区域。借由种种商贸及进香活动，乡民的作物种植、采集经济与区域性商贸活动、朝廷的食盐专卖制度、乡民的社会文化行事与区域性的宗教仪式空间，在一个普通农户的生活世界中发生了重叠。 四、生计模式的调整与活动空间的变动 我们已经论述了程家在方圆一百多华里范围内的种种经济、社会、宗教行事，现在应继续追问的是，在排日账涉及的六十余年时间里，这家农户的活动空间是否有所变动?如有变动，以哪些地域的变动幅度最大?原因何在? 为了观察程家活动空间的历时性变动，笔者将排日账涉及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道光十八年至咸丰八年；第二阶段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一年；第三阶段从光绪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进而分析排日账中地名出现次数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变动趋势。(详见表2) 根据表2对三个时期地名出现次数的统计，在沱川境内，变动幅度不大，但苦竹山、西坑等少数地名的出现次数，在60年间发生了大幅变化。尤其是苦竹山，从第一阶段的134次，增长到第二阶段的1464次，再降至第三阶段的545次。相比之下，程家的东北、西南两条贸易线所经村镇，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少，其中西南路尤为明显，其变动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如此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家在村落附近地域活动的次数稳步上升，而前往50华里乃至100华里以上地域的频次却在不断下降。这样一种活动空间的收缩过程，应该如何理解呢?
当然，答案应该从程家在上述地域的具体行事中去寻找。笔者发现，苦竹山、西坑等地的出现频次之所以骤然升高，主要是程家投入大量劳力，在这些地方进行土地开发、种植茶叶等经济活动的结果。以谈论频次最高的苦竹山为例，程家在苦竹山进行的最重要活动，是粮食种植、茶叶生产、掘山、耘草等，但从历时性角度看，不同时期投入这些活动的劳力数量是不同的。笔者根据排日账记载，选取相对完整的三个时段(1845—1858、1872—1883、1884—1901)，对程家在苦竹山投入的工数进行了统计。第一阶段，程家在苦竹山投入粮食生产的劳力是37.5工(一工即一个劳动日)，第二阶段增加到598工，第三阶段降至351.5工；投入茶叶种植的劳力，三个阶段分别是139工、332工和203.5工；投入掘山的劳力，三个阶段分别是10工、212.5工和84.5工；投入耘草的劳力，三个阶段分别是3工、198工和28工。这里的掘山和耘草都是围绕粮食生产和茶叶种植展开的辅助性的经济活动。综合四组数据可知，19世纪中叶以后，程家在苦竹山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力进行粮食作物与茶叶的种植和生产。 同时，溪口、休宁等地出现频次的逐渐下降，与程家不再频繁前往这些地域购买食盐、出售山货有关。溪口是程家购买食盐的主要地点。在咸丰八年以前，程家溪口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购买溪口的食盐，挑至婺源西乡的赋春，江西境内的部分村落及清华、燕山等地销售。但自同治十一年以降，排日账就不再出现相关记录，可见至迟从此年开始，程家已经退出食盐贩卖活动，程家前往溪口的次数也随之下降。同样，休宁提及次数的减少，是因为程家越来越少进行葛粉、黄精等山货的生产和销售。 综合上述讨论可大致推断，在19世纪的近60年间程家活动空间的变动，应该说是其自身调整生计策略的结果。具体来说，以太平天国运动为转折点，程家从此前倚重进行较长距离的食盐、葛粉、黄精等货物、土产的贩卖，转而倚重开发村庄附近的山场，种植粮食和茶叶，在此过程中，程家在粮食、茶叶的种植中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力，同时也就越来越少光顾远距离的市镇、村庄，从而导致活动空间的逐渐收缩。 五、结语 本文对程家的个案分析显示，这家农户活动空间的范围较大。若以上湾为中心，以上湾—屯溪一线为半径，划一个大圆，那么，这个半径达100多华里的圆圈，几乎囊括了程家最频繁造访的市镇、村庄。这个活动空间大体可分为内外两圈：内圈以上湾为中心，包括沱川各地及大连、田里等地，大致呈扇状分布，这是程家的生产空间和婚姻圈的大致范围，主要是与程家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和作为社会圈子的一分子的角色相关联，这也就是以程家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核心部分；外圈以清华为中心，向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延伸，东北面跨过分水岭，延伸至休宁县属的溪口、齐云山、县城及屯溪，西南面延伸至婺源县属的长林、甲路、赋春等村镇及江西德兴、乐平、景德镇等处，总体呈带状或线状分布，这大致是程家从事商贸和进香的空间，主要与程家作为参与商贸活动的农户和作为仪式参与主体的角色相关联，是程家所在的地域社会的外围。这意味着，乡民对商贸活动的参与，是其活动空间拓宽的基本动力。 从程家的个案还可看出，王朝的典章制度与进香中心的兴起，也对农户活动空间的扩大产生了一定影响。程家参与的商贸活动中，以食盐贩卖为大宗，而食盐的贩卖，又与清代的食盐行销制度密切相关。为购买较为廉价的食盐，不少乡民不得不远赴政府指定的销售地点购买这一生活必需品，在此过程中拓宽了自身的活动空间。同时，程家的远距离出行，还与他们参与齐云山进香活动有一定关系。明清时期，中国各地兴起了不少区域进香中心，如妙峰山、武当山、普陀山等。(29)这些进香中心的兴起，为乡民暂时离开自身生活的小社区，进行远距离的旅行提供了宗教的动力和契机。其结果是，参与进香的乡民在此过程中拓宽了自身活动空间的范围。 程家的个案还显示，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乡民活动空间的扩大。农户对商品经济的参与方式不同，对其活动空间产生的影响也不同。程家在19世纪后期经历的活动空间收缩过程，主要是这家农户面对国内外绿茶贸易的扩张、对自身生计策略进行调整的结果。这说明，乡民参与商业化的方式不同，其活动空间的变动也会有所差异。乡民活动空间的扩张，主要跟他们外出参与商贸活动有关。相反，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可能导致其活动空间的收缩。不过同时，乡民与村外世界的联系，并未因活动空间的收缩而减少。因此，商业化参与方式、乡民活动空间及乡民与村外世界的联系三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 本文对程家活动空间的个案分析，为理解传统乡民与村外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线索。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是村落”，村与村之间的关系是“孤立、隔膜”，由于“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乡土本色”和“乡土中国”概念。(30)黄宗智对传统中国乡村的讨论，与费孝通的看法有异。虽然他认为华北乡村的基本特点是闭塞，但同时指出其生活闭塞程度随社会阶层而异。中农的财产和工作均在自己村内，生产中又无需与外村人接触，生活“是最闭塞的”。相比之下，富农与贫农的社会圈子，则因生意或生计、交租等原因，常常超越村庄的界限。(31)施坚雅强调集市对乡民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乡民生活的相对自足的世界应该是标准市场共同体，乡民与这个空间之外的世界联系甚少。(32)本文讨论的个案表明，上述前辈学者对传统乡民与村外世界联系的讨论，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固然，一方面，由于程家所在的徽州与华北平原、四川盆地在生态、商业化、聚落形态等方面存在区域差异，各区乡民与村外世界的联系，应会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同属清王朝的编户齐民，其活动空间深受王朝制度的影响，(33)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商业化过程，并同样或多或少地参与区域进香活动。因此，他们与村外世界的联系，应该比过去学界估计的更为频密。 总之，程家的个案显示，晚清乡民的活动空间较大，空间流动性较高。不管是由于时代和制度造就的客观条件，还是出于走出小地方的主观诉求，像程允亨这样的普通乡民不单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频频走出他们生活的小世界，时常与村外世界打交道。在这种状态下，很难想象其生活是“隔离”的，其社会圈子是“孤立”、“闭塞”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传统中国乡民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乡土”。这种与村外世界的较为频繁的接触，对乡民日常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传统中国的经济过程、社会结构、文化认同产生了何种影响，值得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深思。 本研究得到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度)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号2013221001)的资助。笔者曾先后在厦门大学、麦吉尔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匹茨堡大学、布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议或演讲中介绍本文的内容，其间孔迈隆、丁荷生、宋怡明、苏堂栋、包筠雅、科大卫等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笔者还曾与森正夫、郑振满、稻田清一、鲁西奇、王振忠、卜永坚、王刚等师友交流本文的一些看法，他们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笔者在婺源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得到了毕新丁、胡崇高、张顺盛等先生和廖华生、巫能昌、朱忠飞、温海波诸君的帮助。谨此向上述各位致谢。 注释： ①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244页；David Faure,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37,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②有关“活动空间”(activity space)的内涵，参见Gerald R.Pitzl,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2004,p.5.本文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③邵鸿、黄志繁：《19世纪40年代徽州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介绍一份小农家庭生产活动日记簿》，《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7期，2002年4月；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④王振忠：《明清以来的徽州日记及其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7页；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7—127页。 ⑤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村地主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张桦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洪璞：《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村地主生活空间的范围和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⑦孙敬之主编：《华东地区经济地理(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04—105页。 ⑧孙敬之主编：《华东地区经济地理(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第105页。 ⑨孙敬之主编：《华东地区经济地理(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第104页；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⑩伊藤武雄编：《茶——其の一：徽州茶》，上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1939年；傅宏镇：《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上海：大文印刷所，1934年，第7、30—31页。 (11)何应松修，方崇鼎纂：道光《休宁县志》卷1《疆域·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2册，第43页。 (12)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尧纂：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1册，第39页。 (13)何应松修，方崇鼎纂：道光《休宁县志》卷1《疆域·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2册，第43页。 (14)周溶修，汪韵珊纂：同治《祁门县志》卷5《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5册，第59页。 (15)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纂：民国《婺源县志》卷4《疆域七·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 (16)毕新丁、汪发林：《汪口村传统社会的宗族、经济与民俗》，卜永坚、毕新丁编：《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48页。 (17)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8)陈爱中：《婺源徽商老字号名录》，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424—444页。 (19)汪顺生、余坚：《休宁徽商老字号名录》，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52—475页。 (20)对清代食盐运销制度的讨论，参见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 (21)延丰等纂修：《两浙盐法志》卷1《疆域》，嘉庆六年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史部”，第840册，第615、618、627页。 (22)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纂：民国《婺源县志》卷4《疆域七·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114页。 (23)(25)访谈人：胡崇高(婺源县清华镇)，时间：2009年11月16日。 (24)访谈人：吴教科(婺源县赋春镇)，时间：2011年11月7日；孙敬之主编：《华中地区经济地理(湖北·湖南·江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50页。 (26)访谈人：程石林(婺源县甲路乡甲路村)，时间：2011年11月6日。 (27)王振忠：《华云会》，《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2期。 (28)《程氏排日账》第2册，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29)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Introduction:Pilgrimage in China,in 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eds.,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1-38. (30)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5页。 (3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0—234页。 (32)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Ⅰ,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Nov.1964),pp.3-43. (33)刘永华：《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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