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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涉及到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诸多层面，因此，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地对发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选择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国家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这三个题目。当然，这几个问题远远不是发展问题的全部，也不见得就是发展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因此，作者在诸多问题中所作的挑选多少具有主观自我认定的色彩。
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
国 家 与 市 场
首先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分析，其目的主要不在于，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分清市场与政府谁的作用大，谁优谁劣，政府的决策是否比市场配置更为有效，而是如何实现政府指导与市场取向有效地（有机地）结合的问题，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如何摆放的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纯粹而没有国家（政府）指导、干预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形式是不存在的。现代经济的发展决不可能离开市场与国家中的任何一方。
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国之发展进程表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运作过程显示出一系列弊端，而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其巨大的活力，当然市场经济导向的西方社会亦日益地暴露出它们的问题，可是，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今天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时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主要体现在下面这两个问题上。一是市场优先。所谓市场优先，指的是让“看不见的手”更多地显现在社会经济生活诸多领域中。中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自古以来，重农轻商、抑商的政策与文化氛围造成了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的压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正确的商品、财富观念。党的十四大明确立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各要素的组合即资源的配置，其最为有效的形式是市场机制。因此，社会经济、生活各层面的充分市场化是中国发展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二是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政府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看得见的手”放在何处，怎样放才是合理的、恰当的？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笔者以为，国家（政府）最为主要的角色之一在于市场化水平的推进与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那么，在中国，市场与国家关系的结合点在何处呢？也就是说，中国应选择怎样的市场经济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特色、特征是什么？要分析这个问题，先比较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的不同运行模式，显然有利于对问题的理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因而必然有着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共同之处。其次，各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基础、文化、资源等又不尽相同，因而，又必然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就有美、日、德等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模式。
美国模式，即所谓的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德国模式，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模式，即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为“社团市场经济”。从这些模式中，人们不难发现经济组织的类型与模式的关联，这其中又涉及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对照中国的情形来看，中国的发展有其特殊的一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管如何地变化发展，国有经济在中国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又具体地演化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验，尤其东亚地区发展的比较研究，较为明了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干预的作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之模式是一种“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显然，中国不可能采取美国的自由主义形式。因为，一方面中国没有象美国这样的市场化水平与市场体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中国有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国有企业”，面对国有企业，中国的政府及各部门不可能将它们一推了之，完全让市场去折腾，事实上推亦推不了的。而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模式值得借鉴。在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上，德国的原则是国家尽可能少干预而只给必要的干预，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而要将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德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以保证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基础的。显然，中国的情形又与德国不同，中国是一个正朝市场化方向努力的国家。因此，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之角色与一个缺乏市场化、市场化水平很低的情形中的国家之角色是大不相同的。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可能亦不应该做到象德国那样尽可能少地国家干预，而给予必要的干预。在市场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法律体系、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均需要中国政府担当起重大的责任。再看看日本的情况。日本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行政干预、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经验，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日本主要通过外贸与产业政策、国内产业政策、经济计划、宏观政策等方面实现干预，但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政府内没有经济计划部门，但日本是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所以，政府难以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此外，日本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成功是同日本企业独有的特点紧密相联系的，日本的企业组织是社团型的。因同处于亚洲儒家文化圈，因而日本发展的经验更能为中国人所认同，并且鼓舞了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在中国，发展民营（私营）经济当是没有疑问的了，但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确立以私营经济为主体，因此我们不能完全采用日本型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笔者将中国的发展归为“国家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个经济发展模式，努力推进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充分强调并显现市场配置方式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的成份）。但是，国家尽可能地少干预而只给予必要的干预（德国式的），主要在已市场化的领域与个体、私营经济方面，为经济的正常运作制定规则，在市场失灵之处之时作适当地干预。至于在如何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方面，中国政府不只是必要的干预，根据笔者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国情，更重要的在于操办（当然，操办不是不分巨细地操作），因为国家是国有经济的所有者，而所有权与经营权实际上是难以分离的，而且，国家有权过问，包括操办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政府要比德国政府承担着更多的职责，扮演着特有的角色。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然需要采用行政干预，因而借鉴日本的经验，尤其日本的产业政策、宏观政策等方面经验是必然的。总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推进与提高全社会市场化进程和水平；另一方面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如何改革国有经济，保证其主导地位。如此这般凸现出在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特殊性一面，亦即国家（政府）的特殊角色，因而，不妨将中国的发展方式归为“国家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
熊掌与鱼：
公 平 与 效 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于发展来说确是一个必然会碰到又令人困惑的问题。这里，不妨提出两点。一是追求效率为的是什么，效率就是一切吗？二是如何理解公平？显然，效率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效率亦不是一切，因为它涉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至少效率本身需要一个指向，主要的指向是公平问题。而我们所理解的公平决不可能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结果就是效率低下。因而，我们追求公平必然不妨碍效率。那种以牺牲效率而换来的所谓“公平”，一方面牺牲了效率，另一方面公平最终亦不能得以保证，因为没有效率保证的公平，必然会导致平均主义。
那么，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地摆放公平与效率的位置呢？笔者以为，在相当长的发展阶段里应确立以效率为首的原则。原因在于，一是长期的平均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表明，没有发展的、没有效率的平均主义决不是公平本身，而最终只能陷入平均贫困（普遍贫困）的境地。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根据笔者的理解，其着重点落在先富起来上，而这意味着或内在地隐含着效率优先这样的思想内容。二是，总体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经济效率尤其国有经济的效益普遍低下，因而更显出效率优先的意义。在国有企业普遍亏损、效率低下的情形里，摆在议事日程上的决不是公平问题，而且在此情形下，谈论公平问题显然给人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事实上，要是没有发展，就没有切实的办法可以解决公平的问题。没有发展、没有效率谈何公平？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优先考虑的是发展、财富增长、效率、资源有效地配置，即如何将“蛋糕”做得尽可能大些，而不是优先考虑如何切分“蛋糕”。
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是不存在公平问题的。之所以提出公平的问题亦在于社会有了发展，效率有了提高、社会有了分化以后才出现的。公平问题的产生、公平意识的出现恰恰说明了效率在先的事实及重要性。因此，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公平的问题将演化为对机会平等与分配平等的选择问题。效率与公平在一定意义上讲，显然是熊掌与鱼的关系问题。基于以上这些认识，对于公平问题，重要的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是选择机会均等还是分配平等对于发展来说，收益最大而代价最小？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在《自杀论》一书中曾经指出过， “因此需要有一种道德戒律使那些天赋较差的人接受他们自认命该如此的那份较小份额的利益。人们是不是会要求让所有的人分得同等的份额，那些更有用处和功劳的人也不多得？但是如若这样，就须有一种更为强迫的戒律使这些人与平庸无能之辈享受同等待遇。”〔1〕迪氏的观点对于有些人尤其抱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或道德主义色彩的人士来说，多少有不顺耳之处。但是，公平（公正）的真正基础是机会的平等。因此，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这样选择：确定效率优先的原则，社会可以通过努力完善、普及教育，使青少年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使各地的教育条件比较地接近，为日后的择业和职业中的竞争带来更多的公正性，不必在分配平等方面穷费努力。
独舞与共舞：
国 家 发 展 与 世 界
政 治 经 济 格 局
发展从来不是孤立地单独进行着的。尤其二战以来，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相互交流的激增、经济互往的日趋加强，造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格局。因此，要分析一个国家的发展，就需将国际因素纳入思考的框架之中。比如，美国对韩国与台湾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的政策很明显地来自于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种格局中，牵制共产主义是一种基本的动力。〔2〕
关于国家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系，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颇具特色。依附理论认为，国际资本的利益与第三世界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提出与国际经济脱钩是最好的发展战略的观点。此种观点现在是大可不必坚持的了，亦坚持不住的。诚然，不发达（欠发达）国家与国际资本在历史上和现在的联系可能是阻碍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同时，还应看到外国资本、技术与市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外部力量。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注重研究国家之间势力依附关系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些势力依附关系集中反映在一个由“核心”、“半外围”、“外围”这三种地位构成的等级制度中。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核心国控制着国际市场，主要从事工业品加工制造与出口；而外国则通常是将材料出口到这些工业化了的核心国，以交换其加工制品；半外围国在国际势力依附关系中的地位处于核心国与外围国之间，与外围国相比较，其工业发展水平要高些，国际政治势力也大一些，但是，由于其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势力还不够强大，它们仍然从属于核心国的统治。当然，这个世界体系是在变动着的，因此，在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理论家们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问题在于对内部因素分析的疏忽，因而造成学术界对它们的批评。
显然，要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必须参与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而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种以为有代价就关起门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是要不得的，亦是徒劳无益的，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切勿过分夸大开放带来的益处，那种不论具体的条件，不计效益、不讲代价的国际参与的想法、做法同样是不足取的。
中国的发展显然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亦即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改革我国对外交流与对外贸易的体制，使我国的经贸活动、文化发展更多地与国际惯例相接轨，以便更好地利用外资、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占有国际市场，从而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需要加强国家干预能力。在相当多的第三世界里，它们之所以努力建立一种具有更强干预能力的国家机构，不仅在于国内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而且亦是对于他们感到在其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中的地位是处于一种依附地位相关的。“如果他们能够形成这种干预能力，他们就能更好地重建国民经济，并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创造新的基础。”〔3〕中国的政府须为本国的经济交往争取有利的国际政治地位，谋取平等、公平的交往基础。比如，就“复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一种渐进的开放政策显然是正确的。二战以来，有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由于进行贸易自由化的时机和政策不当，开放后短时期内进口大量增加，出口增长缓慢，导致了国际收支严重恶化及对国内产生的严重冲击等问题，并且波及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结果是不得不放慢贸易自由化的速度，甚至退回到一种更为封闭的状况，如七十年代中后期和八十年代中期的拉美的一些国家与地区。而如今少数缔约方不切实际要求中国按照超出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和投资领域。这显然超出了中国可以接受的程度。此外，少数缔约方要求中国接受一些歧视性条款，对中国复关要价太高，这亦理所当然地为中国政府所拒绝。问题的另一面在于，面对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中国政府应采取多种可能的方式促进国内企业增强竞争力，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竞争提供一种较为宽松的宏观环境。如通过非贸易政策促进国内企业增强竞争力，加快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保证进口与出口的平衡，促进出口多元化。如果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得以加强，那么，不仅使国内发展能得到加强，而且能增强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竞争地位。
总之，在国家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取向应如此：政府制定、坚持有序的、渐进式的开放政策，并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有利的基础、条件。而其中对外开放始终是重心。中国的经济发展毕竟需要国际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诸多方面需要与国际接轨，这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层次，能更好地利用外资，参与国际竞争。而对外开放政策本身亦有利于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地完善。
世界经济政治与国家发展是相关的，而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主动地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活动。
注释：
〔1〕E·Durkheim,Suicide,The free Rress of Glenloe,1963,P.251转引于《代价论》第61页。
〔2〕参见[德国]乌尔里希·门泽尔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帝国主义影响的延续还是迎头赶上的实例？”《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59—479页。
〔3〕P·伊文斯、J ·斯蒂芬：“目前发展研究的课题及其论争”，《国外社会学》（北京）1990年第2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