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史学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史学论文,四年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九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史学理论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其具体表现是，除了在原来基础上不断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外，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对有关学科的理论思考，二是在某些理论领域有较深入和较系统的探索。
历史科学范畴与史学批评
历史范畴是历史科学理论的基础。那么，确定历史基本范畴应遵循什么原则呢？以往此类讨论尚不多见。1994年，霍俊江在《历史科学基本范畴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一，历史范畴在历史科学中应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类型；其二，历史科学理论中的其他概念是依据它们发生联系、组合、重构而体现出来的，它们应是认识其他一切概念的基点；其三，它们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本范畴相比，应更能反映历史科学理论的性质和特点。据此，他提出了历史科学理论的10个基本范畴，即：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历史时间、历史动力、历史变化、历史结构、历史规律、社会历史形态等历史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在这方面，过去发掘不够。去年，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的出版，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历史分期、基本范畴、主要概念、术语和范式，以史论结合的形式作了阐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这是一个讨论了许多年的理论问题。一般而言，评价历史人物要顾及到历史环境的多种因素。但是，随着爱国主义教育在我国的深入开展，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不免出现一些困惑。苏双碧指出，若用过去阶级分析方法看待历史上（尤其封建社会）的爱国人物，那么，有些问题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代表了地主阶级最腐朽的阶层，因而就不值得崇尚。然而，如果从民族矛盾来看待这些人物的行为、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他们也就成了值得称颂的历史人物了。因此，只有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顾及到历史环境的多种因素，才能对包括历史人物在内的许多问题作出全面的、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还要注意精神层面的作用。过去，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以其对于社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对此，邓鸿光提出：由于历史活动领域的宽广和多样，历史人物对于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不可能以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标准来涵盖；有的人虽然对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或因其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或因其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完全吻合，所以既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更不能完全否认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因此，考察历史人物，还应看其对于人民生活和社会道德方面（即精神层面）的作用。
如何看待历史人物个人的过错与罪过，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刘克辉在《说历史人物的个人责任问题》一文中认为，历史人物个人的过错或罪过与阶级、时代有一定的关系，个人不能完全对阶级和时代负责任。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给历史学的冲击，它就愈发显得重要了。过去的一年，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有些意见是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史学与现实关系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史学的价值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它基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科学价值，即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的学术意义；二是它的社会价值，即在历史研究中追求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互为条件，不能偏废。有的论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着眼，指出，今天是历史和现实交汇而成的。历史科学其独特的秉性正在于：通过对古人活动的描述和再现，向人们展示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实质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规律，使人们了解过去，把握现实，瞻望未来。在历史与现实关系上，需要防止实用主义，避免简单类比或任何问题都从历史中找答案的倾向。马克垚在《为史学研究的深入提供良好的环境》一文中指出，历史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科学。但在实际操作时，这一问题有时被庸俗化。历史学往往被降低为当前方针、政策的注释者，需要什么就从历史上论证什么。这是不足取的。历史为现实服务是要以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的。有关部门决策者应欢迎历史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提出种种不同的看法，以便在决策时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从而避免决策失误。
应该说，历史与现实既是认识问题，又是历史研究中的实践问题。随着认识的深化，具有科学意义的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课题与成果将会大大推动历史学的发展。
重视多方位、综合研究的方法
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较多地习惯于单线、单一的研究。近年，随着观念的逐步更新、研究范围的拓宽、研究深度的加强，多方位、综合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势头。
罗荣渠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世界现代化总趋势的《现代化新论》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学者们的讨论兴趣。著者首次提出了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下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一元多线”的观点；提出了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四大过程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的观点。这一研究题目重大，牵涉面广，有近代有现代、有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有外国有中国，抓住了宏观，但又基本是历史的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各学科综合的角度研究现代化，《现代化新论》还是第一部。
注重综合研究的方法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学术观点评介方面。去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认为今后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文化冲突，冲突的中心将集中于伊斯兰教与儒教国家。亨氏的观点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从历史学、国际政治学、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入手予以评介，认为当今世界各地区间的文化冲突或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不同文化的交往、融合、理解和尊重，将逐步替代彼此间的流血、战争和暴力，文化间的理解乃至文化间的相互影响、调适与进步是必然的。这便使“文明的冲突”这样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得到呼应，并出现了新的审视角度。
可见，综合性的研究为人们打开视野、从宏观上认识与把握许多重要的历史乃至历史与现实结合很紧密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也为历史学的活力注入了生机。
应当指出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薄弱、困惑的历史问题都需要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加以解决，而我国目前的史学理论研究本身正在面临着突破与发展的问题，诚如一位史家所言：时代呼唤新的历史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