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台前幕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台前幕后论文,二十论文,秘密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论述了50年代“解冻”时期两大相关事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准备过程和苏联各界对该报告的反应。
对于赫鲁晓夫的揭露性报告的起草和宣布过程，尽管已作过不少考证和澄清，但都不尽可靠。现在，各类新的回忆录接连问世，机密档案也不断解禁和公开。原苏共中央档案馆关于二十大材料的解密，使得历史学者们改变了很多旧有的观念。这些旧有观念的形成基础只是个别历史人物诸如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录。
第一个必须被放弃的无稽之谈就是：似乎围绕个人崇拜报告的幕后斗争在整个大会过程中都未曾间断，甚至延续到中央主席团成员的会间休息室里。现在已毫无理由怀疑，这一问题早在大会之前已作出原则性决定。遗憾的是，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及其有关材料现仍在禁中，未得解密，否则这些材料定能使这一问题得以完全澄清。但在我上面所提到的档案文卷中有一段中央主席团1956年2月13日第188号会议记录的摘抄。
全会由赫鲁晓夫宣布开始并主持。也仅有他一个人发言。事实上发言很简短：“我们要商妥关于报告的事，要达成一致。关于日程全会已经定下来了，报告人也定下来了。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其他与大会有关的问题我们将在代表团会议上予以解决。全会代表们有什么意见？报告并非代表主席团，而是代表中央全会。怎么样，全会要听取报告吗？”
这里说的只是大会总结报告，根据惯例，这一报告似乎应该经过讨论并由中央委员会同意。但暗示是不言而喻的。于是马上就是一片同意之声。
赫鲁晓夫似乎早已等着这一回答，作出总结：“这样我们认为，报告经由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并被授权在大会上宣读。”
米高扬作总括：“全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审议。”
赫鲁晓夫继续发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这里谈一谈。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对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时局和有关材料进行研究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党的二十大的内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主席团已决定，由我，中央第一书记来作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没有反对意见。赫鲁晓夫宣布：“所有应该在全会上决定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解决了。”此后他宣布会议结束。
这份全会会议记录能证明什么呢？首先可以证明，关于宣读个人崇拜报告的问题早在此之前即已作出决定。另外还已决定由赫鲁晓夫来作报告，但必须是在讨论下一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内部会议上。这并非意味着，在此次大会的幕后就其他重要问题没有发生争论。但是，最主要的东西已经预先定下来了。赫鲁晓夫为达到这一点颇费周折。为此他不得不利用中央权力机器，采取种种手段。
在贝利亚的倡议下，从1953年起开始谨慎地、有选择地为被镇压的共产党员平反。后来成立了一个由莫洛托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但其工作收效甚微。于是在1955年12月30日组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佩洛夫领导。该委员会被授权研究有关1937-1940年间大镇压的材料。由于它的积极工作，苏共中央主席团不断收到该委员会收集到的各种事实材料。接下来产生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令人震惊、骇人听闻的事实？1956年2月1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中央主席团会议。与之交谈后，所有人均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并非肃反（契卡）工作人员恶意所为，而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赫鲁晓夫尖锐直率地向自己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马林科夫认为提出斯大林的问题是正确的，他的意见是应该把真相告诉全党。莫洛托夫似乎也不反对，他只是预先声明说，这并不妨碍在大会上提及斯大林作为一位伟大领袖和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者的功绩。萨布罗夫反对：“如果事情属实的话，这还是共产主义吗？这是不可原谅的。”
遗憾的是，我们仅仅拥有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2月13日这次决定性会议的会议记录摘录。无论是该会议记录抑或与之有关的材料均没有被研究者看见过，它们至今仍是机密。但据原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工作人员、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党史》结尾部分的作者H.巴尔苏科夫称，他有机会见到一些苏共中央的最新档案文件，并肯定地说，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原始文本本来是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用铅笔写成的关于30年代后半期被镇压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案件的一个总结性报告。该报告成为后来最终报告文本七章中的两章。他的这一说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因此作出肯定的结论，即在大会前夕似乎“只提到了波斯佩洛夫的简报”，“所有的辩论只涉及简报中提到的问题”，而后来最终报告中新增章节中涉及的问题在那时不仅未被讨论过，甚至连提都没有提过。
B.阿非阿尼根据当代文献保存中心的有关文件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论断。他认为，2月9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向大会代表们公开列宁的未公开文件，这里首先指的是他的关于建议由斯大林任总书记职务的政治遗嘱和关于如斯大林不因自己对其妻子的粗野行径向她道歉即与之断绝私人关系的便笺。同一天中央主席团再一次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在讨论该报告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坚决表示必须把这一切向全体大会代表通报，包括镇压运动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这时才委托波斯佩洛夫准备报告文本。但到2月13日才作出决议通知与会的中央委员，在大会上将宣读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这时还决定其他几位中央书记与波斯佩洛夫一道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2月18日初稿交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此基础上于2月19日向速记员口授了自己的报告，并分发给中央主席团的各位委员和候补委员。
由此可见，并没有任何即兴致词，也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小圈子密谋，赫鲁晓夫遵守了规定的委员制。鉴于此，我们不能同意巴尔苏科夫关于在大会过程中开始的起草新的报告文本工作具有“地下”性质的说法。援引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Д·谢皮洛夫（2月15日即大会开始第二天建议由他为报告准备新材料）所说的事并不能证明什么。要知道中央机构的各项工作均遵守极其机密的原则，并严格地分层向党的下级组织通报自己的活动。但是这次已有不少大会代表和来宾知道即将有轰动性消息出台，他们均逐渐对之有所准备。
早在1956年2月16日大会的上午会议上，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就说：“十九大以前蔓延的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理论和实践对党的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个人崇拜贬低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党的作用，忽视了党的集体领导，导致个别人在工作中的失控甚至任意妄为……造成了许多片面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决定。”
在同一天的晚间会议上，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声称：“20年来，我们实际上没有过集体领导，马克思早就谴责过、随后列宁也谴责过的个人崇拜盛行一时。这当然不会不给党的状况和活动造成负面的影响。”他第一个从批评的观点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状况时，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涉及美英法等国的关于世界市场分裂之后‘这些国家的生产总量将会减少’的著名论断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而且未必正确。”米高扬对把这篇被认为是“杰出的”文章列入经典著作提出质疑，并号召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阐述的很多事实和事件予以重新澄清。他潮笑有些人把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任何转折都解释成“好像是某些多年后被错误地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的当时的党的领导者的破坏性活动”。
在发言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个人崇拜问题的还有马林科夫、伊格纳季耶夫（1951-1953年间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库西宁，甚至还包括卡岗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后者在结束自己的长篇发言时表明：“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曾在一定时期内起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在代表们的掌声中他表示相信：“本次大会将完全赞同这一原则性方针。”
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避免提及和谴责个人崇拜，仅仅指出必须在工作中继续巩固列宁的集体性原则。
研究者现在可得到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草案。这是赫鲁晓夫2月23日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各位中央书记的。很显然，在前一天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已最终解决了与即将宣读的个人崇拜报告有关的最后几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对这一文件作详细研究，现在只能对草案上所做的修改作一些评论。这些修改尽管数量很大且多种多样，但均未涉及原则性问题。目前还很难分清具体是谁的修改。比如在寄给苏斯洛夫的一份上，就有四种不同颜色铅笔作的着重标记和修改。这说明这份草案至少有四个人看过。在这份草案上除了特别的编辑性修改外，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批注。在这两份草案中赫鲁晓夫下面一段关于他与斯大林的一次见面的回忆录都被划掉了：“每个政治局委员都能讲很多关于斯大林对政治局委员们的粗野态度。我可以在此举一个例子。在斯大林死前不久，他曾叫一些政治局委员到他那儿去。我们到他的别墅后开始讨论一些问题。当时在我对面的桌上有一大堆文件，刚好挡住了斯大林的视线。斯大林突然气愤地冲我喊：‘你干嘛坐那儿，是不是怕我把你枪毙了？别害怕，我不会枪毙你的。坐过来一点。’这就是他对政治局委员的态度！”
当党的最高层领导还在研究报告的最后文稿时，有些探听到有关隐藏着“个人崇拜”的婉转说法的代表便急急忙忙地献计献策。2月24日，叶廖缅科元帅给赫鲁晓夫寄来一张便函：“如果您的关于特别问题的报告涉及军事问题并且如果您需要谈到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我可以向您汇报真实情况。”他所汇报的情况是：斯大林制定的关于城市防御的战术和组织策略差点导致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如果当时采纳了斯大林关于粉碎曼什坦因部队的计划……则曼什坦因肯定会完成自己的任务并成功解救被围困的部队。”
2月25日上午，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赫鲁晓夫作报告。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也很短，包括布尔加宁的开幕辞、他宣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决议草案，以及如下说明：“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大会通过的关于该报告的决议现在均不予公开，但这些材料将分发给各级党组织。”速记记录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一建议由大会一致通过”。
速记记录前有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全文。经分析表明，这就是在大会会议上宣读的那份报告。除了插入的涉及来自柏林和伦敦的关于战争正在酝酿的警告、驱逐高加索人和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案件的三段文字以外，报告上没有其他修改和批注。但赫鲁晓夫未必那么严格地照本宣科，他常常喜欢偏离讲稿，信口发挥。他到底添油加醋地说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当时的录音记录能回答。会议一定作了录音记录。但档案人员们一声明他们没有大会的录音材料。但他们的话是不足为信的，他们也曾一再地说：“档案里没有大会的速记记录，大会根本没作速记。”还声称2月25日宣读的报告的打字文稿“没保存下来，弄丢了”，而且“至今没有找到”，1989年公开出版该报告时用的是当时会后在各级党团组织上传达用的印刷小册子，上面有“不予见报”字样。这个小册子的文字经赫鲁晓夫修改过，于1956年3月1日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各位委员。这两种情况互不排斥。小册子完全有可能即是赫鲁晓夫2月25日宣读的报告原文，他自己的添油加醋很大部分都已被他删掉了。
1956年3月1日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的各位书记分发了编辑处理过的报告，赫鲁晓夫通知：“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报告将分发给各级党组织。”意见是有的。文件上粘贴了很多打字机打的插页。比如，在谈到内务部处理被捕人员的工作方法的一章中增加了一句“瞧瞧当时干的那些事有多卑鄙（会议厅一阵骚动）”，还增加了谈及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态度以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一段私下谈话：“你到斯大林那儿去，被他像一个朋友一样把你叫去了。可当你坐在他那儿时，你根本不知道，他会把你弄到哪儿去，是让你回家还是把你送进监狱……”还有一些用钢笔或铅笔写得整整齐齐的补充。其中就有一段手写的为赫鲁晓夫“增了不少光”的一段话：“可以说，斯大林是用地球仪指挥作战的。（会堂里活跃起来）对，同志们，他拿着地球仪把战线指给你看……”不过并非所有的插语都是揭露性的，也有一些是保护性的。比如说“应该有分寸，不能帮助敌人。不能向他们暴露我们的创口。我想，所有大会代表都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些措施（暴风雨般的掌声）”。但类似的保留性声明看起来像是赫鲁晓夫对他那些更为谨慎小心的同事们的一种让步。这种让步一点都不能反映他当时的情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报告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将会被删掉的。
早在大会期间对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就已有了初步的反响。2月19日有一个叫约瑟夫·加拉的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普里采市发来一封电报：“我不同意右倾的米高扬的发言。他污辱了所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心中对斯大林的光辉纪念，他的发言是所有资产阶级乐于听到的。”相反，第四国际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分子）援引大会有关对革命和党伪造事实的声明，要求采取实际行动重新审议有关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亚特科夫、雷科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及数千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案件，为他们平反。2月23日，弗拉基米尔监狱的囚徒瓦西里·斯大林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反对米高扬的发言，但同意总结报告以及其他领导人发言中提到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央不能不谈这个问题。沉默只能带来损害。对于个人崇拜的蔓延有时会造成工作中非常严重的失误的观点，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坚决反对与马列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我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后才形成这一观点的。对我而言，这段路走起来很艰难，这段路充满内心的斗争和矛盾。真理，哪怕是痛苦的，也强似虚幻的泡影。”
但是赫鲁晓夫在2月25日大会内部会议上陈述的真相是如此的苦涩，与会者们的领会绝非一致。土库曼的一位代表萨佐诺夫很快向主席团递交了一张纸条：“赫鲁晓夫同志，在您的发言之后，斯大林是否还有资格跟列宁葬在一起。”另外一位老战士福季耶娃在11年后承认：“二十大对我们来说是一场灾难。”她作为列宁的私人秘书，曾多次向斯大林传达领袖指示。她对自己以往不光彩的行为辩解道：“斯大林是我们的权威，我们敬爱他，他是一位伟人。”
将近1500多名代表和来宾均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他们当中有谁敢打保票说自己从未打过小报告和整过人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使他们震惊了。据当时很多见证人的证明，赫鲁晓失的话恰如悬在半空，造成令人压抑的寂静，令人窒息的紧张。当时的中央学校部的工作人员雅克夫列夫后来描述会议的气氛：“我们从楼座走下来，谁也不看谁。不知是因为感到意外，还是因为觉得羞愧或震惊。”
一开始，在莫斯科的各外国共产党领导们没有什么反应。无论多列士还是陶里亚蒂都没有向自己的代表团讲报告的事。多列士甚至连自己的副手杜克洛也隐瞒了。当有人问及陶里亚蒂有关苏联同志秘密来访的事，他只是简洁地回答：“没什么大事。你也知道，他们无论大小事都搞得神神秘秘的。”毫无疑问，这位西方共产党领袖中可以说最聪明的一位很快便意识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爆炸性，所以他不急于作出结论，表现出最大的小心。西班牙的伊巴露丽后来在回忆自己当时的反应时说：“苏联领导人向我们揭开了我们不曾知道的令人痛苦的事实。我们的感受是那么沉重，似乎还不如活在懵然无知中好。”
在随后的各州党组织会上很多人均有此同感。州党委会一般是这样的：第一书记传达大会报告和决议，然后是展开讨论，最后是宣读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传达大会报告一般是结合地方情况解释中央的总结报告和作一些评论。发言人在一致赞同大会作出的决议的同时都试图谈到心中痛苦已久的问题。但并非所有请求发言的人都有机会发言。
一切都似乎在按着斯大林时代即已形成的程序进行，但在某些地方这一成熟的机制开始有点变样。在弗拉基米尔州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列宁道路”集体农庄主席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建议在决议中添上“中央对个人崇拜谴责得太晚了”。根据他的意见，应该请求中央采取措施杜绝个人崇拜再次发生。他的修改意见未被采纳。有些与会者发表意见，认为“不应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来作如此广泛的讨论，应采取渐进的谨慎的措施逐步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斯大林格勒的斯大林农庄主席扎达耶夫表示自己的疑问：“我的心上有一个沉重的烙印。斯大林逝世那天，我曾在农庄组织集会，我看见农庄庄员们满眼的泪花，看到他们是多么的沉痛。可现在又要我去向他们说完全相反的话。我不知道有谁能让庄员们理解这一点。”
在奥尔洛夫州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州劳动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费拉托夫谈自己听大会内部会议报告的感受时说：“赫鲁晓夫同志讲到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耻辱地扣上‘人民的敌人’的帽子而无辜牺牲，他一步一步地向代表们揭开了斯大林的真面目。”之后他接着说：“斯大林的任意妄为和践踏一切规范和道德，使我们有权对他的原则性和党性提出质疑。显然，随着人民逐渐认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不够资格葬在列宁墓里的。”在掌声中他结束自己的讲话：“他身上有太多的肮脏和鲜血，不值得给他那样的荣誉。”这位州第二号人物的发言并不令人觉得意外，与他一道发言的还有两位以前遭迫害现已被平反的人。姆岑斯克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索波夫讲述了自己22个月的牢狱生涯所受的折磨和屈辱，他表示相信“可怕的时代将不再重演”。曾因“反对花54000卢布建斯大林肖像”而遭迫害的消费者协会联合会工作人员努日诺夫建议“对是否应继续将斯大林肖像留在各机构里提出质疑”。
雅库梯的领导者走的更远一些。州委第一书记鲍里索夫在共和国党的积极分子会上传达了大会精神，他勇敢地宣布：“现在要用列宁主义的旗帜取代马恩列斯的旗帜”，并指着主席台深处缀有马恩列斯浅浮雕像的红旗图案说：“这是州委一些工作人员的错误布置。”会间休息时浅浮雕像被换成了列宁的肖像。但他的小聪明似乎令莫斯科的某些人不快，于是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党机关部“纠正了鲍里索夫同志的错误”。
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只是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快结束时进行了宣读，像在大会上一样，对报告未作讨论。但主席团还是不可避免地收到很多提问题的条子。在罗斯托夫州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只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为那些带有斯大林名字的企业和集体农庄改名字？”在摩尔曼斯克的会议上共收到19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涉及领袖及其战友们的生活和活动：“请介绍一下阿利卢耶娃死后斯大林的私生活。罗科索夫斯基为何入狱，是否斯大林指示的？斯大林之子瓦西里被贬职是否属实，他的命运如何？叶若夫现在何处？为什么撤掉科鲁格格夫内务部长职务？”还有些人对下述问题困惑不解：“为什么当斯大林还顾及集体领导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对个人崇拜宣传？为什么党央在知道斯大林的很多案情后没有作出决定撤掉斯大林？”有人对“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是否在大会和全会上讨论过，谁发过言”感兴趣。还有些人对一些实际问题感兴趣：“是否会指示学校修改教科书里关于斯大林作用的错误描述？”
在诺夫戈罗德州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有人问：“谁强迫过政治局委员们口头和书面地颂扬斯大林？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没人提过他的错误？现在来说这个有什么必要？”但也有人提出另外一类问题：“是不是该把斯大林从列宁墓中清除出去？”在斯维尔德洛夫州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有人要求回答以下问题：“对于斯大林我们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回忆？对触目皆是的斯大林宣传品（壁画、肖像、半身像、宣传画等等）我们该怎么办？”在马里自治共和国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总共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这样的：“大会代表中有没有人就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发言，是谁？”
1956年3月中旬召开了各市和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形式跟州会议一样，但对中央建议的路线偏离得更远一些。原因在于会议的参加者中有不少人已在州会议上听过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了，还有不少人也知道了一些内容。所以关于大会结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身上。
在奥廖尔市积极分子会上，“生产者”残疾人劳动组合主席拉克耶夫发言：“1937年的奥廖尔以及全国都处于恐怖之中：所有共产党员都害怕被扣上‘人民的敌人’的帽子……市委第三书记杜别茨卡娅在城里到处搜寻，不断发出逮捕令。”他讲他自己——当时的厂长和10个工程技术人员一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被严刑拷打，被要求在侦察员们假造的答辩状上签字。某区委指导员弗奥多洛夫号召中央就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产生的后果作出彻底结论：“斯大林的名字不能跟在历史上光辉闪耀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放在一起，沾染着鲜血和肮脏的斯大林更不能与晶莹纯洁的列宁葬在一个陵墓中。”他最后说：“这是共产党员们期待的，这也是党所期待的。”
列宁格靳市的瓦西列奥斯特洛夫区，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20年的党员阿列克谢耶夫说：“习惯上认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但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与我们这儿发生的事相比，却显得逊色了。我们这里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他们。同志们，我们怎么能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人曾是个很有思想的共产党员，他可以被宽容？……还有什么能与斯大林统治时代骇人听闻的封建剥削相提并论呢？农庄都在贫困线上挣扎。”阿列克谢耶夫告诉与会者说，他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建议：“在所有党的会议上都应专门提出斯大林的问题，他是不是国家的罪人。”但其他共产党员反对他的发言，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的发言“政治上是有害的，使党偏离了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且最后投票表决时，750名与会者只有4人举手赞成阿列克谢耶夫的建议。
在萨拉托夫市伏尔加斯克区会议上，市文化局局长库恰平说到，1949年巴兰定区逮捕了6个农庄主席，其中两个被指责“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不久前才予以平反。可当年那些造谣生事使他们入狱的人，还在原位上干着。他问：“怎么能这样？无辜的苏联人民因这些人的罪行而在监狱里蹲了6年，怎么能不追究他们呢？”被引用的文件中没有涉及大会对这段发言的反映。但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萨拉托夫建筑托拉斯总机械师斯库拉托夫在会议休息时当着党员积极分子的面把休息室里的斯大林像取了下来；有人大声询问：“有必要翻过去的旧帐吗？党中央和政府能够纠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用激起人民的愤恨。”
在达吉斯坦的多库兹帕林斯基区，曾任国家安全部地区处处长、现任列宁农庄主席的阿加巴拉耶夫认为，对斯大林的很多指责，包括独裁、骄横、野蛮以及指责他虐待、在战争初期惊慌失措都是不对的。这些指责没有人会赞同，只能使人民愤怒。诽谤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不允许的”。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般是不敢公开这样讲的。但他们仍通过递匿名条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能否完全地否定斯大林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中的进步作用？能否认为，斯大林过去是、现在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能否使用他的著作？根据你的报告可以把斯大林理解成人民的敌人。但他不是人民的敌人！”这些问题是在莫洛托夫市斯大林区的会议上提出的。
在这个区的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在十九大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没有一个人提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是谁和是什么在推波助澜？为什么政治局委员们都对此保持沉默，却一个劲地颂扬斯大林？难道政治局委员们都是胆小鬼，党对斯大林无能为力吗？指责所有的人都受了迷惑是不对的，要知道个人崇拜是从上面来的。能不能更深地解释原因，而不仅仅只谈后果？”高尔基市索尔莫夫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央为什么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的目的何在？为什么要如此大范围地宣传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当时为何得以幸免，安然无恙？一度与贝利亚很接受并曾与之共事的马林科夫当时表现如何？”
在下层党团组织中这一类的意见表现得更为强烈。1956年3月20至23日科学院院士潘科拉托娃在列宁格勒讲课和作题为《党的二十大与历史学的任务》的报告。她作为苏共中央委员还在九个会议上顺便解释了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她后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说：“大约有近6000名知识分子出席会议，包括学者、教师、大学生、宣传员和作家等。共收到800多张纸条，其中绝大多数涉及政治问题……这些便条以及后来的谈话表明，赫鲁晓夫同志在大会上反对个人崇拜的发言是被赞同的。只有部分人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不应这样地广泛宣传。有很多人问这个报告是否经中央全会或党的大会讨论过。”
她把这些便条按内容和基调分类后交给了赫鲁晓夫。在那些有关对斯大林的态度的便条中大部分人尖锐地谴责了斯大林的行为并要求作出结论。康采沃伊写道：“生活中的常规是有了前因就应有后果。现在已经把斯大林的反面形象描绘出来了，就应该迅速作出需要的决定，否则就很可能会造成误解。”在另一些条子中表达了相反的意见：现在重新评价已逝的斯大林是不智之举。他们对污辱和潮弄斯大林表示不满。
有很大一部分便条中提到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客观条件问题：“个人崇拜在俄罗斯生活中如此兴盛是否有其社会—经济原因和社会—心理前提？难道所有的原因都在于没有看透斯大林吗？个人崇拜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是不是由于工农业毫无竞争和没有任何外来刺激的垄断地位？……为什么不把他的行为解释为反映了在歪曲了苏维埃民主的官僚主义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部分社会阶层的利益？如果说到原则性转变（从个人崇拜到党内和全苏联民主），则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来防止强大的官僚主义？……30年来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个民主国家还是个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从1934年到1956年，我们到底是阶级、党和中央的专政还是个别人的军事专政？如果是后者，为什么全党都对此哑然无声，党在这种专政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党制和党政完全合一是否助长了个人崇拜？”值得指出的是，提出类似问题的便条都没有署名。
在1956年3月21日列宁格勒共产党员作家会议上，女诗人奥尔加·贝尔格历茨针对秘密报告中提到的斯大林说的小拇指一挥就可消灭铁托的威胁指出，40年来中央有关文艺的决议中伴随着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一些错误的方针，其中也给人“挥动小拇指”的感觉。她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别人替我们思考，所以很少相信自己，也没有写出生活的真实。”作协列宁格勒分部秘长普洛科菲耶夫评价女诗人的发言表现了“修正主义倾向”。
中央汇总的材料中类似的情况还不少。党的上层领导对此类“偏题”的反映仍是一如既往的老样子。1956年4月3日中央对大会结果讨论过程作了一个特别决议，这是个秘密决议。但《真理报》4月5日谴责了偏题：“个别坏分子借谴责个人崇拜之名对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但想制止从冰峰上直冲而下的巨流并非易事。
契卡洛夫斯科州党校决定请求中央把斯大林从列宁墓中迁出来并发出指示取下他的所有肖像。列宁格勒钢铁厂决定请求把厂名中的斯大林的名字去掉。苏共中央俄联邦党机关部部长楚拉耶夫在向中央秘书处汇报时指出：“某些党组织会议上有很多蛊惑性的发言，有的还充满敌意，但这些发言并非总是得到坚决的反击和政治评价。”
比如，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文学家比亚立克在谈到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时说：“我觉得，鉴于历史的原因，在党和国家机构内有一批深受个人崇拜之益的人，他们正是以此为进身之阶的。现在他们一边唱着高调一边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一些人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死，还有些人亲眼目睹这一切……如果今天这些人还在自己的位子上，如果让他们来贯彻党的二十大的决议，对我们来说这无异于自我欺骗。”
古比雪夫的马斯连尼科夫工厂的军事代表（军用品验收员）马库哈上校在厂党大会上声称：“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左右600万党员的意志……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对党员的不正确教育、逢迎讨好、阿谀奉承和懦弱胆小造成的。党内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不受监督的党员，他们拥有数处住房和别墅，食品和工业品的供应不受限制，他们忘记了劳动人民的需要。”市委书记班尼科夫批评了此类发言，指出这些发言是有害的，大会还根据他的建议决定谴责马库哈。365名代表投票表示赞成，但仍有97名勇敢者举手反对。在古比雪夫市委执行部会议上马库哈被开除出党。
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莫尔德维诺夫说，枪毙人的责任应该由全体政治局委员来承担，包括“表现得胆小怕事”的赫鲁晓夫在内。他要求在党内就个人崇拜报告展开讨论，之后召开特别大会。研究生沙斯季特科支持莫尔德维诺夫的观点，批评赫鲁晓夫经常打断会议发言人的讲话，在会见外国人时轻视政府首脑布尔加宁。他把劳动代表大会称作闹剧：“大会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不是人民的组织，大会里的很多代表根本不工作。最高苏维埃什么实事也不做，那儿什么问题也没有。”不言而喻，这种反党反苏维埃的言论自然受到随后的发言者的谴责。但是当党委执行部书记伊万诺娃企图将这种谴责写进会议决议草案的建议时遭到了否决。在4月13日党执行部会议上9个人中只有2个人同意将莫尔德维诺夫开除出党，而同意开除沙斯季特科的只有伊万诺娃1人。这被认为是公开的不服从。1956年4月16日中央俄联邦党机关部和行政机关部的部长们向领导建议委托莫斯科市委在研究院再次召开党的会议，“结束莫尔德维诺夫和沙斯季特科的反党突击，解决他们的党性问题，巩固党的执行部”。
还有一些情况被指出来：“个别党组织政治上掉以轻心，敌对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比如，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普列谢茨基区一个电站工人、受过不完全高等教育的25岁的共青团员格涅拉洛夫“走上了反苏维埃道路”。他用打字机打了3页传单，号召撤销苏联共产党、将苏共中央交付法院审判。他在工人中散发这些传单的同时还进行口头宣传。当国家安全部门逮捕他时，除了发现打字机和传单外，还发现了一封写给赫鲁晓夫的信。
事情已经发展到散发传单这一步了。在往下走，就是征集在号召为恢复苏维埃民主而斗争的反政府声明上的签名了。但也有传单号召忠实于对最高统帅的怀念。4月11日，沃洛格达一家大商场内发现一张手写的传单：“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与我们在一起。”
总而言之，无论在党的最上层还是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对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反应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种多样的。但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一般认为，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总体上是理解和赞同的。但此类观点很难让人同意。
最近几年来虽然恐惧气氛有所缓和，但是还不至于使人们忘记1937年。作家维尼阿明·卡维林遗憾地指出：“现在已经可以用两条腿走路了，可很多人还在地上爬着。”因组织“民主党”莫斯科小组而于1948年被判刑的塔拉索夫在二十大后马上被释放。他回到了高加索的父母家中。据他回忆：“在莫斯科，最令我震惊的是人民对斯大林的怀念之情。人们回忆起他的盛大的葬礼和当时泪水的海洋。有个诗人怜悯地写道，‘成百上千的同胞的冤魂组成了送殡的花圈’。从那时起我不再相信‘人民的声音是神圣的’，我开始明白，每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政府。”忆起1956年冬天的慌乱以及当时晚会上的争论甚至为之徒手相搏，批评家和散文家卡尔丁指出，“崇拜思维”的惰性控制着我们，问题是我们仍将处于这种思维的统治之下还是另起炉灶。投票表决或是大会决议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每个人都可以正视自己，独自解决。
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进行的调查可以证明，社会意识发生这种进步是多么的困难。1994至1997年间他们共调查了568名40年前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其中220人(38.7%)或者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有揭露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报告，或者当时对此持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无所谓的态度。声明对报告表示赞成的有163人(28.7%)。185人(32.6%)表示不相信和不赞成。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调查结果很难被认为具有代表性。尽管如此，至少可以提出疑问：苏联社会当时是否作好了非斯大林化的准备？不是指放弃大清洗和镇压，放弃血腥恐怖，而是放弃独裁和帝国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的偶像就是“英明的父亲、导师和朋友”、“所有时代和民族的伟大领袖”的形象。
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则可以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费尽心机让自己的报告得以在二十大上宣读，随之又让全党（超过700万人）和共青团（不少于1800万人）知晓后，却又突然收住脚步，甚至开始采取倒退的措施。在这儿起重大作用（如果不是决定性作用的话）的不是他的战友中的反对派（这些人的意见他只是越来越蔑视），不是中国同志的劝告，更不是担心苏联的事情会向匈牙利方式发展，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材料的抵抗”。
社会，至少是它的绝大部分，被大剂量、经常性的意识形态的崇拜迷药麻醉到了任何企图戒除迷药甚至解毒的尝试都可能引起“伤筋动骨”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疗救方式：或者冒着病人可能骨折甚至致命的风险，采取坚决的义无反顾的“休克疗法”；或者采用小剂量药品的顺势疗法，尽管这种方法不能防止旧病复发。赫鲁晓夫时而走走这条路，时而走走那条路，但无论哪一条都没有循序渐进地走到底。他1964年的倒台并不仅仅因为阴谋家们变得更狡猾、更有心计，还因为“人民的呼声”没有站在他一边。
（原载俄罗斯《俄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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