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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
中西两大民族成为今天的样态都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结果，其精神心理结构也经历了由同而异的演变、分化的历史，今天已经成熟。而在人类社会还处在蛮蒙未开的混沌时代时，人们的精神心理结构开始发生、成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犹如蒙童一样处于直接的同一性状态，本文称这一阶段人类的精神心理活动为前意识活动期，其人格模式为“我——我”型，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术语可称之为人格的“本我”结构，这一结构表明主体存在着、发展着、成长着，但只是同客体对象一样自在地存在着，不过主体已具有了成长的内在动力，其活动具有感性自发的性质。勿庸置疑，在人类的前意识活动期，中西两大民族还并未产生，只是作为人类史前活动的无差别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当然，它们的精神心理结构都是前意识系统的本我结构。
研究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历史典籍的记载可知，中西两大民族迈向文明时代的历史性第一步便决定了他们以后历史发展走向分化，其原因主要是：（1）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前提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中国是以平坦、广袤、温润、丰腴的黄河中下游平原为轴心，这里适宜农耕，陆路交通便利；西方的地中海一带是以相互隔离而毗邻的谷地、半岛、岛屿组成的爱琴海为轴心，这里适宜工商，海路交通方便。（2 ）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华民族是带着原始社会末期氏族血缘脐带关系进入了文明时代；而以工商文化为主的西方民族则是在割断了氏族血缘脐带关系后进入了文明时代。（3）在古代中国大陆上虽有不同的氏族部落组织， 但种族差异不大，生活方式相似，有利于氏族部落之间、种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而地中海一带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种族差异大，生活方式不同，部落利益对立。故基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种族相近等等自然发生的诸因素而有中华民族先民视自然、他人、他族等等为异族之存在；而基于工商文化、城邦纽带、种族对立、生活方式不同等等自然发生的诸因素而有西方民族先民视自然、他人、他族等等为非我之存在。这种情况积淀在精神心理中，便形成了中华民族意识系统低级层面的意识前结构，即“我——异我”结构，而在西方民族则是突变为“我——非我”结构。
夏商周三代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两次“合同异”的历史过程：先是夏商两代由氏族王朝推行的“合同异”过程，其结果是华夏族的诞生；接着是商末、西周一代宗族王朝推行的“合同异”过程，其结果是华夏族的巩固和核心地位的确立；第三次“合同异”的过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诸候之间的征战是民族、种族、部落之间频繁的交往，是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全面交流，其结果是汉民族的诞生和汉帝国的建立。
差不多与上述情况同步，先是爱琴海一带古希腊城邦之间的不断征战，确立了古希腊在地中海区域的霸主地位；接着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希腊化时期；最后是古罗马的崛起，代希腊而成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上述两大历史现象的区别在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合同异”过程是以不同部落、种族、民族之间的血脉通融为根本的民族整合过程；而在地中海一带出现的希腊化过程则是以希腊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精神整合过程。这种区别导致了中国人个体意识的淡化和整体观念的增强，西方人个体本位的确立和自我意识的形成。中国人在“自我”与“异我”的整合中由差异性走向了有机整体的辩证统一，即意识系统中“和我”结构的产生，西方人则在“自我”与“非我”的分立中由对立性走向了无机的辩证统一，即意识系统中“自我”结构的产生。
沿着历史发展的道路与逻辑推演继续演变：在中国，汉帝国的瓦解和周边少数民族的进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合同异”的历史过程，这一次“合同异”不仅是各民族血脉的交融，而且还是精神文化的整合，其结果是盛唐气象的出现和中华民族的产生。与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人的精神心理结构也演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即意识系统的意识后层面，是人格成长的“合我”结构。在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的入侵和基督教权威的确立使西方进入了四分五裂的领主割据时代。自古希腊至古罗马，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的公民国家被建立在大小领主政权基础上的普遍性的罗马教权所取代；而古希腊人从自我意识中抽绎出来的普遍人文精神则被三位一体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所取代。于是在教会的统治下，理性被泯灭，人性被压抑。这一切迫使自我沉隐为潜意识形态而积淀着、发展着。与中国人从“和我”的有机辩证运动中演进为主客合一的“合我”结构并造就了中国人重视经验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不同，西方人则从人性与神性的对立斗争中造就了新的自我，即潜我结构，从而形成了西方人崇尚超越性合理主义的文化传统。
这是两个完整的意识系统：中国人从意识前的异我结构演变为有意识的和我结构，再演进为意识后的合我结构；西方人则从意识前的非我结构突变为有意识的自我结构，再质变为潜意识的潜我结构。从前者可以看到中国人精神心理结构成长的渐进过程，从后者可以看到西方人精神心理结构成长的突变过程。但作为人的精神心理结构的整体或人格结构的整体言之，前意识系统和意识系统合在一起仍是不完整的。人的精神心理活动发生了前意识系统后曾经历了极漫长的隐性自在过程，只是进入文明时代才渐渐浮显出来成为显性自觉的活动。人的精神心理活动在意识层面是最活跃的，但它也是中介系统，总要有归宿。历史发展的逻辑证明了这一点。盛唐以后，中国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出现了长期一统的政治局面，民族的融合、精神的沟通、文化的认同使中国人以追求人格的至善为理念。宋明时代，早已传入中国的印佛文化完成了中国化。中国人改造了印佛文化中彼岸世界的“我——我”境界，变成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将印学之成佛与儒学之成圣、道学之成真有机统一起来，形成道德化的“我——我”境界，即纯我境界。这是中国人精神心理结构的最后完成，是意识的归宿，更是精神的归宿。它仿佛是对前意识的“我——我”结构的回复，但这种回复却是更高层面的回复。至此，前意识系统、意识系统和后意识系统的有机辩证运动构成了中国人健全、理智、平和、中庸的精神心理活动模式。可是西方人精神的归宿则是另一样式。古希腊人开创的人文精神经过中世纪宗教的洗礼，而中世纪神学经过近代理性的审判，西方人的普遍自我意识重新觉醒。追求个性解放、人权至上的努力，以工具合理主义为手段追求至真的科学理念和清教徒式的敬业精神、追逐财富的狂热情绪导致了人的异化、自我的再次失落。与中国人追求道德化的人格至善不同，西方人是以冲破一切道德戒律的束缚去求索世界之真性，从而走向了人的异化、精神的异化、人性的异化。这种异化造成了西方人精神心理结构的超意识系统，即超我人格结构的形成。这种超我的精神心理活动没有目的，只有方法；没有归宿，只有运动；没有终点，只有过程。这种从前意识系统突变为意识系统又异化为超意识系统的无限的线性结构造成了西方人躁动不安、勇于进取、富于冒险的精神心理活动模式。
综上所述，将中国人和西方人精神心理结构可简列如下图示：
中国人精神心理结构
┌───────────┼────────────┐
前意识系统意识系统后意识系统
（本我） （和我） （纯我）
│ ┌─────┼──────┐ │
我—我
意识前意识意识后 我—我
结构 结构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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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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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异我 我—和我 我—合我
西方人精神心理结构
┌───────────┼────────────┐
前意识系统意识系统超意识系统
（本我） （自我） （超我）
│ ┌─────┼──────┐ │
我—我 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后我—超我
结构 结构 结构
│
│
│
我—非我 我—自我 我—潜我
二、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活动比较
上列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图可以清楚地反映二者的区别，这种区别导致了两大民族精神心理活动和实践活动具有明显的不同。
1.绝对的对象化与相对的对象化之别。西方人认识事物的对象化取向是对立性的，从而习惯于在绝对互不相容的对立中作非此即彼的形而上考证；中国人对事物的认知方法是对应性的，主客关系是相通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常取直观体验的经验理性方法。
2.个体本位与关系本位之别。西方人从主客对立关系中，形成自我中心的根性并以自我价值理念为标准追求绝对形式的同一，其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是求同去异或求同灭异；中国人形成的关系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因此西方人多从个别事物性质出发归纳出一般原则，而中国人则常从一般原则出发演绎出个别行为规范。
3.无正统的传统与有正统的传统。中西两大民族皆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民族传统。西方人曾有过古希腊人文传统、中世纪基督教传统、近代传统和现代传统，这些传统又都是有各自时代的明显特征，似乎是断裂的，不是一以贯之的。其实由于西方人秉持分析、否定、超越的精神，其传统缺乏正统精神，是一个没有正统的传统。而中国人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便培养了一种和合精神、关系本位、整体观念，因此造就了一个长达五千年之久既是延续的也是创新的，既是继承的也是发展的一以贯之的传统，它是以道德为灵魂的有正统的传统。
4.狂欢的人生与恬淡的人生之别。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西方人在生活中追求的是奋斗中狂欢的人生，中国人沉醉的人生意境却是淡泊和恬静的桃花园。这两句话大致可以涵概中西两大民族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区别。这种区别源于它们的人格结构的不同：西方人的人格结构是对立型的，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是平衡型的。西方人对立型的人格使他们勇于进取、富于冒险喜欢刺激，这种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对立的关系中生存的状况，常使他们感到孤独、紧张、亢奋。现实逼迫他们必须靠个人奋斗去获得神经的松弛和精神的解放以及自我实现的满足。科学给他们提供了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科学给他们带来巨大成功，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他们的精神心理无法得到安宁和平衡，只有靠本能式的刺激、感官化的享乐，这就无怪乎弗洛伊德先生无法用所谓超我的道德、理想、良心去医治西方人的精神疾患，只好追本溯源在动物式的本能结构中寻找致病的原因。
反之，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存在一个平衡的机制。由于中国人原则上不承认有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物自体、绝对实体的存在，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灵与肉的和谐，即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和谐：个人在整体的和谐中得到安顿，精神在与肉体的有机结合中得到宁静，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中得到温馨。宋明理学的两派中，程朱派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理”之说，而有人性源自于天，道德源自人性，故天命、人性、道德本为一源；陆生派从“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之论而有“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心外无物”，故心体、人性、道德自为一体。前者遵由外而内的理路，后者则循由内而外的心路，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互补互济的生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哲学自圆自满，折射出中国人追求自然、恬淡、自适、平和的人生态度。
狂欢的人生造就了西方人外向自由的性格；恬淡的人生养成了中国人中和、强韧、自律的性格。
三、试解一个悖论
当人们在观察、研究中西两大民族在历史上的作为时，总是难以解释如下悖论：为何在历史上有过众多发明的中国人却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而在历史上早已养成了科学精神的西方人却没有如中国人发明那样多，而到了近代却产生了自然科学？若解释此悖论，似可从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不同寻找答案。
中国人的精神心理结构是“本我——和我——纯我”结构，这种结构形成的是一连串圆融神通的精神活动环，其中后意识系统的纯我结构是一种无我之我结构，主体有无限活动的空间、悟性、灵感、直觉、情感等等升华为一种高级精神生命活动，它贯穿、渗透人的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并形成一种以想象为特征的创造机制。因此中国人可以发明象火箭、火药、纺织机、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浑天仪、地动仪等等几占当时世界发明的90%以上的实用技术和器物，这些发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自然界中原并不存在，它们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积累各方面的经验、体会，达到一定程度和数量而生感悟、灵感而创造出来。本文将这种类型的发明称之为创造式发明。
西方人的精神心理结构是“本我——自我——超我”结构。如前所述，这种结构形成无限超越的线性精神活动，因此对事物有一种寻根究底的兴趣并崇尚在概念的明晰性、准确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系统性的基础上构建知识体系的方法。于是西方人往往通过对事物的观察、猜想、假设、实验，或证实或证伪，而把事物中本来存在的运动规律、性质发现出来，然后上升为理论知识并分门别类建立自然科学体系。这种发明过程重认识、重方法、重工具，它们结合在一起可称之为工具理性主义。这种类型的发明可称之为发现式发明。
创造式发明的精神心理学基础主要是想象活动，而发现式发明的精神心理学基础主要是联想活动。因此创造式发明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直接关系。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至明清长达二千年，发明了众多呈实用性、多样性、综合性的技术和器物就表明了创造式发明是有横向延展的特征。而发现式发明必依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呈由低级向高级、由浅显向深奥、由部分向系统的发展过程，因而是有纵向深入的特征。因此西方人发现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也就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了。
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从现实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除了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养成的科学精神以外，还在于中国人的创造发明西传后促进了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在西方的一些明哲之士也是承认了的不争的事实。
后来西方人强大了，东学西传变成了西学东进。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生了根并结了果。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国人以自己圆融神通的智慧容融了它们，中国从近代到现代又发展到当代，中国人赢得了独立、获得了发展、正走向强大振兴。中国人的智慧在融入了西方人的才智之后正在产生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进展。
总之，中国人强些的，西方人弱些，中国人弱些的，西方人强些。两大民族的精神心理结构、文化形态恰成互补互济、相辅相成之势。这种情况将给当今的人们认识现在、思考未来颇多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