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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人们谈论公民政治参与的时候，总是期待积极的投入。其实，消极的阶层或政治冷漠阶层的存在未尝不是政治现代化过程所需要的。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性质社会的政治冷漠现象，分析产生政治冷漠的种种原因，发现人们对政治的冷漠离不开心理变量、社会文化变量及政治变量。简单地说政治冷漠积极或消极恐怕都过于盲目，正常的参与依赖于人们的“积极”与“消极”的平衡，否则，政治制度的运转就难以正常化。
【关键词】 政治参与 政治冷漠
在政治学中，政治冷漠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定义，它只不过是政治参与中的一种现象，简单地说，它是用来形容“无政治阶层”民众不参与政治。
1.政治冷漠现象。无论是在“主权在民”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民参与的权利在法律上都给予完美的规定。然而，人这个天然的“政治动物”并不必然要卷入政治关系之中。有的政治学家把社会人群分为四大类：有权者、谋求权力者、政治阶层和无政治阶层。①在大多数的政治体系中，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和权力职位占有者都属少数，大多数的公民对政治不了解，对政治显得冷漠。
即使在被视为民主参与典范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很多人一般不出席全体公民的会议，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无政治阶层。②
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使人的发展渠道也呈多元化态势，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兴趣点也是多元的。在号称“民主完备”的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无政治阶层或对政治冷漠的群体是很大的。阿尔蒙德和维巴做的“公民文化”的调查表明了这一点。（见表1.表3）
表1 5国公民谈论政治的频率(%)
表2 中国人谈论政治的情况(%)
谈论政治是政治参与的一种主动的形式。“说”都懒得说，作为“做”式的政治参与，冷漠的人数更多了。自1972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分别是：1972年63%，1976年59%，1980年59%，1984年60%，1988年57%，1992年略高于50%。美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更低了，自1974年以来从未超过50%。资料表明，其它西方国家的情况与美国也相差无己。
比较起来，中国人无论是在“说”的方面，还是在“做”的方面，参与比率远比西方各国高。张明澍的调查表明了这一点。（见表2、表4）
与上述5国相比，中国人很爱谈论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即政治冷漠的人数少。
中国人不仅爱“说”，也爱“做”。“文革”后第一次直接选举（1981年）投票率为96.58%，1984年的投票率比1981年还高。从以后几次的直接选举的情况看，投票比率仍然在95%以上。
这种情况是否就意味着投票者都是持积极、热情而不是冷漠的态度？对此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就我们周边的投票情形看，持冷漠态度者的数量还是不容忽视的，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下表是关于公民投票的实际态度的调查⑤。
表3 投票时的想法
判断一次选举的质量，一是看公民的责任感，一是看公民因利益因素而关心选举。从上面的情况看，中国的直接选举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选民，在选举中持冷漠态度，投票是为了应付督促他们参加投票的本单位领导、居委会干部等。
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国家，都存在一个政治冷漠群体，而这种冷漠对政治过程有什么样的影响，与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用最普通的话说这种冷漠是好还是坏，在我们分析完政治冷漠的原因后，将得到详细的讨论。
2.政治冷漠的原因。政治参与是一个受大量不同的而又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要解释起来很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用一个具体的概念模式来解释政治参与中的冷漠现象，因为我们起码可以把影响人的行为的内心世界的诸因素列为一组，即心理的和意识上的，把影响人的行为的外部因素收集在另一个组合里，诸如政治的和社会的。由此，我们可以说，(1)作为个体的个人都被固定在不同的社会模型（社会地位、教育、宗教等）的控制之下，这种社会模型决定着每个人选择亲近或是疏远政治；(2)个人政治倾向和能力的不同特征，将会使他们对政治环境的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3)这些社会的和心理上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环境包括政治结构、政治组织、政党制度、政治价值观及政治意识等。以上三组变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三者之中的任何情境发生了变化，都有可能提高或降低政治参与率；而单方面强调任何一种情况，其分析势必会被误导。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三组变量中的使人们对政治冷漠的一些具体因素。
(1)对报酬的估量。参政活动是因为它能够对参加者进行报酬而存在下来，有史以来，政治观察家都认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是某种需要的驱使，这些需要包括：权力、竞争、成就、加入组织、财富、名望、地位、认同感、操纵欲、同情心、责任感等。我们很难得到任何关于这些动机所起作用和影响的系统资料，既不知道政治参与是否能够满足其它的努力所不能达到的需要，也不知道诱使人们参加积极的或心理上颇费心血的参政形式（如组识竞选运动）的动机是否不同于那些激励更简单和不那么费神的活动（如投票）的动机。
除了对积极的参与形式与消极的参与形式进行区别外，也可以根据参政目的对政治参与分类。作为工具性的参政活动不同于流于形式的参政活动，前者主要是指实现具体目标，如党的胜利、通过某项议案、提高参政人自己的社会地位、影响及收入；后者则有更直接的目的性：求得立刻的感情满足或感情发泄。投票选举对那些更关心其投票时的感情而不大关心选举结果的人来说，与其说是作为工具性的参政活动，不如说是流于形式的参政活动。
对报酬判断更直接的比较是，当一个人从事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其他活动之所得时，他就不可能介入政治。在一个封闭的传统型社会，由于人们晋升的管理狭窄而又单一，众多的秀才、举人们只能“学而优则仕”，以官为本，很多人到头来只不过当个“七品芝麻官”。而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人们发展的渠道大大地拓宽。人的价值的实现或期望中的报酬就不一定通过某种单一的渠道来实现。仅仅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青年人这方面的价值选择就已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2)对选择的判断。如果一个公民认为自己所面临的各项选择对象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差异，他就认为自己的行为无足轻重，也就不愿介入政治了。我们知道，西方政党的主要作用是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以便使本党的候选人在各类选举中获得比其他政党更多的选票。研究表明，英国公民投票率的下降，是因为战后保守党和工党推行了“共识政治”两党差异的缩小；而撒切尔政府打破“共识政治”，就骤然提高了公民的投票率。许多人相信，如果美国的党派之间的竞争更激烈些，美国的参政率比目前要高。因此，那些认为哪个政党执政都一样的选民，一般不会参加投票。即使在最低一级、最方便的议员选举中，如果候选人的观点没什么差别，这种选举便不会吸引选民了。
(3)政治效能感。认为自己的作为不能有效地改变结果，即对自己的作为的信心不足的人，一般不会介入政治。政治自信心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地位、收入、经验、所受教育程度。
在社会环境的所有要素中，教育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最为密切，这部分也是因为教育有助于增强公民的义务观念，培养公民的政治竞争意识、兴趣和责任感；教育也有助于发展公民的自信及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所以，教育和政治参与活动的关系将是永恒的。《公民文化》表明，教育程度与参政率成正比。以美国为例，受过大学、中学、小学教育的参政率分别是66%、56%、35%。⑥
因此，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另一重大因素，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政治意识，即对政治问题的实际知识。严格说来，能够被称为“具有政治意识的公民”的数量极少⑦。美国人对政治问题的无知还可以从1964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得到证实，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28%的人不知道中国有个共产党政权。196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人说不出美国国务卿的名字。⑧对西方国家的多数人来说，养家糊口已很不容易，无暇去过问政治。长此以往，这样的人就变得对政治没信心了。
(4)对结局的满意感。一个高度相信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稳定性和决策能力的人，认为自己的介入与否，都会有一个满意的结局。持这种观念的人不大会参与政治。
总之，参与政治的比率或政治冷漠群体的大小因活动而异，有些政治活动会引起个人之间的冲突，有些政治活动的代价高些，对政治本来就不热心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卷入这样的政治活动之中。
3.政治冷漠的是与非。历代的政治学家都给予政治参与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抵制暴政强有力的工具，是集中集体智慧的重要途径。由于扩大的参与权使众多的公民忙于国事，所以政治参与活动又具有保持国家稳定和加强社会秩序的作用；由于政治参与活动给予了每个人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使得最大多数人能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由于大批的志士仁人在参与中表现出来，社会就会从中挑选大批活动家为其所用；由于政治参与活动增强了公民对自身尊严和价值的认识，这实际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参与活动还可以经常提醒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要忘记各自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尽管政治参与和民主在历史上有着密切联系，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参与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在法西斯德国，当时德国民众的参与只不过是法西斯政权所设计的程序表，这种参与只能使专制制度得到加强。这种以人民的政治参与来完成国家主义的计划，与其说是将政权置人民监督之下，不如说是用来加强专制统治。
因此，政治参与应当向全社会开放，还是局限于那些知道怎样明智地使用参政权的人呢？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对此一直有争论，鉴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盲目性参与导致的可怕后果，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广泛的参政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足取，不必担心政治冷漠对政治制度有什么危险；相反，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更有利于政治制度的运作。这是因为：
(1)鼓励那些对政治不熟悉、没有兴趣的人去参与政治，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些人可能会对自己及社会的最高利益有错误的判断，他们也可能对民主的含义（如宽容）不甚理解，容易受错误导向的影响，为能哗众取宠但不合适作领导者的人所吸引。因而，鼓励这些人参与政治会在实际上对民主造成破坏。例如，在一场骤然兴起的运动中，真正有多少人能正确地判断中国的根本国情是稳定中求发展？运动说到底是情绪的迅速传染过程，在运动中持理性态度的人是不多的，一个非理性的集合足以破坏任何得之不易的成就。
(2)坚持认为每个公民都要参与政治的观点，只是以对民主的忠诚情感代替了对民主的理性判断。只增加投票的数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政治活动的目的是旨在取得希望得到的和不希望得到的结果，一张选票可以用来选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也可以用来选林肯式的人物。所以，不关心政治要比盲目地参与政治好。我们知道，政治不可能是纯功利主义的，情感取向和功利主义的结合才能实现政治系统的平衡。正如李普塞特说的那样，如果对政治系统的忠诚完全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那么这种基础是不稳定的。⑩同样，对政治系统的情感承诺过于强烈，也会对民主造成不利的影响。首先感情强烈的政治参与容易助长难以控制的政治运动，造成政治动荡。“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是中国人不能再次付出的。其次，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很多团体若获得情感过于强烈的承诺，可能会导致系统的分裂。所以，公民要保证控制所属团体的主动权，他们的忠诚就不能是盲目的。最后，政治系统的平衡赖于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平衡状态，而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政治参与就可能打破这种平衡状态。
(3)即使在最理想的政治条件下，一些选民也不会具有进行复杂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实际政治知识。这是精英民主主义者的一种代表性观点。熊彼特批判了卢梭等古典民主主义者的理论的不可能性。他认为，公民之间不可能就应当实现的公共利益达成一致意见；从每个人意志出发的政治决定，并不一定能代表所有公民的意志；由于公民对政治问题往往容易产生超理性的乃至非理性的偏见和冲动，因此在危急时刻这些因素对于他的国家也许是致命的。在熊彼特那里，“民主主义”意味着给予人民承认或否认自己统治者的机会。他把民主主义比拟为市场机制，职业政治家被喻为政策的生产者，公民是选择政策的消费者。公民不是自己制造政策，而是通过定期选举，用选票买取自己最中意的专家（候选人）。⑩
罗伯特·达尔和熊彼特一样认为，政治事务最好是交给那些积极参政的少数人，这些人靠他们的兴趣、知识、判断力，显示他们有能力管理一个现代国家。为了制衡少数人统治(11)，统治者必须从社会各个部分选取，他们必须为得到某一职位而公开地相互竞争，向选民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12)
(4)广泛的政治活动，从某些方面判断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利的因素。太活跃的团体会妨碍统治者去做他们最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公共议事日程被扭曲了。假定政府官员采取x政策，而不是y或z政策。如果y政策和z政策是在议事日程上，得到了官员们的认真研究，并且他们更喜欢y或z中的一项而不是x政策，但官员最终却采取了x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公共议事日程受到了扭曲。
不仅如此，高度自治化的团体还会导致过多的争论、分裂和不稳定。政治兴趣和政治积极性的骤然上升，可能预示着政治制度中的动乱或危机的到来，或新的严重分裂的出现。西方的60年代也不是一个平静的时代，反越战、黑人运动及社团主义的活跃，在美国掀起了新的民主浪潮。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活动的膨胀和政府权威的下降。美国预算上的赤字从1960年的3,360亿美元增长到1974年的5,570亿美元，这正是由于政府系统中的社团组织争取开支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中的民主”。政府权威的下降使很多国内问题难以驾驭。因此，亨廷顿说，今天在美国有关统治的一些问题正是因为民主过剩引起的，民主需要节制(13)。民主原则是建立权威的办法，但它不能是普遍适用的办法。军官若由士兵集体否决撤换，这支军队在战场上肯定吃败仗；靠学生的同意来任命教师的大学是一所民主的大学，但不可能是一所较好的大学。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的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不积极参与政治的边缘人口的存在是不民主的，但这也正是使民主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
正如经济增长过热需要限制一样，政治民主的无限扩大也潜在着一些合乎需要的限制。
上述观点基本上代表了精英民主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的民主观，而多元民主主义者对政治冷漠深感不安。沃科尔和莱恩系统地批判了精英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冷漠需要论，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给人予启蒙的古典民主主义。(14)
(1)那些没有参与政治的人没有被合适地被代表，政府就不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如果一些人主动地不享用参政的权力，政府就可能无视他们的兴趣和需要；这样，他们也就愈加没有勇气和信心去获取政治信息和表达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对政治的无知更加无知，公民的政治能力和警惕性进一步下降。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典型的是那些社会下层最有可能不被代表，而事实上他们正是最需要被代表的部分。
(2)广泛的政治冷漠给那些为所欲为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政府的机会。政治参与的功能之一，就是提醒统治者必须专心他们的本职工作，为选举他们的大众服务。若政治冷漠占上风，组织和维持对政府的监督就更加困难，权力的滥用就得不到制止。
(3)参与政治是最好的提高公民的判断水平的工具。在参政过程中，参与者被迫去获取为进行正确判断所需要的知识，认识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了解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以及政治制度赖于生存的原则和信仰。这样，参政活动不仅刺激政治学习，而且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参与者的政治效能感。
(4)广泛的不关心政治，既是政治制度软弱的表现，又是政治制度软弱的根源。这意味着统治者没有将统治下的社会公民组织到政治活动中去，没有能力激起公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自己的忠诚。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什么时候公民的大部分游离于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生活的决策，这一国家的政治空气就变得具有潜在的爆发性。
上述两方面的争论告诫人们，决不能简单地理解政治参与民主的关系。说什么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好的，等于无视在一定情况下参与膨胀对政治系统的危害；同样，强调参政活动的增加会降低政治生活的质量，又等于否认公民的社会权利。当西方学者讨论政治参与中的冷漠现象时，总是以西方社会为背景。而他们提出的分析政治冷漠的一些变量，则可以看作是工具性的概念。将这些概念放进发展中国家进行系统的探讨，或许会增强它们的解释力。
注释：
①②R·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31页。
③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④⑤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52页。
⑥阿尔蒙德和维巴：《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⑦V.O.小基：《公共舆论与美国民主》，1961。
⑧S·赫斯：《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2页。
⑨李普塞特：《政治人》，第77～78页。
⑩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
(11)“统治(governing)”一词这里是管理。人们常说的“统治者少数铁律”，是指在任何社会中管理都是少数人的事。
(12)R·达尔：《对‘精英民主主义理论’的回应》，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66年，第60期。
(13)S·享廷顿等：《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14)J·沃科克：“精英民主主义理论批判”，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66年，第60期。R·莱恩：《政治生活：人们为什么会卷入政治》，195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