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的发生和幻想思维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形式论文,人类论文,幻想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由传统逻辑规则标明的有语言的“类思维”，幻想思维形式，科学理性的思维形式。人类思维的上限是语言的发生。幻想思维形式发端于旧石器技术，成熟于图腾的出现，它是人和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幻想思维形式是一种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突破传统逻辑规则，建构表象与表象之间超现实的因果联系的思维形式。幻想思维形式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十分活跃，不仅当时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规范的建立都有赖于它的参与，图腾的出现也有赖于它的推动；而“某一原始集体及其成员＝某种图腾”这一图腾公式的逻辑展开，导致了人本身的神化，进而构成了巫术、万物有灵和宗教的认识前提。科学思维是幻想思维形式发展的直接结果。它将幻想思维形式结合在自身之中，从而使幻想思维形式为支持人类理性认识的发展，发挥其创造功能起着积极核心的作用。
史前人类思维属于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它既不同于动物思维，又尚未达到文明时代理性思维的高度。说它不同于动物思维，是因为这时的人类已有了语言，个体之间可以交流思想，因而构成了人类特有的“类思维”；说它尚未达到理性思维的高度，是因为那时的人类是用幻想的联系概括客观事物中真实的内在联系，仅仅形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建构整体性知识结构的幻想思维形式。所以，“类思维”的发生和幻想思维形式的形成，就成了研究史前思维的两个关键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可以有多种学科的视角，这里，我们仅从一般人类学角度谈谈这两个问题。
一、关于史前思维的几种说法
在19世纪，人们在研究史前文化的同时，也开始研究史前人类的思维形式。
进化学派的创始人E.B.泰勒（1832—1917）首先提出万物有灵论，认为原始民族思维形式的特点是万物有灵，由此形成的万物有灵论是最古老的宗教意识，是后世一切宗教观念的源头[①a]。
另一位进化学派的卓越代表G.弗雷泽（1854—1941），将泰勒的观点推进了一步。他把人类智力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巫术、宗教和科学。他认为，巫术还不是宗教，属于前宗教或前万物有灵的阶段。弗雷泽分析了巫术与宗教的不同。指出宗教是“一种对超人力量的邀宠”，它以“超人的有意识的具有人格的神的存在”为前提；而巫术则只相信“同类相生”和中断接触后“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②a]
法国社会学派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1857—1937）第一次提出了“原始思维”的概念。他给原始思维规定了两项基本特征：集体表象和互渗律。前者是就思维内容而言，后者是该内容的逻辑特点[③a]。列维—布留尔对于集体表象、互渗律的论述已为学者所熟知，此不赘言。这里要强调的是，列维—布留尔认为，按照互渗律，集体表象在认识上可以是A，同时又可以是非A；就内容而言，既可以是现实的，同时又可以是超现实的、神秘的。列维—布留尔把遵守互渗律的思维称作“原逻辑（prelogique）的思维”，并解释道：“它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是想说它不象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④a]这样，列维—布留尔就提出了一种与传统逻辑规则不同的原始思维形式。但是，由于不理解这两种思维形式的关系，他又把“原逻辑”思维称作“神秘的思维”[⑤a]。显然，这后一种概括不能说是成功的。所谓“神秘”只能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的结果；假如研究的结果是神秘，那研究岂不成为徒劳了吗？
与列维—布留尔相反，当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完全否认原始思维概念。他认为，原始民族和现代民族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平行发展着两种思维形式，在这里并不存在“原始”与“现代”，或者“低级”与“高级”的区分。列维—斯特劳斯将“新石器革命”的技术成果——农业、畜牧业、制陶、金属冶炼等，与“近代科学”的技术成果相比较，认为这里存在着对自然进行科学探究的两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其中一个大致对应着知觉和想象的平面，另一个则是离开知觉和想象的平面，前者紧邻着感性直观，后者则远离着感性直观。由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科学概念的解释，主要在不能容忍“无秩序”[①b]，在这一前提下，他就把原始民族的思维形式与现代民族的思维形式归结为统一的人类思维的两种不同倾向。列维—斯特劳斯从他的结构主义立场出发，不承认人类思维的历时性发展，因而他对史前人类思维的研究就不是循着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向前追溯，而是循着历史和逻辑相分离的原则向下探求，从而同我们目前的思路发生了歧异。
类似列维—斯特劳斯否认“互渗”、“巫术”、“万物有灵”的原始性质的学者，还有B.马林诺夫斯基、R.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F.博厄斯（Franz Boas）等人。他们所持的论据也是原始人有很清晰的逻辑思维，并运用这种逻辑思维有效地从事着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活动，而现代民族的思维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互渗”、“巫术”、“万物有灵”等思维形式。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史前思维较成功的例子是本世纪杰出的心理学家J.皮亚杰（1896—1980）。皮亚杰在儿童智力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再次发现了“万物有灵”、“巫术”、“互渗”等概念，并认为其顺序是先有“互渗”，然后是“巫术”，再后是“万物有灵”[②b]。皮亚杰的这个顺序无疑是对的，不过，皮亚杰的心理学结论，毕竟不是历史本身，它需要历史事实的证实。
综观上述学者的理论，可以提出两个问题：（1）“互渗”、“巫术”、“万物有灵”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知觉和想象的平面”都是指认识过程中表象与表象之间的一种超现实的联系——泰勒称之为“幻象”，弗雷泽称之为“错误联想”，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的“原逻辑”性和“神秘的”性质，列维—斯特劳斯称之为“紧邻着感性直观”的科学联系，而我们打算用幻想思维形式来描述它。那么，这种建构表象与表象之间超现实联系的幻想思维形式产生于何时？它是不是人类思维的源头？（2）由日常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描述，其思维形式是高于还是低于幻想思维形式，或者说，它是先于还是后于幻想思维形式产生的？如果说它低于并先于幻想思维形式，为什么其中还存在着抽象概念？
我们的回答是：（1）幻想思维形式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它不是人类思维的源头。它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阶段性成果。（2）日常语言中描述经验事实的思维形式是人类最初级、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因此，人类思维的上限恰恰应当在这个层面上找到界标。而这界标就是语言的发生。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谈第二个问题，然后再谈第一个问题。
二、语言的发生和人类最初级的思维形式
现代动物行为学表明，许多高等动物有思维能力。古人类学的研究结果又表明，作为人类动物祖先的古老人科生物（600—3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其智力水平已不低于现代大猿。所以，人类思维的发生并不在有没有思维，而在于有什么样的思维。我们认为，首先赖以划开人类思维与动物思维的界限的，并不是思维形式本身，而是思维活动借以进行的符号系统，即共识符号系统，而共识符号系统又只有与它的外在物理形态——语言一起才能形成。因此，我们要从思维活动中的符号问题谈起。
8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受前苏联的影响，一直把思维和语言看作两种互为表里的不可分割的现象：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活动的“工具”；思维则是语言的“内核”、内容和实质。可是，大量无语言思维（包括动物思维）存在的事实，以及语言不同而思维形式一致的事实，愈益明显地否定着语言和思维“不可分割”的观念。终于在80年代初，提出了语言作为一种“物理现象”仅仅是思维中概念的“符号”，“符号〔这里仅指语言符号——笔者〕和概念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的理论[①c]。这个理论打破了原先的认识局限，肯定了无语言的思维的存在。然而，无语言的思维是否就是无符号的思维呢？在我们看来，就定型化的思维形式而言，回答应当是否定的[②c]。
思维无疑是一种运用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联系反映客观事物及过程的信息运作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所有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都经过了思维主体的包装，这就是命名。只有经过命名才能使概念明确化，使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程式化，才能进行有效的思维操作，才有现实的思维。这种命名已经是符号（Symbol）——思维符号，而这些符号，才是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联系在大脑思维中的存在形态。换句话说，所谓思维就是大脑对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联系的符号系统的操作过程。表现在有语言的人类思维中，概念符号相当于实词系统，概念与概念之间联系的符号，相当于系词和虚词系统。在这里，主观命名的符号系统可以有千差万别，由符号系统载荷的概念系统却要求与客观事物及过程相一致，而不能带主观随意性。这是任何思维都离不开的一条基本原理。
那么，人类思维与动物思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动物思维是个体思维。在动物联合体中，每一个思维个体都有一套由自己命名，因而也只有自己懂得的特殊符号系统，它就用这一套符号系统进行思维活动。由于动物个体与个体之间思维符号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没有人类所具有的通用的、能够取得共识的思维符号系统，更没有预先设定的共识符号系统的外在物理形态——语言，因而不能进行思维活动本身的相互交流。有了语言，人类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就可以相互交流其思维活动，因而每一个个体的思维都是开放型的，既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传送给他人，也可以将他人的想法接受过来，收归己用，从而达到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进行个体思维的目标。所以，人类思维不仅仅是个体思维，同时还是“类思维”。这就是人类思维与动物思维的最早区别。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证明动物思维仅仅是个体思维，这种思维中又存在着只有思维主体自己懂得的特殊符号系统呢？最好的例证是教现代大猿幼仔说话的实验。本世纪60年代起，美国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这样的实验，其中用手势语或者不同形状和颜色的塑料块作语言符号的实验最成功（因为猿类的发音器官已经特化，难以发出人类的声音语言）。结果表明，猿类幼仔从1岁起三五年内能学会350—700左右的单词，并能与人类交谈，其智商最高可达85—95，略低于人类儿童[①d]。这就可以证明，猿类有思维，猿类思维中存在着可以为人类语言符号所置换的特殊符号系统。而猿类幼仔学习语言，学到一定程度就再也学不下去了，就是因为它们的大脑已没有能力继续形成可以为人类语言所置换的特殊符号。这是它们智力水平的一个极限。同时，这种实验也证实着前面提到的一条基本原理：主观命名的符号系统可以千差万别，由符号系统所包装的概念系统却必须与客观事物及过程相一致，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否则，人类与猿类幼仔也就不能“交谈”了。
那么，人类语言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语言的发生不应当仅仅从体质形态进化的方面寻找依据，还应当从产生语言需要的社会因素方面找到依据。正如恩格斯所说，“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②d]时，语言也就产生了。这种“非说不可的地步”，首先是在人类劳动的产生过程中出现的。大约在500—300万年前，人类的动物祖先古老人科生物（南方古猿）由林栖环境进入草原和稀疏林带，出现了集体协作和“必须依赖工具而生存”[③d]的环境要求。起初它们是依靠集体力量，使用天然工具（石块、木棍、兽骨等）抵御猛兽，进行狩猎和采集。随着工具的使用和智力的发展，到300万年后出现了系统的工具制造。这样，人科生物获取生存资料的技术手段就打破了自身体质条件和天然工具形制的限制，走上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道路。于是劳动发生了。古老人科生物变成了“正在形成中的人”[①e]。在这个劳动发生的过程中，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一直是一个须臾不可离开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过程的协作，都要求集体成员之间随时交流思想，这样，就构成了产生语言的社会前提。所以，“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②e]。
语言产生的具体过程可能是这样：首先是那些已有的表现为外在物理形式的共识符号在个体思维中占据着相应的位置；随着劳动过程中个体间交往的不断重复和日益频繁，又创建出越来越多的共识符号的外在物理形式。每创建一个这样的外在物理形式，形成一个新的共识符号，就在个体思维中置换一个只有思维主体自己懂得的特殊符号；当群体中的共识符号丰富到可以代替个体思维中的全部特殊符号时，人类语言也就正式形成了。这个过程大约不像有些人类学家设想的那样神秘和艰难。既然现代猿类幼仔可以在人工培训下三五年内掌握初步的人类语言，那么智力水平和体质形态都不低于现代猿类的人类祖先，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内，为适应集体劳动的需要，也一定能适时地创建出自己的语言符号系统。所以，语言和劳动应当是同步形成的。至于具体语言形式的演变过程，起初可能是以手势语为主，到了直立人时代才转变为以声音语言为主——因为此时才有条件形成人类特有的发音器官[③e]。
总之，是劳动的发生提供了产生语言的社会前提，而语言又建构起人类思维有别于动物思维的“类思维”的特点。
语言产生的初期，人类思维大约还处于传统逻辑规则所描述的思维形式的水准上。传统逻辑展现的是最初级、最基本的思维形式。许多有思维的高等动物，都会按照传统逻辑的三段论推理进行思维。传统逻辑的基本特征是，必须遵守同一律，不允许发生矛盾（矛盾律），非此即彼（排中律），因此，它不能容忍思维主体对来自感觉的表象材料增添任何新的内容。它属于建构经验知识的思维形式。
客观信息进入大脑，大脑思维的第一步是对客观信息进行有目的的筛选，这也是抽象或抽象的开始。筛选出来的信息进入大脑的表象层面，成为表象材料。由于表象材料形形色色，思维活动的第二步是对它们进行整理编排，按照内涵的异同和外延的大小组成一系列各自不同的思维元件，这已经是最低层次的概念。这些概念，从内涵看有同有异，有丰富有贫乏；从外延看，有互相包容、互相交叉和互相分离三种情况。真正的思维活动，或者说建构对事物整体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就从这里开始。由最低层次的概念组成判断，形成推理，一级一级向更高层次的概念推进，直至形成高层概念，这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然后再反过来，由高层概念向最低概念推演，按照传统逻辑的三大规律来检验前面的归纳过程是否合乎逻辑，有无破绽。这是一个由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这两个过程总要反复多次，一方面补充表象材料，包括形成新的概念，另一方面检验逻辑推理，直至在思维中把客观事物及过程再现出来。这时的再现，已经不是最初表象材料的集合，而是由不同层次的概念携带着不同层次的表象材料所组成的有逻辑结构的感性的具体，是一个被认识了的形象的具体。
传统逻辑不允许对表象材料增添任何新内容的特点，使其思维活动只能停留在有直接表象材料支持的事物的外在联系方面。由这样的思维形式建构起来的知识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的客观性、直接性和表面性特点，正是由传统逻辑的思维规则铸造起来的。经验知识的另一个特点，即它不可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图式——既然无从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就谈不上把握世界的统一性，无论这种统一采取什么形式。动物以及最初的人类，没有世界观，没有宗教，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说，幻想思维形式建立起表象与表象之间的超现实联系，就是指这种思维形式超越了经验认识的范围，开始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因而，它不是低于，而是高于传统逻辑规则的思维形式。
三、幻想思维形式的形成
幻想思维形式发端于旧石器技术，成熟于图腾的出现，它是人和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产物。
我们知道，旧石器技术的特点是打制。打制石器当然也需要经验知识，比如选取什么样质地和形制的材料，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从什么角度，用多大力量等等，都凝聚着经验知识不断积累的成果。但经验知识始终不能解决打制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在打制中，失败是常有的事情。而每次打制，打制者心目中总是悬着最理想的形制，总是幻想成功，失败了再干，并且干下去往往会成功的。这种由想象力推动着意志去实现行为目标的思维形式，已经是幻想思维形式。在这里，原材料表象（现实表象）与理想形制表象（思维主体建构的表象）之间已经不能仅仅靠传统逻辑规则建立起因果联系；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靠幻想建立起来的。这种幻想，一方面具有超感性、超直观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悬着十分具体的表象目标。这正是幻想思维形式的特点。可以说，没有幻想思维形式的参与，是不能完成旧石器制造的行为模式的。旧石器制造从300万年前发展到1万多年前，由不定型的多用途石器发展到种类繁多的定型化、专门化石器（刮削器、砍砸器、掘凿器等等），尽管凝聚着经验知识长期积累的成果，但始终伴随着打制结果的不确定问题，因而也始终伴随着用想象力推动意志去实现行为目标的幻想思维形式。
与旧石器技术一起发展起来的狩猎、捕鱼、采集等生产活动，属于攫取型经济，其中同样存在经验知识难以控制的生产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狩猎和捕鱼的获取对象都是活的动物，无论生产者的经验多么丰富，装备多么有效，计划多么周密，捕获物是否能到手，始终没有绝对的把握；采集的对象虽然以植物为主，但其分布情况复杂，收获也不稳定。所以，这几种生产活动，都需要在生产者心目中悬起行为目标，靠想象力推动意志去完成。在这里同样存在着幻想思维形式的参与。
可见，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物质生产领域里，处处都活跃着幻想思维形式。幻想思维形式表现为一种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突破传统逻辑规则，建构表象与表象之间超现实的因果联系的思维形式。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表象”，首先是经验知识中提供的“被认识了的形象的具体”，比如，石器制造中的石料，狩猎、捕鱼、采集活动中的地形、地貌等；其次，生产者心目中悬起的行为目标——“理想表象”，比如，石器的理想形制，狩猎、捕鱼、采集的获取对象，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依据以往的经验知识和当前的生产、生活需要拟定出来的；但是，尽管这两种表象都来自经验知识，表象与表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却不存在直接现实的经验事实的支持，因而是“超现实”的，这种超现实联系无法用传统逻辑规则进行说明，只能凭幻想建构起来，所以称之为幻想思维形式。
从物质生产领域里生长起来的幻想思维形式，还应用到了社会范畴的形成过程中。从300万年前到大约4万年前，是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时期。这段时期内，生存环境对人类集团的压力极其巨大，不同群体之间发生着激烈的群体淘汰现象[①f]。群体淘汰不仅考验着每一个人类集团征服自然的能力，也相应地考验着它们的群体结构，群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形式，无论哪个方面出现问题，都有造成整个群体衰落以至覆亡的可能。就社会范畴的形成而言，这是一种生产的选择，内容是：凡建立了某种行为规范的原始集体，其生产就发展，人口就兴旺；凡没有建立起该种行为规范的原始集体，其生产就萎缩，人口就减少，甚至整个集团无法生存下去。对于当时的原始集体来说，这种生产的选择则是一种把握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问题。而这种不确定性，又同物质生产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幻想思维形式相联系。
按照当代史前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当时最早出现的是否定性的行为规范——食物禁忌和性禁忌；然后是正面的肯定的行为规范——平均分配原则；最后，形成了综合各种社会规范的统一的象征符号——图腾。试举几例：
狩猎生产上的性禁忌，内容是：准备狩猎和进行狩猎期间，禁止发生两性关系。我们知道，狩猎生产，特别是集体狩猎，是一种组织严密、计划性很强的活动。如果其中掺和上两性关系，很容易造成组织涣散、计划失灵、狩猎落空的结果。狩猎的失败，意味着狩猎者心目中“理想的表象目标”没有实现。由于当时的狩猎经验与生产者心目中“理想的表象目标”之间尚不存在直接经验事实的支持，此时又只能继续运用幻想思维形式探求造成狩猎失败的原因——于是人们开始对前此以往相干与不相干的经验事实进行搜寻，最后，终于在生产选择的压力下选定在某类经验事实上，并通过公共意志建立起一种带否定性的“经验的表象目标”，在这里是两性关系，于是形成了狩猎生产上的性禁忌。显然，这种“经验的表象目标”的建立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理想的表象目标”向人类行为领域映射的结果。食物禁忌的形成大约也是如此。其内容是：集体所获的食品只能当场吃掉，不准带离现场，更不准阻止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食物禁忌和性禁忌是最古老的两种禁忌形式，很可能发生在100万年前左右的直立人阶段。
平均分配原则出现在大约40万年前。证据是欧洲阿尔卑斯山区的托尔拉巴和安布罗那狩猎遗址，那里存在着对同种动物不同个体的相同部分进行相同切割的事实[①g]。
平均分配本身，并不需要幻想思维形式参与实施，但平均分配原则却是借助幻想思维形式建立起来的。如果说，食物禁忌和性禁忌的形成，发端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理想的表象目标”的消失，那么平均分配原则的形成，则发端于这种“理想的表象目标”的实现。在“理想的表象目标”变为现实，并供应着同一原始集体的人们的消费需要时，心目中的表象并未消失，它反而使人们联想到，这些表象目标是实施平均分配原则的原因。比如，捕获了大象，就认为象肉是大象的理想表象带来的，大家表象成为平均分配象肉的原因；托尔拉巴和安布罗那狩猎遗址的猎获物，主要有大象（31%）、野马（21%）、野鹿（18%）和野牛（13%）[②g]。当猎人们对同种动物不同个体进行相同切割时，“相同的切割”无疑对应着同一原始集体中等一的消费对象，而这种切割的理由，又只能是关于该种动物的理想表象。否则，又用什么来解释这种切割的等一性呢？
在托尔拉巴和安布罗那并没有发现图腾证据。最早的图腾证据出现在13万年前左右[③g]。到了这个阶段，由于同一原始集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着同一些肯定的和否定的行为规范，而不同原始集体之间还不存在任何共同的行为规范，原始集体的人们遂逐步意识到本集体成员之间的同一性，以及他们与其他集体成员之间的差别。然而，这种同一性是通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形形色色、时隐时现的“理想的表象目标”体现出来的。这就在认识上发生了一个矛盾：稳定的同一性体现在不稳定的理想表象目标上。于是原始集体的人们又借助幻想思维形式推动公共意志对各种各样“理想的表象目标”进行筛选，终于有一天将自身的同一性对象化在一种经常出现的、关系最密切的“理想的表象目标”上，这就是图腾。
图腾是一种标明同一原始集体及其成员的社会同一性的恒定的、单一的“理想表象目标”。我们说它标明社会同一性，是因为只有从人的社会属性方面看，同一原始集体及其成员才具有同一性。而从人的自然属性方面看，每一个原始集体都有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既看不出同一原始集体的同一，也看不出不同原始集体之间的区别。其次，作为标明社会同一性的恒定的、单一的“表象目标”，图腾又成为人类认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符号与语言符号不同，语言符号仅仅是“能指”，它自身没有任何意义；象征符号自身却是有意义的，因而它总是由双重意义组成——表象的自身意义和表象的象征意义，每一重意义均可还原在语言表达层面上，为语言所陈述。而就象征符号的象征意义而言，可以给图腾下一个科学定义：图腾是标明同一原始集体及其成员的社会同一性的象征符号。
但是，我们知道，在图腾出现的这个历史阶段上，原始集体的人们还远远没有形成科学理性概念，他们有的仅仅是经验知识和幻想思维形式。对于原始人来说，图腾的意义仅仅在于：某一原始集体及其成员＝某种图腾。然而，就是这个公式已经充分展现了幻想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等号两边表象与表象之间的联系没有直接的经验事实的支持，是超现实的。至于这两种表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却凝聚着前此以往幻想思维形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成果。而自从有了图腾，同一原始集体中的一切行为规范的认识原因都归入了图腾的内涵之中，并为其外延所限定，因而程式化、一般化、凝固化了。比如，为什么同一原始集体的人们遵守着同一些行为规范，回答是，他们属于同一个图腾；为什么其他原始集体的人们不受这些规范的约束，回答是，他们的图腾不同。像这样的答案，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今所知的一切原始民族中。所以，图腾的出现不仅表明原始人认识自身社会同一性的完成，而且展现出了幻想思维形式的恒定的、一般的成熟形态。
此外，通过图腾公式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幻想思维形式在人类思维发展上的位置。首先，它已经建构起表象与表象之间超现实的因果联系结构，深入到事物内在联系（在这里是同一原始集体的人们的社会同一性）方面去了，因而是超越了经验认识，高出于传统逻辑规则的思维形式。其次，它建构这种超现实、超经验的因果联系结构，是靠想象、直觉、灵感、顿悟，是靠幻想，所以这种“结构”对事物内在联系的反映又只能是抽象的，一经建立，就带有一般的、绝对的性质。在这里，还没有出现科学理性思维反映事物内在联系的那种严密、准确的因果联系链条，因而还不能进行“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相反，这里的因果联系结构总是带有通常所说的“不可论证”的性质。史前社会的行为规范，比如食物禁忌、性禁忌、外婚制原则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幻想思维形式与科学理性思维相比，又属于较早出现的、较幼稚的思维形式。
四、图腾公式的逻辑升华导致人本身的神化
幻想思维形式建构了图腾公式，而这个公式的发展，它的逻辑展开，又导致了人本身的神化。而且，正是这种人本身的神化构成了巫术、万物有灵和宗教的认识前提。
图腾公式从左至右的逻辑升华导致灵魂不死、灵魂与肉体相分离的观念的发生。
我们知道，思维和意识到自身有某些精神现象，如幻觉、梦境等等，是同时发生的。按照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有思维的高等动物也睡觉，也会做梦。所以，人类意识到自身有灵性——精神现象，是一个久已存在的事实。可是，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一直使人感到迷惑，人们也无从为精神找到一个统一的能够取得共识的表现形式。自从有了图腾，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既然同一原始集体及其成员的社会同一性借助幻想思维形式对象化在图腾之上，那么他们的灵性同一性自然也可以借助幻想思维形式对象化在图腾之上，取得一种不同于肉体的独立形态（象征符号）。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公式：
某一原始集团人们的灵性同一性＝该集团的图腾
这样，就产生了图腾符号的又一项内涵——象征该图腾集团人们的共同灵性。我们说图腾出现在13万年前左右，就是根据下面的考古发现确定的。考古资料表明，当时已将某种动物的头骨、有时还包括全身骨骼有序地摆放在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与其他非图腾动物的骨骼散乱无序存放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①h]。这种摆放形式，已经表明人的灵性取得了独立的外在形态。由此可见，图腾一开始就同时是以该图腾集团人们的灵性体化物出现的，是他们共同的灵体。
然而，这样一来，灵体与肉体的矛盾也随之展现出来：图腾作为人的灵性体化物（理想表象目标）是不死不灭的，而人作为图腾的现实实体（肉体）却是有生有灭的。于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死了以后，其灵性到哪里去了呢？一个人为什么生来就属于某一图腾集团，他（她）具有该图腾集团共同灵性的这种属性又从何而来呢？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了灵性或灵魂不死，灵魂与肉体相分离的观念。
这种观念已经形成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人类的安葬制度。从现有的考古学资料看，人类最早的安葬制度出现在大约6万年前[①i]。此外，我们从反映旧石器时代社会状况的澳大利亚人的灵魂观念还可以看到对“灵魂与肉体相分离”的最古老的解释：澳大利亚人相信，怀孕是图腾祖先将“小孩的胚胎”安放在孕妇体内的结果；而人死以后，其灵魂又回到图腾祖先那里，等待再次降生[②i]。这样的解释很可能是同安葬制度一起出现的。
图腾公式的进一步升华，导致精灵观念的发生。
图腾代表了人的灵性，但其自身的灵性又将以什么形态出现呢？这个问题依照下面的逻辑得到了解决：既然人的灵性对象化在图腾之上，可以取得自外于肉体的独立形态；那么，图腾作为一种灵物（最古老的图腾一般都是动物），自然也可以将其灵性与实体分开，使灵性取得一种自外于实体的独立形态。人的灵性以图腾形象出现已成为事实；那么，反过来，图腾的灵性就很容易以人的或类似于人的形象出现。以人或类似于人的形象出现的图腾的灵性就是最初的精灵。
精灵观念已经形成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对图腾动物的安葬。按照目前所知的考古学资料，这种葬仪最早发生在大约4万年前。欧洲阿尔卑斯山区发现了4万年前对洞熊的安葬，而且这种安葬与尼安德特人的墓葬相伴而存[③i]。它表明最初的精灵观念已经存在。关于精灵以人或类人形象出现的情形，可以从反映旧石器时代社会特征的澳大利亚人的精灵观念中得到印证，那里的精灵不仅以人的形象出现，而且生活方式也是人类社会的翻版[④i]。因此，产生精灵观念的公式应当是：
图腾的灵性＝以该图腾集团人们的形象出现的精灵
由于精灵观念发端于“图腾的灵性”，因此，在“万物有灵”阶段之前，很可能有过一个以人或类人形象出现的图腾有灵的先行发展阶段。所以，万物有灵来自图腾有灵，而不是相反。
图腾公式再次升华，终于导致人本身的神化。
人的灵性对象化在图腾之上，得到了灵魂世界；图腾的灵性以人或类人的形象出现，得到了精灵世界。现在的问题是：现实的人们怎样与灵魂世界、精灵世界相互沟通呢？按照图腾公式继续升华的逻辑结构，唯一的出路是使现实的人们以超现实的灵性的资格与它们相对应。这就要求将现实的人们提升到已经升华的灵性的位置，与灵性合一，实现人与自身灵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再次统一”，因而出现了人本身的神化，其公式是：
图腾（灵体）＝该图腾集团神化了的人们这才达到了图腾公式逻辑升华的最高层次。
图腾公式的逻辑展开，直至人本身的神化，最终达到了两项具体历史成果：其一，是把现实的活人升华为超现实的灵体，因而把现实的人类行为也全部升华为超现实的巫术行为；其二，是把人类社会、人类集团的真实历史同时升华为具有超现实形态的神话史。虽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但在当事者的行为逻辑上则正好相反，他们以神话史为前提来实现人本身的神化。今天，具体实施人本身神化的行为模式还可以看到，那就是世界各民族都曾有过的成年仪式。这种成年仪式的古老形式，仍可在澳大利亚阿兰达人那里找到。他们把男子的成年仪式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从10—12岁一直做到25—30岁。当最后一个阶段完成时，这些男子也就当真变成了像自己图腾祖先那样的活的神仙了，他的现实行为也因而升华为像图腾祖先那样的具有神幻性质的巫术行为[①j]。
成年仪式和神话史是世界各民族都曾存在过或者仍然存在着的普遍现象。这两种现象表明，人类历史上确曾有过一个人本身神化的时代。从时间上说，这个时代至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证据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比如法国特洛亚·费赖尔洞穴的“演奏的巫师”、“鹿角巫师”，都是以图腾形象出现的人物形象[②j]。自那以以，类似的岩、壁画就屡见不鲜了。
有了人本身的神化，才有巫术。当代研究巫术的权威学者阿莱斯特尔·克劳利把巫术定义为一种“促使与意愿一致的变化发生的技术”（Crowley,1929）[③j]。不过，克劳利所说的这种“技术”之发生，要以施术者自认为具有超现实的行为能力为前提，因此，巫术出现在人本身神化发生之后。不能把巫术行为看得过于古远。
其次，巫术的发生很可能同时导致了万物有灵的出现。实现了人本身神化的人们，不仅与人的灵性——图腾祖先打交道，与图腾的灵性——精灵世界打交道，还要同万事万物打交道；既然他们的行为全部升华为超现实的巫术行为，那么万事万物也同时变成了类似于“图腾祖先”、“精灵世界”那样的有灵性的巫术对象，因而出现了万物有灵。所以，图腾有灵演变到万物有灵，很可能发生在人本身神化和巫术的时代。
但是，万物有灵却并不标志着宗教的发生。因为，宗教观念不仅仅是对超现实灵性的信仰，它还包括对超现实灵性的崇拜。G.弗雷泽把巫术放到宗教之前，断言人类历史上有过“只相信巫术”而没有宗教的时代，是有道理的。例如，前面我们援引的澳大利亚人的情况就是如此[①k]。巫术和宗教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相信超现实灵性（以及灵体）的存在[②k]，而在于对待它们的态度：巫术以对等的态度对待超现实的灵性和灵体，不存在崇拜问题；而宗教则以“邀宠”（弗雷泽语）的、祈求的、无能为力的态度对待超现实的灵性和灵体，以世俗凡人的资格对待超凡的神灵，因而存在崇拜问题[③k]。所以，是否崇拜超现实的灵性或灵体，才是二者的区别所在，也只有从这里才能找到现今所看到的宗教的真正起点。那么，宗教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宗教产生于神化了的人们再度降落回世俗凡间的场合。那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
随着人类经验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积累，终于出现了新石器技术。不同于旧石器的打制，新石器技术的特点是磨制，而磨制的结果是确定的，这一切都以经验为转移。所以新石器技术可以称之为经验技术。与新石器技术一起出现的还有农业和畜牧业。农业和畜牧业也是由于经验知识的丰富和积累发明出来的，生产结果也都具有了相对的确定性；生产结果的好坏，也以经验为转移。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整个物质生产领域里形成了经验的技术形式。运用这种技术形式从事的生产活动，已经基本不需要用想象力推动意志去完成，主要靠经验知识就可以实现了。因而，从事生产的人们也不再把自己的生产行为同时看作巫术行为，而仅仅看作人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现实行为了，这样，人作为生产的要素就失去了原先的神化光彩，降落回世俗凡间。当然，由于这个领域里仍然存在着许多经验知识难以把握的因素，例如农业上的旱、涝、虫灾，畜牧业上的雪灾、瘟疫流行等等，凡属经验知识无从把握的地方，神话时代遗留下来的人本身的神化、巫术、精灵世界，都还继续起作用；不过，它们又与社会领域里生长起来的宗教意识相融合，其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宗教意识的真正根源是在社会领域。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在社会领域里出现了等级分化。这种情况的发展最终导致原始公社的解体和等级社会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用什么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呢？仅靠经验知识是决然不成的。在这一时期，人本身的神化也就还没有结束。而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非生产的社会领域之中。于是，在人“作为社会的人”和“作为生产要素的人”之间就出现一段“神化”与“凡俗”的距离。这段距离恰恰提供了解释社会不平等的认识前提。如果把仍存在人本身神化的非生产的社会领域看作“天国”，把物质生产领域看作“凡间”，那么，原先神化了的人们在由天国降落回凡间的过程中就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出现划分出等次：社会地位越高，距离物质生产越远，保留的神化光彩越多；社会地位越低，距离物质生产越近，保留的神化光彩相应地越少；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们，组成从事物质生产的基本队伍，其神化光彩可以说丧失殆尽。于是，原先由幻想思维形式建构起来的人本身的神化，就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出现一步步演化成了维护等级制度的社会意识形态。就这样，首先在社会领域里，出现了神化光彩少的人对神化光彩多的人的崇拜，这已经是宗教意识[①l]。其次，当那些首领、巫师、军事领袖等最“神圣”的人物死去以后，他们的灵魂便成了神，成为人们永久膜拜的对象，因而再次升入天国；这些升入天国的新“神”，又与神话时代由图腾祖先们组成的文化英雄以及自然界继续悬浮于天际的精灵们相融合，便组成了第一批宗教崇拜的对象。最初的宗教意识就这样形成了[②l]。
所以，宗教观念的认识根源，并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过去人们总是说，人在大自然威力面前的软弱无力是产生宗教的根源。从这种观点出发，至今许多学者把巫术、万物有灵等包括进宗教概念之中。可是，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在人在大自然威力面前更加“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并没有产生对图腾或自然精灵的崇拜。因此，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宗教中对超现实灵性和灵体的崇拜、畏惧、敬仰、依赖等心理，是社会不平等的反映。恰如马克思所说，那些“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神灵世界，只能用现实世界“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③l]。
五、结语
幻想思维形式是在人类经验知识的积累尚未达到充分丰厚的情况下，反映事物内在联系，建构统一世界图式的思维形式。在图腾出现以后，它建构了图腾意识，形成了图腾文化；后来，又演变为宗教意识，形成原始宗教。原始宗教也构成了一种文化形态，不过，那是一种由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时期的带有过渡性质的文化。
马克思说过：“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①m]。随着经验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终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同时出现了科学理性的思维形式。
科学、理性、科学思维、理性思维本身是些争议很多的概念。这里使用“科学理性思维”，主要指揭示事物真实的内在联系（本质、规律性）的思维形式，由这种思维形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可以接受现实的人类实践的检验，具体验证其客观真理性。
科学理性思维实际是由幻想思维形式脱胎而出的。
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经验知识的积累终于达到这样的丰厚程度，只要凭借已有的幻想思维形式，包括直觉、顿悟、灵感、想象等，设定出反映事物内在联系的深层概念——请注意，此时已有条件具体分析发生某些直接经验难以把握的现象的原因，因而也有条件离开“表象”层面，深入到事物的具体的内在联系了——这些深层概念就可以借助传统逻辑规则与经验知识中反映事物外在联系的一般概念系统衔接起来，形成理论系统。这样的理论系统既符合传统逻辑规则，又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可以接受具体人类实践的检验，因而已属于科学理性的思维形式。比如，古代按日、月、星辰运行规则制定历法的天文学。无论当时怎样设定这些天体的运行规律，只要所制订的历法得到现实生活的验证，就应当承认这里出现了科学理性的思维形式。再如，古代医学。无论当时怎样设定人体结构及其与药物和医务操作的内在联系，只要使病人恢复了健康，就应当承认这里也使用了科学理性的思维形式。天文学、医学以及航海和丈量土地时使用的几何学、数学是最早出现的几门理性科学。
但是，在某些场合出现科学理性思维形式，还不能表明这种思维形式已经成熟；只有用科学理性思维建构起人类认识世界的统一世界图式，表明它在人类思维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才标志着它的正式形成。这种统一世界图式是由哲学建构起来的。而这种科学理性的统一世界图式，已经不是普通劳动者的智慧的产物，而是进入文明社会，出现社会分工以后，由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长期学习、积累知识，进行深思熟虑，发挥创造性思维的研究结果。哲学是以科学理性思维的正式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
哲学产生以后，宗教并没有随之消失。它站在哲学的对立面，回答着与哲学相同的问题。它以“尚未形成理性认识的经验领域”为认识基础，借助幻想思维形式建构自己概括一切经验领域的统一世界图式。这种统一世界图式，还由于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需要而被巩固起来。
事实上，进入文明社会后，哲学与宗教是建立在全部人类经验知识基础上的两棵大树。哲学占领着已经形成理性认识的经验阵地，宗教占领着尚未形成理性认识的经验阵地。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哲学这棵大树也不断地生长、壮大；但是另一方面，理性知识又始终不会穷尽一切经验领域，因此，宗教也始终拥有自己的地盘。
人们在谈到文明社会的人类思维时，由于看到哲学与宗教的对立，就把这种对立延伸为科学理性思维与幻想思维形式的对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科学理性思维是幻想思维形式“在一定条件中”——经验知识充分丰厚和出现社会分工的条件中——发展的直接结果。它从来不排斥幻想，而且也离不开幻想。所谓科学理论允许建立假说，这假说首先就要靠幻想思维建立起来。幻想思维形式在演变为科学理性思维，构成其有机组成部分之后，为支持人类理性认识的发展，发挥其创造功能，一直起着积极的核心作用。科学理性思维与幻想思维形式的不同仅仅在于：（1）科学理性思维不再“超越”传统逻辑规则，它可以按照传统逻辑规则从感性直观的事物表面现象，一直论证到事物的深层本质；（2）由它建构的理性知识对事物内在联系的反映，不再是抽象的、一般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因而不仅可以接受具体人类实践的检验，还可以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已有的理性认识，使其愈益接近客观事物中真实的内在联系。这两点都是原先的幻想思维形式难以做到的。
总之，在我们看来，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由传统逻辑规则标明的有语言的“类思维”，幻想思维形式，科学理性的思维形式。只有第三种才属于人类思维的成熟形态，它将前两种思维形式有机地结合在自身之中。
注释：
①a参见E.B.泰勒《原始文化》第1卷，纽约1989年版，第426页。
②aG.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3—84、19页。
③a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
④a《原始思维》，第71页。
⑤a《原始思维》，第71、28页。
①b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0—21、14页。
②b参见J.皮亚杰《儿童的世界概念》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纽约1929年版。
①c吴桂藩：《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②c只有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都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承认无符号的思维，一旦内涵或者外延有了某种相对的确定性，思维主体就会用符号对它进行命名，并对这种已经命名、尚不成熟的概念作进一步的思维加工，包括重新命名（参见拙作《文明的跃升》，文汇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所以，我们这里用“定型化的思维形式”作限定语。
①d参见陈金桂编译《教猩猩说话》，载《猿猴社会》，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②d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1页。
③d见D.匹尔比姆著《人类的兴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①e恩格斯语，见《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1页。
②e同上书，第511页。
③e参见拙作《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148页。
①f仅体质形态方面，就经历了由南方古猿到直立人，到古智人，再到现代智人的演变。
①g参见Л.A.法英别尔格《人类社会溯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9、92页。
②g参见同上书，第89页。
③g参见同上书，第87、101、103页。
①h参见《人类社会溯源》，第87、101、103页。
①i参见前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原始社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1—432页。
②i参见C.A.托卡列夫和C.п.托尔斯托夫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76—277页。
③i参见C.A.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④i见《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第304—305页。
①j参见《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第228—238页。
②j见李淼、刘方编绘《世界岩画资料图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③j《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41页。
①k这里的“巫师和法师”只不过是做巫术的佼佼者，巫术人人会做，尚没有专职的巫师和法师。见《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第328页。
②k在这一点上，G.弗雷泽把巫术与宗教的区别，看作是否承认超现实灵体的存在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图腾化了的人”和“人化了的图腾”都可算作超现实的灵体。
③k笔者曾对“图腾崇拜”（Totemism，Тотемизм）一词的译法提出过异议，认为在外文里—sm、—зм都只是“主义”、“制度”的意思，并无“崇拜”的含义，因此，此词译为“图腾制度”或“图腾主义”为妥（见拙作《文明的跃升》，第106页）。再说，在那个时代，人与图腾的关系也决非崇拜和被崇拜的关系。
①l关于现实社会中生长起来的、建构等级制度的宗教意识，这里可以列举波利尼西亚人的玛纳（mana），易洛魁人的奥伦达（orenda）、苏人的瓦肯（wakan）、阿尔衮琴人的玛尼托（manitu）等，它们都属于宗教观念肇始时期的社会意识范畴。
②l关于宗教的产生，详见拙作《文明的跃升》，第151—208页。
③l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①m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