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奇人刘长胜
◆文/闫永飞
刘长胜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我国工会优秀的领导者和卓越的国际活动家。他全心全意献身我国工人运动，为动员、组织工人群众积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国工会的国际活动做出了显著贡献，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工会干部的高度尊敬。了解和学习刘长胜的革命事迹，对于指导我国当代工人运动，推动工会工作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爱国求生俄远东，服务华工信列宁
1903年6月，刘长胜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年仅十五六岁的刘长胜跟着伯父“跑关东”，漂洋过海来到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大连。开始在一家饭馆当堂倌，后来又到茶庄做学徒。几年的学徒生活使刘长胜长了见识，有了想法：“到工厂去做工。”1922年，刘长胜跟在海参崴当码头工人的舅舅一起去当工人，1924年，加入了海参崴地方运输工会。由该工会所创办的“五一俱乐部”设施完善，有各种中国报纸，书刊等，在这里还可以公开读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刘长胜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俱乐部学习文化，阅读进步书刊。在1924年12月，加入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刘长胜勤奋好学，吃苦耐劳，进步很快。一年后，1925年12月，许之桢老师推荐他到海参崴联共（布）党校中国班学习，张锡仇、吴玉章、林伯渠、廖志华、李唐宾等都在这里当过教员。在党校学习期间，经梁柏台、王鸿勋介绍，刘长胜于1927年5月加入联共（布），后又转为中共党员。
1927年6月，刘长胜从海参崴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联共（布）海参崴省委中国部工作，担任海参崴码头工会主席。1928年12月，刘长胜作为海参崴工会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7月，刘长胜接替回国的梁柏台担任联共（布）海参崴省委中国部指导员（相当于区委书记），主要负责中国工人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刘长胜在担任中国部指导员期间，工作认真踏实，生活简朴，对同志热情帮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在中国工人中作出了显著成绩。那时苏俄内战刚结束不久，海参崴还遗留着沙皇俄国反动统治的历史痕迹，工人们辛勤劳动，生活却很艰苦。刘长胜派出干部，深入群众，教育工人加入工会，并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生活待遇。另外，还积极协助工人俱乐部开展活动。通过办文化班、夜校，组织中国籍工人学文化，提高政治觉悟；同时组织工人学习军事，练习射击，动员了不少中国工人参加苏联远东地区的志愿军。
1930年，刘长胜被调到半站煤矿区工会，担任区工会指导员。1931年1月，刘长胜到伯力人联共（布）远东边疆党部指导员，专门负责组织和教育中国工人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化名王相保。1932年远东边疆党委召开会议，讨论了加强中国工人教育的问题。刘长胜在会议上汇报了中国工人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发展方针，赢得与会同志的热烈鼓掌。会后，刘长胜指导远东边疆职工苏维埃成立了职工苏维埃干部学校，为党培养了很多职工运动的干部，他们都被分配到各单位担任工会指导员工作。1933年1月到1934年12月，刘长胜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又化名罗英。列宁学院的课程有政治常识、自然常识、群众工作、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思想等，刘长胜在国际列宁学院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并经常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工厂企业参观。通过系统地理论学习和参观访问，刘长胜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苏联的实践经验，为他以后回国参加和指导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回国延安遇少奇，工运开拓陕甘宁
刘长胜在苏联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回到祖国参加工人运动，这也是他在苏联始终没有娶妻成家的原因。1934年底，刘长胜从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毕业后，回国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共产国际决定派他回国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特殊任务”——携带国际密电码回国。自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以来，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就中断了。为此，决定派刘长胜回国把国际密电码直接送交中共中央。阔别祖国13年后，刘长胜于1935年4月启程回国，但当时中共中央究竟在哪，谁也不知道。通过国民党的“剿匪”消息大致得知了红军长征路线后，刘长胜装扮成一个商人，把密电码藏在鞋底，穿过蒙古，辗转新疆、华北、山西等地。在经过长途跋涉后，终于在宁条梁（今梁镇）找到了中共中央的下落。这时，红军已解放了该地区，但却把他当作了“特务”押送到了瓦窑堡。到达瓦窑堡后，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刘长胜并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表扬他为党的事业立下了大功。
国共内战爆发后，华东局和上海局的领导人很关心刘长胜的安全，要他撤退到解放区，但刘长胜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在上海，为解放上海做准备工作。1949年4月8日，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向下级党组织发出《关于解放军渡江和我们的工作》的指示，刘长胜亲自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开展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护厂、护校斗争。解放军进城后，陈毅握着刘长胜的手说：“想不到你们工作做得这样细致周到。你们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啊！”上海能够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一方面离不开解放军的快速歼敌，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刘长胜及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以单一有机体系作为溶剂，溶解纤维素并催化转化制备5-HMF过程中，虽然具有成本较低、反应周期较短等优点，但一般需要高温高压的条件；且生成的5-HMF易热解，导致得率较低，部分有机溶剂环境污染问题较严重，不符合绿色化学的理念。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刘少奇继续领导工会工作，撤销原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建立全总西北执行局，刘少奇任执行局委员长。刘长胜到延安后，就在陕北苏区从事工会工作，讲授《苏联工人运动》。1936年春，刘少奇奔赴天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7年1月，刘长胜开始担任全总西北执行局主任。同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改成中华民国特区，西北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同年5月，又将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刘长胜领导全总西北局大力恢复和整顿边区工会组织，总结工会工作经验教训，为日后抗日根据地工会运动方针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5为在自然风速5m/s时，相同喷雾条件下，辅助气流速度对雾滴飘失率的影响。从图5中可以看到：无辅助气流时，雾滴飘移率在50%以上；有辅助气流时，雾滴飘移率明显减少。雾滴的飘移率随着辅助气流速度增大而减小。增大辅助气流速度，增加流场向下气流速，而且对周围流场的影响范围也相应增大，能够胁迫更多和大粒径雾滴向标靶运动。
三、抗战决战建国初，浦江工运一明星
中国工会是世界工联的创建者之一，1949年6月世界工联“二大”上，刘少奇被选为副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刘宁一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朱学范和刘长胜被选为理事会理事。1953年2月，刘长胜代表中国工会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工联第21次执行局会议和第9次执委会会议。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提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出任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在4月召开的世界工联第22次执行局会议上，世界工联批准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提名，任命刘长胜为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
评议活动中，各部门单位负责人就今年以来的工作进行述职，现场回答人大代表关心的问题，人大代表就部门单位工作进行点评，询问部门负责人关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街道30个职能部门单位现场打分，评出了环保办、安监办、经贸办、人社所等12个群众满意部门单位。对排名靠后两个部门单位，人大代表提出了整改意见和建议。
为了正确处理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之间的关系，刘长胜提出要利用合法条件进行合法斗争，比如利用汪伪政府颁布的法令中的某些条文，利用他们提倡的某些社会活动和他们建立某些团体，更重要的是利用社会合法形式，即群众中长期习惯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以合法作掩护，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在刘长胜的领导下，上海职委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利用上层掩护，在职员、店员中成立益友社、海关华员俱乐部、工部局华员俱乐部、职业妇女俱乐部、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联谊会等合法团体。为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刘长胜还注重对广大职工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积极创办职工自己的刊物。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1938年初，上海工委创办了工人读物《劳动》周刊，下半年改名为《朋友》。为防止租界当局特别是敌特的搜查追踪，1939年7月，又改名为《生活通讯》等。除上述秘密刊物外，还出版过两种公开发行的职工报刊，一种是《职工生活》，一种是《简报》。刘长胜不仅指导办刊，还亲力亲为，撰写了好多篇如《谈谈苏联职工会》《谈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等介绍苏联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文章，开阔了党员干部的视野。1939年7月，刘长胜主持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公开出版。该书以上海各主要产业和劳动界为对象，从历史、经济、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各企业经营状况及各行业职工的历史、人数、劳动时间和强度、工资待遇、家庭负担、文化信仰、生活习惯，以至工人运动及工会的过去和现状。该书出版后，立即成为向职工进行宣传教育的好教材，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工运工作者的必备手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据租界，“孤岛”时期结束。1942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破坏，为保存有生力量，江苏省委决定省委机关及全体委员撤退到淮南根据地，9月至11月，刘晓、刘长胜等人陆续离开上海。1943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正式成立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设在新四军政治部。城工部主要负责领导上海、江苏、浙江等敌占城市的交通要道地下工作，部长刘晓、副部长刘长胜。不久刘晓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刘长胜接任部长。城工部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个是整风学习，培养干部；另一个是派干部到敌占区了解情况，或不定期地找各部门负责干部来城工部汇报工作，总结经验，接受任务。刘长胜对建立交通站，培养交通员的工作非常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的3年中，进出根据地的干部约2000人次。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白区城市工作要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转到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刘长胜的主持下，1944年7至9月，城工部组织干部学习、提高认识、制定计划，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起地下军，准备与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城市。1944年底，在上海正式筹建上海地下军，到1945年夏，先后发展了260余名工人地下军，其中党员50多人。
遇到电路故障时，我们一定要先用诊断读取系统故障码及相关数据流，并正确理解故障码的含义及其产生的条件，再根据故障码信息"顺藤摸瓜"，仔细检测和测量相关线路。只有这样，才能快速且准确地诊断出故障根源。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正式接管上海后，为积蓄力量、迎接解放，刘长胜指示进步的工会工作者，表面上可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不要与国民党的人过分对立”，以便“取得合法的掩护”去开展工作，争取群众。在他看来，在筹备与成立工会时，要善于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工会法与其他法规，取得合法地位，公开活动。在刘长胜的领导下，上海工委、职委趁国民党在上海立足未稳之际，到1946年上半年为止，上海地区利用各种形式建立起的基层工会就有230多个，组织起来的职工近19万人；到1946年底，组织了大小400多个工会，职工达30多万人。
①记圆弧的起始点为A，以A为起点，B为终点，取一小段圆弧，记为要使得的弦高h能读出两位有效数字的前提下，使尽可能的短。要从起始点选取弧长，正是因为这是事故车发生侧滑的起始阶段，这一小段距离能够有效的反映出侧滑瞬间的行驶速度。②取弦AB的中点，并记为D，测量CD的长度即为弦高h的数值。③利用公式近似计算“曲率半径”。④利用发生侧滑的临界速度公式计算发生侧滑时的瞬时速度。
上海解放后，于1949年5月31日宣告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1949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刘长胜在会上发言对劳资纠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多次对工会干部讲：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即使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或者进行了一些过火的斗争，我们也要站在群众之中，对他们做工作。绝不能当着资本家的面批评工人，也不要站在劳方和资方之间的“中间立场”上去扮演“仲裁”角色。我们是代表工人，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参与处理劳资纠纷，是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刘长胜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会的协商、调解职能，使得解放初尖锐的劳资关系得到缓解，为恢复和发展上海经济创造了条件。
四、世界工联一旗手，上下求索中国风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长胜受党中央委派，于1937年9月初到达上海，参加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工人运动工作。同年11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建立，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兼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书记。1938年4月，上海工委为贯彻江苏省委提出的用加倍发展党员来迎接“红五月”的任务，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有人认为这样发展党员就与党的方针相悖，害怕大发展会带来危险。刘长胜则指出：“几个月来的抗日群众运动，已涌现出了大批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而现在党在工厂里的基础太薄弱，在许多重要的工厂企业中还没有党的力量，这种状况必须马上改变。”在刘长胜的直接领导下，杨树浦电厂、自来水厂、煤气厂、邮政、公共交通公司等单位首先发展了党员，进而建立了党支部，其他各工厂也很快建立了党支部，至1938年5月，上海工委系统发展了70多人入党。由于刘长胜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重建上海地下党的方针，重建后的上海地下党的基础十分牢靠，截止1939年底，全市党员达到1800多人，其中工运战线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200人，约占全市党员总数的2/3。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大会），刘长胜是这次会议的19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会议闭幕后，全总西北局为贯彻党的会议精神，在刘长胜的主持下，6月12日通过了《关于陕甘宁边区职工运动组织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一律根据工人群众民主选举的办法进行改选，改变过去的委派制度。6月19日，在全总西北局举行的干部联席会议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刘长胜兼任临委会主任。刘长胜把工会的改选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在工会改选中，通过登记工会会员的工作，提高了广大职工对工会的认识和加入工会的热情，吸收了一批工人加入工会。更重要的是，边区工会的工人群众积极参政议政，不仅使许多工人成为政府或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工作人员，而且也使边区政府的工作得到了改善，去除了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同时，工会积极参政议政也加强了边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改选后，还把政府的救济款项用于生产合作事业，发动工人群众开展互助救济运动。另外，刘长胜还非常重视工人尤其是工会干部政治及业务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分别建立了各级工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编写了《国家工厂工人须知》，阐述了“资本家的工厂与边区的工厂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新的态度对的新的劳动”等问题。在刘长胜的坚持下，陕甘宁边区工会经过改选整顿，后来真正成为一个教育和组织工人团结起来、支援抗日战争与学习管理生产、学习政治文化的学校，成为边区政府有力的依靠者，对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1953年10月，刘长胜为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做筹备工作，他根据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向世界工联书记处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邀请范围打破世界工联会员与非会员的界限，邀请范围应包括既不参加世界工联，也不参加国际自由工联的各国独立工会；二是建议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增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工会运动的议程。经过讨论，刘长胜的这些建议得到了世界工联书记处的同意，并决定由刘长胜主持报告起草小组的工作。
参加世界工联的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工会对外交往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筹备和组织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直接参加世界工联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刘长胜看到了世界工联存在的许多问题，多次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代表中国工会草拟了《对世界工联工作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提出各国情况极其复杂、差别悬殊，因此各国工人运动虽有其基本的共同点，但在具体的斗争纲领、工作方针、政策等方面，又有不同。世界工联及其下属的产业工会国际应尊重各国工会的独立自主，以完全平等自愿、相互尊重、互不干涉、求同存异的原则与各国工会协商解决各种问题，不能强求一律，发号施令，干涉各国工会的内部事务。1954年3月23日，世界工联执行局第25次会议在维也纳举行，接受了中国工会提出的“世界工联的性质不是领导性质，而是研究问题，交流经验，不得干涉各国总工会和产业工会的具体工作”的思想。
1959年9月，刘长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回国工作。1957年12月，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长胜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1959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委员；1960年4月，任中非友好协会会长。1965年12月，刘长胜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局委员。1965年10月，世界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华沙举行，刘长胜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局委员。1967年1月20日，刘长胜在北京含冤逝世。
1979年，在邓小平主持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在悼词中对刘长胜做了很高的评价：优秀党员、伟大战士，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求索者、奋斗者和杰出领袖。
山峰巍峨，江河长流，长胜同志的工运业绩将永照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