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思考力：21世纪亚洲教育改革的宏观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考力论文,亚洲论文,教育改革论文,走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1)01-0101-05
引言：探索理想的教育模式
国家的繁荣和人才的丰富密切相关，而人才的培养则由该国教育体制的基质所支配——今天，这种观念已为全世界所共识。但是，与国家的经济力强弱无关的事实是：各国的教育政策始终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环。无论美国、亚洲国家，还是中南美洲各国，情况完全一致。不过，人们也不难发现：由于国家不同，把教育置于何种地位则有千差万别。
直到最近，亚洲国家的教育成果才唤起欧洲各国的瞩目。但是如今，亚洲各国已开始对自身教育的基本理念产生了疑问。这里所指的是：过分注重规律、管教和基本技术的严格训练，以致于忽略了受教育者超越既定框架的发明思考能力，更进一步说，培养“创造力”的必要性被忽略了。美国的目标则完全相反：过分尊重孩子的自由，没有充分提供对抗人生考验的准备。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已成为最近美国教育改革的原动力。其结果是，美国的教育正被卷入大变革的波澜。从20世纪末开始，测定儿童学力体系的考试，在教育现场，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就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方法论而言，对孩子所抱有的期待感过大，则有同样的意义。事实上，对于作为经济政策之一环的教育来说，这里隐含着某种危险。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未成年的孩子置于社会变革的最前线，让他们承担过大的欲望、要求和期待。去年9月，英国一位16岁的女学生在考试第一天，从停车场大楼顶上跳下去自杀，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所在学校的校长认为，“孩子们所面对的问题首先是学校，其次是父母必须给他们以更多的关心。”如果更进一步地说，应当关心他们的绝不仅仅是学校和父母。
世界新闻媒体认为，全球化主要是针对商业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但无论就国家的层面，还是个人的层面，从医疗到高龄化问题，直至人们所不断提及的教育部门，超越国界的智慧共有倾向正日益扩大。笔者确信：今后，这些部门的全球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要把思考力的培养作为21世纪学校教育改革中心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亚洲人还会用头脑思考吗？
为了培养思考力和适合于信息化时代的人才，亚洲各国都已开始探索教育改革的新途径。
每当往水波鳞鳞的水田里插秧的季节到来，台湾的高中生们也到了向大学的入学考试作最后冲刺的阶段。由此，恐怖的光景不断再现：混凝土桥下，投水者的遗体被发现。年轻人的死，使亚洲各国教育制度所面临的危机显得更加突出。
亚洲的人们一直夸耀自己的教育水平高。在热心的父母的驱策下，亚洲的孩子们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其成绩经常处于世界最高水准。但是无论日本、台湾，还是新加坡，政府的危机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那就是：由于存在着紧张过度和太多的强化考试，自己国家的孩子还能适应追求思考力和创造性的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吗？追求改革的教育界人士，异口同声地宣泄他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即使让韩国学生写出独创性的散文，即使要求日本学生提出大胆的质问，或者指示香港学生什么都可以提问，恐怕也不必担心会出现形式雷同的答案。
两年前，当时的新加坡驻美国大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质问：亚洲人还会不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事物？这是亚洲人用怀疑的目光看待自己的一个划时代的瞬间。多年来，新加坡领导人在亚洲，被认为是倾向于比欧美型的自由主义更注重秩序的办事方式，始终擅长于倡导亚洲式的价值观的优越点。但其结果是，这样的劳动者在亚洲大批地出现：他们把判断交给上司，而自己则甘愿成为被别人所操纵的机器。
象新加坡一样，虽然各国政府对制造业的生产线、高层建筑和学校校舍的建设投资巨大，可是在对教育法的开发和教师的培养上却吝惜金钱。学校教育遭受轻视所带来的恶果是：在许多国家，塞满教室的孩子们正陷入一触即发的临爆的状态。亚洲学生的解答方式只是追求一味地强记，无暇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他们来说，在许多场合，独立思考已经构成了一种妨碍。
目前，许多国家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的焦点是，偏重考试的态势已成定论。在台湾，随着偏重民主主义的思考方法的扩散，针对依然存在的旧式的权威主义学校制度的批判之声高涨。把学生逼向绝望之渊的统一高考制度，已预定于2001年废止。长期以来，台湾的高考制度决定着年轻人的命运。学生们被鼓励，在高考两年前就开始去夜校补习，为高考而拼搏。如果高考不及格，高中时代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全部成为徒劳。台湾将来的情况是，打算通过类似美国的SAT（大学入学适应考试）那样的考试和特定学科的适应性考试，以及由教师的推荐等多方面结合的方式，对大学考生进行选拔。有不少人对这样的改革抱有新的悬念。在台湾，一旦取消统一入试会不会产生不公平？这种担心正在高涨。某些学校已提前设立了家长和教师组成的合作委员会，以便对教师推荐书的内容进行审查，以防止走后门。有位家住台北的家长说：“产生特权和歧视的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由于劳动者们自身的权益正受到尊重，他们的发言权正得到强化，实行新的高考制度是应该的。”
韩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也预定于2002年取消。但是根植于儒教传统的旧有的教育体制，大概不会简单地消除。在社会上依然存在着等级制，没有大学文凭就永无出头之日。在韩国，父母对教师进行贿赂并不稀罕，这样的事情被称为“小意思”。提倡学校民主化的教师协会要求废止贿赂，这样的风习将渐渐废止。但是，在家长中间，一旦取消统一高考，具有财力和走后门本领的家庭的子女，是否更容易进入大学校门的担心正在扩大。韩国教育开发院的人士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地运作的话，由于新的高考制度的实行，教师中的腐败现象将可能再度扩大。与此同时，在韩国的学校里，权威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依然横行。最近，某一地方政府发布的教师手册中，竟然公开写有这样的“注意事项”：不要用长于60英寸的棍子（体罚学生）。不要在其他学生的面前进行体罚，等等。这一切提醒人们：书面上的教育改革方案，不可能一夜之间在学校里生根开花。
二、“软件”现代化之途
为数众多的亚洲国家目前正把普及电脑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捷径之一。在马来西亚，所有的学校都在推广普及电脑和电子通信网络的《聪明学校计划》。马来西亚的一位法律专家则认为，“配备硬件并不犯难，难就难在开发软件上。即：如何使人们自己独立地进行思考。”
马来西亚政府也正在考虑改变强制型的教育体制，让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基础上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协助制定教育改革方案的企业家们认为，陈旧的框架组合在一点点消失。即使让孩子从饭后甜点开始进餐，也不会被说成：不行、不行、不行。但是家长却开始不安。他们担心：如果赋予孩子大量的自由并导入新技术，会不会将孩子们置于那样的危害之中：例如，他们可以随时自由地观看电子网络上的色情画像。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拉基拉扎库指出：“革命爆发时，无论哪个社会的人们都害怕变化。但是，你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建立培养富有创造性劳动者的教育体系，就只能成为失败者。”
在香港，改善学校的方法尚未辩明。当地12岁以下的儿童大多实行半天通学制，只有半天时间上课。原因是：教室和教员不足。当局正在推进电脑的普及和大学入试制度的改革。但学校也和回归中国相伴而来的变化不无关联。1998年，香港当局提出学校要突出重视中国文化的方针。由此，历来实行的英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现在只要用汉语进行就可以了。但在教学现场，应该增加英语教员的呼声很高。人们认为，在与新加坡等竞争对手对抗时，充实英语教育不可欠缺。
把亚洲学校丧失活力的原因归之于儒教是过于简单了。不过，死记硬背的根源恐怕还是来自儒教。根据孔子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并非是产生新东西，而是提练出祖先的智慧。在重视上下关系的儒教思想背景下，孩子尊敬父母，学生尊敬先生，人民服从君主，这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其次，成功的标志并非思考力和创造性，而是记忆能力和考试的结果。如今，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正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洲和美国去留学。例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之子，和他父亲一样都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3个子女，分别在英国和美国获得了学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3个儿子中的一个曾经留学美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亚洲的领导层已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单凭记忆力来获取成功是不可能的。
三、“规律之国”的自由教育
今天，在某些地区，重视思考力的教育改革的努力和社会秩序的维持之间出现了两难的矛盾。
在新加坡的科莱森特女子中学，全新的理科教室里，学生们可以用电脑学习心脏的构造。讲台上没有老师的身影，教师在排列着电脑的教室里来回走动，并对学生进行具体辅导。“我们正努力减少只从讲台上进行授课的教学方法。”该校情报技术学科的负责人这样说。一位名叫阿曼达的14岁女生说：“如今才真的有意思了。我们终于可以在喜欢的基础上学习了。”在所有同学中，你都能听到同样的话。
对新加坡而言，这无异于是一场革命式的教育改革。因为在这个国家里，直到最近，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教育方面，都注重植根于儒家思想的规律。对于新加坡国民来说，现存的政府就如同一位什么都能充分传授的家长。同样，在学校，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只给予“正确的回答”，完全没有“平等的讨论”。可是两年前，新加坡的领导层开始产生危机感，因为，新加坡国民在高科技产品的制造方面可以说已非常熟练，但要成为能够创造新技术的人才还有某些距离。缺乏创造性将导致对信息化时代的滞后，对此感到忧虑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率先提出了教育改革的课题。
再过不久，在新加坡的学校里，两人将拥有一台电脑。但是，虽然强调要“充分教授”创造性这一点，而原先的方针却毫无改变。这个矛盾是十分荒谬的。直到今天，始终对不同意见采取严厉压制姿态的政府才一改初衷，开始赋予国民作自由思考的权利。
新加坡的教育当局，也正在推广由小组讨论来产生观点并解决问题的授课方式。而新加坡新总理以前则认为，“还是不要改变高层人物思考，其他人则按上司所说的去做的方式。”如今，新加坡政府正在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想。可是，无论怎样，前提是不能扰乱国家的秩序。对此持疑问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一位财经界的大人物说，“如果真的教会人们自己思考的话，人们将会脱离政府的思路。”
除此之外，在教育界人士中，正在研究如何导入象美国的SAT（大学入学适应性考试）那样的、比注重知识更强调分析能力的考试。为此，与教育相关的支出1992年以来增加了30%以上，在中等教育的层次上每个学生的培养费用已达3000美元。政府在2000年之前，将进一步投入相当于12亿美元的资金，学校里电脑台数预定将增加到每两个学生一台。
大学的商学院也被卷入了改革的浪潮。教育部长泰奥认为，“以前我们仅仅教授科技知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生产这些知识。”教育界人士和企业家们正在建议把学校的教学课程减少30%。泰奥说：“问题的关键是增加自由的时间。”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孩子们对事物思考的时间和游戏的时间得以增加的话，长大后成为富于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可能性将会提高。
这场教育改革的最大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竞争力。新加坡政府已经决定，和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法国的IN-SEAD商学院等共同合作。芝加哥大学分校也预定于2000年开设。在那里，学生将被分为人数不多的小组，在教室进行称为“大脑激发”(bainstorming)的集团思考。即：小组成员自由地提出所思，吸引大家解决问题，进行创造性思考。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人士解释说，这种教育课程的目的“不在于教会人们什么，而在于教会人们如何思考。”
寻求重视创造性的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主张从教师的立场开始进行改革的先行者罗波达，在面对商界人士的研讨会上这样说：“创造力决非仅仅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人所必需。过去我们国家的教育目标是，使人们的思考成为统一的模式。而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模式。”
对于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在统制之下施行开发而实现大规模经济增长的新加坡领导者们来说，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在统制之下作自由的思考是否可能？重视创造性的教育是否会构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专家们认为，单纯把提高生产力当作教育改革的唯一目的，是南辕北辙。国立新加坡社会学家赵冰华说，“从经济的观点来对教育进行定义的做法，和试图最大限度的诱发孩子的创造性和能力是不相应的。”也有的新加坡民众对于取消在优秀人才培养过程中曾经发挥过作用的规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们把知识当作经济发展的基础。虽然有的人认为，光只有从混沌中产生，我却不这样想。在完全没有统制的状态下，什么样的观念也不会产生。”果真如此的话，培养既顺从又富有创造性的人是否可能呢？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之路，也许会十分漫长。
四、充满自由的教育环境
现在，日本开始为逃校的学生提供适宜的学习环境。日本人认为：与其全力应付疏离感强烈的新生代的激增，莫如努力探求来提供一种自由的教育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在700所以上的公立学校里开设了面向逃校儿童的“适应指导教室”。通过购物而学会适应社会，是他们的方法之一。在琦玉县大宫市正在施行的适应指导教室里，为了适应社会性而开设的料理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3-15岁的学生们自己选定菜单，一起去附近的商店买材料，然后做菜。担任指导的沟口和子说，“由于大家在一道做菜、进餐，会话自然产生，这样也许有助于掌握与人交往的本领。”
奥地圭子创设东京学校的理由，大部分是来自对儿子成长的经验。在她担任小学教师第15个年头时，长男拓生开始逃校。面对儿子的厌学，奥地一方面鼓励儿子的学习欲望，一方面开始思考日本教育的状况。她认为，要把学生从划一的填鸭式教育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提供一种自由而宽松的学习环境。1985年，她创设了东京自由学校。现年30岁的拓生已是一位活跃的研究地球行星的科学家。现在，东京都内有3所自由学校，学生大约有300人。奥地说：“最大的问题是，多数孩子认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不行的，由此而开始否定自己。”
学校和社会的变化造成的压力，使疏离感增强，由此，孩子们中自杀和逃校的现象持续增加。教育界人士对这样的现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在日本，逃校的学生成培增加。1998年，因逃校30天以上而休学的中小学生多达12万8千人。为了拯救这样的孩子，文部省开始对以前被认为实验性过头而不予认可的自由学校进行调查研究。
取代东京学校而出现的被称为“自由选修学校”的学校，在全国已有70所以上。在那些地方，不施行针对统一考试而进行的填鸭式知识教育，但是，孩子也接受自己所希望的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培训，甚至连课程也可以由学生自己参加制订。在座落于北区的东京自由选修学校，小学生为制作蜡烛而精神振作。中学生和高中生，有的编辑《自由学校通讯》，有的在上吉它课。在安静的房间里，也有的高中生在学习希腊神话。在这里，孩子们自己制定日程表，他们可以施放自己制作的热气球，想听别人说话的人可以听到演讲。
对于16岁的保坂翔来说，东京自由学校的自由空气是充分的。保坂5年级时因讨厌上课而开始拒绝上学。他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自由学校。由于喜爱电脑的父亲的教育，如今，他负责自由学校的电脑网页的制作。保坂的例子，对日本学校而言，也许可以是很好的借鉴。
当了33年中学教师的河上亮一，以自己的体验写出了《学校崩溃》一书。他认为，新生代儿童正在领受的疏离感，不仅仅是由于屈从于公式的死记硬背。河上指责说，自幼就娇生惯养，原本是想让孩子成绩优越，结果却是让孩子变得软弱，同时也使他与周围产生隔离感。特别是最近10年间，无法与社会和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儿童的人数大大增加。正如河上所言的那样，新生代的出现，反映了封闭型社会中探索自我成长之路的父母一代的不安。“如果现今状况的产生花费了战后50年的时间，那么可以肯定这种状况无论怎样还会再持续50年。”
结束语
现代化始于教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亚洲各国经济腾飞不断重现，人们对未来无需担忧。但目前的问题是，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模式能否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能在未来世纪中培养出新一代富有思考力的创造型人材，那么，高速度、持续地经济增长最终将化为泡影。我们尤其需要借助某种先见性，来关注日本教育的现状。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人们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同时偏重记忆的教育方式卷土重来，大学入试使孩子们疲惫不堪，仅谈教育改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日本的官僚制和韩国的财阀支配等等都不可忽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改变是必要的。
总之，如果要使亚洲的经济景气恢复，各个国家的政府将不能不作出选择。不触及社会制度，同时使输出中心的经济持续增长，只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是这种做法已经被运用到了极限。相反，如果致力于刚开始的称为“软件”现代化改革，即：重在培养思考力的教育改革的话，那么，亚洲人距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那时，台湾的春天将再也不会和年轻的人的悲剧结缘，而成为心灵上获得丰硕果实的季节。
[收稿日期]20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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