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力与社会进步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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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09)03-0012-08

关于道德力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其实是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人与社会为什么要有道德?二是人与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通过解答“道德力与社会进步”这一论题,试图让大家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充分认识到:生活、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道德,道德是我们生活、工作的重要资源、重要资本。可以说,在今天这个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有一定市场的时代,如果具备了这些基本理念,至少对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都会大有裨益。因此,除阐述道德力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关联之外,也试着努力阐释道德与我们的生活、工作的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进行前提性澄明的工作,就是回答“道德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又难以弄清楚的概念。说它简单,连小孩都知道,幼儿园就开始讲“道德”这个概念;说它复杂,是因为“道德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对道德本体的理解把握,而对道德本体的把握需要扎实的哲学基础和一定的理论素养才行。在我看来,所谓道德,简言之,就是人的立身处世之“应该”,即道德是应该所体现出来的规范或做人处世的基本要求,它引导、制约人的完善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本人认为,在科学而完整的意义上,道德是“应该的应该之应该”。

一、道德与经济建设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时在剑桥大学做了演讲,其中有一段话就强调了道德的经济作用。温总理饱含感情地说,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经济学说应该代表公正和诚信,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势人群的福祉。他还说,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温总理的话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简明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要发展经济就离不开道德。

既然道德具有经济功能和作用,那么,它的经济功能和作用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经过多年的思索与研究,我提出了“道德资本”这一概念。所谓道德资本,即是说道德可以促进经济主体及其经济行为的盈利和发展,就是认为道德是能帮助赚钱获取利润的。当然,我并不否认,道德的基本目的首先是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然而,提高思想觉悟、提升精神境界之目的是什么?其依据和判断标准又是什么?我认为,提高思想觉悟、提升精神境界之目的和依据只能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们的思想觉悟、精神境界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只能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不能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道德觉悟、精神境界是难以持久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悟提高。在此意义上,我十分赞成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此,我张扬的是一种功利论和道义论结合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致用主义”的主张,明确反对抽空道德的形而下基础、一味张扬义务论的道德观,也反对把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问题庸俗化的所谓“经济道德无涉论”的观点。

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认为道德资本的主要功能有如下几点:第一,道德也是生产力。学界对这个观点有不同看法,也有的学者专门研究我的道德生产力观点。道德是不是生产力,我只做以简要剖析。一方面,生产力有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资源)。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其思想觉悟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这和我们有些学校发展是一样的,人们的思想觉悟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学校的发展进程。其实,学校也好,企业也罢,只要想发展,人的精神素质就必须要提高,精神素质要提高了,大家劲往一处使,一起齐心协力干工作,就没有什么事情干不好。尤其是办大事和要事,就是要靠崇高的精神境界。在此意义上,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况是衡量劳动效率和劳动成果的重要精神性尺度。

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是劳动工具。劳动工具的科技含量、先进程度等当然十分重要。但是,这里我要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拥有主观生产力的人投入生产过程,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这样“死的生产力”才会变为“活的生产力”,唯此,社会劳动生产力才会现实地存在。也就是说,先进的机器没有人去合理地操作是不行的,而人不是一个没有知觉、没有情感和意志的“机器”(尽管爱尔维修写过一本书《人是机器》),人受到意识支配,尤其是受到价值取向的支配,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指出“人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因此,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在机器等劳动工具能不能提高、能不能发展,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的价值取向。例如有一个2000多人国企的女厂长,有一次我问她,你们搞固定资产更新吗?她直言不讳地说,我才不干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呢。她说,我到这个厂已经一年半了,说不定我什么时候会被一纸公文调走。那么如果我现在搞固定资产更新,年终效益往往就会“挂红灯”的,而我如果不搞固定资产更新总会有些效益,至少不会“挂红灯”,现在如果我搞固定资产更新,我调走之前是红灯,之后经济效益就上来了,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见,她的价值取向就决定了她不会搞固定资产更新的事情,其结果势必影响企业发展。我在《三谈道德生产力》一文中就谈到了上述问题。从长期的整个生产过程来看生产力的话,不能仅仅从效益角度看经济发展,有时这种暂时的发展可能是对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阻碍和破坏,由此不难看出,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境界和价值取向大有关系。

再者,生产力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其实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紧密程度,直接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程度。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关系,体现的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关系,工人的生活和劳动处于异化状态,劳而无获。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条件下,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还存在私有制,人与物的关系由于分配制度逐步趋向合理化,从而使得人与物的关系逐步趋向和谐、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劳动态度就不完全一样了。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必须以整体性视域来审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绝对不能、也永远不要把他们想像成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人,正如莱布尼茨所谓的“单子”。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群体。既然是一个群体,群体之间的关系怎么协调,这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当然协调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道德影响协调,协调产生效益,而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德会产生效益。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道德也是生产力,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力。

第二,道德也是资本。道德是不是资本,首先看它是不是特殊的人力、特殊的精神力,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另一个切入点是看道德与产品之间的内在关联。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经济发展与否,繁荣与否,主要还是看产品,看产品好坏,以及产品销售的利润。道德影响产品及其生产与销售,可以说,一个地区要发展,依靠这个地区制造的产品;一个企业要发展,要看企业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一个学校要发展,也是靠培养的“人才产品”。就产品来说,任何产品都是精神化了的物,任何产品都体现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为此,面对人类的创造物,我们睁开眼,满眼都是道德。譬如说我手上这只杯子,为了讲清产品当中包含道德内涵,我问这是什么,你说这是杯子,我说这表达不一定正确。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要准确严密地表述的话,这是为了满足人们喝茶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一种观念的外化物。这个定义可能比“杯子”的概念更确切。推而论之,所有产品都是人的精神的一种外化物,而精神的外化形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科技文化精神,一种是道德精神。毫无疑问,任何真正的产品都是一个道德文化体。产品是供人用的,既然生产的产品被人用,那你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就要力图以人性为依据,力求方便人。这就要根据人的需求来生产,如果产品越能满足人性需求,它越容易被社会接受,从而就越能够提高其市场占有力。

由此,我联想到海尔洗衣机曾经在国际市场上一段时期卖不出去,包括它的一些家电产品。那怎么办?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很讲究企业道德,并按照道德的规律来办事。为了使得自己的洗衣机产品在欧洲市场打开销路,他派了几批人马到欧洲去做市场调查,最后调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欧洲人在使用洗衣机等家电产品时都有他们特殊的爱好和生活习惯。之后,海尔集团把销往欧洲的所有家电产品都设计成欧洲人喜欢的、适合欧洲人生活习惯的产品,最终一炮打响。有关资料记载,张瑞敏先后派了八个考察组到国外去考察,大家可以认为这八个考察组出国是一种技术考察。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投资。什么叫道德投资?也就是技术含量一样、技术参数一样、劳务成本一样的产品,就看接近、满足人性需求的程度高低。在此意义上,在合乎社会法律规范的前提下,需要什么产品就应该制造什么产品,这样才能适销对路。

第三,道德化管理决定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因为要做经济伦理学研究,我曾经调查过好多企业,企业老总若是富有战略眼光的话,他一定会把企业职工当作自己家里人,关心和爱护他们,促进他们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企业招聘,应聘的学生到人才市场上去经常受气。应聘材料一递给招聘人员,有的直接往纸篓里一丢,也有的尽管不丢,态度却很是傲慢。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才多如牛毛,所以摆架子,不把人当人看。其实,他的基本理念大有问题,最起码没有“以人为本”,呆在这种单位你根本很难发展。与此相反,有的企业或单位尽管一时效益不好,但招聘人员的态度非常诚恳而积极,并且明确表示会给你创造发展空间和条件。这是一种关心人、服务人的高境界,有了这种境界,你今后发展就有了依靠。一个单位管理也是如此,也要以人为本。我在接触一些企业负责人时经常说,你们当老板的要有战略眼光,要想赚大钱,首先必须尊重职工,把职工当回事。日本搞职工就业的终身制,就是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是对人的一种关怀。在终身制之下,除非职工违反了法规和有关约定才可以开除、辞退。由于这个原因,在日本的企业中,员工为了老板愿意卖命地干,有时甚至具有无私奉献精神,其结果就可实现企业和职工的“双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的企业招了人以后,有的企业采取“忽悠”法,先试用人家两年,等两年以后快要订合同了,又把人家赶走,就这样白白榨取人家的劳动果实,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确有存在。历史证明,这种企业、公司难成大事,更难以基业常青。

二、道德与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道德。

第一,民主政治建设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以民为本、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命题。领导干部的“权”是从哪里来的?“权”是由老百姓的部分权力分出去用来管理的“公权”。我们要时刻反省自己:参加革命为了什么?当上干部做点什么?死后留下点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摆正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要弄清权与法的关系问题,人民的主人翁地位问题等,这就是“为官”的基本道德理念问题。所以,民主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举措很多,但我认为道德尤为重要。

干部选拔是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最能体现民主政治建设到不到位的问题。然而问题是,干部选拔中究竟要选什么样的人才?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选拔制度一直在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和干部选拔问题为了回应现实的挑战也一直在改革。有人可能会说,民主政治建设多少年来没有任何进展,其实不然,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民主政治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也在不断向前推进。大家知道,原来我们选拔干部是党委常委议决制,现在逐步走向协商制与票决制结合的民主制,同时,我们现在乡镇干部“海选制”也在试验性地向前推进。总之,要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就一定有困难有风险,但只要人民当家作主的道德理念不断落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就会不断向前推进。

强调选用干部要德才兼备是多少年来我们党的一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德才兼备?说实话,虽然德才的关系具有一定复杂性,但是作为领导干部,你有才没有德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甚至有才无德破坏性更大。当然,我刚才只是讲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但民主政治建设、干部选拔本身也要有一个正确的道德理念。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时任总书记时曾经号召大家学习伦理学,后来,他又提出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个治国方略齐头并进、相互配合。学习伦理学懂得了道德,你就可以对很多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其终极意义有所把握和领悟。故而我经常说:哲学是聪明之学问,伦理学是聪明之聪明的学问,要想更聪明,就得学伦理学。

第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在党。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管理、教育和培养党员干部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无论如何,党员首先要有党德,如果连基本的党德都没有还谈什么党纪国法。那么,党德是什么?党德是作为一个党员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这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就是党德问题。无党德那党性就无从谈起。党德是最基本的党员标准,必须要始终坚持。否则,社会上曾经流传的一句颇具偏见的口头禅——“你这个人真坏,坏的比党员还要坏”就很可能变为现实。果真如此,民主政治建设就难存什么希望。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党性修养非常重要,加强党德建设也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也要“两手抓”。

第三,要想真正搞好民主政治建设,新闻道德理念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监督,若是没有监督,民主政治建设就没法向前推进,问题是怎么监督?那就要依据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一种应然、应该,也就是基本道德理念,该监督的要监督。新闻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应和影响,而效应和影响具有两面性。就其负面来说,由于社会极其复杂,不是什么都能随便报道的,有的所谓新闻报出去之后可能会引起新的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反过来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影响我们自身的利益。因此,新闻应该有报道原则,不该报道的坚决不报。

但是由此而不主张舆论公开、新闻公开也是不对的。符合法律和制度规范的舆论公开、新闻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要让人说话。有人说,现在让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近期的《凤凰周刊》上有一篇《新闻舆论与社会扁平化》文章说,现在网络力量很强大,使得整个社会、整个地球村的信息都在流动并被共享,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一点”尽知天下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想挡也挡不住。同时它还说,社会扁平化有利于惩治现在的社会腐败问题。但是,这里要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网络的负面影响问题。网络必须控制,不能乱来。这样做不仅不会损害网络的发展,相反,恰恰可以使网络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可见,符合法律和制度规范的新闻公开对于民主监督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所以这个理念必须加强。

三、道德与社会文化建设

文化是什么?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化。理解这点需要对人和人际关系的正确解读。对文化的理解,首先是对人的认识,对人际关系的认识。不同的认识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理念,即观念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文化理念。比如说,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说“他人就是地狱”,而我们认为“他人就是资源”。观念的不同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理念。文化的发展和建设,离不开道德的内涵,若是离开了道德内涵,文化很难有它的生命力。几十年来我坚持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离开了人类道德,离开了伦理学,就无法发展。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为“政治经济伦理学”,而且可以把“政治”二字拿掉,直接叫做“经济伦理学”,因为“政治”二字拿掉后没有影响其意思。简单地说,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研究经济问题一定包含着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初期阶段,阶级、阶层普遍存在并加速分化重组,所以,我们的经济学不应该只是关注计算理性、工具理性的纯而又纯的“经济学”,必然存在政治价值立场的问题。

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可以改成“经济伦理学”?因为离开了伦理学,缺乏道德理念,你没有办法研究经济问题。如果马克思离开了伦理道德视角,就没有办法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资本论》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法,但道德分析法也是其经典分析方法。马克思进入商品世界后,他看到的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统一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考察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关系,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及其利益问题,由此展开了对于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关系的批判。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道德化社会,为什么是道德化社会?第一,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善意义上的伦理有机体;第二,消灭了三大差别的社会,不就是和谐、平等而自由的社会吗?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更是道德化的社会。试想,如果没有道德分析法这样一个维度,就必然会失去了批判的正义之维、道德之维。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道德分析法,马克思是绝无可能写就《资本论》这部皇皇巨著的。

马克思是真正的道德学家、伦理学家,他就是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也难以摆脱道德分析法(其实他从来就没有试图摆脱,只是合理地解决了辩证法和道德分析法的关系)。正因如此,我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理解为政治经济伦理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政治伦理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理解为社会伦理学,全都跟伦理学有着密切关联。为什么都要把它跟伦理学挂钩呢?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都是研究社会某一领域社会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一定离不开研究人和人际关系,研究人和人际关系一定少不了道德视角,否则人际关系的完善及和谐问题就无从谈起。当然,一定要从“应该”的角度来看人类关系的完善及和谐问题。

文化建设的其他领域都不能没有道德,离开了道德,文化的灵魂将会被扭曲,文化的前进方向将会转向。

四、道德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离开了道德行吗?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曾经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议。我非常赞同“以德治国”的理念。我认为依法治国也就是以德治国,法也是道德。其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是辩证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一个好的法治国家要依靠自己的良法,而良法从何而来?来自于对道德“应然”的充分认识。所以不要把两者分开,更不能认为两者截然不同,难以相融。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当前条件下强调法治是多此一举。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只谈德治是不行的,还是要加强法治,这样治理社会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总之,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经验总结时说,依法治国同时要强调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时并进。为了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问题,这里必须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问题。有人认为,我们法治国家搞德治最后会走向人治,所以我们只有搞法治才是唯一的出路。应该指出,是不是走向人治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德治与否,而在于某种意义上来自于权大于法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权大于法,这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人治是封建制度的必然表现。封建时代的德治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为了制约和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力。当然封建统治阶级也往往利用德治来巩固它的封建统治。这就要求我们对之进行辨证的认识和分析。

五、道德与和谐社会建设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和谐社会是道德化的社会”。道德化的社会,也就是生态社会。这是我近来听说的新理念。我认为很有道理,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强调生态化的社会。强调社会的生态性,也就是社会要处在一种合理的状态下。实现这种社会状态,要靠什么?要靠道德理念。和谐社会,首先人自身必须和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自身的素质要全面发展,思想进步,心理平和,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论整个社会的和谐;反过来说,社会和谐了,才能促进每一个个人实现自身的和谐,所以和谐社会的道德理念非常重要,关系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非常重要。

第二个层面,和谐社会是不断解决社会矛盾中的和谐。解决矛盾以什么为依据?当然以法律为依据。说到底,还是道德为依据,因为法律还依据客观社会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中应有的处理理念,这就是道德问题。

第三个层面,和谐社会依赖和谐的科学制度。科学制度是哪里来的?一个科学的制度、有效的制度、理性意义上的制度,一定是一个道德化的制度、人性化的制度和符合人际关系完善和协调的制度。

六、道德与防病治病

道德与防病治病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我参加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会议上有两个日本学者提交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道德战胜了我的乳腺癌》,还有一篇文章叫《疾病与道德》。

《道德战胜了我的乳腺癌》的作者是一位女士,她曾得过乳腺癌,在绝望之际她碰到了伦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人员的开导下,她注意自身的修养,注意关系的协调,最后情绪稳定,心理也逐步健康。病灶由大变小,最后小病灶也消除掉了。我当时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你平时吃不吃药?”她直言不讳地说,“我吃的是我认为最好的药,但是我坚信是道德战胜了我的乳腺癌”。在道德能防病治病的理念影响下,日本的伦理学讲习班、道德讲习班常常爆满,至今也是如此。人们想依靠道德来强身健体,防病治病。

另一篇文章题目是《道德与疾病》,作者在文章中推理说,“生病多与‘缺德’有关”。“缺德”是加引号的,即“缺少道德”。在他看来,人为什么会生病呢?你不懂自身修养,你不懂关系的和谐协调,在生活中经常会有矛盾,有了矛盾心情就不舒畅,心理不平衡,情绪不稳定,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了,小毛小病就来了,小毛小病积多了就会患大病了啊!他又推理说,你讲道德了,讲道德是自己愿意的,是一种满足感,讲道德得到社会的赞赏,有一种荣誉感。那么在满足感的支撑下,心境平衡了,情绪稳定了,免疫力加强了,小毛小病不来了,就会从来不生病,大病也可以少得甚至不得。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讲“道德者长寿”。

现在我们国内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学界现在研究的人很多,大都主张道德能防病治病,认为“道德者长寿”、“缺德者短命”。大家知道,医科大学的医学伦理学这门课程,按理说它属于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但是医科大学的这门课程是专业课,为什么是专业课呢?因为医生除了知道人们的病理结构、生理结构以外,还要懂得医学伦理学。时至今日,确实如此。人们已经认识到“道德环境能治病、道德制度能治病、道德语言能治病”。

七、道德与做人

最后我必须要讲道德与做人的问题。做人离不开道德。人之为人要讲道德,德为立身之本。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说“仁者人也”,就是说讲道德的人才是正常之人,缺德者禽兽不如。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就已经这样强调了。关于道德与做人问题,我想讲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要辩证地理解人生,追求人生的伟大和永恒。人很渺小,人生很短暂,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生的几十年、长则上百年其实弹指一挥间。古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真的很有道理。人渺小又渺小,人生短暂又短暂,但人又很伟大。正如帕斯卡尔讲的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人是会思考的芦苇”。人的思维能够把握世界,超越宇宙,甚至能够掌握宇宙,改造世界。由此看来,人类当然伟大。总而言之,人是渺小和伟大的统一体,但就个人而言,不是尽人皆然,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努力成其伟大,实现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同时,个人生命不在于生存的长短,而在于历史的不朽。要实现历史的不朽,具体方式千差万别,但是基本的一点,即都要通过自己的精神、思想、观念和行为对身边的人或后来者以积极的影响,以这样的方式才可能实现人生的不朽。所以,人要活得像人,成其为人,应该追求伟大,追求不朽,才能做到本真意义上的人。这是一个正确的基本哲学理念。

二是人生在世,厚道得人缘,真诚聚人气。当然,我在这里讲人缘、人气并非不择手段、目无法纪地去争取。人生注定是要和人打交道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理想人生的重要资源。忽视了这一点,你的人生往往是被动的。要积聚这样的人缘和人气,人要厚道,要真诚,说实话;人不厚道,即使本领再大,往往得不到认可,所取得的成就或成果也要大打折扣,生活质量也要大打折扣。人不真诚,就算聪明过人,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这样的人生终归可怜或失败。

三是人生在世必须正确对待名利。人生在世,名利谁都关注。人生在世,“名利”二字,不走极端的话,这是一个正常的基本理念。谁不在乎自己的名利、追求自己的好名声啊,这都是正常的。但你不要走极端,为了自己的名利,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是不择一切手段。这样争来的名利,必然会被别人所诟病,遭人唾弃。为了名利,明争暗斗,结果两败俱伤,无甚裨益。那些热衷于无谓争斗的人,肯定当不到该当的大官;热衷于无谓争斗的人肯定赚不了该赚的大钱;热衷于无谓争斗的人肯定做不了该做的大学问。说实话,大家要积累积极而合理的人际资源。在对待名利问题上,我的座右铭是:“境界高尚尽到努力不后悔,心平气和顺其自然不伤神”。

(阅江论坛演讲录音节选)

时间:2009年4月22日下午

地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楼报告厅

收稿日期:2009-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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