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理论与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中国论文,走势论文,理论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1）02—0014—05
一、经典经济周期理论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也是周期理论中最本质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在此分为“七论”加以阐述。
1.市场经济无危机论。
萨伊定律是其早期和典型的阐述，理性预期学派的“均衡周期观点”是其现代的翻版。在“经济人”、最大化原则、市场出清和充分竞争等隐含假定下，萨伊认为：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Supplycreates its own demand），因此储蓄会全部用于投资（I＝S），产出和就业仅受到生产能力的制约，从长期看来，全面过剩的危机没有可能。在理性预期等假定下，理性预期学派的“均衡经济周期”观点认为，“经济周期，或困扰宏观经济学家的周期现象，被视为完全正常的过程的表现形式……。经济周期，决不是需要干预的扰乱，而是经济正常增长过程的一部分”。现在，西方学者已普遍用衰退（depression）一词代替了危机（crisis）一词，他们只把危机一词用以描述金融市场的猛烈骚动，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米契尔指出：“在描述商业循环这一个阶段时，‘危机’是个不适当的名词。”（注：米契尔.商业循环问题及其调整[M].商务版中译本，1960.408.）自由市场经济无危机论，反映了西方不少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
2.“消费（需求）不足”危机论。
“消费不足理论是周期性不稳定的最古老解释之一”，并且，“最令人满意的理论（就其具有动态性和现实性这一层意义来讲）并不一定是新的。”西斯蒙第、马尔萨斯、霍布森以及后来的凯恩斯都从该角度来看待危机的起因。霍布森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消费不足和“过度储蓄”超过“适度储蓄率”的根源：一是消费的保守主义性质（即人民的消费习惯是比较稳定的，不易有突然大量的增长）；二是在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储蓄之所以过度，这不是因为各个储蓄者的愚蠢，而是由收入造成的。（注：霍布森.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3.）因为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凯恩斯用三个基本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灵活偏好”、“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来支持其“有效需求不足说”。其中尤以资本的边际效率为重要。“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告崩溃时，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亦随之而变为黯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乃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崩溃。”（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8）如果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非常低，投资对利率失去弹性，利率极低会出现货币的“凯恩斯流通陷阱”，经济会陷入持续和长期的萧条。因而市场经济的缺陷导致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在经济萧条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且应更注重财政政策。
3.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最科学、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和周期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阐述了他们的思想精髓。可图示如下：（注：薛敬孝.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与预测[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25.）
他们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4.“货币”周期论。
该派包括霍特里的纯货币因素论、哈耶克的货币过度投资理论，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周期理论等。尽管他们的学说各有特色，但其理论以货币数量论和充分就业为基础前提，并认为货币供给量等金融变量的变化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唯一原因。哈耶克认为，货币金融当局的信用膨胀和收缩政策，使市场利率高于或低于自然利率，从而破坏经济体系的均衡，引起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大生产部门之间配合比例的失调，导致经济扩张和萧条。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几乎重新恢复了传统货币数量论（费雪方程：MV＝PQ）的权威：货币供应是外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总量经济活动系列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所导致的短期就业和产出的增加以及长期的价格抬升是由于“货币实际余额效应”发挥作用以及工人和企业主“货币幻觉”产生和消失的结果。从长期均衡趋势看，经济将处于“自然失业率”状态。并且由于挤占效应（crowd—out—effect）和需求管理政策的“时滞效应”，他们反对“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而主张采用“单一货币规则”。
5.“实际经济冲击”周期论。
有两种理论流派赞同该观点：一是实业经济周期论，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他们没有从货币的因素探寻周期的起因，而强调经济的实际因素对周期的影响。实业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契尔把利润率的变化提高到了中心地位。衰退期间减少成本的措施（解雇、减少工时、削减非工人开支）必然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率，进而推动生产和就业，经济繁荣；但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要素的短缺和价格上涨，从而利润率降低，经济衰退。并且“成本在扩张和收缩的早期都滞后于价格，但在下一个转折点到来时便会逐渐赶上去”的特性也助长了经济的波动。近些年来西方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已开始对经济波动的基础均衡模式（这是50多年前首先由希克斯提出的）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把经济周期的动态解释为反应实际冲击的相互作用（对总的要素生产力）和各时期之间的资本主义生产可能性。”实际冲击包括：生产技术的革新、新产品的开发，气候变化，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变动等。不利的冲击使供给减少，有利的冲击使供给增加。但是隆格和普洛瑟认为，“冲击的持久性受着固定因素（如固定的时间赋予）存在的限制，冲击的最后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显示出极大的周期短暂性”。（注：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下[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62.）因此与其他新理论一样， 它被提出来反击凯恩斯学派干预能使经济平稳的观点。
6.“创新”周期论。
包括技术创新论和制度创新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解释长期波动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其核心是“创新”概念，即用企业家“创新”的周期性出现来解释经济周期。“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 ）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66.）一批创新活动干扰了“循环流”（circulation ）为特征的经济均衡状况，导致经济周期的繁荣；但当它引起旧的产业部门的衰落和淘汰时（如汽车工业就使马车工业极为难堪），经济就会萧条。因此熊彼特把衰退和萧条描述为经济体系趋向于新的均衡的必然的调整过程，是“创新”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代价。制度创新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思，他们在其名著《制度改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认为，由于市场规模、生产技术等的发展会使某些集团预期改变旧的制度安排会获得某种潜在利益，因此他们就会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实现后，就会出现新的制度均衡。制度创新既可以由个人进行，也可以由合作团体或政府机构担任。他们还概括了由政府进行创新的特点和必要性。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各种制度的兴起和衰落引起经济增长的繁荣和衰退。
7.“政治”的经济周期论
1943年，波兰的卡列茨基提出了资本主义将难于避免“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由于大企业希望维持控制社会经济的权力、失业后备军、收入分配的优势等原因，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而政府代表大企业主的利益，经济的发展将会由于政府经济政策的扩张和收缩而出现繁荣与萧条的更迭循环。战后西方国家的周期变化印证了这一观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政策目标如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自由等的基本矛盾冲突以及政策目标的转换必然引起经济波动。
二、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对比以上“七论”，对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1.尽管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周期的起因问题上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正如哈勃勒在其名著《繁荣与萧条》中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观点并不都是互相矛盾的，只是观察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承认和可以统一的。中国当前的经济不景气，其原因也不是单一的，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需求不足（中国居民收入、消费的增长跟不上GNP 的增长）、货币紧缩（1993年以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秩序整顿）、外来冲击（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和外资流入的负效应）、政策、体制行为（松、紧政策的交替以及长期不能理顺和低效的国企制度和投资体制）、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纺织、煤炭等传统工业的衰落和信息、生物、汽车等新兴产业不能迅速崛起）等都在这次衰退中发挥了各自的、或轻或重的作用，这就为政策调节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市场经济无危机论”尽管在理论上没有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赞同，也不符合经济的现实；但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发挥确有其自我修复的功能。危机恰恰是强制地为平衡开辟道路，尽管这可能以长期的萧条和失业为代价。实业经济周期理论关于利润率等内在经济变量变化的论述，也说明了萧条之后的必然繁荣。熊彼特的观点也是相当乐观的。因此中国目前的裁员增效、增加财政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刺激消费等政策的结果应当看好，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在盘整阶段如果结构调整能够大致完成，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便会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会迎来一个持续10年以上的新高速增长期，速度大致为8%——9%。（注：钟文.中国经济仍处盘整期，下半年增速不及上半年[J].经济导报，1999，（23）： 11.）经济历史一再证实，萧条期投资者过分悲观的利润预期，消费者黯淡的收入预期和物价下跌的预期，以及有些经济学家夸大的悲观论调（他们对经济走势的预测也时常失误），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的萧条。其实经济的回升往往又是出人意料的，只有洞烛先机者才能获益。所以，稳定投资心态，改变物价下跌预期和持币惜购心理，制造宽松的舆论，重塑经济复苏的信心是非常必要的。
3.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往往把经济制度作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不予考虑（制度创新理论除外）。中国当前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即过渡经济），所以制度的僵滞和创新必须作为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内生变量考虑其对周期的影响。由于中国是渐进式的改革，则部分旧制度的僵滞和制度创新并存。“制度僵滞程度愈深，制度的危机就愈大，制度创新的机会也愈大”。正是由于改革初期的制度创新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正是由于一些现存制度的僵滞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它们与现实的经济变量的趋坏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当前的衰退。消费不足源于中国的低收入和不合理（寻租行为严重）的分配体制；早期的重复投资和结构失衡以及现在的私人投资不足源于中国的融资体制：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投资模式以及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J].经济研究，1999，（3）.）；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源于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运转低效的企业制度和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货币供给的过度扩张源于经济（或企业）的“倒逼机制”，政府的过度干预必然造成“政府失败”。所以中国的制度改革已到关键时刻，需要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和社会效益以及更加重视市场和私营经济的力量。中国要完成从“制度僵滞”到“制度创新”再到“新的制度均衡”的转变，关键要找到制度创新能给他们带来“潜在利益”的“行动集团”。作者认为他们就是企业的广大职工和企业家，两者都要兼顾，仅仅依靠“企业家精英”的所谓创新就能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是历史唯心论，是危险的。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环境，发挥他们制度创新的功能和保护他们的创新的权益。因此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取向下对产权界定、融资体制、收入分配以及消费政策上作大胆的和有效的改革。
4.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投资是解决当前萧条的“强心针”，也就是吴敬琏所说的用这个钥匙（在乘数原理的作用下），起一个开锁的作用。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凯恩斯的发明”。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公认的反衰退的政策。但是鉴于中国当前周期的特点，宏观政策的扩张必须与微观的改革政策相配合。
5.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中应发挥积极的但必须又是稳健的职能。中国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的通胀和随后出现的治理整顿反映了哈耶克“货币过度投资理论”所描述的经济波动。鉴于借助通胀推动短期经济增长的严重后遗症，我们应避免用“加大货币供给、制造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的萧条（当然适度的物价上涨是经济复苏的内在要求）。在中国“投资饥渴症”仍然存在的前提下，货币政策把物价稳定放在首位仍是明智之举。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我们不能绝对理解）所体现的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主张包含着真理的成份。
6.“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更新是长期复苏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更新的论述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都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可以认为，持续的繁荣是重大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更新的结果。这需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着手，微观：切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宏观：政府培育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由于这方面的论述甚多，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收稿日期：200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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