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主义：俄国视野中的普希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拉夫论文,普希金论文,俄国论文,视野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思潮／文化运动的斯拉夫主义是19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与这个名称相联的是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萨马林和阿克萨科夫兄弟等人，而不是普希金。但斯拉夫主义壮大成俄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范畴却与诗人无法分开，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普希金正好出现在俄国社会刚开始产生一种正确的自觉意识的最初阶段，此时离彼得大帝改革已整一个世纪，他的出现以新的指示性的光亮强烈照耀着我们黑暗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普希金乃是一种预兆和启示”（注：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430页。）。 没有普希金，斯拉夫主义难以有如此壮观的生命力。也正因这种民族性特征的距离，因而操英法语的西方读者对普希金不很热情。
一
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历代读者眼中，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本质上在于其创作充分体现俄罗斯作为东斯拉夫民族特有的审美方式、理想追求、价值取向等，诗人也确实因这点而被俄国社会普遍肯定，不像屠格涅夫等人那样屡屡引起争论。1880年6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普希金纪念像落成揭幕典礼活动暨庆祝大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阿克萨科夫等发表了不同的演讲，演讲的思想或思路大相径庭，但都涉及到诗人促使俄国文学走向独立这一贡献并赞誉之；1899年诗人诞辰百年纪念活动，现代主义运动健将和新现实主义作家，这些不同阵营里的人士，在认识诗人促进俄罗斯文学民族化贡献的意义上却能达成共识；在十月革命后的动荡岁月里，俄罗斯民众1921年借纪念诗人去世84周年，表达对新时代不再“看”或“听”普希金，“青年人已不了解俄罗斯传统、精神、风格和语言”等忧虑。而强调俄国与西方差别正是斯拉夫主义核心所在，喜欢从文学和语言、思维方式讨论这种差别，也是斯拉夫主义与注重俄国欧洲性的西欧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差别所在。
的确，普希金创作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彼得大帝改革推进了俄国社会发展进程，并把俄国引向了现代化道路，但在战败情形下启动现代化、在西方工业文明成为中心话语背景下推行现代化，追求的是西方技术、军事和物质力量，因而彼得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使俄国西化，这种改革在促进俄国社会进步、追求强国富民和面向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了两种可怕的后果：俄国斯拉夫民族特色的丧失，俄国上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民众等之间发生严重分裂。普希金登上文坛时，这些状况还在继续恶化。在这种矛盾中成长起来的普希金，深切感受到了现代化和民族化、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矛盾冲突。他的创作历程就是脱离西方中心主义而趋于民族化的过程：诗人接受的正规教育是西式的，英文和法文都训练有素，得以通读从古希腊以来到拜伦的西方重要文学典籍，从而成为启蒙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但他从幼儿到成人过程中，以斯拉夫文明为主体的俄国民间文化对他影响更大，特别是1824～1826年在家乡幽禁期间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体验、对有浓厚西方启蒙主义性质的十二月党人事件失败教训的思考，因而诗人逐渐摆脱西方影响而把西方近代思想融进民族精神和审美形式中，最终成为有独立思考力的民族知识分子，从民族精神视角来审视社会分离的“文明状态”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诗人创作活动第一阶段模仿过许多欧洲诗人，拜伦等人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但《茨冈人》同时显示出诗人巨大的创造性，认为模仿西欧是“绝不可能出现《茨冈人》表现出的那独特痛苦和深切的自觉性”，在阿乐哥形象中诗人找到写本土上那种不幸浪子、俄国受难者民族方式：《奥涅金》完成在第二个时期，此时他已经在本土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人物，并用自己充满爱和洞察力的心灵去理解他们……（注：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430—445页。）；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席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著文《论普希金诗歌的特性》（1828）与《俄国文学概观》（1829）从文学史角度阐释普希金的民族性意义，认为卡拉姆津给俄国文学注入了法国文学因素（古典主义），但这些因素没包容俄国生活的优秀特征，因而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茹科夫斯基诗作渗透了德国文学哲学理想性，于是把法德两种思想加进了俄国文学结构，但距离民族化之路还远，所以影响也有限。只有普希金才综合前人阶段，摆脱对西方诗歌的模仿，把西方和俄罗斯特征有机结合起来（注：《и.B.基列耶夫斯基全集（2卷本）》（2），莫斯科，1911年俄文版，第18页。）。同时，也促进了文学形式的民族化， 扭转了文学语言的欧化趋向，把古斯拉夫语和活生生的民间语言相结合，通过句法的民间化、句式的口语化、词汇的平凡化等手段，使小说在俄国迅速发展起来、使叙事诗和诗体小说从英国形式中解放出来、使俄国戏剧走出法国古典主义束缚等。可见，普希金创作之路的变化，便是他对现代化进程及其效应思考及表达这种思考的文学形式的民族化，是俄罗斯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的明证，从而为密茨凯维奇等斯拉夫民族知识分子共同接受。
在创作上体现诗人斯拉夫主义精神的最为重要的有二：1， 在《波尔塔瓦》（1828～1829）和《青铜骑士》（1833）中以民族视角和审美形式塑造彼得大帝形象，肯定彼得大帝改革的重要性，同时批评彼得功利主义和强烈西方主义观念，促使读者不得不思考彼得改革的双重性，此举后来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运动领袖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者》和象征主义大师安德列·别雷的作品《彼得堡》等关于进步与伦理、理性与道德、价值与生命、现实意义和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矛盾问题的思考。2.特别是以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开启俄国文学史上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命运之先河：彼得改革后所培养的贵族知识分子有严重局限——成长于西式教育，他们尽管有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却感受不到俄国问题的实质所在、不能深入民族文化、理解不了民族独特性，因而空有宏志、无所作为、无补于国家和民族；在本土追求西式生活，还使自己的伦理道德、人生境界和审美结构等虚无起来。达吉亚娜能把阅读西方文学典籍的感受溶进民族精神中去，对这位充分展示俄罗斯之美的女性，奥涅金当然领略不到她的魅力，而她却能从他的藏书和行为中产生疑问“他会不会是拙劣的假冒伪劣品？”，两相比较，奥涅金的西欧主义局限性就不言而喻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悟到文本的意义是批判根据欧洲确定的“文明”概念而进行的变革，在背离斯拉夫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里俄国人“用西欧各种语言说话，悠然自得地到欧洲各地旅行，而在俄国却感到寂寞，同时也认识到俄国人不像西欧人，认识到他们有事可做，而我们无事可做，他们是在自己家里，而我们则到处飘泊”，奥涅金的行为使“俄国人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世上无事可做：是一个欧洲人，将给欧洲带来什么？欧洲需要吗？是一个俄国人，将为俄国做什么？是否理解俄国？”这个形象显示出知识阶层已经远离民族的根基，作家对这个文明社会表示怀疑，“对达吉亚娜则表达了巨大的爱，就像对一个极其亲切的俄罗斯女性表达出巨大的爱那样”，诗人使我们“懂得俄国人的理想就是最大限度的一致、顺从和人道主义”。（注：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463页。）
阅读普希金作品，“如果您是俄国人，那么一定会感觉到，这是最高级的俄国作品，而不是民间传说的赝品”，“俄罗斯精神充满了普希金的创作，俄罗斯脉搏在到处跳动”，表现了“俄罗斯人对兄弟斯拉夫民族的全部观点，表现出整个俄罗斯人的心灵，宣告了人们至今还保留在其歌谣、壮士歌、传说、故事中的全部世界观，表观出人们的爱和敬，表达了斯拉夫民族对英雄、帝王、人民的保卫者和忧国忧民者的理想”（注：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429页。）。看他的理论也如此：文学史家波列沃伊的《俄罗斯人民史》（1830）尝试摆脱法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影响，普希金高度评价这种追求学术独立行为的意义，认为“俄罗斯和其他欧洲（除法国之外）没有根本的共同性，俄罗斯历史要求的是另一种思想、另一种公式”（注：见《普希金全集》（16），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9年，第127页。）；斯拉夫主义特别推崇东正教传统， 他也认为“宗教创造了艺术和文学。如果没有宗教意识、就不会有“哲学、诗歌和道德”，所以当代俄国哲学家赫鲁兹认为，“我们只是仿效普希金说：‘东正教的教规给了我们一个特定的民族性格’，我们断定哲学当务之急是考虑并揭示这种特定性格……真正的俄罗斯哲学传统过去只能从东正教的经验土壤中延续下去（现在和将来）”（注：转引自《哲学译丛》 1998年第1期第50页。）， 因而尽管普希金追求自由并因启蒙主义而流放过，但在总体上是缺乏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西欧主义特征的：在政治上这种“知识分子”就意味着（standsfor）平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而普希金追求的是自由、法律和传统；“知识分子”憎恶定为国教的宗教、趋向于认同亵渎宗教的强制性原则，这是无信仰的狂热，而普希金尊敬由来已久并很有效果的基督教，可见普希金属于另一个时代和世界、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崇拜另一个信仰（即斯拉夫主义）（注：朱尔斯基：《普希金》，载英文《斯拉夫评论》1923年第4期， 第71页。）。他重视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性也如同经典斯拉夫主义者那样——从语言文学这个视角入手，著名论文《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1825）批评法国古典主义过分注重古希腊遗产而丧失文学民族化以告诫俄国，1825 年5月致信雷列耶夫说，“气候、政体形式和信仰使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特殊的面貌，这个面貌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诗这面镜子反映出来。某些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不计其数的习俗、信念和习惯，只属于这一个民族”（注：参见《普希金全集）（10卷本）》（10），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物，1977～1978年俄文版，第113页。），以此强调俄罗斯民族和西方的差别，并希望文学能够显示这种差别。而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人与他尽管有思想共鸣，但他们创作、理论和政治行动有浓厚西式特征，诗人借分析雷列耶夫的名诗《沉思》批评道：十二月党人没有写出活生生的俄国，其诗作“千篇一律、老生常谈……除姓名外几乎没有俄罗斯民族的东西”（注：参见《普希金全集（10卷本）》（7），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77～1978年俄文版，第28～29页。）。特别是《论文学的民族性》（1826）更注重文学的民族化，批评从卡拉姆津到十二月党人以来的文学只注意到文本材料运用或描写对象选择的民族特色，忽视文学精神上的民族性问题，“我们年轻的文学无论在哪种样式上都提供不出任何典范……我以为，我们从小就如此熟悉法国文学也许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为什么作家不服从本民族文学通行的习惯，就像服从民族语言的规则那样？他必须掌握他所描写的对象，而不顾规则上的困难，就像他必须掌握语言，而不顾语法的限制”。（注：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328页。）
二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俄国不断地发生关于民族出路、发展道路和文化趋向等重大问题之争，争论双方都把普希金作为重要的论据，这是促使普希金斯拉夫主义化的另一个原因。
因宗教差别，东正教习俗使得俄罗斯民族几乎构成了独立的宗教体系，同西方分离开并被排除在拉丁民族共同体（community ofLatinnation）之外，因而俄语尽管是从俄国古代发展而来的， 但现代俄国文学发生几乎和古俄国文学没有关系，而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offshoot），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和观念从18世纪开始就在俄国习以为常了，这种现象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民族，而应该追溯到12世纪法国和普鲁旺斯诗歌或意大利文艺复兴，俄国文学发展靠外民族力量，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使俄国熟悉了英德浪漫主义之前的文学，茹科夫斯基还使俄国韵文臻于完美，并给诗歌确立了将要成为俄国黄金时代（the GoldenAge）诗学标准的规范。这是彼得大帝改革的结果， 也正因改革不仅使俄国文学发展要与西方世界接轨，而且使贵族和农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民族化和西方化等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分化日趋严重。改革带来了双重效应，著名思想家恰达耶夫（1794～1856）发表《哲学书简》（1836）声称，俄国“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西方传统也缺东方传统。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我们不可能被世界性教育所触动”（注：转引自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第34页。）。此论引发知识界就民族出路问题激烈争论，并导致知识分子最终分化为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但作为西欧主义先驱的恰达耶夫对普希金和彼得大帝是并列赞美的，由此普希金孕育了西方文化就成为西欧主义的重要理由。曾是西欧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赫尔岑认为，俄国是以普希金现象来回答彼得改革的（注：转引自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第5页。）；别林斯基早期也把普希金西欧主义化， 从《青铜骑士》中阅读出了彼得大帝的现代意义（注：《别林斯基全集》（7），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俄文版，第188页。）。 而普希金得力于从西方文化中走出来的事实，成为斯拉夫主义重要论据。随着斯拉夫主义发生、发展、变迁，普希金本体论意义不断改变，而阐释意不断延伸。
普希金直接和斯拉夫主义结缘起源于斯拉夫主义理论家。世界上第一个用“西方世界”概念来说明“非我族类”、用来定义本土文化的对立面或参照系的是俄国斯拉夫主义者，他们眼中的西方和俄罗斯处在对立状态——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精神主义、法制的／道德的等，而且这种对立性蕴含着一个前提——俄罗斯特性在逻辑上是优越于西方的，因而在物质上落后的情形下引进西方理性主义的“物质”成果是许可的，俄罗斯的优越性能阻止物质成果对自身“精神”文化的危害（注：艾恺：《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58页。）。基列耶夫斯基在《论普希金诗歌的特性》与《俄国文学概观》中就是这样把普希金纳入斯拉夫主义世界，但不否认普希金接受西方的影响，从而使普希金获得了超越了西欧主义的另一种意义，并借用普希金来否定西方理性主义，认为普希金是哲学家，其创作“表述自己对理性的怀疑”（注：《и.B.基列耶夫斯基全集（2卷本）》（2），莫斯科，1911年俄文版，第5页。）。
当时不少人对普希金发表了同斯拉夫主义相当的看法。果戈理在著名论文《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1835）中深有感触的说，“一旦提及普希金的名字，就令人想起俄罗斯民族诗人……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精神、语言、性格反映得这样清晰、这样纯美”，并从普希金创作中得出精辟的“民族性”结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绘农妇所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即使诗人描写陌生世界，只要他用带有民族因素的眼睛来观察，用整个民族眼睛来观察，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就可能是民族的”（注：《果戈理文集》（6），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3年俄文版，第33～34 页。）。别林斯基后期也把文学民族化理论同普希金联系起来，认为“只有既是民族性又是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文学；只有既是人类的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文学”（注：《别林斯基选集》（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7页。），在《关于俄国文学的感想和意见》（1846）中批评彼得改革后所出现的“以抄袭欧洲样本为骄傲”的现象，断言只有到了普希金和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才走向成熟、民族化，因而“对普希金越是深入思考，便能深刻地领会他同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在之间的生动关系，并确信研究普希金也就是研究整个俄罗斯文学”（注：《别林斯基全集》（11），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俄文版，第193页。）。对1848 年欧洲大革命失望的后期赫尔岑对普希金也有同感，认为把《奥涅金》视为《唐璜》是不了解普希金和俄国，是根据外表特征下判断，奥涅金完全是俄国的产物。
随着俄国社会变革进程，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之争在50年代演变为“根基论”运动，这是一次讨论俄国发展如何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负面影响的文化运动，普希金身上的斯拉夫主义特征又一次被强化。根基派的代表性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俄罗斯精神和思想并不仅仅表现在普希金一人身上，但只有在他身上才表现得最充分，表现得像完整的事实一样明白”（《〈俄罗斯文学论文集〉序言》，1861）。而《俄罗斯导报》主笔卡特科夫根据改革后形势和普希金在西方影响不大的现象，否定俄国有保存斯拉夫文化的可能性，主张俄国出路只能是全盘西化，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文《墨守陈规和通情达理》（1861）反驳说，“一部分俄罗斯人几乎没有参与另一部分俄国人的活动，这种分离持续了很长时间。普希金是一部分人的民族诗人，这部分人就是俄罗斯人，是他们感到普希金第一个自觉用俄罗斯语言和方式、用俄罗斯人眼光和观点同他们讲话，发现普希金身上的俄罗斯精神”；莎士比亚、席勒和歌德是深深地影响过俄国、普希金在西方影响是不很大，“问题是欧洲还不了解俄国……一旦俄国因素很有效地进入全人类发展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欧洲就会了解普希金”。在1880年6月普希金纪念演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开门见山地声言， 普希金“是一种带预兆性的现象”，预示着俄国在文化精神上摆脱彼得大帝改革所带来的欧化影响，“如果普希金能活得长久些，那他可能会塑造欧洲兄弟所理解的俄罗斯精神那伟大而不朽的形象…我们之间的误会和争论也许就比现在所看到的少一些”。同样，作为根基论的重要人物——有机批评代表格里戈利耶夫、丹尼罗夫斯基和斯特拉霍夫等人也借用诗人反对60年代虚无主义：“只要俄国人和俄语存在……人们就会谈论普希金”。甚至被视为虚无主义者的屠格涅夫也认为，“彼得大帝和普希金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接近的”，“我们在普希金所创立的语言中获得了长期生存的一切条件：俄国的创作与俄国的感受和谐地汇合在这种优雅的语言中…他诗歌最本质东西及其全部特性都符合我们民族的本质和特性”（注：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513—516页。）。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认为“普希金的西方性和俄国性是同一的”，“他在本土扎根越深，在欧洲扎根也更加根深叶茂”。
别尔嘉耶夫认为“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争论。具有历史形态的两个派别逐渐过时了，甚至可以认为被克服了，但问题本身却保留下来了。20世纪它在新形式下又重新提出”（《俄罗斯思想》）。白银时代出现普希金热，意味着普希金形象作为俄国文化先驱和俄国精神的绝对表达方式，在20世纪初获得了特殊的体认。宗教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对普希金意义的理解发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强调普希金对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的价值，把诗人的外来影响也视为民族化的重要步骤，在纪念普希金去世60周年和诞辰100 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中发表了《普希金的命运》（1897）、《普希金著作中人的特点》（1899）和《普希金诗作中的诗意》（1899）等文中得到强化，并被白银时代另一个哲学家弗兰克所继承。在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眼中，普希金对于俄国文学精神的民族化的意义是无限的：“既描写现实生活又要表现想象领域，这在西欧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但在俄国文学中却迎刃而解，普希金是首先解开斯芬克斯之谜的人，他全部创作都可作为例证，特别是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是普希金精神上的继承人，并对普希金精神作出了最杰出和最天才的阐释”（注：D.J.理查兹和C.R.科克瑞尔：《俄国的普希金观》，Willem A.Meeuws出版社，1976年，第108～117、88～98页。）。同样，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强调普希金与西欧的差别，认为普希金眼中的自然之道教人以安宁、谦卑和单纯，而这正是歌德、拜伦、莎士比亚和但丁所没有的；异教和基督教是无法调和的，只有在创造和智慧的顶峰二者才会暂时停战，普希金的诗歌在这两个原则之间取得了和谐与平衡，这在俄罗斯文学中是唯一的例子。
就在这样不断被阐释过程中，普希金获得了愈来愈稳固的斯拉夫主义定位。苏联中断了这种阐释带来了巨大后患，因而在新世纪之交再提诗人与斯拉夫主义传统之关系是必要的。当下俄国现代化西化趋势非常强劲，在欧洲文化泛滥情形下，“非民族化”很危险，会使俄国难以真正实现健全的现代化，而丧失民族特性的俄国不会跻身欧洲，也会失去在世界文化中的合法地位，变成谁也不需要也不感兴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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