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时代最具远见的先驱——利奥#183;西拉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具论文,远见论文,先驱论文,原子论文,利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奥·西拉德是原子时代早期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物理学家。说他平凡，是因为论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他远不及爱因斯坦、卢瑟福、波尔等名家大师那么丰硕和辉煌；论对原子能运用技术方面的贡献，他也不如奥本海默、费米、劳伦斯等领衔人物那么卓越和显著。然而，在原子时代的初始阶段，在原子弹问世的整个历程中，西拉德所扮演的“先知”角色、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却是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他第一个明确预见了通过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以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最早开始了有目的的研究和探索；同时，他又第一个敏锐洞察了这一科技成果可能被玷污和滥用的危险性，并为此率先进行了最积极的实际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拉德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是原子时代最具远见的先驱者。
最早设想原子弹技术可行性的科学家
1898年2月11日，西拉德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19年底他告别了故乡，前往德国，很快就跨入了柏林大学，师从爱因斯坦、普朗克和冯·劳厄等物理学泰斗，着重攻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继续在德国从事研究。1933年初，他因不满希特勒法西斯的倒行逆施，忿然离开德国，几经辗转，于5月初抵达英国伦敦。
1933年9月，一个新颖奇特的念头开始形成于西拉德的脑海之中。在众多的物理学家里，他第一个清晰地设想：如果能够找到一种元素，当它被中子击破后吸收一个中子并发射出另外两个中子。如果这种元素大量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可以实现核链式反应，进而释放出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由此一种威力无比的武器——原子弹的制造便成为可能。
当然，西拉德的上述想法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他尚未寻及那种合适的元素，也还没有通过有关的实验来加以证实。但是，西拉德的这个念头却绝非空穴来风、无源之水，而是他总结和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进行大胆推论的产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科学家们接连发现了X射线、天然放射性和电子，证明了原子的存在和原子的可分性，并进而认识到原子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原子内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1905年，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发展他的相对论时创造性地揭示了质量和能量相互关系的规律，得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质能等效性公式：E＝MC[2]（能量＝质量×光速的平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所存在的对世界的概念。1911年，英国物现学家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他指出：在原子的中央有一个带正电的“原子核”，它小得微不足道，但却集中了几乎全部原子的质量。按照卢瑟福的学说，结合爱因斯坦的理论，“原子能”其实就是“原子核能”的真相便昭然若揭。通过原子核反应而释放能量的奥秘也就不言而喻了。从此原子科学跃入了新的阶段，物理学家们开始向原子核进军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其中的少数佼佼者已经用所知的各种粒子对原子核进行了轰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中子不带电，不受原子核同性电荷排斥力的影响，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中子又拥有足够的重量，易于攻入原子核内部，引起核反应。这样，科学家们获得了一把打开原子核宝库的理想钥匙。
然而，当时科学家们研究物质、物质结构、原子层次，主要是出于探究大自然奥妙及其内在规律的目的，很少有人想到要直接利用这种能量。再加上理论上和技术上还有不少障碍尚未克服。因此，对于原子内蕴藏的能量能否实际应用的问题，开始并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连爱因斯坦、卢瑟福、波尔这几位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巨匠也都认为：人类要利用原子核能几乎是不可能的。1934年，杰出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先后用中子使原子核产生了分裂，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该过程实际上正是原子核的裂变反应。
倒是一位名叫H·G·威尔斯的英国作家在了解了原子科学的一些新知识之后，灵感大发，于1913年撰写了一部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其中描述道：在“原子裂变”的过程中释放出“无限的能量”，导致全球核大战，最终200个城市被“原子弹通红的冲天大火”烧成一片废墟。〔1〕显然，威尔斯是从科学幻想的角度来着笔的，他没有也不可能对所涉及的物理学专业问题作进一步的参悟和探究。可是，他所做出的虚构恰恰发挥了抛砖引玉的功效。正是在威尔斯这部小说的触发和提示之下，凭藉着物理学方面的已有成就，西拉德首先设想了实现核链式反应和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
带着这个崭新的念头，西拉德登门拜访了卢瑟福。但这次会晤不欢而散，按西拉德自己的说法：“我被扔出卢瑟福的办公室。”〔2〕不过，此等“怀才不遇”的情形并没有使西拉德心灰意冷，打消自己刚刚迸发的思想火花。
1934年，西拉德开始在牛津大学从事有关的实验。当年3月，他提出了关于原子能的一项专利申请，阐述了用中子轰击原子核而实现人工放射性的理论。6月28日和7月4日，西拉德再次提出了两份专利申请修正案。前次申请专利时，他的论文题目是《化学元素的蜕变》。现在他又加上“通过蜕变释放原子能用于动力生产和其他方面”的理论。在此，西拉德第一次正式揭示了由中子轰击适当的元素而引发链式反应并产生爆炸的原理。他明确指出：“新的能源不仅能够用于工业生产，而且还可能用于制造战争武器。”〔3〕西拉德所以要申请专利，主要是出于保密方面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商业性利益。他认为，既然存在着链式反应成功的可能性，如果让纳粹德国抢了先机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应当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推迟公开实验成果，以尽可能地保持住在这一科学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随后，西拉德走访了英国军方，试图把自己的专利转让给他们加以保密。尽管陆军部对此无动于衷，但西拉德还是设法使海军部接受了他的要求。
1935年，西拉德向许多原子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应该理智地、起码是暂时地停止发表他们的工作成果，并且要考虑到他们的研究有着严重的、甚至是危险的后果。可是，大多数科学家拒绝了他的建议，在他们看来，攻克原子堡垒的希望似乎十分渺茫，堡垒还没有攻下就奢谈战利品，无疑是“过早的担心”〔4〕。
20世纪30年代末，核物理学领域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1938年12月19日，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使之分裂为几乎相等的两部分。闻知此讯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哈恩的老合作者梅特纳立即与其外甥、物理学家弗里施一起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和实验，从而成功地证实并合乎逻辑地解释了铀核“裂变”的事实，且明确地观察到了由此而发的异乎寻常的巨大能量。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成为物理学界万人瞩目的焦点。1939年初，美、英、法、德、丹麦等国的许多科学家也都分别通过类似的实验，取得了同样的结果。
此时，西拉德已迁居美国一年有余。铀核裂变的实现，使他“对预料中的武器可能产生的威力在脑海里翻腾得最厉害”〔5〕。1939年2月2日，西拉德致函约里奥·居里说：铀核裂变以后，“如果能有一个以上的中子被释放出来，那么就有可能产生链式反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制造对人类有极大威胁的原子弹也是有可能的。”〔6〕3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西拉德与加拿大学者沃尔特·津恩一道完成了核裂变实验。更重要的是他们观测到在铀核裂变释放巨大能量的同时，还释放出大约两个中子，这就意味着链式反应可以自持下去。差不多在此前后，约里奥·居里、哈恩、费米等人也都接连发现了这一点。现在，西拉德已充分肯定，原子弹的问世为期不远了。
综上所述，“西拉德是一位具有巨大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人，他比其他人更早地开始设想，制造原子弹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实现。”〔7〕
最早积极敦促美国政府发展原子弹的科学家
正当原子弹的曙光冉冉升起之际，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步伐也在一天一天地加快。日渐浓密的战云给这项伟大的科学成就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急于寻求致胜武器，原子核物理学研究又十分活跃，且拥有哈恩、海森堡、魏扎克等一流科学家的纳粹德国，似乎很有可能先拔原子弹的头筹，从而成为其征服世界、摧残人类自由与和平的“杀手锏”。
对于这样的可怕前景，西拉德从刚刚想到原子弹的那一天起，就已清醒地预见到了。时至1939年初，西拉德的这种忧患意识自然是与日俱增。不过，更使他感到焦虑和不安的是，友好国家的绝大部分同行却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许多人甚至认为实现核爆炸仅仅是一种空想。所以，当西拉德再次呼吁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停止公开发表有关核研究的文章时，响应者却寥寥无几。结果，本着学术自由和知识属于全人类的原则，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围绕核裂变问题进行着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有关的成就和信息便不断地公布与披露。据统计，1939年1至6月，仅英国《自然界》杂志就登载了“20篇论述铀的论文”〔8〕。
看来，采取某种措施，以扭转局面已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了。1939年3月16日，即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天，西拉德与波尔以及来自匈牙利的物理学家威格纳、泰勒等人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会上，西拉德敦促大家同意如下三个步骤：第一，“科学家们必须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军界进行接触”；第二，“必须进行一场战斗”，动员一切力量加紧技术上的攻关；第三，“必须说服所有物理学家不要再在公开场合谈论裂变”〔9〕。
眼下，最急迫、最关键、也最棘手的任务就是如何尽早唤起美国官方的警觉和关注。因为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大力资助和支持，全面而系统地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便难以展开。于是，从1939年3月到7月，西拉德和威格纳、费米、泰勒等人即想方设法，四处奔走，力图与美国政府接触和沟通。然而，西拉德等人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美国人。这些外来科学家当时在美国缺少关系，领导阶层不熟悉他们的名字；况且在其他大多数科学家还表现得相当“迟钝”的情况下，要使那些军政界的首脑们很快领悟原子研究工作的巨大意义和深刻影响，自然就更为不易。因此，西拉德等人想唤起当权人物注意的尝试，起初屡屡受挫。
在此期间，德国人在核物理学领域的研究动向和有关迹象则进一步令西拉德等人觉得，纳粹德国正在迅速而顺利地进行着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惊悸之余，他们特别担心德国获取更大数量的主要材料资源铀。当时欧洲另一个有储备铀的国家是比利时，因为比属非洲刚果是一个重要的铀矿产地。西拉德和威格纳意识到，应该把这些不测事件告知比利时政府，以便能中止向德国出口铀。西拉德回想起他以前在柏林的导师和合作者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素有交往，他打算通过爱因斯坦向比利时政府提出适当的警告。爱因斯坦因受纳粹政权迫害，已于1933年移居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教授。此时，他正在长岛度假。1939年7月16日，西拉德和威格纳一起前往长岛拜会了爱因斯坦。西拉德回忆说：“爱因斯坦并没想到在铀内可能产生链式反应，但是当我刚一向他提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立刻对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了评价，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我们。”〔10〕于是，由爱因斯坦口述，威格纳笔录，起草了一封致比利时方面的信。他们三个还商定，把寄给比利时的信连同一份说明先送交美国政府过目，解释情况。
从爱因斯坦处返回纽约后，西拉德通过朋友的引见，结识了亚历山大·萨克斯。萨克斯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是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和非正式顾问，经常出入于白宫。萨克斯十分理解西拉德的用心，并认为要取得结果，就必须让白宫注意到此事。因此，他向西拉德建议，爱因斯坦拟议中的信与其写给比利时，还不如写给罗斯福总统，直接向总统呈报有关的情况。萨克斯表示，愿意亲自出马将信送达总统手里。于是，在泰勒的陪伴下，西拉德再一次拜访了爱因斯坦，与他共商致信罗斯福总统的问题。爱因斯坦用德语口授了信的草稿，由泰勒速记下来。随后，参照这份草稿，经过补充和修改，西拉德拟就了一长一短两封信，署上日期8月2日，一并寄给爱因斯坦，请他审阅并决定哪一封交给罗斯福总统。爱因斯坦倾向于详细说明观点的那封长信，便在上头签上自己的名字，再寄还给西拉德。十多年后，爱因斯坦回顾说：“我在原子弹制造和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一事上的所作所为仅仅在于：……我在西拉德起草的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11〕
这份字斟句酌的信件，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及其可能的危险导向，“最近四个月来，……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这件，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做到。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信中呼吁：“这一情况的某些方面似乎需要加以密切注意，如有必要，政府方面还应迅速采取行动。”〔12〕
8月15日，西拉德将这封经由爱因斯坦签名的信件连同一份他自己对信中有关技术问题加以说明的备忘录，一起交给了萨克斯。然而，在随后的近二个月时间里，由于国际风云剧烈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燃起，萨克斯担心百忙之中的总统可能无暇认真处理原子弹这一长远性难题，因而他没有立即上访白宫。度日如年的西拉德见迟迟没有回音，不禁心急如焚。10月3日，他给萨克斯发出了最后通牒：必须在十天内采取行动。同时，西拉德甚至打算重觅信使，另找门路。不过，在10月11日，不辱使命的萨克斯总算谒见了罗斯福总统，呈交了有关的信件和材料。对此，明智的罗斯福总统作出了积极而肯定的答复，同意立即采取行动，提供支持，并专门设立了一个“铀顾问委员会”，来负责该项工作。这样，在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攻克原子能堡垒的战役也在美国揭开了序幕。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西拉德等人的处境来看，利用爱因斯坦崇高的权威和声望，径直走最上层路线，以谋求政府对原子能研究的直接参与和财政援助，这的确是一个通权达变的良策。尽管此后的二年多里，美国当局仍未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的整部机器还没有高速运转起来，但爱因斯坦的介入毕竟成功地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促发了这部机器的启动，并由此进行了一些先期的技术准备，从而为日后庞大的全力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奠定了基础。而造就这种起步和开端的最初且最积极的策动者和参与者，显然是非西拉德莫属。如果没有他的穿针引线和推波助澜，爱因斯坦和萨克斯是否会适时介入，类似的发展是否会在大约同一时期发生，原子弹是否会在二战结束之前问世，这肯定都是疑问。
最早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使用原子弹的科学家
1941年底，美国的原子能计划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2月6日，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大量拨款和充分利用技术资源来制造原子武器的决议。1942年8月，“曼哈顿计划”正式全面展开。到1945年春，经过数以万计科技精英的协力攻坚，主要的专业难题和技术障碍已被基本解决和清除，原子弹的诞生指日可待了。同时，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也被列入了议事日程。眼见大功将成，原本最为热心的西拉德却并没有感到欢欣鼓舞。在他看来，原子弹所特有的巨大破坏力和危害性将远甚于它所带来的科学进步。当年，正是为了防止纳粹德国抢先拥有这种毁灭性的超级武器，为了抵御希特勒潜在的核威胁，西拉德才挺身而出向美国等国家的科学家和决策者发出了最早、最强烈的预警信号，并不遗余力地敦促有关方面尽快采取相应的行动。然而，自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来，五年多过去了，现实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眼下，反法西斯阵营正迅猛反攻，胜利在望，轴心国集团则土崩瓦解，奄奄待毙。尤为突出的是德国的原子弹发展计划已被确证还仅仅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阶段，最恐怖、最直接的威胁来源和刺激因素烟消云散了。此时此刻，美国继续研制原子弹是否还有意义？原子弹一旦生产出来，是否有必要马上就投入实战？高瞻远瞩的西拉德当即匠心独具地切住了这些初露端倪的微妙问题。
1945年3月，西拉德起草了一份颇有见地的报告，预言了使用原子弹的消极作用和严重后果，阐述了既不使用原子弹、也不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理由，探讨了全世界共同控制原子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西拉德警告说：“我们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危险，大概莫过于美苏两国间可能产生的一场核武器竞赛，而这场竞赛是由于我们向他们展示了原子弹而挑起的。”同时，“在研制和使用原子弹的过程中，美国正在逐步削弱并且最终将毁掉它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13〕“在这次战争以后，如果在火箭方面有可能实现重大的进展，人们就可设想美国的城市就有可能受到这类远射程导弹的原子武器的轰击。”因此，西拉德强调指出：“在讨论战后我们的处境时，……要对俄国将能在战后发挥的作用给以极大的关注。……一旦和俄国签订一项协定，到那时，就可能使监督制度遍及到世界各国。”〔14〕
西拉德决定将这份报告直接呈递给罗斯福总统，争取总统的理解和支持，以期自上而下地施加影响。于是，3月25日，西拉德又像五年多前那样前往普林斯顿拜见爱因斯坦，请他帮忙给总统写了封介绍信。稍后，西拉德通过第一夫人埃莉诺开始接近罗斯福总统。总统夫人约他于5月8日在白宫会商此事，遗憾的是，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去世，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尚未披阅的爱因斯坦的信和西拉德的报告。
意外受挫的西拉德只好另辟蹊径，重新打通关节。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同新任总统杜鲁门取得了联系，杜鲁门将此事托付给贝尔纳斯。贝尔纳斯不久后被任命为国务卿，但此刻他在政府里还没有正式职位。5月28日，按照杜鲁门总统的指示，西拉德在另外两位科学家的陪同下，赶赴南卡罗来纳州的斯帕坦堡造访了贝尔纳斯。然而，双方一开始就话不投机，意见相左，找不到共同语言。西拉德的看法甚至给贝尔纳斯留下了“不良的印象”。结果，会谈不欢而散，西拉德等人无功而返。
6月11日，以詹姆斯·弗兰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原德国哥廷根大学物理学教授）为首、包括西拉德在内的7位科学家联名签署了一份提交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备忘录，强烈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建议把原子弹投掷在沙漠或荒岛上以作威力演示，并请联合国全体代表前去参观。该备忘录强调，原子弹的破坏力超过了现有一切武器的破坏力，对这种新式武器的足够有效的防御是无法通过科学家的种种发明来保证的。而只有通过新的世界性政治组织才能实现。因此，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刻不容缓地达成对原子武器的国际监督和控制。但是，如果美国突然以原子弹袭击日本的话，这种必要的信任马上就会遭到破坏，将来国际间一定会展开核军备竞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势必会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
这份备忘录后来被称为《弗兰克报告》，它是当时发自科学界的影响最大的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呼声。爱因斯坦在1955年3月曾说道：“我没有参加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警告活动。这项荣誉应归于詹姆斯·弗兰克。大家要是能听他的话就好了！”〔15〕不过，事实上《弗兰克报告》主要还是出自西拉德之手。弗兰克虽然是这一行动的主持者，但由于用英文书写不很熟练，他便将报告的起草交给了他的助手尤金·拉比诺维茨。拉比诺维茨则又依靠其挚友西拉德的策划而共同完成了报告的拟定。所以，《弗兰克报告》中的大部分建议都是西拉德和拉比诺维茨提出来的。西拉德的有关见解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和体现。然而，同西拉德前一次的报告一样，《弗兰克报告》也没能敲开华盛顿当局紧锁的门扉。实际上，到6月初，尽管正式的命令尚未发布，但杜鲁门已经做出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决定。
不屈不挠的西拉德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作为一名刚入籍的美国公民，他根据合众国宪法上所保证的公民“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起草了一份“致美国总统请愿书”，并于7月初开始在参与原子弹研制的同行中散发，征集签名，请愿书呼吁：“除非把我们向日本提出的一切条件详尽地公诸于众，而且日本在知道这些条件后仍然拒绝投降时，美国才能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原子弹。”〔16〕本来西拉德的原稿要求在道德考虑的基础上，彻底拒绝使用原子弹，但它后来被重新措辞。之所以采取比较和缓的立场，是为了在科学家中间得到更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西拉德的请愿活动旋即受到了有关主管方面的干涉和阻挠，同时科学家群体内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议和分歧。结果，只有一小部分科学家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并且请愿书向上呈递之后，也没有送达杜鲁门之手，事实上，在最高决策者主意已定的情况下，普通公民的所谓“请愿权”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随后，一朵朵震撼心魄的蘑菇云终于在美国的阿拉莫戈多和日本的广岛、长崎接连升起。它向世人展示了空前的毁灭力，给全球造成了巨大的恐怖感。但它却无法淹没西拉德等人正义的呼声。相反，它激使更多有良知的人们幡然醒悟，重新认识了西拉德的先见之明，转而加入了反对核威胁、保护全人类的斗争行列。
原子核能的开发和利用给人类锻造了一把前所未有的双刃剑，它呈现了最光明的希望，也引发了最阴森的忧虑。作为原子科学发展的产物—一原子弹不幸孕育于三四十年代那段狼烟四起、血雨腥风的岁月。对抗和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原子核能的释放首先将被引入肇祸于人类的歧途。然而，当时大部分有关的科学家们或是出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习气，或是由于缺乏勇气而有意回避，因此对于自己研究成果的负作用及潜在的危险导向，表现出了不应有的迟钝和麻木，保持了令人遗憾的缄默。西拉德与众不同和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但率先从技术的角度构想了原子弹，而且又最早把它置于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做全面的考察，始终把原子科学的发展，同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人类命运的安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为保障这一理性的果实不被毒化和滥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抗争。西拉德对原子弹所独具的卓识远见，他由此所体现的嫉恶如仇的鲜明正义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以及让知识造福于人类的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大的振聋发聩作用，也是后世之人永远值得效学的宝贵遗产。
注释：
〔1〕〔2〕〔16〕Peter Wyden，Day One.Before Hiroshi-ma and After.New York,1984,p.20、21、176.
〔3〕〔13〕[美]里·罗兹：《原子弹出世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0、846页。
〔4〕〔6〕〔10〕[德]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能出版社，1980年，第31、50、57页。
〔5〕〔14〕[法]贝特朗·戈尔德施密特：《原子竞争1939—1966》，原子能出版社，1984年，第16、93页。
〔7〕[美]O·内森、H·诺登：《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上卷，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383页。
〔8〕[美]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9〕[美]R·穆耳：《尼尔斯·玻尔》，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67页。
〔11〕〔15〕[美]O·内森、H·诺登：《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卷，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329页。
〔12〕[苏联]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