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1978年至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GNP）从3588.1 亿元增至31342.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2.79倍，年递增9.29%； 按当年价格计算，则增长7.74倍，年递增15.54%。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75元增至2663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2.07倍，年递增7.76%； 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6.1倍，年递增13.96%。原定到本世纪末GNP比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已于1995年完成。这样的历史性成就，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格局，而且形成了有步骤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
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全球性的作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决非偶然，而是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本世纪结束前的最后20年，给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面对机遇，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正确把握，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政举国策，震撼了国际社会。体现这一历史机遇的重大背景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
总的国际形势从对抗走向对话，由军事竞争走向经济合作，由区域军事集团走向区域经济联盟。这是人民觉醒的开始，无论是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政府，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政府，都从前苏联解体的反思中强烈地意识到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经扩大。现时的国家安全，已取决于三方面因素：国防巩固、经济增长、环境质量。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出现了两件新奇事：第一，死于环境恶化的人数超过了死于战乱的人数；第二，因经济失败导致国家解体和政权性质改变。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变化，告诫人们一个事实：全球的军事威胁正在减小，而非军事威胁正在扩大，并日益取代前者。
因此，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并将“经济安全”奉为国家安全的首位。在这样的认识支配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环境，自然十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第二，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出现东移的趋势，推动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崛起
这一东移趋势的成因，笔者以为，主要因素有三：一是70年代以来，以日本、“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推动了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并随之出现了诸如东京、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促进了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进而为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奠定了基础。
二是随着亚洲地区局部战争的先后结束（如越战、柬战、阿战、中苏冲突），亚洲国家顺应历史潮流，改革浪潮四起，传统落后的经济体制逐步为先进的、易与国际接轨的经济体制所取代，既稳定了地区政治，又呼应了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趋势。
三是9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衰退，迫使其转向亚太市场，这个市场充满生机和强劲的发展势头。
第三，时空优势的叠加，使我国的发展机遇得天独厚
首先，我国在亚太地区地理位置决定了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区域——沿海地区，正是具有空前发展潜力的东北亚、东南亚的结合部位置，即环太平洋西岸地区。这里所形成的若干经济圈，分别与我国东北（含渤海海湾地区）、华东、华南的沿海经济带相连系，带动了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崛起，并加速与国际经济接轨。
其次，我国在经历十年动乱的历史反思之后，痛感民族落伍之苦，举国上下有了奋起直追、经济立国的决心。随后又成功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国策，转换了机制，完善了体制，从而为解放生产力、加速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环境和条件。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它深刻地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这种改变，为把握即将到来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奠定了基础。
再次，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东亚经济的崛起，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外资的大量进入，必然伴随引进与国际惯例相联系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各个领域和方面，起到加速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催化作用。
第四，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必然要有一个经济相对高速增长的时期
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刺激供给，解决就业，理顺和处理由来已久无力解决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是为发展积累资金。因此，前一时期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符合这样的规律的，也是正常的。要实现高速增长，有一个机遇问题，既有国内机遇，也有国际机遇。一旦丧失这个机遇，中华民族就很难摆脱两大国际压力：即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这个思想，是千真万确的。在建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次失去了发展机遇：一次是50年代照搬苏联发展模式，虽有成功之处，但毕竟束缚了自己。教训是模式太单一，占居主导地位太久。当然，影响发展还有其他因素起作用，如国际冷战环境等。另一次是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时期，我国正值“十年动乱”，失去了抓住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转移的历史机会。因此，当前的机会绝不可再次丧失。
二
我国十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改变了中国面貌，强化了中国在全球的形象和地位，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自豪。但是，在此期间所积累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也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并妥善加以调整和解决，势必严重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社会的安定。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六个方面。
第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贫富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首先我们应当肯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前进道路上的正常现象，它与推动前进的动力，是一种因果关系。
收入的差距，如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公平的、适度的范围之内，将会产生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反之，这种动力可能会变为阻力。
当全国出现百万个“百万富翁”（甚至有千万富翁）的时候，毕竟仍有592个贫困县的8000万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另有1200 万城市居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人们对此不满的有三方面问题：其一，差距太大，而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二，相当一部分人发财致富路子不正、行为不端，属不守法户或权力致富户。由此将误导行为，毒化社会灵魂；其三，政府税收管理不力，偷漏税致富者不乏其人。
笔者以为，要逐步克服差异日益扩大的趋势，应当在以下方面做工作：①在沿海、沿江发展战略取得成功，并形成东西部明显的经济梯度差之后，应当着力研究如何发挥沿海、沿江经济向内地、沿边地区辐射和渗透作用问题，在此基础上完善全方位发展战略；②在政策上实施地区倾斜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应当及时将重点转移到产业倾斜上，并使两种倾斜政策有机地结合，发挥综合效应；③强化和健全再分配体系，从制度和管理上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第二，中度通货膨胀连续出现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最终酿成国家经济悲剧和政治悲剧的现象早已有之，其中以巴西和南斯拉夫为最。巴西的教训对于我们更具典型意义。巴西从1968年至1978年出现了整整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被世人誉为“巴西经济奇迹”。然而1977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高达77%），于1979年起经济开始陷入困境，终于以1989年的1500%的通胀率而告失败。十年的“巴西经济奇迹”，毁于十年的高通胀，这一惨痛教训必须汲取。
据上海1993年一份课题报告分析，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已先后出现过4 次中度通胀，生活费用指数均达到二位数。第一次是1961年，指数为16.1%。另三次均发生在我国这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分别为：第二次发生在1985年，这是我国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后的第一个重要年头，价格改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调”逐步转向“放”。这一重大变化，既促进了供给的增加，形成了改革以来第一次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导致了物价总水平的上升，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涨了11.9%。第三次是1988年至1989年，在1985年所形成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为抑制通胀，中央曾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导致1986年经济严重滑坡。后经调整，又于1987年超量发行货币，1988年出现了负利率现象。由于广大群众对改革以来首次通胀的预期，加之媒介工具的渲染，酿成了令人心悸的1988年抢购之潮，生活费用价格指数达20.7%。第四次是1993年，经过1989年开始的三年“治理整顿”，1991年经济步出低谷，1992年经济发展出现空前的高潮，但潜伏在治理整顿期间的通胀得到释放。随着生产资料大幅度地涨价（当年1—6月，同比上涨30%），生活费用指数达12.8%。加上金融秩序的严重混乱局面，加剧了这次通胀的过程。令人告慰的是，这次通胀的治理一反过去大刀阔斧的做法，采取了“点刹车”、“软着陆”的方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三次发生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通胀，使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经济发展必须走良性循环之路。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应当是一组综合指数体系，而决不能追求单纯的速度指标。这个指数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综合平衡和协调增长与稳定的相互关系；
二是经济增长率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度”，这个“度”由我国国情所决定。从定性的角度分析，这个度应当体现在增长与稳定的协调关系上，即经济增长决不能以严重的通胀为代价；
三是我国当前的实际通胀指数已达临界，任其发展面临的是深渊，而离开了对低效益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控制，去谈反通胀，恐怕是隔靴搔痒。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亏损严重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亏损，已成全国性的热门话题。由于实际亏损面高达60%，资产负债率达70%，因此在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有企业作出的贡献与其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加重了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对此，笔者有以下思考：
其一，改革前，国有企业是奠定国家经济基础的主力军；改革中，国有企业充当了改革成本的角色，以自己的贡献，支撑了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因此，综观国有企业迄今为止发展的全部历史，其功不可没。
其二，总结回顾国有企业近十年来的发展过程，其改革思路有一误区，即违背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处理原则。当企业发展受挫、生产滑坡、经济亏损时，我们往往不从企业外部环境的束缚上去找原因，而仅注重企业内部的问题。须知，企业内部的主要问题（如机制、管理和积极性）往往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提高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处理原则上来认识，我们过去的做法实际上是颠倒了两者相互位置：即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我们没有正确及时地去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反地去研究、解决生产力自身的问题，试图在超越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去解放生产力。
其三，如上所述，当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仍然没有脱离这一认识误区的樊篱。众所周知，“现代企业制度”的正确阐述是现代企业的“制度”，即造就现代企业的制度和环境，其重点在于建立一种制度，塑造一种环境，只有在这种制度和环境中，才能成长起一批现代企业。很显然，我们试点的重心应当是建立制度和塑造环境，这是生产关系的范畴。而事实上，我们试点的重心仍然在若干个企业身上，尽管试点中也在所难免地触及到生产关系的内涵，但毕竟主次颠倒了。
第四，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我国以全球7%的耕地，养育全球22%的人口，其任务之巨、 风险之大是举世皆知的。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不前，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家。这不仅对国际粮价的上涨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而且扩大了我国宝贵的外汇支出。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诸如“文革”前生育失控等政策性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人均耕地和人均粮食日益减少，而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过程又加剧了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使农业难于摆脱仍然是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困境。
这里有两方面认识十分重要：
其一，农村对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回顾中国历史，每每社会动荡往往始于农村，发端是粮荒。至于农业与国民经济的休戚关系更是不言而喻。1993年的通胀，其生活费用指数上涨部分的70%因素在于农副产品价格，便是一例。
其二，必须高度重视当前影响农业稳定的因素，并采取有效和果断措施加以消除。这些因素主要是：
1.经济高速增长以无节制地扩大非农用地为代价，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我国耕地与日锐减。乡镇工业企业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其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二，为经济高速增长之元勋，也是与农争地的“带头羊”。由于以地生财思想的广泛传播，各地政府为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竟然突破中央政府批准的200个经济开发区， 到1992年“超额完成”为8600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全国县以上城镇用地的总和。因此，农业面临的双重压力是：全国每天耕地减少2.5万亩，人口每天新增4万多人。
2.由于工业的空前发展，环境成本和社会代价日益昂贵。在农用耕地加速非农化的同时，耕地由于生态失衡所致，肥效流失严重，贫瘠土地超过2/3以上，沙漠化的加速又从另一侧面恶化耕地质量。 耕地总量的锐减，加之单产降低，粮食短缺必然加剧。要提高单产，必须投入技术和增加化肥，此举将提高粮食成本，要扩大耕种面积，似乎又不太可能。长此以往，其出路是扩大粮食进口，这无论从我国日益扩大的支付需求和世界粮市日益收缩的现实考虑，都是一个难圆的梦。
3.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普遍薄弱，有相当一部分根本没有发挥政权的作用，这从组织保证上削弱了农业。
第五，民工潮持续不断
据统计，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高达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7%， 其跨省流动的约2000万人。对于这一出现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社会现象，笔者以为应从如下方面进行分析和思索：
其一，应当正确剖析民工潮成因机制及其社会、历史和经济的背景，方能确立正确的观念和对策。
1.农业劳力向非农业劳力转移，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就是这种劳力转移的历史。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力占社会总劳力约为10%，90%劳力是从事其他生产，进而大大丰富社会财富总量。
2.当前我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现实是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力。这些剩余劳力的形成有两大原因：①人均耕地日益减少。从1957年到1993年的36年间，全国乡村总人口从5.5亿增长到8.5亿，增长56 %； 而耕地从16.7亿亩减少到14.3亿亩，减少14.4%。两者叠加，人均耕地从2.7 亩降为1.2亩；②农村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大大释放了农村劳力。以全国种植业为例，1986年每亩平均用工293个，1993 年每亩平均只需18个。
由于这两大原因，至1993年底，我国3.4亿农业从业人口中， 除1.64亿人尚属充分就业外，至今还有1.76亿农业剩余劳力。 加上目前我国农村劳力仍以每年500～1000万的速度递增，面对如此局面， 失去土地根基的农民必然要寻求新的生存之路。
3.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成为民工潮的利益驱动机制。广大寻求生存之路的农村劳力，显然为城镇的高收入所吸引，形成了流动的产业大军。这些流动的劳力是分流的，多数在省内流动，少数跨省流动；有的是流向大中城市，大多数流向乡镇企业和规模较小的建制镇。目前，我国有1.8万个建制镇，如每镇能吸纳0.4～1.0万人， 则可吸纳全国农业劳力0.7～1.8亿人，加上乡镇企业吸纳的1.1万人，共计可达2亿人口以上，从而大大缓解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
其二，科学预测民工潮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负面社会效应，建立和强化相应的社会管理体系。根据上海市民工潮的现状，有关专家曾作如下预测：
1.上海外来人口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目前，上海外来人口与本市长住人口的比例为1:10，即具有132万外来人口规模。预计， 到本世纪末，外来人口与上海长住人口的比例为1:3，其规模达到450万以上；到2020年，浦东新区长住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将高达1:1，即250万人的规模。
2.外来人口的迅速发展，具有形成未来城市贫民窟的潜在威胁和民工社区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于外来人口的诸多特点所决定的：①外来民工具有一定的团体性和帮派性；②外来民工居住地往往是当地人口密度低、地域开阔、可供租用房源较多、消费水准不高、管理薄弱的城郊结合部；③外来民工多以籍贯聚居、以职业合伙，易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某些集团的意识行为的民工社区“雏形”，尤如北京出现过的“浙江村”、“新疆村”这样的民工社区。
3.由于心态的失衡，外来民工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犯罪可能。这种可能性，源于外来民工所处地位的反差，当其愿望与现实相背离、相冲突的时候，会导致犯罪。
4.劳资冲突和劳务纠纷将加剧社会矛盾。 抽样统计表明， 目前约41%的外来民工与用工单位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冲突，集中发生在建筑行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
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将民工潮的管理作为一项全新的重大社会课题来对待，实行综合治理，健全市场化、制度化、法制化管理体系，使之走上有序、规范、高效的轨道。
第六，社会腐败现象仍在蔓延滋长
国人痛恨腐败现象，是社会正义感的体现。但现时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议论，必须加以纠正。这种议论将当前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归咎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根据是计划经济年代社会风气远比现在好。其实，这种反证是站不住脚的。不克服这种错误认识，不仅不利于标本兼治打击腐败现象，而且也不利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笔者的论据是：
1.当前我国存在的两大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社会问题，正是产生腐败的重要之源。其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其二是权力经济。这两大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前者表现形式是封闭，后者表现形式是垄断。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开放、竞争，正好是这两大问题的“克星”。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非但不是社会腐败的根源，反而是消除这类腐败的一剂良药。
2.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混合型的，部分计划配置的权力仍在起作用。这种权力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具有对资源的支配力，另一方面其自身已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权力资源，而进入配置领域，一旦与资本资源结合，便会产生惊人的效益。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决非市场经济之故；相反，它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与完善，而逐步缩小，乃至消失。
3.改革开放以前之所以社会相对比较廉洁，其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单一，公有制经济成分、按劳分配原则以及计划配置方式主宰一切，制度严格，管理严密，漏洞较少，经济犯罪的机会极小；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为中心的年月，社会处于一个人人自危、小心翼翼、担惊受怕的严酷的环境之中，极大地限制了经济犯罪；三是当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其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均相对高于社会其他人员，因此比较自尊、自爱、自律。
三
我国未来的经济必须走持续、稳定、高效的增长之路，使之建立在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同步增长的基础之上。在研究和探讨这个主题的时候，笔者以为有些观念必须澄清。只有对一些重要的思想取得共识，这种探讨才有意义。
第一，必须弄清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增长”
中央指出，积极推进经济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这一提法已经明确回答：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有效益的增长。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真正意义的发展。但是，笔者以为，这里指的“效益”，必须是一组指标体系，而不是单一的指标。单纯的经济效益观点并不科学，也不理智。这组指标体系，应当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其根据是：
一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目标，实际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只有处理好这四者关系，增长才有效益，社会才会安定；反之，经济就会滑坡，社会发生动荡。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正如《建议》所指出的，快是有条件的，快是有区别的，快应是没有水份的实实在在的速度。
二是只有持续、稳定的增长才会真正有效益。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宏观环境条件不理想，抗周期波动能力又弱，加上指导思想上的偏急，经济稳定性很差。每次波动（1993年波动除外）几乎均由政府强制性的行政干预办法作大力度刚性调整，导致经济大起大落，既丧元气，又失民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损。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史料所证实，高速和超长的经济增长一般说来是无法持久的，必然也是无法稳定的。
三是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目前，由于单纯经济效益的观念起作用，迫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这个问题也反映在我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上。这种增长方式的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其后果必然是通货膨胀率高，环境污染程度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效益的综合指数，既有利于克服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还有利于增强变粗放型增长方式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紧迫感。
第二，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由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极其密切，并已到了唇齿相依的程度。因此，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时既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非经济因素。然而，我们以往只注意到了经济因素（诸如资金、原材料、能源、交通、通讯和市场等要素），而忽略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规划、经济决策、经济控制和经济管理的专家，仅由经济学家充任还不够，应当补充社会学家、科技专家、教育家、法学家、心理学家、生态学家和人类学家。
第三，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定原则
由于所处地位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定原则也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
一是主张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高速度地发展经济。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较多地出于国家面临国际环境压力的考虑，希望通过高速增长来发展经济，强盛国力。他们对由于高速增长造成的负面效应，尤其是通胀的压力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克服办法，认为只有保持继续高速增长，既能有效地减轻就业压力，还由于刺激生产、扩大需求、减少库存，可以通过积极的循环系统来反通胀。这种观点的一个大胆结论是“通胀无害”。
二是主张将增长速度减下来，达到一个合理的程度。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主要是注意到了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而忽略了协调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注意到了低效益的速度及其弊端。有同志预测，在“九五”计划期间，经济年增长率与通胀率有一个对应关系，分别为：7%与5%～6%；8%与9%～10%以上；10%～20%。 持这种观念的同志以此为据，提出增长速度不能超过10%的忠告。
笔者倾向这种观点，即增长速度不宜超过10%。至于就业压力问题，理所当然必须引起注意。但对此应有以下认识：①在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就业不充分和结构性失业现象是正常的，既要引起重视，但也不必大惊小怪；②解决就业问题不能以经济失控为代价。否则，一旦总量失控、经济滑坡，反而增加失业压力；③解决失业的思路应当拓宽，视野不应局限于国内市场，也应面向海外劳务市场。我国劳务输出创汇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只有1%（低于印度、 巴基斯坦的10%—15%），其潜力不可小视。
第四，实际增长速度的控制效果取决于我国国情
我国经济发展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增长速度的理论指数是一回事，计划控制指数是一回事，实际增长指数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尽管中央政府对“九五”计划和15年规划的目标和速度以建议形式公诸于众，并郑重提出“要把握好速度”，但实际情况仍然会突破中央确定的增长指数。其原因是：
一是由于目前财政体制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现状，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内对地方政府的作用力，正日益削弱。地方利益机制的驱动，会使中央宏观调控力量减弱。
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所起的作用，追求近期利益、忽视长远目标的“高指标”效应不会消失。有两大原因导致短期行为经久不衰：其一，干部任期年限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矛盾，误导多数人片面追求任期内的目标，而放弃长远目标；其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实绩的指标，往往注重短期成果。三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惯性作用，在相当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之后，其减速不可能立即形成，必然还会保持一个较高增长速度的时期。再加上由于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以及十多年所积累的综合国力，在地方政府既有高速增长的愿望、又有付之实行的客观条件和力量的情况下，其速度要很快减下来是不太现实的。
四
当前，举国上下正在学习和贯彻中央《建议》的精神。人们自然十分关心一个问题，即如何使中央的精神付诸实践，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得以执行。对此，笔者以为有几件事情必须认真加以解决，方能消除在执行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过程中出现的障碍。
第一，各级政府和经济职能部门要逐步树立经济必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观念，并以此来统一思想、规范行为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协调方能稳定，稳定则能持久，这样的发展才会有效益，在此基础上的快速才会健康。
第二，强化中央政府权威，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中央政府的权威要强化，必须从以下方面努力：
①提高中央政府的政治威信，其最要者是言必信、信必果，做不到的事情不说或缓说。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说到做不到的事较多，有令不禁的事很多，“下不为例”的事更多。
②增强中央政府的财力，缺乏财力，调控必然无力。当前，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是，“理直气壮”有余，“财大气粗”不足。要逐步改变当前存在的财政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中央财政占国家总财政的比重偏低，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向个人倾斜的不正常状况。
③中央政府决策要实行科学化和民主化，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为此，要做到三点：一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高速信息系统。作为第一步，首先应当将国内近百个分散的、封闭的、各自为用的信息库（中心）加以联网，做到信息资源国内共享。第二步，再与国际信息库（如东京亚洲数据库）联网，进行国际信息资源共享；二是建立科学的决策系统，改变当前沿用传统的、不规范的、分散的、行政渠道的决策方法。这种传统的决策程序和方法，往往容易误导以职位、以资历、以知名度、甚至以亲疏取舍建言；三是改变传统的决策观。应当理智地认识到，价值是决策的灵魂。现代决策必须建立在多样化的价值体系之上，这是区别于传统决策观的重要标志。历史反复证明，多样性才能导致稳定和连续性。
第三，改革传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体系具有强烈的导向性，评估体系的科学与否，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准。中央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其中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而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除了现行经济体制原因之外，还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直接有关。传统的考核评估体系，侧重于对发展速度、经济数量、单一经济指标和短期目标的考核评估，如今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首先改变考核评估体系，使之逐步转向侧重对发展效益、经济质量、综合指标和中长期目标的考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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