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与实践问题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生产力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326(2005)02-0015-06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1]P1这是对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所做贡献的最集中与最高度的概括，也为我们在新的世纪中继续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的发展生产力思想与实践，无论顺利与曲折、成功与失败，都成为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十分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研究。
一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还非常重视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他之所以受到全党的拥护和全国人民爱戴的前提条件。其实，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不仅是“骑在马背上打天下的英雄”，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和探索者。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P1079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进一步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P1428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曾在多次讲话和文章中强调发展生产、搞好经济的急迫性与重要性。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先后特别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4]P397，并坦承：“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了，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5]六十年代早期，他又指出：“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6]P351这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是十分清楚的，即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P1437。
二
毛泽东认为，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重点基于以下的原因就必须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面：
首先，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旧中国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穷、艰难和困苦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才奋起推翻了严重束缚和破坏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解放了生产力，消除了发展生产力的障碍，造成了继续发展生产的首要条件。
其次，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只有靠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
再次，发展生产力可以奠定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强大物质基础。新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情况不改变，新政权新制度的巩固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使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就必须“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7]P268。
又次，发展生产力是维护国家独立和防止被动挨打悲剧重演的内在要求。毛泽东的前半生生活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深知旧中国由于落后而经常被动挨打的厄运。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他就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6]P340，并要求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党和国家今后的各项工作。
三
在构建新中国发展战略，并确立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思路以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真正能够落实到实践中去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个急需认真回答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后认为，要想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
第一，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7]P1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要使社会生产力有个大发展，就必须首先建立起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关系，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途径。
第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尽快地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中国当时的特殊国情，毛泽东认为只有建立重工业，中国才能获得独立发展经济的条件。如果没有重工业，自己不能制造机器设备，什么东西都得依赖外国，那中国自己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无从谈起发展生产力了。同时，也只有建立重工业，才能逐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也才能晟终改变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贫穷落后的面貌。
第三，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了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号召全党向现代科学进军，大搞技术革命，并提出分步骤分阶段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和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路及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思想。1958年，他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起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7]P350-351 1963年，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因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6]P351。
第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在毛泽东看来，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只有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才会自觉、自愿地投身于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各项活动中，从而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的目的，无疑就是要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第五，要勇于和善于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必须遵循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7]P41，因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P43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学习。由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6]P300，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6]P302-303
第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也必然会由此产生诸多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实质上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如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速度与比例的关系；两大部类的关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西部、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关系；粗放式开采经营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关系；劳动致富与其他方式致富的关系；个别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经济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关系；消灭资本主义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关系等等。可以说，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的顺利或曲折，而且还关系到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失成败的判断效应。
四
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以满腔的热情和干劲，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对此，胡锦涛曾做出如下的评价，“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P2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冲破外国势力的封锁、孤立和破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毛泽东也为改变中国的面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从倍受人们敬重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评价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8]P232概括起来，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
其一，工业生产有了巨大增长。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巨大增长。尤其是1965年原油的产量已达到1131.5万吨，基本上实现了石油自给。生铁合格率达到99.85%，钢材合格率达到98.5%，棉布一等品率达到97.4%，机械工业有些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其二，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能源方面，电力工业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连接成网。煤炭工业逐步向现代化发展。冶金方面，钢的品种达900个，钢材品种达9000个，以前不能炼制的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高纯合金钢、有色稀有金属等，这时都能炼制了，钢材也基本上实现自给。汽车、拖拉机、万吨远洋轮船等所需多种钢材，国内基本上都能解决。电子工业从1956年至1965年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逐步发展起来。在此期间，先后建成投产66项电子工业工程，电子工业完成新产品定型项目762项，已能生产各种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电视中心设备、无线电通讯设备、原子射线仪器、各种气象仪器、水声设备、电话交换机、电子计算机、收音机、电视机等。电子元器件除少数电子管需从国外购买外，已基本立足国内。这个时期，随着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的相继建成和投入生产，发展迅速的石油工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到1965年底，全国已建成的石油化工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为乙烯5000吨、合成橡胶15000吨，塑料3000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原子工业研制出并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工业布局有了很大改善。这期间沿海工业基地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加强。东北地区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重工业基地更加强大。华东地区发展了冶金、钢铁工业，充实了机械、化学工业，使华东建立了重工业基础。广大的内地各省、自治区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在内地形成了不少工业中心，如以武汉、包头为中心的钢铁基地，山西、内蒙古、河南的煤炭基地，甘肃兰州的石油化工中心，四川成都、重庆的钢铁、机械基地等。据统计，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57年的32.1%提高到1965年的35%。
其三，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层开，并逐渐收到成效。首先是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为610亿元，1966年为910亿元，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十几至几十，其中粮食增长11%，棉花增长61.7%。其次，农业的水利条件和技术条件得到了加强。在这期间，全国建成了150多项水利工程，大大提高了农业灌溉面积。1965年全国灌溉面积比1957年增加了572万公顷。再次，用于农业的工业产品得到迅速的发展。1964年半机械化农机具拥有量达到3000多万件，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7年的165万马力增加到1965年的1494万马力，农村用电量由1.4亿度增加到37.1亿度，化肥使用量由37.3万吨增加到194.2万吨，农药由14.9万吨增加到54.3万吨，农用大中型拖拉机由14674混合台增加到72599混合台，机耕面积在耕地面积中的比重由2.4%上升到15%，机灌面积在灌溉总面积中的比重由4.4%上升到24.5%。此外，在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控制水土流失以及建立农业气象预报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其四，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一方面，1956年全国各类在校学生为6987.8万人，其中高校在校学生40.3万人。到1965年全国在校学生达13120.1万人，是前7年的4.9倍。另一方面，科技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在这期间，我国科技工作者对我国的自然资源、自然条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考察和侦探，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金属矿。在陆相地层中找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农业科技方面我国最早育成了世界第一个水稻矮杆良种，并大面积推广；对东亚飞蝗的研究则为消灭飞蝗做出了贡献。在化学分支结构上，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弄清了第一个核糖核酸结构，为人工合成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固体物理、核物理、高能物理的研究和实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重水型）建成，在制造同位素和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64年年底，我国试制安装成功第一台波段为3.2厘米的太阳射电望远镜，从而开辟了我国射电天文学这门新学科领域。1958年8月1日，我国第一台小型通用数字计算机诞生，这标志着计算机技术这门学科已在我国建立。此外科技力量有了巨大的发展，到1965年底，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1714个，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员达12万人。
其五，国防建设取得巨大进展。这个时期，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加强海、空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建设。国防尖端科技成果显著。从1958年起，国防科技研究已迈开步伐。党和政府克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停止供应设备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1961年，中共中央做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2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集中各有关部门组织全国大协作，攻克许多技术难关，进行了上千次的实验，研制了两万多台关键设备，终于取得了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突破。1964年6月，中远程导弹实验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5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核弹空投爆炸实验，使中国拥有了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巨大进展，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大加强了国防力量。这也集中地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9]P169-173。
五
由上可知，对毛泽东提出发展生产力思想和力图在实践中有所作为的事实不容置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进行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到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已开始或多或少地偏离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且最终导致发生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使其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思想受到严重冲击。那么，为什么他未能始终如一地把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底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同志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1]P2-3具体来讲，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失误恐怕主要与以下的几点不无关系：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期间，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使毛泽东等人产生了建设社会主义同进行民主革命一样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的认识。虽然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从理论上已明确表示过：“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6]P116同时还表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6]P301由于“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6]P302但在实践中却走向了另一种误区，即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超英赶美等。这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这样的思想，一经遇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内外在因素的干扰。
第二，对经济建设与社会革命的本质区别缺乏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民主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扫清发展生产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并为继续发展生产力提供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创造条件，但不可否认，它的直接目的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到无法克服的情况下，为了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的事实。这样的目的就决定着它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的目的、手段、途径、方式等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特性。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残酷斗争形式显然已没有需要的可能。这时候，全体人民之间的矛盾已属于人民的内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目的也就只能是发展生产，搞好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力等。这种差别就意味着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人心向背判断的标准也不同，即民主革命时期，民心向背的依据是宽松的政治环境，民主和谐的人际氛围，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召唤等；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民心向背的判断依据则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实惠的得到的程度的高低。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如经他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在他看来好象是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必然途径，实不然正是这些运动的发动和进行才使他最终走向了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的境地。
第三，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急切心理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均生活于旧中国的恶劣环境之中，他们对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和黑暗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会，深知这种状况是导致近代中国外受列强欺侮、内受人民反抗的主要原因。因此，当新政权刚刚建立之时，他们一边为如何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强国而踌躇满志，但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10]P188的社会现状而焦急万分。这种想尽快实现富民强国的愿望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现实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情不自禁地就产生了一种急切的心理。急于求成，“左”倾冒进，人为拔高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甚至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以此企图达到跨越式发展，如大炼钢铁，“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就是这种心理的一种直接反映。这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相反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教训十分沉痛。
第四，民主革命时期患难与共的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规律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险恶的战争环境和艰难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患难与共，荣辱相随，追求平等和公平，反对特殊与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工作作风，再加上他们对旧中国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等不合理制度与现象的厌恶，痛恨与反对，待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他们就把建立平等、公平的社会制度作为区别社会主义同一切剥削阶级政治制度的显著标志。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更是如此认识。他一致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宏伟目标，希图全国人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尽快过上好日子，但却不能容忍社会中发生任何不平等的现象，“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社会中到处充斥着吃大锅饭，搞绝对平均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尊重、不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忽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言行就不足为奇了。在这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则已被置之不理，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能体现公平，绝不允许个人或地区的收入与水平拉开差距，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严重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力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五，时代条件的局限性。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互相对峙的局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个成员，不断地遭受到来自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和平演变”的侵扰，再加上60年代苏联的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领导人中腐败变质、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越来越多，毛泽东的担心也就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江山的稳固地位，逐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这样他就把自己晚年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之上了，以至后来发生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没有能够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坚持下去。
第六，毛泽东个人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识上的偏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就使得他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贯彻和坚持下去，不仅给我国发展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顺利实现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和损失，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耐人寻味的经验与教训。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只有对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和实践的经验进行认真地总结，对其教训进行切实的汲取，既把他好的一方面继承下来，又力争避免他不足和有缺陷的另一方面，使他犯过的错误不再重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确有实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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