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1]2001年在《我国转轨时期利率政策的实证分析——兼论利率市场化》文中研究说明从1978年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作为金融体制中的重要因素--利率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对利率政策固定不变、僵而不化的严格计划控制，开始运用利率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而且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利率与相关经济变量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强，但由于组成我国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占有金融市场80％以上份额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以及我国目前整体经济水平和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利率与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还相对较弱，利率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并不很明显。所以要想使利率在我国发挥它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增强经济微观主体的“成本—利润约束”、健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逐渐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本文在对我国转轨时期的利率政策做了简要回顾之后，着重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利用统计学工具对我国20年来利率的变动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计算，得出我国在转轨时期宏观经济变量对利率的变动缺乏弹性的结论，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解释，说明了在目前经济环境下，利率还不能作为一个理想的中介目标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从而提出了我国下一步利率改革的目标——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贾庆军[2]200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文中指出本课题围绕制度创新这条主线,从思想史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演变轨迹。本课题的研究注重了对理论和文献的挖掘,涉及了一百多位学者的文章和着作。既评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思想观点,也整理了当时对一些热点问题的探讨。随着改革的进展,一些观点已被尘封,许多分歧也已化解于无形之中,然而正是这些的思想火花推动了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进步。在研究中本课题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显示了制度变迁对中国货币政策理论日臻成熟的重要影响。 为了使整个课题更具系统性,在研究中将有关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分成了八个专题,前叁个专题分别研究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第四个专题则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供求机制的演变,为后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第五和第六个专题分别介绍和评述了通货膨胀理论和通货紧缩理论,揭示了中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中经验积累的历程。第七个专题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变及相关理论。第八个专题探讨了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总结了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的机制与相互关系。
徐丽丽[3]2012年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调控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利率市场化和利率调控是全球关注的利率问题,近些年在中国备受关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利率与管制利率并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利率调控的整体效果。现有的文献多是研究利率市场化问题,明确提出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构建利率调控机制的尚不多见,关于利率调控机制框架的研究更少。本文以利率调控为主线,通过回顾近年来利率调控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并结合利率政策在我国的发展,为利率调控的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和现实基础。分别选择2005.1-2012.6和2007.1-2012.6的月度金融数据,使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考察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调控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两种利率与消费、投资、产出和物价指标的作用方向相同但大小不同,均对产出指标影响最小；管制利率与四个经济变量均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市场利率仅与投资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管制利率对消费和物价的影响强于市场利率但不持久,市场利率对投资影响大且可持续；市场利率综合调控效果优于管制利率但影响仍较弱,而利率调控机制缺失正是市场利率调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建立利率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并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选择、利率走廊调控模式运用、利率传导机制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及中央银行作用强化五方面提出建立利率调控机制框架的构想。
吴克保[4]2005年在《利率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没有明确的关于货币政策的文献描叙。从1978年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作为金融体制中的重要因素—利率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对利率政策固定不变、僵而不化的严格计划控制,开始运用利率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而且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利率与相关经济变量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强,但由于组成我国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偏低,占金融市场绝对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利率与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还相对比较弱,利率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并不很明显。所以要想使利率在我国发挥它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增强经济微观主体的“成本—利润”约束机制,健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逐渐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本文在对我国建国以来的货币政策做了简要回顾之后,着重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数学计算,得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利率的作用虽然显着增强,但利率还不能作为一个理想的中介目标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从而提出了我国下一步利率改革的目标—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贺妍[5]2016年在《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是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即央行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影响中介指标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决策,最终实现预期政策目标。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为投资的现实下,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考察企业行为和评价政策效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学领域,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直接通过利率发挥作用。利率是使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趋于均衡的因素(Keynes,1936)。企业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的敏感性及长期弹性是衡量利率传导渠道的主要指标。同时,企业投资行为是公司财务领域的重要组成内容,根据相关投资理论,企业投资不仅取决于投资机会,在不完美市场条件下,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显着地影响着企业投资行为,从而可能使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变得复杂,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除了传统利率渠道,可能还存在其他影响渠道。以往关于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指标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较少从微观层面出发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与微观层面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割裂。由于宏观层面数据固有的不足,在货币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方面至今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本文首先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债务治理理论对货币政策作用于企业投资的机理进行了分析,构建了资本成本效应、流动性效应、债务治理效应叁个渠道构成的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框架。然后分别实证检验了这叁个渠道的效果。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首先利用新古典投资理论分析框架和误差修正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上检验了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以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存在以及影响程度。其次,本文在考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过程中,检验了不同财务特征的企业投资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差别化反应,并结合我国转型时期产权制度及市场化进程这两个制度特征进行分析,以考察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从而更深入地剖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化效应在企业层面的原因及制度层面的原因。再次,在考察了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效应即利率传导渠道的作用后,本文从投资决策灵活性和非效率投资两个角度构建了投资效率模型,利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结果可概括如下: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显着负相关,表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的利率传导机制总体有效,资本成本是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的渠道之一。第二,货币政策的影响随着公司投资机会及融资约束特征的异质性而呈现差异化结果。其中,对投资机会少、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公司无显着影响,而对投资机会多、融资约束程度较重的公司影响显着。第叁,在制度环境方面,本文发现,国有公司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不敏感,而非国有公司敏感;相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的敏感性更大。第四,制度特征与企业特征会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影响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第五,出于对货币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的考察目的,本文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债务融资对企业的过度投资在总体上并没有发挥治理作用,反而表现出对过度投资的资金支持效应。说明货币政策并未能合理引导企业对获得的融资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但紧缩货币政策对不同特征的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紧缩货币政策能缓解债务对过度投资的支持作用,从而间接地发挥治理作用。但这种间接治理作用仅对投资机会多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企业有效。本文还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也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本文的经验证据对制定货币政策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对象的不同特征及其对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从而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使货币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本文的研究拓展和深化了货币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渠道的清晰的证据,有助于更加系统地考察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和更深刻地理解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异质性效果。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融合了经济学和公司财务学领域关于企业投资的理论,系统而清晰地分析了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理,为企业投资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而且,现有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大多是在公司治理范围内展开的,很少关注宏观政策带来的影响。本文将投资效率纳入到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行为的框架中,极大地弥补了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数量的不足,为货币政策对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找到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二,与以往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跳出了已有研究的固有思路,在微观层面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是对宏观政策对经济影响的链条的延伸。已有文献中虽然有不少关于宏观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但是从投资的视角进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文献很少。目前仅有少量文献(彭方平,2007a;2007b、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靳庆鲁等,2012)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且结论不一。利用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可通过发现观察值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检验出公司之间的异质性带来的后果,不仅能够为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提供更直接的证据,而且能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第叁,本文从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的异质性效果。企业层面上,本文结合资本市场不完美的现实,考察了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这两个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在企业间的差别带来的不同结果,拓展了相关的研究文献,同时也是对已有研究(徐明东、陈学彬,2012)在深度上的延伸,丰富了现有关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的传导机制的研究。制度层面上,虽然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制度特征对企业融资或投资的影响,但是很少有对制度特征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研究。本文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的特殊制度背景,从产权特征和市场化进程两方面实证检验了制度因素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调节效应,使本文的研究更加切合企业所处的具体情境,且拓展了彭方平等(2007a)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货币政策异质性效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在实证模型和检验方法上,本文对Chirinko等(1999)的新古典投资模型进行了拓展,并采用了误差修正动态模型,使实证检验更加真实合理。在检验方法上,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误差修正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充分考虑了该方法在处理回归量中的内生性问题等方面的优势,从而使估计的结果更加可靠。
陈安全[6]2009年在《中国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是反映货币政策如何调节利率，再通过利率引起其他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的变化，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机理与过程。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更加完善，利率传导效应也将更加明显。在我国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率将逐步取代信贷配给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成为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此，在这样的国内外大环境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以利率传导方式和渠道为切入点和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描述商业银行对利率变化的行为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过程的微观机理进行分析和探讨，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过程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以探讨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数量效果和规律性，为利率政策及其传导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实证支持。在此基础上，探讨促进我国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对策，为中央银行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充分借鉴国内外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探索：1．针对前人对利率传导机制的微观机理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设计了一个模型从利率作用于贷款规模的角度探讨利率传导机制的微观机理，通过该模型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利率是如何通过作用于市场参与者来传导其影响的，并揭示了其非线性的传导特征，对现有的利率传导机制的理论作了很好的补充。2．通过模拟分析，探索利率的变动与贷款规模变动的互动模式，发现和分析贷款规模随利率变化而改变的方式和规律，更深入地揭示利率传导的规律，为利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3．本文在对特定时期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特性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协整、误差修正、格兰杰因果、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系统、全面、动态地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对如何将现代计量经济方法和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了积极的探索。
方菲[7]2014年在《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主要手段,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货币政策实施的好坏直接影响一国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目前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在稳定国家经济运行方面必将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我国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了4万亿投资来扩大内需。同时,我国的经济货币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人民币的升值、房地产的泡沫、国际游资等问题的出现,“货币超发说”愈演愈烈。所以,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实施、怎样使货币政策更好的实施以及中国经济对货币供应量的依赖程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货币政策有效性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大量研究文献,梳理了前人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方法。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些基础分析以及对我国政策进行阶段性分析,以从直观上把握198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各阶段中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第叁部分是本文两个重点之一,结合我国相关制度,选取M0、M1以及M2作为中介目标,GDP和CPI作为最终目标,样本区间选取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根据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来分析我国货币供应量与实际产出、物价之间的关系,验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M0、M1和M2哪一个更适合作为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最后一个重点,在第叁部分分析的前提下,探析了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现状,并进一步探讨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同时根据1978年-2012年的数据,假定我国经济在稳增长的情况下(保持7%-8%或8%-9%的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会保持多大水平。第五部分是对所有分析的总结以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从1984年以来,除去某些阶段(如89-90年等)政策过激或不明显外,我国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根据实证检验也得出1994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货币供应量M1和M2在现阶段依旧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MO在长期是中性的,同时不同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对实际经济产出的贡献程度不同,M2对实际产出的贡献程度最大值达31.94%,而M1最大值达9.16%；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存在滞后性,M1的产出效应时滞是4个季度,M2的产出效应时滞是3个季度,二者的价格效应时滞都是8个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严重通货膨胀,但不能完全排除其对物价的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不断增强,且M2的内生性高于M1,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同时,我国“货币超发”只是表象,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金融体系发展的严重滞后,是结构性失衡的结果,而并不是原因。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升高是由货币构成层面、经济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统计技术层面等多种独特原因造成的。且根据情景分析可知,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但同时也要注意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如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金融资产泡沫等一些问题。
邓立立[8]2004年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的数次金融危机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和传染性而令人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历次金融危机虽然起因和表现各异，但是其中都伴随着货币危机，都导致了相关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和汇率制度的调整。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时候，各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有些国家抛弃了旧有的僵化汇率制度，转向自由浮动，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谋求稳定的金融环境。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选择和设计一种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汇率制度，增强抵御各种风险和经济冲击的能力，确保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对我国而言，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选择适合国情的汇率制度是今后面临的关键问题。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汇率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汇率制度选择分析的理论框架、汇率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当前各国汇率选择的经济背景、不同类型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现状与趋势，以及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及参与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综合运用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等多种方法，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大量理论文献，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评析，并进一步引申和发展，阐述自己的观点。 全文共分七章，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背景进行描述。首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汇率制度的演变，分析国际汇率制度演变的规律。然后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第二章建立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核心，对比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均衡、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国际收支失衡时的调节方式等。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资本完全流动时，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有效，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好于财政政策。根据
杨新松[9]2006年在《中国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全球化使得各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日益深化。股票市场具有资源配置、资产定价、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等市场功能，并且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深刻，这使得各国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股票市场因素。并且，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指标变化的反应是敏感的，这为货币当局探求这一渠道的政策传递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传递时，传统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一直忽略了股票市场。然而，没有人否认股票收益、股票价格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发现股票价格的变动会引起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变化，并进一步影响许多宏观经济变量。国外的相关研究仅仅局限于股票市场传导的各个环节，如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及拖宾效应等等，而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缺乏对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对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的系统分析，归纳出股票市场传导的基本环节：货币政策→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实体经济，剖析了微观主体(企业、商业银行、居民)行为和宏观金融(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环境，通过实证分析考察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效应的效果，并结合微观主体行为和宏观市场环境详细解释影响股市传导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对应措施与建议。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及基本理论分析，对国内外股市传导机制研究理论文献进行述评，提出系统的股市传导机制，并分析我国股市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来说明研究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为宏微观基础分析，主要包括企业、银行及居民行为以及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及其联结状况分析；第叁部分分两个环节实证研究股市传导效果，并利用第一部分的理论与第二部分的宏微观基础进行解释；第四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归纳影响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传导的因素，提出相关建议，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王运成[10]2005年在《中国渐进式金融自由化与国有银行风险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渐进式金融自由化与国有银行风险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源起于它涉及转轨经济、金融自由化、国有银行风险及其相互关系等引人入胜之内容,有待探讨的领域较为广阔。本文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弥补以下叁方面的理论研究欠缺:一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渐进式转轨经济的典型国家,其长期实施的以国有银行制度为代表的金融抑制政策之于转轨经济的作用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同时对于国有银行为此积聚的巨大风险予以了一定考量,但深入分析金融抑制政策与国有银行风险内在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二是由于中国在金融自由化的核心领域之一——利率自由化方面长期进展缓慢,而人们往往片面认为只有实施利率自由化才算真正进行金融自由化,却无视利率自由化仅是金融自由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与实践事实,故对于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全面研究一直匮乏,而联系转轨经济特点和控制化解金融风险目的对中国金融自由化进行的探讨几乎付诸阕无。叁是虽然关于国有银行风险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从金融自由化视角对国有银行风险控制及演进进行的深入分析尚不多见。这样,本文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及系统分析方法,就金融抑制政策与国有银行风险内在关系予以深入探究、联系转轨经济特点和控制化解金融风险目的对中国金融自由化进行归纳和评价、从金融自由化视角对国有银行风险的控制及演进进行深入分析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拓展空间,亦即具有一定理论意义。随着中国的渐进式金融自由化进程在中国加入WTO后呈加快之势,经济社会领域受金融全球化的影响日渐加深,此际对具有转轨经济和控制化解金融风险背景的这种金融自由化进行归纳和评价,将对其平稳推进和发挥应有作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若考虑到国有银行在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其风险控制和化解之于转轨经济顺利深入的关键性,本文从金融自由化视角对国有银行风险的控制及演进进行的深入分析也将为国有银行风险的控制和化解提供借鉴与思路。 本文的基本框架是: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概括了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就本文的创新之处予以了总结。第二章综述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化、金融危机关系、转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试图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该章首先围绕麦金农和肖的相关理论综述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对金融自由化的理论进展作了简要介绍,并就这一理论进行评价;接着综述了国外国内研究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化、金融危机关系的相关理论,重点关注其对转轨经济的相关研究;最后对转轨经济学相关理论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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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D]. 贾庆军.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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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率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D]. 吴克保. 武汉大学. 2005
[5]. 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贺妍. 苏州大学. 2016
[6]. 中国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D]. 陈安全. 厦门大学. 2009
[7].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方菲. 安徽大学. 2014
[8]. 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发展趋势研究[D]. 邓立立.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9]. 中国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研究[D]. 杨新松. 复旦大学. 2006
[10]. 中国渐进式金融自由化与国有银行风险关系研究[D]. 王运成. 西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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