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平民教育之重心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重心论文,平民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942(2006)01-0048-05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10余年时间里，中国兴起了多种教育思潮，而平民教育思潮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种。中国平民教育运动首先发轫于城市，20年代中期开始向农村转移。
一、平民教育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1918年，晏阳初、傅若愚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的华工编辑《华工周报》，并教他们识字、写字，这是中国人在海外进行平民教育的开始。五四以后，新文化勃兴，平民教育运动兴起。其中影响最大的包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于1919年3月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919年10月成立的北高师平民教育社。1920年秋，晏阳初回国后，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领余日章的聘请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于是，国内外平民教育合流，拉开了中国平民教育的序幕。
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首先离不开平民教育工具——平民教育用书。1922年2月，青年协会书局刊行了晏阳初主编的《平民千字课》初版和傅若愚编的《平民教育小丛书》(12种)，这些书问世后，各地平民教育的教材甚多。
有了教育的工具，晏阳初等人开始研究“推行的办法”。最初的办法是在少数城市做试验，长沙被选为第一次试验平民教育大运动的城市。1922年2月，晏阳初等人到达长沙，成立“平民教育委员总会”，开展试验。经过4个月教育，参加7月15日第1期毕业考试的学生1200人，其中及格的有967人。1923年1月第2期毕业的有1010人。1923年2月，晏阳初及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女士等人到达烟台与青年会同仁合作推动平民教育试验，一切方法大略与长沙相同，但规模比较广大。4个月期满，是年7月中，参加毕业考试中的1600余人中有1147人及格，其中包括372名妇女。1923年春，第2次试验在嘉兴进行，其组织与上两次无异，功课亦相似，惟方法则加以改良，用幻灯来做教授的工具。
1923年春末，朱其慧女士与陶行知先生特往嘉兴参观幻灯教学法，大受感动，深信这是根本普及民众教育的方法。因即于上海沧州旅馆由朱其慧邀请晏阳初、胡适、傅若愚等讨论组织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计划。1923年8月21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议在北京西郊清华学校举行。晏阳初在会上致词，并强调：“我们须知此项事业，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教育事业，且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平民教育事业。”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组织大纲》。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按《组织大纲》选举董事40人，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任书记，晏阳初任“总会”总干事，主持一切。总会成立后，平民教育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平教会以《平民千字课》为教材，以开办平民学校，组织平民读书处等形式来推行平民教育。至1924年6月，已经把《平民千字课》推广到20省区，受到这种教育的人已经有40万之多。[1] 608早期平民教育运动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工作局限于城市，没有影响到广大的农村。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平民教育运动进入乡村，重心逐渐转移。至30年代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
二、平民教育重心转移过程
第一，平民教育重心转移的起点：保定试验
在平教总会成立时，按照其《组织大纲》规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这说明晏阳初等人已认识到乡村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把它作为平教总会工作的主要对象。但中国乡村范围广大，各地情形不同，要想在全国普及乡村平民教育，必须有具体提倡和推行的计划。晏阳初与乡村教育部主任傅葆琛商讨并制订计划：将全国分为华北、华南等7大区，分期在各区内作两种提倡工作：1.普遍的提倡。2.彻底的或集中的提倡。1924年11月，平教总会在华北直隶保定道20县开始作乡村平民学校第一期的普遍提倡。计划1年内在一千个乡村设立平民学校。经过约半年提倡，平民学校已散布12县境，招生六千余人。[2] 61这一事件具有空前的划时代意义，是几千年来农民教育的创举，也是平民教育重心转移的起点。至1926年冬，从保定各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共计三千余人，曾进入平民学校的共有五万余人。另外，保定工作开始不久，晏阳初、傅葆琛又到临近的宛平县推行“集中的提倡”。1925年3月1日，平教总会创办《农民旬刊》，供乡村平民学校读完《千字课》4册的人阅读。这是中国历史上专门为农民刊行的第一份报纸，很受农民欢迎。
除了平教总会在中国推行乡村教育外，还有许多团体和个人也在用不同方式进行此项工作。如中华教育改进社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积极从事乡村教育工作。该社曾设乡村教育委员会来研究和推进乡村教育，其主要方式是建立特约乡村学校——燕子矶实验小学、尧化门实验小学、明陵实验小学等，以学校作为社会一切活动的中心，即作为乡民协力改进全乡之教育的、社会的、道德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之集合所。[1] 98 1926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特约乡村教师研究会中成立了乡村教育同志会，立志为乡村教育的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教育改进社所进行的乡村教育，出发点与方式虽不同，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平民教育重心转移的高峰——定县试验
在中国广大的乡村推行平民教育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晏阳初等人决定先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县作为推行平民教育的试验区，再把所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他们首先选取了河北定县作为实验区。1926年夏，平教总会少数同仁来到定县工作，最先着手的是社会调查。办法是通过设平民学校和人民接近，去探查一切，从人民生活里去找问题、找材料、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1926年10月，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划附近东亭镇内经济中心的村为第一乡村社会区。傅葆琛、冯锐、刘拓三博士与若干同仁主持办事处工作。他们从此自大都市深入乡村，寻觅实际问题，研究实施的办法，实现了博士下乡和农民为伍的创举。当时，冯锐编成《乡村生活调查大纲》，然后先在翟城村进行实地调查，又再就事实随时修改《调查大纲》，以求适应。再推行及其他60村，进行一年余，各事初具规模。1928年6月，平教总会设立统计调查处，聘请具有学术基础与实地调查经验的李景汉负责主持，工作人员也增加。并按照“以县单位作实验对象”的计划，在定县进行全县实况调查。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社会学方法进行的县级实地社会调查。自1926年开始，平教总会在定县第一乡区推广平民学校，两年间平均每村有平民学校约1.5所，学生36.8人。翟城村又设立育才学校1所，培养本地乡村领袖人才。3月又设妇女育才学校1所。男女平民育才学校先后开办2次，共设26班，学生共计821名，这些人都成为平教总会在定县试验工作的重要助手。至1929年10月，第二乡区成立，范围包括县城及周围十里内的65个村庄，半年后正式成立平民学校51所，男女学生1197人[2] 154。1929年秋，平教总会也全部自北平迁移定县，全力以赴从事“彻底的、集中的、整个的县单位试验”，并且，平教总会以全年经费预算的85％倾注于定县试验。
晏阳初主持创立的定县试验研究工作，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如傅葆琛所说：自从平民教育促进社自北平迁保定县，深入乡间，创设实验区，于是全国各地的农村实验事业，农村改造事业也都勃然而兴。其中比较有名望有成绩的农村改进运动，都与平民教育有密切的关系：1.江苏民众教育主任俞庆棠曾邀请平教总会协助工作，晏阳初特派冯茂如前往江苏将这一学校组成。2.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的农村教育实险区，是1926年与平教总会等机构合办的。3.河南村治学院，原在河南百泉，由梁漱溟主持。平教总会因梁之请，特派冯锐赴百泉指导农场的设施及农民生计教育。由此可见，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已经从局部的、地方的运动，逐渐向社会的、国家的运动演变，乡村运动进入高峰。
第三，平民教育重心转移的终点：县镇改革试验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在各地先后开展，并形成一时风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主持山东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邀请河南村治学院首领梁漱溟到山东从事乡治运动。1月，梁率村治学院部分同仁到邹平，开始筹建工作，并改“村治运动”为“乡村建设运动”；同时改学院为研究院。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院下设乡村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和乡村建设实验区，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划邹平为乡村建设实验区，创办乡农学校，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乡农学校由学长、学董、教员、学众组成，学长和学董是“乡村领袖”，也是乡农学校的领导；教员是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受过专门训练的乡村建设者，是乡农学校的教师和乡村建设的指导者；学员则是乡村中的一切人，主要是成年农民。乡农学校分村学和乡学两级。从教育程度上分，文盲和半文盲入村学，识字的成年农民入乡学；从行政功能上分，村学是乡学的基础组织，乡学是村学的上层机构。乡农学校的教育从识字、唱歌等“平淡”处入手，课程分两大类。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包括识字、唱歌等到普通课程和精神讲话，另一类是各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产棉地区可组织农民学习植棉技术，成立运销合作社等。总之，乡农学校的所有教育内容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密切适合农村生产、生活需要。
1933年夏，江苏江宁县，浙江兰溪县及山东邹平、荷泽县，河北定县县镇改革实验区先后成立。随着乡村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发展，各乡村运动者都感到提携团结、群策群力的需要。所以，1933年7月，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大会在山东邹平举行。各方参加的共六十余人，所属机关团体共35处，如平教总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共聚一堂，听取各方工作报告后再加讨论。邹平大会通过了许多有关农村工作的重要决议，对全国乡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平民教育运动之重心转移已基本完成，中国平民教育运动也已完全转入农村。
三、平民教育重心转移的原因
中国平民教育向乡村转移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件重大事情，它的发生是由教育观念、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引起的。
首先，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下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形成了教育平民化和教育实用化等新观念，而正是在这些新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平民教育的重心开始向乡村转移。
新文化运动对教育观念的一大改变是教育平民化观念的形成，教育关注点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通可见的现象。当时不少人都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提倡“庶民”教育是为了民众之苦和蕴藏于民众中心中的无限智能。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了农民问题的人，他最早提出了到乡村去的口号。1923年秋，陶行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演讲时说：“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间去的运动。据统计，中国每一百人中有85个都在乡下，所以平民教育要到乡下去运动……利用寒暑假去推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1] 577晏阳初认为平民即“苦力”，其“苦”在于体力劳动，缺少文化和没有平等权利；其“力”则是改造社会的巨大潜力。而中国是农业之国，大多数平民是农民，因此以解救“苦力”为宗旨的平民教育其重点当然在农村。
清末近代学制建立以来，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书本知识与社会生产相违背的弊端普遍存在，人们熟视无睹。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欧美的各种教育思潮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教育实用化的观点，早在1913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商榷》一文中就提出学校教育如何“实用”的问题，呼吁让教育回归其应有的功能和位置。[3] 378陶行知说：“当我们在中国办教育时，这种教育就应当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和幸福解放的教育，如果不是这样，教育就没有存在必要。”[1] 570中国是个农业之国，农民是大众的主体，所以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就理当以农村教育为根本发生点。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前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所以中国乡村教育必须进行根本改造，以另求生路，生路是什么？陶行知主张“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教育——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必须要有活的法子，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样学就怎么样教。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1] 101晏阳初根据在农村从事教育的经验，深切的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有四种缺点：愚、穷、弱、私，所以他主张运用教育的方式来发扬农民潜力，从而教育农民改造这种生活。那么这种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晏阳初提出“四大教育”理论：以文艺教育攻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最终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于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为创建新中国的新民。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以上的人生活在乡村，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4] 梁漱溟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他说：“整个乡村建设事业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5] 210也就是说，要使知识分了与农民打成一片，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5] 218。正是在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的问题之后，遵循教育实用化的观念，爱国的平民教育家们纷纷致力于农村教育。从而推动了平民教育的重心转移。
其次，早期平民教育的成果为其重心转移奠定了基础
中国平民教育最早可溯源至1919年，到1925年的时候，平民教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1922年晏阳初等人在长沙共办了一次平民教育实验运动，此次运动中共有1200多名学生参加，并读完了由晏阳初编写的“平民千字课”。1923年8月来自19个省的平教派代表聚集北平召开平民教育全国大会，成立了平教会总会，大会之后不久，二十九个自助性的平教协会分别成立。又如1923年12月，南京首批平民教育毕业生5000余人在公共游乐园举行了毕业庆典。随着平教运动在城市的蓬勃开展，其成果也日益增多。
毋庸置疑，在农村开展平教运动要化在城市艰巨得多，因为80％以上的文盲生活在农村，然而要想在农村取胜，必先在城市取胜，要是没有城镇的领导，农村就无所作为。[6] 60中国平民教育发轫于城市，发展壮大于城市，这是历史的必然；同样，中国的平民教育只有到农村中去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也同样是中国的具体国情所注定了的。所以在城市进行的平教运动对农村平教运动具有很大的作用：不仅能为农村平民教育提供必要的经验模式，还可以激发人们对艰苦的农村工作的兴趣以及获得其他社会人士和教育机构的赞助。总之，中国早期的平民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平民教育向乡村转移的前提条件。
再次，当时的政治环境为平民教育转向乡村提供了契机和制度上的保证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把参加平民教育活动作为通向工农劳动群众的道路之一。如邓中夏所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一个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组织的，以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农阶级觉悟为目的的平民教育团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农村工作与农村教育，并把教育农民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1923年1月在彭湃领导下成立了广东海丰农民总会，总农会下设教育部，开办农民学校，对农民施行教育，1914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也办起了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了革命宣传和识字教育。当陶行知提出“到乡村去”的口号时，中国共青团的团刊《中国青年》对平教运动的这一向积极方向发展的行动是支持的，并号召青年利用平民教育运动来教育群众，尤其是恽代英十分注意利用陶行知把平民教育送到农村去的办法，恽代英曾向毛泽东建议：“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提出“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6] 478等口号。以上都是中共重视农村教育，开展农村教育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并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十分重视农村教育，这也为根据地的农村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国民党的农村教育。为了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也为了挽救破产的农村，国民党政府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发展国民党领导下的农村教育。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规定了“厉行平民识字运动”、“改良乡村教育”等关于农村教育的条文。[7] 328 192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限教育部于当年9月制定出厉行国民义务教育及成年补习教育的实施计划，这些规定为平民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其二是利用“平民教育”理论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晏阳初的平教运动及其观点很受国民当局的赏识，1931年蒋介石曾电召晏阳初去南京会面，后来晏阳初被委任为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1930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围剿，配合这一围剿，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向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国民党政府当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地方自治”、“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梁漱溟所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些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主流。当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在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希望拿教育的办法与手段来推行其所要施行的各项政策，并用这种方式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与农村运动，从而达到的政教合一的目的。虽然最后国民政府的愿望落空了，但是其行动对中国平民教育乡村化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
最后，农村经济的凋敝给爱国的平民教育家发出了时代的召唤
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各地方军阀的连年混战，中央及地方官僚征收沉重的田赋及田赋预征，还有各处田赋附加，再加上地主的沉重地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凋敝，农民困苦不堪。1925年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发生大饥荒。“黔省现有六十县地方发生饥荒，千万人民势必成饿莩，……而统计本年农民死于饥荒者，已达三十万人，死于疫疠者也有二十万人”[7] 56。农民生活急剧恶化，农村日益破产。这种状况给爱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时代课题：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应当找一条什么的出路？
晏阳初认为：由于外来势力的入侵与封建传统的压迫，中国整个国家日益陷于不宁和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农村。乡村的破产与广大农民的衰老、钝滞、麻木种种退化现象，就使社会面临着一个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问题，而中国的人的基础是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农村，所以结果也就逼上了乡村建设一条路。同样，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梁漱溟、陶行知等教育救国论者也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当到乡村去办，并身体力行地从城市来到乡村，实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伟大结合。经济决定教育，教育要为经济服务，2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客观面貌决定了中国平民教育的发展方向——乡村平民教育，濒临破产的农村也呼吁爱国的平民教育家到乡村大显身手。
平民教育向乡村转移，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它将现代化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入落后的农村，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农村风俗习惯的改善具有促进作用。它还可以使被传统学校拒之门外的劳苦大众能够受到最起码的教育，农民也受到一定的实惠，也有助于农村教育的提高，中国平民教育家的这种探索和创新，使中国平民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