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马克思《伦敦笔记》的理论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伦敦论文,理论论文,笔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他的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次是1844年前后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次是1845—1849年期间的《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全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建构的新阶段，这也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开启时期。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文献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所显示的最新资料来看，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写作之前，马克思还经历过一个重要的直接占有原始资料的研究过程，这就是全面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以下简称《伦敦笔记》）。在对这个庞大的理论资料群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后来马克思科学思想的实验思路和直接原发出发点。
1849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流亡到伦敦以后， 开始曾力图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工人运动的经验。后来他们注意到，至1850年，欧洲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繁荣时期，这必定会导致工人运动走入低潮。而且，马克思通过实际斗争也再一次体会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以至于先前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革命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所以，从1850年9月开始， 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对政治经济学再进行一次系统的研究。这也是他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起始阶段。用马克思自己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前言中的话说：“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10页。）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中，马克思利用了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文献和资料。
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其中24本标有序号，约有1250页，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这些笔记大部分保留下来，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这些笔记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自己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初原始资料群，所以这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理论建构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直接思想前提。在这些笔记中，文献的选择和整理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即将开始的思想实验的基本思路；在摘录中写下的批注和包含在笔记中和笔记之间的一些手稿，则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下一步思想实验的最初构想和脉络。《伦敦笔记》将全部发表在MEGA2第4部分的第7—11卷。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第7—9卷， 第10卷和第11卷正在编排中。
在这24本篇幅各不相同的笔记中，1850—1851年写下的前7 本主要是研究货币理论问题的。其中“通货原理”和“银行理论”的争论是主体。一般地说，马克思这一部分摘录主要是为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家货币学和信贷政策中去寻求1847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他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存在于流通领域，而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矛盾之中。但是面对普鲁东—格雷一类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者将消除资本主义危机的期望建立在对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之上的迷误，马克思不得不同样从这一层面开始他的理论分析。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从马克思笔记本身关注的专题和思考点来看，他实际上更加注重以李嘉图数量货币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研讨。因为在这里，否定李嘉图则意味着马克思必须建构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这是从经济学上超出《哲学的贫困》的重要一步。其证明是在这一阶段摘录之后，马克思于1851年3 月另外写下了一个单独的加工性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以下简称《金银条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第4部分，第8卷，第3—36页。）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专题式地重新系统摘编了他分别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以及刚刚写下的《伦敦笔记》中80多位学者有关货币问题的经济学论点。从马克思摘编的线索和加写的揭示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理论起点，即对普鲁东—布雷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批判，在这里已经得到了确认。这一点也可以从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7 册中写下的《反思》手稿中看到。
在《伦敦笔记》第7册的最后， 马克思重新摘录了斯密的主要著作，切入的问题还是货币与货币资本。从第8册开始， 马克思较多地转向一般经济学理论的评论。除去价值、利润、工资等问题，还主要摘录了地租方面的资料；除了李嘉图，马克思还摘录了斯图亚特、图克、巴顿、拉赛姆、德·昆西、凯里和琼斯的著作，但是理论关注的中轴还是李嘉图。这是马克思第三次认真地面对李嘉图。通过这里的研究，马克思已经显示了从根本上推翻李嘉图之后他必然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前兆。
在《伦敦笔记》的其余部分，马克思还分别集中摘录了有关工人的状况、农业问题、殖民体系问题、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历史和经济史方面的问题、银行问题以及关于文学史、文化史、伦理史和妇女问题、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摘录表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经济学，而是涵盖了极其广泛的领域，他的每一点重要的科学进展，都是真实地面对现实历史的结果。
我们已经说过，《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他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起始阶段， 也是最初的占有资料的过程， 而《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所进行的革命性思想实验。在《伦敦笔记》时期的摘录性笔记和手稿片断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后来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大体线索和方向。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伦敦笔记》的前10册和此间的一些手稿中。对此，我们做一些初步的逻辑探讨。
实际上，马克思1851年3月写下的《金银条块》， 可以看作是他对前7册笔记的一种专题性的思考。在这一手稿中，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进行一种再加工。在80多位作者中，马克思对其中52位的63本论著的观点做了比较性的研究，并概括了一些相近的主题。从摘录的内容来看，一部分是马克思认为可以作为在货币问题上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这种编排本身体现出科学货币思想史的线索；另一部分则是马克思明确指认为错误观点的资料，这显然是马克思想供自己研究中批判使用的。总的说，手稿显示马克思已经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进展：他已经将货币视为一种历史性规定。虽然货币的历史长于资本主义的发生，但货币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真正成为普遍的东西。从本质上看，它不过是在物的外壳下隐蔽着的社会关系。人直接陷入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的奴役之下，货币以物的形式与人们对峙，这种对立以表面的平等遮蔽了生产过程实际发生的剥削本质。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的本质。因为，流通与货币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象层面，并且是颠倒的现象，就像他有力地批判普鲁东—格雷那种试图通过改革货币体制来实现的假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手稿的副标题“完成的货币体系”所反讽的那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第4部分，第8卷，第37页。 ）这里的思考可以直接通达《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开篇。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7册第48—52 页写下的《反思》（1977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当年第1 期上），也正是从批判普鲁东和格雷这样的“蠢人”开始的。可以说，这一手稿即是《金银条块》的展开论述；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哲学的贫困》未完成思路的继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鲁东—格雷的改良主义，实质上是建立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幻想。“他们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59页。）。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恰恰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坚持资产阶级基础”的改良。普鲁东—格雷的改良主义不能真正透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迷雾，不能理解社会关系本身的颠倒，所以，他们总看到一种虚假的现象：“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不过是由于现行的货币交换体系的缺陷，才破坏了自由平等的真正实现。所以，他们的全部改革都是建立在消除流通领域的矛盾，通过理想化的“货币体系”实现自由。这样，他们的平等理想实际上成了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理想。这是他们停留在社会经济现象层面的必然悲剧。
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已经对货币形成了一定的历史性的科学认识。一方面，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货币制度与古代社会中存在的那种等级制的确不同：“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因为这已经不像过去，“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变换”。“在等级的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变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 161—162页。）。在过去那种情况下， 收入的性质仍然取决于谋得收入的性质，而不像现在这样单纯取决于一般交换手段的量。所以那时“工人能够与社会发生的并且能够掌握的那种联系，是无比狭窄的，而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62—163页。）。而现在，一切都被彻底打破了。在今天这种交换中，“质的阶级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购买者拥有的货币的多少中”。“货币作为阶级对立的最高表现，同时使宗教的、等级的、智力的和个人的差别变得模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63页。）。 这是因为，“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为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62页。）。 自由平等似乎真的实现了。
可是，马克思已经更深一层地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正是出在这“表面的平等”现象的背后。首先，单纯的交换并没有改变“总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的根本对立；其次，马克思发现，这种交换本身就表明了“事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才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它使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生产过程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生存的秘密并不在流通中的交换关系，而在于生产过程。关于这一点，未完成的《反思》手稿并没有展开。
在《伦敦笔记》第8册中， 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赋税原理》一书的摘录中已经直接指出过，利润不是在交换和分配中产生的，而只能由生产创造。“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固然个别特殊的利润可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这个余额只是在交换中实现，但绝不是在交换中产生的，“每一个有产阶级的原有收入必然来自生产”。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只有当他交换工人的劳动产品能够带来利润时，他才肯同他进行交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40—143页。）。所以当李嘉图在区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时，他指认市场价格的偶然性，并说明，他是着眼于这些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自然价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润”。马克思说：“李嘉图把他认为是偶然的东西抽象掉了。然而叙述实际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他称为偶然的运动但却是稳定的和现实的东西，还是它的规律，即平均关系，两者同样都是本质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08页。）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否定现象， 而恰恰要说明现象是如何以歪曲和颠倒的形式遮蔽本质的。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一种重要的理论进展，是与他已经弄清楚了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论异质性直接相关的。马克思认识到，“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看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15页。）。以马克思的理解，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那里的进步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从手工业生产还无法脱离的对象化劳动到机器大生产中的社会化劳动活动的飞跃，是这种理论差别的基础。这些认识，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从深层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马克思下一阶段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大体思路，在这里已经初见端倪了。从《伦敦笔记》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理论逻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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