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7)12-0017-0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从根本上说，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延安整风运动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回顾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新时期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非常有裨益的。
一、遵义会议前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实践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革命奋斗的历史，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前，总体上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如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三大确定统一战线的方针，作出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决策；四大提出并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等，从而促进了革命的发展，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六大坚持和强调了这些方针），使革命在遭受严重挫折后得以复兴。另一种情况则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顾中国实际照搬照抄。大革命后期，斯大林套用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模式，提出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将中国革命划分为“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三个阶段，“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阶段的革命力量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背叛革命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党的领导人和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机械地照搬斯大林的这个理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因此对蒋介石大力扶持和迁就，在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中，多次退让。因为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因此，必须拉住汪精卫，并为拉住汪精卫而一味对之妥协迁就。理论上的失误，是党在大革命后期犯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越来越严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无间断革命”的理论，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①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1]的指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形成的理论根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更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当时信守“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因此，毛泽东评论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2](P252)盲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的做法，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领导人的通病，结果给党和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把教条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使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急之中。
这一系列惨重的挫折，究其根本原因，是思想路线存在错误。正如1941年毛泽东分析指出的：土地革命时期，“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3](P611)
遵义会议前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事实，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说明是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
二、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举措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开创了大好的革命局面。与此同时，毛泽东花费很大的精力清除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总结党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指出“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和主张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突出地提出“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并从研究战争的方法论，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哲学的高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总结。《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无不贯穿了批判教条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其次，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3](P533)“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P534)他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3](P534)随之在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努力在全党树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但是，到1941年前后，毛泽东发觉这些努力并未取得很大的成效。他认为教条主义仍然严重地存在着：“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4](P173)党内存在着不注重研究现状、“闭塞眼睛捉麻雀”，不注重研究历史、“言必称希腊”，“为了单纯的学习”、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极坏的作风”。他特别对当时党的教育现状和思想状况提出尖锐的批评：“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5](P798)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而就党内原因而言，毛泽东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6](P627)。他并由此加深了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认识，他指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7](P192)。
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导致左倾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教训，使毛泽东对教条主义有刻骨铭心的记忆。1936年他就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推行的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8](P187)因此，他把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的战略高度。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再强调：主观主义，要亡党亡国亡头[9](P192)。主观主义“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5](P800)“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5](P820)
这种一方面认识到教条主义的极大危害性，而另一方面又发觉克服教条主义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引发了毛泽东强烈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迫切性，把它视为党的根本性的建设、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性问题。1943年6月6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报中指出：如能搞好整风，“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10](P444)。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并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了延安整风。
毛泽东并且认为，仅靠过去的方式，解决不了教条主义的问题：“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10](P358)。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决策和发动的，教条主义在历史上的深痛教训，特别是现实中的严重危害，是推动和引发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因。
系统考察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发动缘由和任务目的，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发动整风的真正原因：延安整风运动的目标是清除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危害甚深的教条主义，进一步落实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
三、延安整风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作用
延安整风遍及全党，历时数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其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全党实现思想大解放。由于共产国际强调的高度集中和绝对服从的领导体制，由于经过“左”倾路线长期的强力推行，特别是第三次“左”倾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做法，党内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生搬硬套的浓厚风气。邓小平后来曾总结指出：“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11](P261)。这种框框严重地禁锢人们的思维和活动。比如，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但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一时许多与会者受到蒙骗。在十二月会议上，不少人根据王明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后来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我是孤立的。”
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痛批教条主义，打破了党内对苏联经验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打破了党内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维模式，把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周恩来在整风运动后期就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12](P157)而制约思想框框的打破，自然就迎来了思想解放，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能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党内民主由此发展，革命事业生机盎然，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第二，延安整风运动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中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发动延安整风时强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学风，就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5](P813)也就是说，打破主观主义的束缚，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整风的第一个目标和最主要的目的。整风运动有破有立，又破又立，在破除教条主义者“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思维后，强劲地在全党弘扬了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和风气，并在许多人思想上产生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革命家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整风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中央学习组学习讨论的薄一波回忆说：“通过这次系统的、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提高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在延安的学习体会最深的，还是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几十年来它一直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13](P365、379)当时是一般干部的柯华回忆说：“特别是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的思想、作风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改造和升华。毛泽东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他一贯强调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等，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14]诸如此类的回忆很多，它充分说明了延安整风的影响和功效。
第三，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统一。延安整风实际上也是一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关于全党开展整风学习的决定，规定了学习的22个文件，并且要求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各机关、学校“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空前规模的学习，无论对于工农干部，还是青年知识分子，此前都没有这样深入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杨尚昆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延安整风中，“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15](P208、212)
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明确了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也使党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伟大作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5](P952-953)“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5](P998)并预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5](P999)毛泽东所代表的方向、毛泽东所代表的思想是什么呢？实际就是毛泽东一贯坚持和积极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和由此路线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六届七中全会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和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而形成的，而全党对它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则是通过延安整风而达到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反映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党在思想理论上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成为党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基础，成为凝聚全党意志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因如此，杨尚昆指出：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15](P215)
第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延安整风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深化了全党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深化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认识，并使之成为开展工作的政治、思想依据。因此，毛泽东后来评论说：“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16](P298-299)
延安整风使广大党员的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延安整风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干部的4条标准来检查自己。4条标准是：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并要求每个干部在自我检查中肯定正确的方面，批判不正确的方面，分析根源，提出改进办法。结果提高了党性，而党性的提高就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党的先进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和空前的团结，党性的空前提高，就凝聚了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成为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巨大力量，就使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落到了实处，正确的决策变成了全党的自觉的行动，因此推进了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对于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蒋介石也看到了。1947年9月1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上说：现在共产党力量增强，“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整风运动使中共养成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办事方法”，并“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产党训练“最大的成功”。他公开向国民党高级干部提出了研究延安整风运动以改造国民党的任务[17]。这个出自敌人之口的评价，应该是正确评判延安整风作用的一个注脚。
第五，延安整风运用整风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一个重要贡献。
针对党内错误思想和倾向在一定范围内泛滥滋长并危害党的状况，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采用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党内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使党通过思想上的一致，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这一方针是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总结王明“左”倾错误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党内斗争惟一正确的方针。
延安整风运动用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也是一个创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这个决议经过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和毛泽东（前后七次修改）等多次修改，在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集中集体的智慧用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延安整风运用整风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有别于苏联共产党“清党”的做法，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创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建设的一大创举。
四、几点思考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党内民主的过程。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为实现党内民主创造了条件，而实事求是、党内民主，也为科学决策打下了基础，因为只有民主决策才能科学决策。
延安整风后，举凡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解决对策，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讨论作出的，有的是征询和听取中央有关同志、各地方和各部门同志的意见反复讨论、反复研究才形成的。如日本投降后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是刘少奇根据全国军事形势、争夺东北战略意义和党内许多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经与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讨论而确定的。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制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计划，是根据粟裕的建议和苏中战争的实践而修改原来的计划而形成的。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中央军委曾计划由粟裕率3个纵队打到江南去，迫敌从中原撤军回救，并要粟裕“熟筹见复”。后根据粟裕的建议，经与陈毅、刘伯承等交换意见，1948年5月城南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采纳粟裕的意见，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把国民党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清涧县枣林沟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针对当时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的问题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草案），名曰《中央一月决定》，并征求刘少奇等的意见，准备下发。但后来毛泽东决定采用任弼时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讲话。毛泽东电告刘少奇说：“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18](P295)“军事民主”在解放战争时期广泛推广，对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产生了极其重要作用。而这个克敌制胜的重要方法，是毛泽东总结朱德在指导石家庄战役中的做法而形成的。
三大战役更是民主决策的典型。辽沈战役的作战计划是中央军委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反复讨论、几经周折后确定的。淮海战役是根据粟裕建议而发动的；而在战役打响前的一个多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从多种方案中比较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及时进行调整部署，从而使之形成空前规模的大战役。平津战役的作战方案中，缓攻太原的决策是吸纳了东北野战军的建议，而放弃塘沽打天津的作战部署，是根据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而修改原定计划形成的。
因此，党在延安整风后再也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发展，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19](P126)邓小平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以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靠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靠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成就也是靠这个，而其中的失误和挫折则是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1956年，毛泽东总结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20](P9)这样的“大亏”，使党和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能否实事求是，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事业发展和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应该汲取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永久的、常新的课题。延安整风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在领导进行中国革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长期坚持了这个原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宝贵的经验。但在他的晚年，逐渐背离了这个原则，结果造成很大的失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再比如，延安整风成效显著，但是，作为一场全党的大规模的运动，整风运动也存在一些不足，最突出的问题是发生了一个抢救运动。1943年7月，为粉碎国民党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将肃清内奸、特务作为反击国民党进攻的一项主要对策，决定“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由此形成了“抢救运动”。由于缺乏调查研究、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在10余天内，单在延安地区就骇人听闻地揪出“特务分子”1400多人。整风运动强调反对主观主义，而抢救运动毫无疑问就是主观主义的产物。抢救运动的严重失误，说明了实事求是的艰难性，说明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历史事实说明，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即使最好的像延安整风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不可能完全、彻底解决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时期的任务，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进行、常说常新的过程。
延安整风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它在当时是必要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产生了对毛泽东崇拜的萌芽，虽然它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后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丰功伟绩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敬仰，于是，原来存在的、仅只是崇拜的萌芽，就越来越发展，最终成为了个人崇拜。结果，促成了个人专断，成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背离延安整风树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初衷。事实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和适应变化的情况，并随之而变化和调整，则正确的东西会变得不那么正确，甚至消极的因素会越来越严重，直至抵消正确的因素，转化到正确的反面。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不断起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也需要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否则正确的认识就会转向它的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的事情，而是贯穿始终，需要常做常新的一个大课题。
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正确处理“唯书”、“唯上”和“唯实”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的基本特点是“唯书”、“唯上”，而不“唯实”的，其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此。毛泽东的成功就是正确地处理了“书”、“上”和“实”的关系，学习理论，不囿成规，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但是，“书”、“上”和“实”的关系又是很难处理的，“书”和“上”的权威性、制约性和功利性，往往是许多理论修养欠缺者、为人民服务意识不强者和图省事者的首选或最终选择，“唯实”则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要有很大的付出，甚至是个人利益的很大牺牲。在今天，“唯书”似乎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唯上”却是非常突出的现象。如何在“上”和“实”之间达到统一，形成和谐，是实行实事求是的一道难题。今天似乎人人都知道“唯实”的重要和必要，但真正实行却难以做到，主要的症结恐怕就在于“上”和“实”关系的处理上。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语重心长地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民族到解放之路。”[3](P662-663)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指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方向、实事求是的努力方向。科学的态度必须是实事求是，而要做到对党对人民负责任，不但必须实事求是，而且要敢于实事求是。只要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负责任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做到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实际是检验每个领导干部的党性、能力的关键所在。而实事求是，就必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第三时期”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1917年至1923年时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第一时期；1923年至1928年是资本主义经济“复兴”和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无产阶级进行自卫斗争的第二时期；1928年后将进入第三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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