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1-0103-06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曾经在西南活动现已消亡的民族、以及经几千年来的民族分化与融合，到现在所形成的壮族、彝族、苗族、瑶族、回族、藏族、白族、哈尼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布朗族、毛南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等30余个少数民族。对上述各民族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构成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如果再进一步概括的话，则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内容大致包括古今西南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与文化演变、民族关系史、各民族通史、专题史、边疆史、跨境民族史和与各民族相关的历史文献学研究。（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多次引用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中的一些统计资料，由于太零散，没有一一作注，特此说明。）
一
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代，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就有关于夷、羌的零星记载。其他如《左传》、《淮南子》、《国语》、《尚书》、《诗经》、《世本》、《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对西南民族的记载日增且渐详。
秦汉国家政权的建立，不仅统一了华夏族，也直接统一了周边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也与“诸华”一样，设置了郡县进行统治，从而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因此，如何有效地通过郡县制从政治上治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史家对民族历史特别关注的一个政治动因。此后，专门以少数民族为对象，更全面、系统地记述其历史源流、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服饰发型、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著作，便在历代编修的“正史”中出现，这便是二十四史中的《四裔传》，首创者为司马迁。
司马迁首创《四裔传》后，历代修史者皆效法之。所以整个二十五史除《陈书》和《北齐书》外，都有少数民族的专传。关于西南民族历史的专传或相关记载，除《史记·西南夷列传》外，还有：《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三国志》虽无关于西南民族的专传，但却有大量关于西南民族历史情况散见于《诸葛亮传》、《霍峻传》、《吕凯传》、《李恢传》中；《晋书》有《南蛮传》，但由于南北朝汉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对西南难以进行有效统治，故无西南夷传，仅在《南蛮传》中有一些记载；由于同样的原因，与北朝有关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都有北方民族的记载，但《魏书》第一次专门为西南的僚族立了专传，即《魏书·僚传》；《周书》将少数民族传记归入异域传，但多为转抄《北史》、《魏书》，故无特色；《北史》有《南蛮传》；《宋书》有《夷蛮列传》，但从文中所记来看，“夷”主要指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的民族，而“蛮”则仅指荆雍州蛮和豫州蛮（当为今苗、瑶、土家等族的先民）；《南齐书》有《蛮传》、《氐传》、《羌传》；《梁书》虽有少数民族专传，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很少；《南史》虽有《南蛮传》，但由于其以《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删节、补充而成，无新材料；《隋书》有《南蛮传》，由于对西南统治不深入，对西南民族的记载甚少，反而在《隋书·地理志》中有所记录；《旧唐书》有《吐蕃传》（上、下）、《南蛮西南夷传》；《新唐书》有《吐蕃传》（上、下）、《南蛮传》（上、中、下）；《旧五代史》将有关西南民族历史记入《外国传》中；《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记录有关西南民族历史；《辽史》无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专传，仅在《部族志》、《属国志》中有零星记载；《宋史》有《蛮夷传》（一至四），但关于大理国的情况却载入《外国传》；《金史》无西南民族专传，因地理辽远之故；《元史》对西南民族的处理特别，即虽无西南民族专传，但却将西南民族放到《地理志》（三、四、六）中；《明史》亦无西南民族专传，而是将西南民族放入《四川土司传》（一至三）、《云南土司传》（一至三）、《贵州土司传》中；《清史稿》与《明史》同，将西南民族放入《四川土司传》、《云南土司传》、《贵州土司传》中。
通过以上的排列我们可以看出：当中央政权强大时，与西南民族的政治联系就紧密，反映在文献上记载也就详细，如《新唐书·南蛮传》就有上、中、下三篇。反之，文献记载则简略。
除上述各朝正史中有西南民族的专传外，历代官家编纂或私人著述的各种类书、丛书、方志、游记、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南民族的记载，较为重要的如常璩的《华阳国志》，樊绰的《蛮书》，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田雯的《黔书》，李京的《云南志略》，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李心衡的《金川琐记》，姚莹的《康輶纪行》，陈浩作的《黔苗图说》，无名氏作的《土官底簿》，郭松年的《大理行记》，龚柴的《云南考略》，肖石斋的《乌蒙纪年》，无名氏的《乌蒙秘闻》，刘彬的《永昌土司论》，赵翼的《平定金川述略》，魏源的《西南夷改流记》，无名氏的《招捕总录》，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余庆远的《维西见闻记》等。上述文献大多根据作者调查所成，虽然写作目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史研究，但学术价值很大。
中国西南的地上和地下还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民族历史的遗存和遗物，如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云南楚雄万家坝遗址，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大理太和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和遗物为研究西南民族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历代遗留下来的摩崖碑刻也保存了许多十分可靠而又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如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南诏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等，这些特殊载体的文献，可与史料相印证。
通过以上的回顾，大致可以将古代对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作以下几点归纳：
1.历代文献记载和史家的研究，都从大民族主义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浓厚的政治色彩，缺乏客观性，表现出“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的民族史观。
2.注意族源的论述，经济文化反映不够，故一般性的叙述较多，缺乏深度。
3.由于史家从大民族主义出发，从政治统治着眼，故文献中或以描写政治对抗为主，或以描写落后的“蛮夷”习俗为多，认识上有片面性。
4.所有的研究还处于自发的、不自觉的阶段。
5.虽然研究西南民族史的文献众多，但缺乏系统，加之民族融合现象普遍，故文献中难以看清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二
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日本、俄国的一些学者、传教士、探险家以各种名义不断进入中国，部分人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主要有：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于清末在云南、贵州、四川对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进行调查，写出了《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英国人丁格尔清末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中国西南，对汉族、苗族、彝族、白族作了亲自观察，写成了《丁格尔步行中国记》，书中多有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英国人立德清末到川边及云南，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和《穿过云南》；英国人烈敦著有《中国：川北族行报告》；英国人戴维斯清末多次到云南，著有《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间的链环》；英国人克拉克在云南调查后，著有《在中国西南诸部落中》。[1](P61-72)
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国外学者的研究和著作，激发了部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强精神，面对当时中华民族的民族危亡，学者们对民族研究更加注重，这对国内学者研究西南民族史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在近代中国著名学者中，较早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史的人是梁启超。他先后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三苗九黎蚩尤考》、《春秋蛮夷戎狄考》、《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在上述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梁启超花了很大篇幅来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对族属源流的研究颇有见地，对西南民族研究的许多结论，至今仍可视为定论，更为重要的是文中已开始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名称和研究任务。
20世纪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时期，是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开始到成果众多的时期。如果从时间上划分，20世纪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可分为两阶段。前50年为第一阶段，后50年为第二阶段。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前50年，部分成果是在实地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如1914年，丁文江在对云南和四川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后，在《独立》杂志上发表了《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论文；1928年夏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杨成志到云南进行了为期一年零八个月的民族调查，回广州后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其他还有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
当然，由于中国史学的特定学术传统，更多的西南民族史研究还是以文献为主要依据，兼及实地调查。其主要论著有：
夏光南的《云南文化史》；凌纯声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陶云逵的《云南的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马长寿的《川康民族分类》；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和《旅边杂著》；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丁文江《爨文丛刻》；李佛一的《车里》及他翻译的《泐史》。
此外，许多全国性的民族史专著、专论，都有西南民族史的研究章节，如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文化》和《中国边疆民族》、卫惠林的《中国民族分类略论》、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芮逸夫的《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等。
中国西南民族史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建设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四川大学设置了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等课程。1935年，四川大学又设立了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拨出专款，在云南大学等6所大学中设立了边疆史地研究室。
抗日战争爆发后，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向西南地区转移，主要集中在昆明、重庆、成都、贵阳。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调查。由于研究者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士，所以研究质量较高，将西南民族史研究在学术范式、深度、广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各地比较突出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有：[1](P54、P55)
1.昆明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主要的学术研究中心。西南联大设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出版了《边疆人文》三卷。云南大学建立了方国瑜等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丛书”。
2.迁至成都的大学较多，专家集中，学术活跃，出版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
3.由上海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重点研究苗族，出版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今凯里）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
在此期间，许多学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完成了许多高质量的成果。1941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馆合作组成了川康民族考察团，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下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著；其后，马长寿又深入大、小凉山调查，写下了《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凉山罗夷的宗谱》。任乃强在西康调查后，发表了《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论著。1943年，林耀华在大凉山调查后写成了《凉山夷家》，1944年又对康北藏族深入调查，写成了调查报告《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江应樑在对四川、云南的彝族进行调查后，写成了《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
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也结合自己的专业，通过调查研究，完成了多学科综合的民族史研究论文，如罗常培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又如闻宥发表了《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么些象形文字之初步研究》，这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研究西南民族史颇有价值，弥补了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学者们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便将在西南期间的研究作进一步整理，理论上也作了些总结，如费孝通将他在云南的禄村、易村、玉村的调查报告合写成英文著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林耀华在1947年出版了《凉山夷家》、《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四土嘉戎》；江应樑在1948年出版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摆夷的经济生活》、《西南经济文化论丛》。
20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与古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从以下几点表现出来：
第一，从民族史观上看，大部分研究者虽然没有完全杜绝华夏中心论和民族歧视心理，但也注意到重视各民族的平等，强调研究要为各民族的团结与合作服务。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阴影之下，中国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有利于反对列强，这是民族史观的重大进步。因此，学者们不再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不再侧重于政治统治，而是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进行学术研究。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看，已开始超越旧有的族源、政治斗争等范围，向经济、文化等领域渗透，研究更加专门化，学术研究开始规范，许多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学术观点、学术概念被吸收到民族史研究中来。出现了许多专论和专著，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有所提高。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已开始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同时也开始利用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之丰富西地民族史的研究。
第四，与古代相比，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参加研究的人多为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学者，因此，研究的面宽且有一定深度。
三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50年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至少在学科发展、研究方向、方法上都有负面影响，政治常常左右着学术研究。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政治发展的特定背景下，西南民族史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49年至1959年，第二时期为1959年至1978年，第三个时期为1978年至20世纪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各高校、各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建国初的民族研究工作，学者们在认真参加思想改造的同时，还积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努力工作，报效国家，致力于西南民族的学术研究中，发表了一些西南民族研究的论文。
1950年至1952年，中共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东北内蒙古民族访问团，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了解民族地区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1950年6月，西南访问团分三个分团，分别访问西康（一分团）、云南（二分团）、贵州（三分团）。访问结束后，将访问过程中的调查资料整理成《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后来又将其中关于西双版纳的调查资料收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僚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一书中，再后又将访问团的调查资料编为《中央访问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西南三分团在贵州访问结束后，也写成了调查报告《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后来又出版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1](P54、P55)
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面对民族状况不清，民族称谓混乱，不利于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这一现实情况，提出了民族识别的工作任务，西南是此项工作的重点。1954年5月到10月，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云南的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地，对彝族、壮族、傣族、哈尼族的支系进行民族归并和调查；1955年4月至8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受中央民委的委托组成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提出“穿青”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仡佬族是一个单独民族的民族识别意见。此后，通过实地调查和情况分析、比较、识别、归并，又识别了西南的仫佬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毛南族、基诺族。
1956年，中共中央又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西南的四川调查组划分为凉山分组、甘孜分组、阿坝分组和羌族小组、苗族小组；贵州调查组下分10个小组；云南调查组下分6个调查分组和7个资料收集组。通过这次调查，系统地了解了西南30余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及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风俗习惯。这次调查对制定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方针，以及形成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培养了一支学术中坚队伍，准备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
除了上述中央访问团访问、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参加外，各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在机构设置、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了一大批成果。
中央民族学院建立后，在其下设立了研究部，研究部中有西南研究室。1954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机构调整，按相近民族划分，合并为3个研究室，其中的第二、第三研究室都与西南民族史研究有关，发表了许多专门研究西南民族史的论著。
1954年，云南省民委建立了民族研究室。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也都做了专门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专门计划。
1956年，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对少数民族历史格外重视，要编纂少数民族通史、简史、古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在此背景下，1959年云南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南民族史专门化”（专业方向），稍后又改为“云南民族史专门化”，同时又建立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
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南民族史研究有了新进展。1973年，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马曜等人开始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7年出版）。1977年，杜玉亭建议组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通过几年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认定基诺族为单一民族。1977年，贵州的侯哲安、李衍垣组织了大型的“夜郎史”讨论会。
1979年，在中央民委的领导下，各省、区民委又开展了对一些未识别民族群体的调查，如四川民委组织对平武县“达布人”的识别调查，对凉山“西畲人”的调查；云南民委也组织了对苦聪人、克木人等的调查。1982年，詹承绪、刘龙初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对白族的两个支系勒墨和那马进行调查。
通过民族识别，各少数民族的族称、族属及各项权力在政治上、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和落实。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的识别在学术上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如有将理论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个别地方的识别工作过份强调族源和血统，对本民族意愿不够尊重的情况也有存在。生硬地按行政区进行识别，结果出现了云南的普米人与四川的普米人、云南的摩梭人与四川的摩梭人族属不相一致的情况。
1978年后，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国家民委召开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规划会议，并成立了丛书编委会，这项工作对促进西南民族史研究意义重大。此后，西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了自己的简史、简志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西南地区由于民族众多，是民族研究的理想之地，所以，1979年“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成立了中国民族研究学会。之后的1981年10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在昆明召开首届年会，会议决定由学会组织综合考察队进行调查工作。会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专家学者沿怒江逆行，到达滇藏交界区进行调查，发表了《独龙族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四川、云南的民族研究专家李绍民、童恩正、何耀华等对雅砻江下游进行试点考察；贵州的柏果成等对月亮山地区也进行了试点考察，写出了上百万字的调查报告和论文。
1983年，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和贵州民族研究会发起，又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参加的月亮山区域综合考察，写出了50余万字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民族关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有了更深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云南大学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内容全面的民族大调查，涉及到了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云南25个少数民族，形成了25个云南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25本，采集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共计1300余人的血样，获得了一批音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和出版了生态环境、民族人口、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婚姻、家庭、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2个专题研究报告和1份综合研究报告以及《云南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立的调查报告》1份。此次调查在以往的基础上发挥了多学科、文理交叉的综合优势，借助了先进音像手段，同时在方法上有所创新，例如其中的基因调查弥补了以往调查的缺陷，为民族源流、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2](P250)
随着调查研究的大规模展开，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达到高潮时期，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学术专著不断出版，各地还相继建立了能反映西南民族历史的博物馆。
通过对20世纪后50年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溯，可看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前50年相比，后50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西南民族史研究内容扩大，涵盖面更广，表现出思路开阔，新论迭出的格局，能够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享有学术自由，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者都能自觉地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学术研究。学科队伍有所扩大，中青年学术力量在学历层次上有整体性提高，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西南民族史研究理论上有发展、创新，如原来认为南诏国、大理国是割据政权，这表面上看是维护统一，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现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南诏国、大理国应是与汉民族建立的唐朝、宋朝具有一样的历史地位，同样是当时中国境内不同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包括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第三，专家学者大多能坚持理论与现实结合，强调学术对社会的贡献，但许多理论并未被实际工作部门接受，学术对社会的贡献尚未完全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第四，实地调查研究更受重视，注重社会历史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民族识别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成绩；数量众多的调查报告为西南民族史研究，特别是为现当代西南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在新中国方志编纂中也派上了大用场。
第五，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研究人员，重视整理、保护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重视与民族史研究相关文献的整理、释注。
第六，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较多地采用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注意吸收其他学科及国外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兼顾研究对象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虽然20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大多数成果主要还是以研究古代为主，研究内容也较为传统，许多领域或不深入，或尚待开发，如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专题研究就比较薄弱，缺乏有分量的宏观研究和理论探索，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不多，当代民族史几乎是空白。应用性研究虽然得到加强，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浮浅性。因此，展望未来，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仍是任重道远的。
四
21世纪初始，如何发挥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优势，使西南民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良多。
1.立足西南现实关注学术的未来走向
对当代的西南民族史研究者来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南民族历史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涉及物质的西南民族历史，又涉及精神的西南民族历史。尽管我们对古代历史还要不断研究，加深认识，但最重要的是关注现实。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才是研究的主体和一切研究的归宿，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一切活着的人和一切活着的现实。所以，应重视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现实取向，重视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50多年的西南民族发展史，与各民族历史上所经历的漫长岁月相比，是日新月异的，所以对当代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家形势的发展，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也都要求加强对当代民族史研究，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2.重视基础研究，拓展新领域和方向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但许多基础研究还需加强。首先是仍需继续加强西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僰人史、叟人史、昆明人史、白蛮史、乌蛮史的专史研究上。其次还应加强对各民族通史的研究，西南民族多有简史但无详史。此外从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角度看，目前急需加强的是专史研究，如民族艺术史、民族经济史、民族思想史、民族教育史、民族科技史、民族社会生活史、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史、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史等研究课题。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为了让研究做得更好，还应充分吸收相近学科的成果，拓宽民族史新的研究领域，创建一批交叉、边缘的学术领域，注意与相关学科的交流、渗透。目前，相关学科中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正快速发展，使西南民族史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此外充分地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例如应用当前已经开展起来的少数民族基因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各民族族源、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可靠的证据。
3.注意利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文献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图书馆的出现，使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场巨大变革。尽管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个体劳动特点变化不大，但以往的学术研究手段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由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学科交融性、多学科性、系统性、文献信息处理的科学技术化已成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如数字化图书馆、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就是目前获取和利用文献的有效途径。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忽略对西南民族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和出版工作。
4.注重学科建设，加强宏观研究
克服民族史研究中就史论史，与现实脱节的片面性，既要注重史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科学性，研究以精深为本，重视对民族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特点、原因的研究，又要考虑学术对社会的贡献。
通过民族史的研究，着力加强西南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历史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对边疆的稳定和保证国家的统一意义十分重大。因此，研究中国西南各民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过程这样的课题就显得日益重要。
此外，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应将西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研究。
5.加强汉民族和跨境民族研究的力度
在整个西南民族地区，汉族作为地区主体民族的时间很短，约始于明代。但由于“内华夏，外夷狄”思想的潜在影响，长时间以来，西南民族史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因此，下一步一方面要克服汉民族政权正统论的片面史观，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忽视汉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建设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认识。
西南有10余个民族为跨境民族，对他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民族源流、古代民族关系方面，但对当代跨境民族的民族关系、国家观念等问题研究，基本涉及不多，应加强之。
收稿日期：200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