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本体论哲学”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本体论论文,形而上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8-0040-05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充满了争论。从实践观到价值论，从主体性到人学，各种新概念、新提法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本体论哲学”这一论断在其中颇为引人注目。它以其相对的合理性，或说是以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结合能力，而受到人们的青睐。然而，问题提到本体论这一层次，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功能的认识，这就需要慎重对待，对之加以认真剖析。
一、生存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最后避难所
无论怎么说，生存本体论的提法是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有其特定的含义，不能随便修正和借用。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的区别与联系，就要对本体论、生存本体论以及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加以考察。
本体论可以说是西方哲学难解的情结，“何为世界之根本”的本体论追问是西方哲学的源流。在古代，人们直观地把握世界，把世界看作是各种各样事物的总汇。所以，无论是哪个哲学家、哲学派别，总是把世界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即使成就最高的原子论也不例外。这就是本原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抛弃了自然直观，以思维为中介在事物的自我呈现关系中认识事物。这样一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必然会破坏朴素的本原论。世界本原由具体的物质形态转换为经由中介而达到的实体。本原论被实体论代替了。但实体论与本原论都是以一种实体还原的思维方式，在人之外的客观领域为世界寻求本原，在哲学的路向上并无不同。实体论仍未超出本原论的域限。
本体论的第一个改造者是康德。康德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借理性批判之名，把本体论从科学知识中剥离出来。他所批判的正是世界、灵魂、上帝等本体概念，认为这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他把知识奠基于先天综合判断，而“对任何综合命题，形而上学从来也没有能够先天地给以有效的证明……把形而上学这样一种出自纯粹理性的哲学判断建筑在概然性和假定上，这是再荒唐没有的了”。[1](P164-165)在他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由先天命题组成，从中得不出新的知识；其中的概念不能得到经验的验证；同时，纯粹概念的推论会造成二律背反。因而，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得不到充分保证的。这是从知识的角度论证的，也就是说，传统地以经验知识来保证的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形而上学被驱除出知识领域，实体被剔除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意义而变作实证。本体论需要另找出路。这恰是康德的用意所在。康德是要在新的路向上建设“未来形而上学”。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康德，中意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和绝对的道德律令。为自身设立绝对命令的人类主体性，成了人类行为的根本依据。本体论以形而上学的形式，在人的主体性中找到了存身之处。在这里，本体论的含义有所变化。康德的改造是把本体论从客观的领域转移到了主观的领域。他的客观领域呈现出本质与现象的分裂状态，而主观领域则被悬置于半空，维系于他替人类规定的几条抽象的道德律令之上。康德的改造是不成功的。
康德的人文主义路向经由胡塞尔的科学主义化，在存在主义那里继承下来。把海德格尔的哲学称为存在主义表明了他把主观客观化的努力，而将之称为生存本体论则恰恰暴露了其哲学的内在缺陷。海德格尔认为，从“存在”出发建立的本体论才是“有根的本体论”。他说：“因为本体论总是只在在者的在中思在者。然而只要在的真理没有被思，一切本体论就都仍旧没有根基。”[2](P127)他把哲学探讨的问题从“是什么”一变而为“如何”，即他所谓“存在者”“是什么”的问题到“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这就将康德设定的“绝对命令”——人的实践的自由转变为可以加以探讨的一个问题，开拓出可以以传统哲学话语言说的一个新的领域——人文世界。然而，也正是传统言说方式限制了他，使他表现出反形而上学的不彻底性。怎么能够用“是”来探讨“如何”呢?这不免会使得“如何”仍旧落入“是”的窠臼。
海德格尔认为，人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存在，“是一种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存在者。在这种‘与……的关系’中，就有那种先于一切理论反思而存在的与自己本身的关系”。“存在的这个‘如何’无非就是本质存在。”“把现存在和本质存在分开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本质存在无非是以实存为特征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3](P172)他试图通过对人的“存在结构”，即“如何去存在”的揭示达到“存在”，也就是他所说的“要从存在者身上逼问出存在来”。那么，人的“存在结构”是怎样的呢?他认为，人的生存有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两种可能形式。本真状态的存在结构有三：现身、领会和言谈。他说：“我们在存在论上用现身这个名称所指的东西，在存在者状态上乃是最熟知和日常的东西：情绪，有情绪。”[4](P164)这种情绪就是“被抛”。然而，“被抛”总意味着有“抛来之处”与“抛往之处”，尽管“被抛者”也许不知道。此在能够领会并在领会中存在，它是一种可能性之在并能向各种可能性筹划，由领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解释。而言谈则是对存在自身的宣告，言谈所及借言谈所云传达出来，是对他人存在的开展。从海德格尔论述的“存在结构”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一方面是一种退却。被抛意味着远离，是此在从现存世界的退却。而领会的筹划，是对可能性的筹划，也意味着从现存世界的离开。另一方面却是一种纠缠。被抛总离不了被抛离之所，领会也离不了领会的对象，谁被抛?谁领会?“如何存在”变为“如何从现存世界离开”的问题。海德格尔只是告诉我们要离开，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说。但退却总也摆脱不了“从……”退却的纠缠，要摆脱的对象成为永恒的前提。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存世界”“对象”“谁”显然就是海德格尔深恶痛绝的僵死的实存：实体性的实物和常人化的主体，即存在者。他从前门驱逐出去的东西，又从后门堂而皇之地走了进来。可见，海德格尔对本体论的改造并不成功。那么，他的形而上学重建呢?
海德格尔所希望的大概是通过对存在者等现存世界的涤荡，来达到一种纯洁化。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纯洁并不容易达到。也许海德格尔也意识到这一点了，他把人的非本真的生存样式——沉沦，同样作为生存结构的一环来描述。沉沦于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虽然仍然是可能性的存在，却已丧失了它的“向来我属性”，成为没有个性的、受公众意见统治的“常人”。如何从沉沦中生拔出来，回复此在的本真存在状态呢?海德格尔认为，本真与非本真的转化是通过“畏”来实现的。当此在面对死亡——这一人生最大的必然的可能性时，产生了“畏”。在“畏”中，一切世内存在都沉陷了，远离了，此在的本真显现出来。我们看到，海德格尔求助的是“畏”这样一种他不许称之为情绪的情绪。然而，把心理的东西加以本体化，它就不是心理的东西了吗?海德格尔从胡塞尔的立场上退却了，他对情绪的借用是对心理主义的让步。无怪乎，他以一个“烦”字概括了人的存在。然而，心理的东西除了心情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所以，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描述最终仍然沿用了传统的概念规定。正如他的书名《存在与时间》所表明的，他所强调的存在是在历史情景中的存在，是对存在的时间性规定；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存在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它具有空间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规定。由此看来，海德格尔重蹈覆辙，所建立的仍然是黑格尔式的概念体系的形而上学，只不过塞入了些情绪体验罢了。概念的压迫性依然存在，概念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无能也依然存在，海德格尔作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最后避难所，其被摧毁只是迟早的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表现为一定的概念体系，它的内容却是由本体论规定的，即对最终根据的建构。这样一种概念体系，妄图把万事万物都包罗其中，给以定位和规定，从而实现其终极真理的霸权。这样的企图从何而来呢?我们从对哲学史的考察得知，哲学起源于对本体的追问，这种追问建立于“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样一种执著的信念上。从朴素的本原论到严肃的实体说，本体论的发展为科学开辟了道路。然而，人是一种不同于自然存在的存在，对于人的理论界说应该不同于对于自然的科学界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康德提出“纯粹理性批判”，把理性从科学，或者说把科学从理性中剥离出去，为人保留了一块形而上学的纯洁的天空。他的剥离是一种割裂，使得人成为自说自话的怪物。海德格尔跟康德一样，试图使人类远离物性，他的远离还没有康德那么自信，连设定“绝对命令”也不敢，就陷入一种绝望的空无。从这里我们看出，单单靠对物性的否定，既达不到对人性的肯定，也不能对它作出表达。我们要找到一种方式，来破除形而上学概念体系对我们的束缚，同时，这种方式也就是我们对自身不同于自然物的独特性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实践的批判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起点就是批判，是对以往一切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这一批判是通过对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哲学的批判来完成的。为什么可以以黑格尔哲学来代表以往一切形而上学?这里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以往一切形而上学的范围是什么?第二，黑格尔哲学的代表性何在?在马克思看来，以往一切形而上学包括了所有的旧哲学，既包括一切唯心主义，也包括一切旧唯物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里，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对现实的理解是直观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之所以有这种理解，是因为旧唯物主义没有脱离知性认识体系，把物质理解为一种规定性，即物性。在这种理解水平上，物质与意识同样作为僵死的概念而存在，把哪一个作为最后的根据所达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体系罢了。而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提出，把物质与意识理解为其体系内部的斗争统一关系，并把这种统一理解为一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能动性的存在。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外化为自然界，通过人的认识的中介最终又回归到绝对精神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说，能动的方面是唯心主义发展了的。然而，物质与精神的能动，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展示过程中的能动，被封闭在黑格尔的体系之中。体系不过是概念的展开，辩证法亦是概念的、形式的辩证法，物质、精神这些概念的抽象规定性，就预设了其能动性的局限与苍白。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他的“绝对精神”这一概念的展开，经由其概念辩证法的规划，物质成为其绝对精神出场的一个环节。能够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发生这样的联系，就更加证明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同时，康德等以人文主义路向来建立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亦在黑格尔哲学中作为人的认识这一环节占据一席之地。将辩证法封闭在其唯心主义体系之中的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建立“绝对精神”的千年王国，一切皆为“绝对精神”的展现，世界的最终依据是“绝对精神”，其形而上学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黑格尔哲学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即形而上学地脱离了人的自然；第二，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即形而上学地脱离了自然的人；第三，是黑格尔本人的“绝对”，即形而上学化了的上述二者之必然的“统一”。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批判黑格尔哲学，就是对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进行这种批判的呢?
马克思采取的方法是突出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对之进行颠覆。这个环节，借用阿多尔诺的话来说，就是它的整个体系的异质性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所强调的自然界。费尔巴哈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产物，强调了人的感性存在，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体系的反动。将费尔巴哈的观点引申，马克思作出“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论断：“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6](P167)这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产物，其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来源于自然界赋予它的本质力量。除此而外，没有什么其他的神秘来源。所谓“绝对精神”不过是黑格尔将人的这种来源于自然界的本质力量神秘化了而已。所以，是自然界产生了人，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的活动必然是对象性的，思维、精神都是人的这种对象性活动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相反。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则是一种颠倒。因此，马克思说：“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例如，有这样一种理解：感性意识不是抽象感性的意识，而是人的感性的意识；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的现实，是客体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的现实；因而，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因此，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物，所以，在这个限度内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6](P162)站在自然界的立场上，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概念体系，从而，在逻辑上结束了整个形而上学。这种颠覆是由内而外的、彻底的颠覆，它表现出一种崭新的哲学精神，实践批判的大门敞开了。
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我们看到了什么?马克思并没有从外面援引什么，他所凭依的不过是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因素。之所以造成这样颠覆性的后果，只是因为那个因素是体系的异质性因素。这就说明，异质性因素是不可克服的，追求最后根据、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这是对形而上学最有力也是最终的批判。马克思以感性的自然洞穿了黑格尔的体系，也就把被黑格尔封闭在体系中的能动性解放出来了。这就是矛盾、对象性活动或者说实践。马克思的批判过程所展现的就是感性自然与理性体系的对立或者对抗，他所特别强调的对象性活动表露的是同样的含义，也就是被黑格尔封闭在自己的体系中的所谓“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这里的“矛盾”我们必须赋予它新的含义，即异质性存在。实践所要表达的就是：主体与客体互为异质性存在，也互为对象，在对象性活动中既对立又统一。统一是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是永远的、绝对的。斗争的绝对性，就是对绝对同一体系的绝对拒绝。所以，实践就是斗争的、批判的活动。同时，这种批判、斗争的活动也是异质性双方对象化的相互建立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展示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不同于自然物的独特性所在。实践批判的哲学建立起来了，从此以后，批判具有了正当性。
理论与现实也是一对异质性的存在。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自身批判性的理解上是永远面向现实的，因为理论只有在它的异质性、对象性存在的现实中，才能验证它的力量。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61)因此，愈是具体丰富的深入现实的理论，愈有批判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反对抽象的理论。像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后来的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的理论，都因为停留在单调、抽象的原则上，而缺乏批判力。与此相反，马克思走上了自己所提倡的实践批判的道路。他把经济看作是人类最大的现实，这才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写出了《资本论》这一不朽之作。但他一时也不曾放松过对现实的关注，他的研究与写作，只是为了批判那不合理的异化的现实。
马克思这样一种批判哲学，是在颠覆黑格尔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哲学，反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性，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的、方法论的，都在反对之列。作为批判哲学，它天然地反对凝固的东西，更不用说什么最后的根据、本来的实体了。批判精神，是与追根究底的本体论精神背道而驰的。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哲学是根本错误的；含混不清地使用生存本体论这种提法，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无益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更是一种极大的损害。
收稿日期：20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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