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高校政府投入差异研究&基于Tyre指数的比较_泰尔指数论文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差异研究——基于泰尔指数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进程论文,差异论文,指数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1)12-00018-04

2010年,我国地方和部属普通高校共2358所,其中地方普通高校为2247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95.29%。[1]地方高校的迅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区域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地方高校发展的非均衡状态凸显。省级政府的财政投入作为地方高校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它的差异成为制约地方高校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使用泰尔指数的方法,从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GDP)加权两个维度对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差异进行分析,以期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如果没有特别指出,本文中的地方高校均指地方普通高校。

一、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现状分析

随着地方高校数量的增多和校均规模的扩大,地方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剧增。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的投入日益增多,尤其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增大。1999-2009年,地方政府对普通高校的财政性投入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216.34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164.16亿元,增长了4.38倍(见表1)。为剔除物价上涨因素,使用的数据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转化的可比价格(1999年为基期)。

但是,在地方高校财政性经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不同区域间等教育资源的投入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以2009年为例,对各省(西藏暂未做统计)的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相对于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配置的情况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Y轴表示各省平均每亿元GDP中政府投入地方高校的经费数量;X轴表示各省平均每万人占有的政府投入地方高校经费数量。十字交叉的纵线和横线将图划分为四个象限,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第一、二、三、四象限。其中,纵线取值是所有省份每万人占有政府投入地方高校经费的均值(1074.92千元),横线取值是所有省份每亿元GDP中政府投入地方高校经费的均值(437.07千元)。各个象限所属省份有其各自特点。其中,第一象限为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此象限中的省份无论从人口还是GDP来说,所分配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收入都比较充裕。特别是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其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远远高于其他省份。第二象限为上海、辽宁、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内蒙古。其中7个省份中有5个省份属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此象限中省份每亿元GDP中政府投入地方普通高校的数量偏低。但从人口配置的角度看地方高校财政性经费收入相对较多。第三象限为吉林、山西、黑龙江、广西、四川、湖南、重庆、安徽、河南、湖北、河北、山东。此象限的省份大部分为人口比较密集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无论从人口还是GDP的配置来说,它们占有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收入均处于匮乏状态。第四象限为贵州、甘肃、海南、青海、云南、陕西、江西、新疆、宁夏。此象限大部分为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它们由于GDP产值较小,平均每亿元GDP政府投入地方高校的经费数量明显高于第二、三象限,但是从人口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处于欠充足状态。

图1 2009年各省地方高校财政性经费基于人口和GDP的配置状况

上述分析说明,政府投入地方高校的财政性经费在不同区域的配置具有显著差异。那么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这种差异是否随着总量的增加而逐步缩小?地方高校财政性经费匹配的不均衡状态基于人口和GDP两种要素来说哪种更为明显?区域间和省际的差异对总体差异影响哪种更大?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缩小区域地方高校发展的差异、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具有重要作用。

二、地方高校政府投入差异的研究样本和方法

区域差异研究的基础是确定研究的空间尺度。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包含一定省份的大尺度区域之间的差异、省与省之间差异以及省内不同地市之间的差异。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在空间单元划分上采取二级划分①:即选择全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基本空间单元,然后选择东、中、西部和东北② 四大地带作为宏观空间单元。

本文选择1999-2009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人口和地方高校的财政性经费收入作为研究指标。之所以选择1999年为研究起点,是由于其作为高等教育大扩招起始年份,可以使我们完整地观测到高等教育扩招后政府对地方高校投入差异的变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0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0-2010年)。GDP和地方高校的财政性经费收入均为调整后的可比价格。

研究不同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差异的定量化方法很多,比如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每种方法对应一种数据性质和测度要求。其中,泰尔指数具有的突出优点是可以分解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从而便于考察组间和组内差异各自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以及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2]。鉴于研究目的,本文使用泰尔指数对地方高校政府投入差异进行分析,旨在探索缩小地方高校政府投入差异的政策侧重点。

泰尔指数最早由荷兰著名经济学家H.Theil于1967年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的不平等性。最初主要用于衡量个人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指标。[3]泰尔指数主要包括两个系数分解指标(L和T),两者的不同在于泰尔L以人口比重加权,泰尔T指标是以GDP比重加权。本文采用两个系数分解指标,从不同维度对我国区域间(四大地带间以及省际)政府对地方高校投入的差异进行衡量。以泰尔L系数为例,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泰尔指数T,以各地区的GDP为权重代替人口权重即可。泰尔指数越大,表示各地区政府投入地方高校的投入差异越大。反之,泰尔指数越小,表示各地区的差异越小。

三、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差异比较

本文分别采用以人口比重加权和以GDP比重加权的泰尔指数对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差异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以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意在研究地方高校财政性经费的占有与区域人口数量的匹配情况;以GDP为权重的泰尔指数用来反映地方高校的财政性经费的投入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情况。

1.以人口为权重的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差异研究

计算1999-2009年全国以及四大地带以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从图2可以直观看出11年来我国地方高校政府投入差异水平的变化情况。从总体来看,全国的地方高校的财政性经费投入差异水平大致在0.13-0.2之间起伏变动。1999-2002年差异逐渐缩小,2002-2004年逐年扩大,2004年达到峰值后差异呈现不断缩小趋势,直到2009下降到0.13。具体到各个区域来说,我国东部地区差异水平在四大地带中的差异最为明显,且变动趋势在2000年后与全国总体差异变动趋势大致相同;我国中部和东北地区省间差异相对较小,均在于0.05之下,且差异变化比较平稳;西部地区的差异虽在个别年份呈现扩大趋势,但总体处于显著的下降状态,差异缩小趋势明显。

对1999-2009年四大地带的泰尔系数进行一阶分解,可以看出四大地带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对地方高校财政性投入总体差异的影响。如表2所示,我国地方高校财政性经费投入差异中组内差异大于组间差异对总体的影响。1999年之后,组内差异的贡献率在50%-60%之间,组间差距的贡献率在40%-50%之间,呈现彼消此长的状态。从各个区域来说,东部各省区间政府的财政投入差异对全国整体差异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政府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且中部地区大于东北地区的差异。

2.以GDP为权重的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差异研究

从1999-2009年全国和四大地带以GDP加权的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如图3),全国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差异水平在1999-2002年显著缩小,2002-2007年不断扩大,2007年后全国的总体差异缩小。具体到四大地带中,东部地区的差异水平在四大地带中的差异较为显著,且变动趋势在2000年后与全国差异变动趋势相同。我国中部和东北地区总体差异相对较小,均低于0.03。但是从中部地区的泰尔指数来看,1999-2001年逐步扩大,2001-2007年经历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直到2009年才略低于1999年的差异,11年来差异缩小幅度非常小。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差异变化最为明显,从1999年的0.12下降至2009年的0.037,下降了69.17%。

图3 1999-2009年以GDP为权重的全国及四大地区的泰尔指数

对1999-2009年以GDP加权的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地方高校财政性经费投入差异中组内差异对总体的影响远大于组间差异的影响。其中,组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达到85%以上,并且从整体趋势上来说,区域内各省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在不断增大。在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带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对整体差异的影响较大,中部次之,东北地区最小,并且东部、中部地区差异的贡献率在不断扩大,而东北地区的贡献率在逐步减弱,详见表3。

四、基本结论

从以上采用人口比重加权和GDP比重加权的泰尔指数对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差异研究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1999-2009年,以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远高于以GDP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并且以GDP加权的泰尔指数变化相对比较平稳。说明全国各地方政府对高校财政经费的投入与本地方的人口数量的匹配不均衡程度比较显著,而相对于以GDP表征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政府对地方高校的财政投入相对均衡。

第二,从组间和组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来看,两个泰尔指数的组内差异均大于组间差异,这种特征在以GDP加权的泰尔指数上更为明显。它表明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下,政策调整的重点不仅应该顾及区域之间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而且要考虑如何缩小区域内各省之间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差异。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增加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是很必要的。

第三,从不同区域的差异贡献率来看,东部地区对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地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小。它所具有的政策含义是要想缩小全国地方高校财政性经费收入的差异,要着重于缩小东部地区内各省之间的差异。西部地区的总体差异变化幅度较大,并且逐渐缩小趋势非常明显,它说明我国对西部地区教育倾斜的政策显著促进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这对中央政府加大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省份的转移支付以缩小差异的有效性提供了佐证。

第四,无论从人口比重加权还是GDP比重加权的泰尔指数来看,我国地方高校政府投入的总体差异随着政府投入总量的增加而具有缓慢的缩小态势。但是其起伏变动的状态显示关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 虽然我国省内各地市级政府同样负担部分地方高校的投入责任,但是由于地市级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数据缺乏,无法将其作为基础的空间单元进行研究,所以只在空间单元划分上采取二级划分。

②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划分的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宁夏、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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