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20世纪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世纪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20世纪文学，具有现代性、革命性和人本性等重要特征。现代性特征是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中呈现出来的，是几经周折，在多元化和一体化起伏消长的文化语境中，向西方思潮全方位开放，继承和转换传统，并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文艺实际相结合而产生和形成的。文学的革命性叙述，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主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现代化涵盖了革命化，却不能取消革命化；另一方面，革命化推动了现代化，却不能替代现代化。革命化与现代化相辅相成，交织发展。现代化归根到底离不开人的现代化。文学的现代化必须建设新的人学结构，契入民族灵魂重铸的现代人学核心。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视野；基本特征
眼下，时当世纪之交，世纪意识、世纪性制高点为人们回首中国20世纪文学提供了新的时空观念和历史意识，基于此，本文将中国近百年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化的现代化格局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总体追求中，就现代化视野中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一些特征作初步观照和探讨。
现代性：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特征
关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和历史主题，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的观点有着普遍意义。他认为，所谓现代化，一是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二是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须经过几代人的斗争才能实现；三是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由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向以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的转化；四是社会整合：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导致整个社会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和重新组合。概括地说，现代化的实现就是要在回应挑战、现代因素聚积的基础上，重建政治共同体和实现以经济腾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转型。这是两个彼此相关、相互衔接的大的历史段落，又是贯穿现代化始终的基本历史主题[①]。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不同于西方许多“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它由于自身封建体制和文化的全面衰落，由于在西方霸权威胁下沦为半殖民地的事实，因而为建立现代政治共同体而斗争的革命化过程特别漫长曲折、尖锐剧烈，社会全面现代转型的步伐多次被延误、阻隔和中断，现代化高潮迟至今日才到来。但从整个20世纪看，中国毕竟已被纳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布莱克所设定和概括的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和历史主题在中国也有大体相似的体现。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它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必然受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制约和推动，同时又反映着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涵纳着中国现代化历史主题的独特内涵。也正因如此，中国20世纪文学的独特的不可逆转的现代性特征正是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中得以呈现出来的。
我们知道，中国20世纪文学是在近百年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转折、变化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的空前冲撞、汇合中，在宏大的传统和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参照系统之中形成的。中国20世纪文学将自身置于全球现代化和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这一现代化历史进程，从近代开始直到现在仍在继续。鲁迅说：“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其中就包括“文艺之业”[②]。当然，正如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一样，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有一个如何在现代与传统、外国与本土的维度上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问题，也就是有一个将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与民族精神、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学的现代品格问题。所以文学的现代化决不是西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决不是传统——抗拒、现代——发展的二元对立模式，文学的现代化是现代化、民族化的双向选择及传统与现代交错发展的复杂过程。在文学本身的发展上，既认定文学自身独立之价值，又不忽视文学社会政治功能，同时更应具有“世界性”的人性的眼光。滥觞于近代，形成于“五四”的这种五四精神和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的转型模式，影响了几乎整个世纪。正是这种转型模式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变异、丰富和发展，形成了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以现代化追求为指归的现代品格特征。这种现代品格特征，从人文精神和思想内涵来说，以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旗帜，注重时代性、意识形态性同时又锲入民族灵魂重铸的核心，注重人格独立、人性解放、生命意识的深层揭示。从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看，以现实主义为主，又有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发展和交织融合。在总体审美特征上，有着崇高、悲凉、焦灼、和谐等多重审美特征的并存互渗，加以文体形式上，各种文体实验、多种话语体系以及白话文作为文学语言所激活的生命力……这些特征共同铸造了中国大陆20世纪文学主流突出而又形态多样的现代化品格。台、港、澳文学既受到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影响，又有着不断深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潮的推动，因此台港澳文学都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容纳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并有着浓郁的本土特色。它们的主导倾向鲜明又多样开放的特征正与祖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品格相一致。
近年来有一个关于中国20世纪新文学是具有“近代性”还是具有“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具有“近代性”或“前现代性”的人否定它的现代性品格，我则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进程相一致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它有自身独特的现代品格。这里有两点要注意：一是要注重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的独特品格。正如社会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一种模式一样，文学的现代化、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不会与西方文学具有同一模式。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虽然不成熟、不充分，但不足以导致对它的否定和无视，毋宁说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正存在于中外古今多种文学观点所形成的多维度空间的悖论和张力之中。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出现充满悖论和张力的“现代性”情结。例如，既要向西方大幅度开放，全盘地反传统；又痛心于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偏颇，时时强调要回归传统，不断掀起“寻根”浪潮和归朴返真运动，或注重建构现实的、历史的民族基点。既认定文学与革命化、现代化时代主题的密切关系，强调群体意识、集体精神，高扬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旗帜，反映救国、建国、兴国为建立和完善现代政治共同体而作的斗争，又不能忘却文学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仍时时需要发现人，揭示个体心灵的丰富和复杂。既表现与讴歌人的个性与主体性，借助悲剧、崇高、美丑以揭示理性与良知、尊严与自由、民主与法制的“现代”意识，又表现人的分裂和对人的怀疑，以悲凉、焦灼、荒诞表现生命和本能、存在和价值的“后现代”观念。既要求文学具有审美的功利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性，又追求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艺术独立品格，时时强调文学向自身回归，乃至封闭于文学的文本本体之内。既要坚持和发展作为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精英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又要充分估计作为世俗文化、消费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和杂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商品性特征。总之，西化与传统、救亡与启蒙、现代与后现代、功利与审美、雅和俗种种“现代性”情结是中国近百年中西文化冲撞、交汇中特定时空的产物，其间相互对立的文学观念、思潮既向两个极端倾斜，又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各自得到充分发展，但从它们之间的悖论和张力、纠结和交错中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在文学观念、思想内涵、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以现代化追求为旨归的主要品格特征，同时又吸收与融合了前现代传统文学思潮和后现代非理性文学思潮许多合理因素而展示出主导倾向鲜明又开放多采的面貌。另一点要注意的是不能对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现代品格作片面的理解。如认为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影响不大，因而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缺乏或者甚至否定它的现代品格。当然，中国文学现代化内涵是包涵着现代主义文学和非理性主义文学的，它们一直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线索，这已经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公认。但不能因此否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现代性”，因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具有开放性特征，它们随着时代和文学本身的发展一再表现出顽强、鲜活的生命力。例如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中，现实主义思潮，有拨乱反正时期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恢复和发展；有八九十年代以“新写实”、“新体验”、“新历史”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有90年代以来以“新社群”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还有贯穿新旧期文学始终的“高唱主旋律”，取得了明显的思想艺术成果的现实主义。
总之，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它的现代品格，是几经周折，在多元化和一体化起伏消长的文化语境中，向西方思潮全方位开放，继承和转换传统并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文艺实际相结合而产生和形成的。忽视它的独特内涵，或对它作片面的理解，都会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现代品格”起着消解和抹煞的作用。
革命性：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性”或“现代品格”的独特内涵，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学的革命性叙述问题。大学都知道，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叙述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革命性叙述。从梁启超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到左翼文学运动、工农兵文艺运动、社会主义十七年文学乃至新时期“高唱主旋律”的文学都采取了明显的革命性叙述。在这一革命性叙述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有着深厚的文艺修养、新的知识结构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参加到革命性叙述的文学行列中来，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毛泽东、何其芳、赵树理、孙犁等。他们认为文学是革命的一部分，或革命的工具，文学理论批评是意识形态性强的文学阐释、评价和规范活动，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关注文学的审美特性，但在文学的审美特征要从属于文学的革命性叙述上则是较为一致的。他们主要受苏俄马列文论的影响，当然也有着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和文艺实际相结合的创造，其中一些重要成果，如鲁迅后期的杂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体系，茅盾长短篇小说和文学批评活动，郭沫若的历史剧，周扬、冯雪峰、何其芳的文艺论著，赵树理的坚持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小说，孙犁的风格独特的小说等。一些民主主义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等，他们的反帝爱国精神，其作品中反封建的深广内涵，都不能不说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叙述有关。许多台港作家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和艺术表现也属此列。如上所述，在反帝救亡成为中国近百年时代主题的情形下，文学的革命性叙述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不能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里的问题是，从现代化的视野看，革命性叙述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能否体现它的“现代性”，能否成为其“现代品格”内涵的组成部分？前几年流行“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近几年又有人以“告别革命”观点来批评中国20世纪的思想文化。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都是将反帝救亡、人民革命等意识形态内容与启蒙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张扬理性精神、追求人格独立和人性解放等现代化文化内涵对立起来，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现代化的整体内涵对立起来，从而将前者或者排除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或者将它看成是延误、阻隔和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我认为这些观点不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情况，是不妥当的和错误的。
应该看到，在中国社会和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主题中，革命化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革命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回首百年，总结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正是军阀割据、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延误、阻隔乃至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是人民革命、政治救亡以及民族战争消解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阻力，从而推动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前所述，布莱克曾经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历史主题表述为在回应挑战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共同体和实现以经济腾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转型这样两个大的历史段落和两大基本主题。他还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前一段落的主题，即从传统领袖向现代化领袖的权力转移，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为未来的经济腾飞和文明结构转型创造前提，其间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这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更因为现代化运作背景的严酷——人口过剩的负累、民族的生存危机以及国家的四分五裂，这种种半殖民地社会带来的恶果，更使得为建立现代政治共同体而作的斗争变得漫长曲折、尖锐剧烈。其间，有着两次重建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取代满清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斗争和国家形态内部更换领导集团或领导核心的斗争。由此可见，正是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主题的特殊性所决定，一方面，现代化涵盖了革命化，却不能取消革命化。革命化在中国被极度地强化，因而是革命推动了现代化，现代化的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就是在革命和战争中进行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也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取得和建立的。这种革命化过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向，为新的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融合，贯穿到经济腾飞和社会文明结构转型的现代化高潮中去。当今大陆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台湾工商型经济仍与独立的民族国家立场相关，都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又要看到，革命化推动了现代化，却不能替代现代化。现代化对革命化有着涵盖、渗透和终极指导的作用，因为无论革命化道路如何曲折漫长，它自身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变革和文化建设，满足广大民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因此，革命化与现代化相辅相成，交织发展，最终汇入到现代化的历史总进程中去。我们既应该珍视近百年文学历史上各种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革命化因素，同时又要发掘出过去在革命化过程中被湮没了的现代化因素，用现代化眼光重新透视革命化过程，进一步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概括出新的发展规律。如对鲁迅，就应该从“民族魂”与“世界性”、“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形而下”与“形而上”等多种维度上将他当作一个具有深邃复杂的现代意识构成的精神个体来研究。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们民族优秀精神的集合体，而且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情感、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的精神个体，他有人类普通一员的矛盾、焦躁、激愤和痛苦，而这种普通人的情感与心态又是世界的、人类的，他是探索人类真理的代表。五四时期面向国民大众所持的“启蒙主义”态度自不待言，即使在他实现世界观转变乃至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后期，在他十分重视政治、强调政治的威力的时候，仍然不停止深沉的文化反思，坚持改造国民性，注重文艺作品涵盖政治的现实的历史内容。他的思想启蒙观点始终与民族救亡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交融在一起，然而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忘人的灵魂改造这一最根本的任务。他的文化反思启蒙工作往往超越了政治救亡、思想斗争等“形而下”的层次而带有探索、发掘、塑造人的灵魂的“形而上”的性质，既反对文学简单地追随政治，又主张以深远的历史高度和开阔的心灵幅度来看待文学和政治的统一。再则，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他还达到了超越启蒙的程度。他一生都对人生存在的意义进行着带有哲理意味的思考。在他的思想性格和全部作品中，往往有一种对人生超越意义的探索而产生的看透了人生的孤独、悲凉感和对于死和生的强烈感受。他的对个体存在意义的追求与对国民性的改造、批判以及执着于现实的民族危机感、政治参与意识相融合，使鲁迅具有真正中国现代型的深沉的历史悲剧意识和人类命运意识。从现代化的视野来观照和研究鲁迅，就可以看到鲁迅人格和作品形象世界涵蓄着纷繁的政治、伦理因素而又展示出开阔深邃的境界，鲁迅研究就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揭示出人的心灵的变化史、人的意识现代化的历史。基于现代化视界的鲁迅研究就必然在现代心灵探索的历程中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从更宏观的角度，从支配和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渗透着党派性、意识形态性的革命化文艺思想之中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具有着开阔的现代化视野。这里，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革命与战争以及二战后冷战对峙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是否能在中国社会和文艺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它在今天现代化高潮的社会和文艺事业中是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对这些问题作全面论述非本文力所能及，但我以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首先，如前所述，革命性既然是中国社会和文艺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集中了人民革命的智慧，总结了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经验，并在实际上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缔造了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四个现代化”初步成就的毛泽东思想和在方向、道路及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的思想与艺术等一系列有关文艺本性的问题上作出了系统论述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当然更应该是对中国社会和文艺现代化有着重大指导意义的。其次，具体地说，解放前，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其中一些根本性的重要观点，如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人民生活是文艺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的观点；熟悉人、了解人是第一位的工作以及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的观点；文艺家要教育人首先必须受教育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艺及外国文艺要继承借鉴、革新创造的观点；要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观点等，对于当今文艺参与、表现现代化历史进程并促进自身现代化的变革和发展都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再次，解放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的提出和阐述，尽管后来在理解和执行中都曾犯过“左”的错误，但毕竟提出了文艺反映现代化建设时期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在正确方向指引下走向开放的文化、文艺的战略性方针。新时期文艺流派纷呈、新潮迭起，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形式的独特性得到充分的展现，文艺获得前所未有的大繁荣，这固然首先是与改革开放掀起现代化高潮分不开，但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制定的“双百”方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现代化有着久远的生命力。
邓小平、江泽民和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事业的高潮。八九十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开始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大变革。紧接着，党中央及时发表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到此，现代化的全部文化内涵，包括物质科技、体制法度以及思想道德各个层面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互渗互动的长足发展。加以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在实现，大陆与台湾两岸统一事业也在加速发展。这样，我国大陆便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局势和祖国统一的宏伟事业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高潮。在这个现代化高潮中，文艺作为对社会现代化的积极回应与参与，作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强大推动和冲击下发生现代化变革。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又说：“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等等，这些都指明了现代化对于文艺发生的重大作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党和人民深深地相信，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在两个文明的发展中，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振兴中，我们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现代化与文艺的关系的论述，都是将它们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阐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这些当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成为我们理解现代化与文艺的关系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本性：重铸民族灵魂的现代人学核心
现代化，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转型，它的现代化，必须建构新的人学结构，锲入民族灵魂重铸的现代人学核心，才能探索文学现代品格特征的底蕴。
关于文学现代化问题，我国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已故的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王瑶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学的现代化包括“语言现代化”、“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而在这三个方面中，“人的现代化”是“更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③]。王瑶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我们知道，“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现代含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强调文学中人的主体性，不仅是外在行为的主体性，而且是以不同个性为基础的、体现着人性复杂深广和情感丰富多变的内在情性的主体性。由行为的主体性到情性主体性再到深层多样的情性主体性，这正是在现代文明迅猛发展情形下人类认识运动的重心转向自身，不断认识自身，丰富、完善和发展自身的结果，这也正是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清末，由于政治、伦理一体化的封建官僚帝国体制的超稳定性统治，和以儒学为主的文化传统出现全面危机，明末清初曾一度兴起的个性思潮和实学思潮遭到扼制，文学也在提倡宋学、汉学等复古浪潮中失去了对人生的观照与人文理想的探索，失去了重情、求变、师心、抒愤的个性意识，文学的人学核心被挖空，因而导致主体性失落，出现严重僵化状态。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表现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而人的自觉又具有首要意义。这就是说，从中国现代化启动之时起，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一直潜在地支配着、制约着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而这种对文学的支配和制约，最根本的就是要在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上，在作家、作品、社会（文化）和读者的诸多维度上，建构起文学的人学核心。也就是说，要在文学活动多维度的空间里将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感情与理性、审美与功利等“人”的内涵中诸多关系，加以区分对峙又互补交融起来，以呈示生气灌注而又杂多丰富的人的精神主体。显然，这种精神主体是在中西哲学人文、文艺美学思潮中形成的。仅从文学思潮来看，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就不仅贯穿着文学的政治功利价值和意识形态化思潮，贯穿着倡导现代理性精神、主张科学与民主、辟人荒、进行现代人的发现的启蒙主义思潮，而且还贯穿着注重个体生存的悲剧，对启蒙主义理性原则持怀疑反叛态度，在人的发现的同时意识到人的分裂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里，应该特别看到，从中国20世纪文学特有的人学复杂建构中发现这种思潮是更能体现“现代性”人学特征的。这种思潮从其渊源关系上说，它既是西方现代文明走向危机阶段的产物，又是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思和强烈抗议。从这一点看，它又带有某种后现代思维方式的特点，而正因为如此，它的“现代性”才更加鲜明强烈，因为“现代性”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是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种张力状态。重视理性和逻辑、个性和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现代”精神，与重视生命和本能、存在和价值，以及对“现代”的反思超越的后现代精神必然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不断发展、更新的“现代性”动态概念。所以，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人”的概念中，不仅个性意识与群体意识、民族观念，人性解放与启蒙思想、意识形态性是对立统一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人的发现、人的讴歌与人的怀疑、人的分裂，自我歌颂、个性张扬与自我审察、个性批判也是对立统一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切关于“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交汇到中国20世纪新文学民族灵魂重铸的人学主题中去。
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基于复杂丰富的现代人学结构，在重铸民族灵魂的启蒙思想母题激发下，兴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全民性反思活动，也出现了三次现代意识鲜明强烈的文化再造和文学繁荣时期。第一次是维新改良、辛亥革命连续失败后引起的剧烈震动和民族反思。这时候西方霸权威胁加紧，中国急剧陷入半殖民地社会，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转变。从维新改良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们对“人”的理解，将西方近代启蒙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与西方20世纪初的现代派思潮融合起来，不仅接受了与神权、王权对立的启蒙式的“人”的类概念，而且将个体、自我、心灵、精神放在了首要地位，并感染到了现代主义对人的怀疑以及人的孤独、焦灼、精神缺失的“世纪末”情绪。这样，便不仅以“人”的名义对外在封建伦理、政治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冲击和反抗，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进化论的发展观，由个人到民族贯穿着内省的、反思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作为历史活动参与者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与全民族的深刻反思融合在一起，从而由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以“新民”、“改造国民性”，到强调个体意识、个体生命价值，以展示爱国救亡观念，“世界性”的视界，“人类之爱”的渴求。在这种对现代人的复杂概念认识的前提下，从维新时期的诗界革命、文学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促进了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文学的诞生，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八年抗日战争引起的反思。这种反思无论是政治反思，还是文化反思，都是以人的反思为前提的。人们以鲜明的民族自审意识，从政治文化救亡的高度反省过去，与民族共忏悔共忧思。而这种反思的结果，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个性意识与民族群体意识、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关系中的种种问题。与人的反思相一致，作家的创作个性明显地趋于成熟，代表着民族意识精华的艺术、哲理思维更加深入到错综复杂的动态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生活中去，进一步奠定新文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基点，这是新文学经过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走向成熟的时期，创作上出现了丰收局面，如长篇小说、长篇叙事诗、多幕话剧和历史剧的涌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此前时期不可比拟的。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具有个性特色的文论体系和批评家、诗论家，乃至文学理论批评流派、诗歌理论流派开始出现。第三次反思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来的。这次大的反思虽然也经历了从政治反思、文化反思到人的反思的历程，但这一次人的反思的一个最有现代意义的特点，是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和增强。不仅强调作家主体（这一点过去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和文学表现对象主体（这一点过去有钱谷融、巴人的文学应“以人为注意中心”、文学应表现“更多的人情味”和“人性的光辉”），而且进一步强调读者接受主体和文学文本主体。这种在作者、世界、读者和作品四维空间中活动的人的主体又不仅是人与世界外在关系的主体，而且强调人的情性主体，强调以情感为中介，融合着理性意识和非理性潜意识的具有人性深度、丰富情感和无穷个性的精神主体。因此这一次民族性格重铸的反思和再造，便在新的人文核心的探索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因为我们知道，主体性的加强，启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反观自身，主动承受灵魂的剖析和重铸，同时也就意识到自己对民族、社会和文学的使命和责任；而这种贯穿着自审意识、交融着人性心灵丰富性和群体使命感的主体，就可能通过多次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开拓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局面。著名作家巴金、著名理论批评家周扬将民族反思与个体自省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结果，不仅一位写出像《随感录》这样饱和血泪的划时代系列散文创作，一位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人的异化的哲学观点和相应的一系列开放的文论观点；而且他们在饱经沧桑后所锻造出的新的人格素质——反思自身的思维方式、主体的能动选择和创造精神以及执着地追求真理的态度，都为新时期的作家和理论家树立了榜样。新时期文学在对现代主义的创造性引进和运用上，出现了许多使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特别是现实主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形态，它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吸纳、融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运思方式和技巧手法，乃至出现了新写实、新历史、新体验、新社区等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而那些以表现时代生活主旋律、深入现实人生，提出了亿万群众所关心的重大时代课题的作品，也因为视野的开阔、技巧手法的新颖、历史现实深广度的开掘而时时生发出撼人心魄的思想艺术力量。
如果说上述三次以民族灵魂重铸为核心的大的反思活动，主要与为建立现代政治共同体而进行的斗争密切相关，那么，文学上人文内涵的更大变化则发生在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转型中。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体制大变革，使人们从生活方式到精神面貌、思维方式乃至生命存在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的生存空间和本身形态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绝大多数文化文学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其商品属性日趋明晰，在文学界，商品观念、消费意识逐步与意识形态话语和启蒙观念并置，还出现了通俗文学冲击严肃文学、台港文学冲击大陆文学、纪实文学冲击虚构文学的特殊局面。这个时期的文学，包括主旋律小说、商界小说、新市民小说、晚生代小说、新生代诗和留学生文学等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它们在文学的人文内涵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大不同于以往的变异：一是人的精神价值的失落与传统文学观念的消解。当商品规律、消费文化渗入社会和家庭时，不仅历来被作为良知和真理代表的作家产生了精神危机，而且整个社会传统的生存方式受到挑战。因此，广泛地产生了精神的缺失和生存的困惑。作为启蒙文化、精英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文艺、文论，甚至寄寓着闲适、避世情怀的文艺、文论都受到贬抑和消解。二是对文学的传统人文精神的寻求和呼唤，对艺术独立品格的选择和坚持。这类文学作品或者以对文学的理想、良知、崇高、正义、终极关怀的崇尚追求以拯救人文精神，重建精神价值；或者以闲适、独善、避世、超脱自居来保持人文品格，构筑精神家园。与此同时，它们都主张文学向自身回归，坚持艺术的独立品格，或者追求具有人性深度和情感力度的崇高美，或者按照个人的生命意志从艺术中寻求精神自由。三是新的人文价值观的呈示与新启蒙使命感的萌生。市场经济的正负多方面复杂效应在文学的人文内涵上充分显示出来。上述文学作品一方面揭示了社会各方面生活在拼搏竞争中激发出来的新的人格因素，如自主自强、进取冒险、敬业守法与惶惑焦虑、孤独失落、浮躁享乐等杂糅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人为物役、物欲横流，情感的沦丧、人性的异化，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使命与生命、功利与审美、雅与俗展示出前所未有的错位与失重。而新的人文价值观正在这种现实社会、世俗潮流与文化语境中萌生出新启蒙的使命感，以便从生存困惑与价值失落中探寻新的人的活法，并铸造那担负着“现代性”立体工程的华夏文明与民族灵魂。在这未来的文学作品中，生命体验与时代体验结合起来，为生存与为人生结合起来，情绪性消解与理性批判相融合，人与自然生态和合相亲、依存转化。这样，便预示着一种新的生命系统和理性气度的跨世纪新型文学的到来。
概括地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在现代化历程中显示出来它独有的“现代品格”。我们百年回首，研究这种“现代性”和“现代品格”，把握其主要特征，看到它一贯的发展脉络的共同的基本特征，才能在世纪之交文学发生重大转折变异的情况下，坚持将传统与当下、外国与本土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世纪性眼光展现出跨世纪文学新的风采。
收稿日期：1997-04-26
注释：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 《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③ 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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