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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能否成功地整合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关键，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有力量整合中国社会。因此，研究和解决在“四个多样化”条件下共产党如何整合自身并进而整合全社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一、发挥党的政治整合作用的重要性
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日益陷入四分五裂状态，被人讥讽为“一盘散沙”。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内战乱频起，在外敌入侵面前一败再败，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通过无数次的浴血奋战逐渐认识到，要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靠确立正确的奋斗目标，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二靠“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155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百多年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起这两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在中国革命中发挥政治导向和政治整合作用。正是靠着正确的导向和有效的整合，我们党在国内外敌人的残酷镇压下迅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把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空前团结和中国社会的高度统一。
建党80年来，我们党在政治整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我们党成功地整合了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推动大革命走向了高潮。但由于未能积极争取共产党对被整合的政治力量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关门主义政策是葬送有利革命形势的重要原因。我们党纠正了“左”的错误，同时反对放弃领导权的右的倾向，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达到了高度的思想统一和团结，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在解放区进行彻底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同时以极大努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迅速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全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继续依靠成功的政治整合，领导和团结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进行了空前深刻的社会改造，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飞跃，并使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稳定有序地推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使中国社会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整合程度。
苏联曾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加以整合，以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处置不当。我们党吸取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在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时就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24、204页。），“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24、204页。）。毛泽东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谈话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着力研究和解决新社会的整合问题。他强调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24、204页。）
但是，此后20年的历史证明,从拥有这样的理论武器，到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整合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实践过程，其间走了很多弯路。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表明我们党还不善于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思想整合问题，把人民内部一部分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当成了敌我矛盾，因此把他们排除出整合范围。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又暴露出党内思想整合中的突出问题，“左”的错误思想压倒了正确思想，一批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发表了正确意见的同志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则表明党的领导核心也无法按党的组织原则解决自身的整合问题，以致采用违反宪法和党章的手段，把一部分领导核心成员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结果导致了遍及全国长达十年的政治动乱和人民内部极为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之所以能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动乱，最主要原因也在于当时中央的个别负责人不服从中央领导集体的意志，并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助长了动乱制造者的气焰，加剧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这些历史教训都充分证明，能否解决好共产党自身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整合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团结的巩固加强，关系到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关系到社会稳定，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平息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自身和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成功地保持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有序，使这十几年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共产党丧失了政治整合作用，直接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实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个别进行独立探索的国家也受到苏联模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们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在战争或存在严重战争威胁，以及两大军事集团长期对峙的环境中形成的。在政治上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政治高压，过分依赖强制手段；在经济上依靠计划经济体制长期保持经济成分的单一化、利益关系的简单化和生活水平的平均化，保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在思想上依靠对一切舆论工具的严格控制保持公开舆论的高度一致，通过党和群众团体的组织系统按统一口径进行全民的思想教育，由党的领导人和个别理论权威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有的还制造对领袖人物的个人迷信；在组织上实行党内的集权制、干部自上由下的任命制和工作中的命令制，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流于形式，在严禁派别活动的同时也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其他合法的社会组织都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在军事上依靠苏联军队的威慑力和直接干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国际关系的缓和、国际交往的扩大，原来的社会整合机制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在政治上，它不适应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严重束缚干部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受到过火斗争伤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子女亲属长期怀有抵触和对立情绪。在经济上，它缺乏活力和动力，阻碍创新，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解决温饱问题后人民日益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思想上，它使党的意识形成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日益僵化和教条化，远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空话套话假话盛行，缺乏吸引力、说服力、竞争力和战斗力，也使干部群众丧失了对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不少领导干部成了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在组织上，既缺乏人民授权，又失去了人民群众监督的党政领导干部逐渐蜕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等级森严、靠人身依附关系整合自身的既得利益集团。进入80年代后，在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为了增强活力、调动积极性和缓和国内的政治关系，争取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苏联和东欧各国普遍主动或被动地放松了强制性的整合。但由于没有尽快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整合机制，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整合作用迅速丧失，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随即就导致共产党丧失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以及党自身的解体或改变性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这一空前严重的挫折，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的政治整合作用的重要性。
二、“四个多样化”使党的整合作用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适应了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历史趋势，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新形势下的综合国力竞争和两种社会制度竞争中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同时它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使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复杂化了，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正在变成一个愈来愈多地通过市场关系连结起来的多样化的社会。
首先，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使生产要素的投入渠道和结合形式多样化，进入小康社会又使愈来愈多的劳动者的收入超过自身的消费需求，从而成为投资者，这就必然使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
其次，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使人们的横向社会联系日益发达，自主地结合成各种适应社会需要的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以发挥组合优势，维护共同利益，这就必然使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
第三，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和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使收入来源多样化，市场竞争和市场风险以及部分资源的垄断性经营又使收入差距扩大，这就必然使物质利益多样化。
第四，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使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成员的就业方式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及其投入方式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就业的机会取决于市场需求，这就必然使就业方式多样并多变，也使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同时从事两个以上的不同职业。
这“四个多样化”增强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整合这样一个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比整合过去发展程度和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要困难得多。
在经济上，不同社会群体在具体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日益增大，人们的利益意识显著增强，并且更多地关注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直接利益，对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认同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组织、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的利益共同体意识逐渐强化，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滋长蔓延，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完全成了局部利益的代表。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执政党和政府兼顾和调整利益关系、整合社会的难度。
在政治上，随着人民群众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的增强，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明显增强，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欲望更为强烈。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整合，而是希望能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影响，希望党和政府能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维护他们的利益。有些人甚至不择手段地收买公职人员，搞权钱交易，使某些公职人员成为他们的狭隘私利的代表。市场关系的普遍化也使某些公职人员把商品意识、交易意识带入政治领域，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变成可以用来交换的私人财产。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配置的下移导致权力点的增多，也增加了权钱交易的机会。这些都增加了政治整合的难度。
在组织上，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使许多社会职能转由服务型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按行政隶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社会组织系统，正在逐步演变为以横向自主平等联系为主的网络化的社会组织体系。民间组织的种类和数量愈来愈多，它们普遍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如何整合这些民间组织，使它们的组织目标服从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成为突出的问题。而我们党对很大一部分民间组织还没有建立联系和施加影响的有效渠道和手段，政府对它们的管理也很不完善，有些民间组织还处于没有政府管理的状态，有的甚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揽一切的“单位”功能的弱化，工作单位仅仅成为职业活动的场所，不再承担管理“单位”成员全部活动职能，“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业余时间完全生活在其他社会组织中。社会组织结构的这一重大变化，要求建立崭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寻找新的整合途径、手段和方法。
在思想上，由于社会横向联系的急剧扩大和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接受影响的渠道多样化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又使国外的各种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既相互启发相互影响，又相互冲突相互斗争。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大变动使人们的思想活跃多变，经济上的自主独立必然会带来思想上的自主独立，“四个多样化”使人们认识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出现明显差异，价值取向也多样化了，舆论完全一致、思想高度统一的局面已经难以出现。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又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有害的思想倾向。因此，要进行社会整合，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最为艰巨的任务。
上述这种种问题，是我们党在“四个多样化”条件下发挥整合作用所必须正视、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保证。
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努力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于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保证了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同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整顿经济秩序，保障公平竞争，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这样，就可以避免“四个多样化”发展为阶级对立和对抗。
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主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国家意志有机统一起来，从法律、制度到工作机制和办事程序处处体现这两个“统一”，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法治理国家，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协调型政治体制的优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政治协商整合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形成共同意志。这样，就可以避免“四个多样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相互牵制的政治制度。
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核心，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对各种思想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全党在社会基本制度的选择和基本价值观上，在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形成牢固的共识。这样，就可以避免“四个多样化”发展成指导思想多元化，避免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混乱和社会分裂。
总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前提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掌握新规律，适应新特点，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途径，利用新手段，创造新方法，就一定能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粉碎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三、在新形势下更好发挥党的整合作用
在“四个多样化”的条件下，我们党要更好地整合自身，整合中国社会，就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在政治上，党整合自身和整合社会的关键，是制定和实施体现全党共同意志，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又在科学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整套的方针政策，这是近20多年来我们党成功地整合自身和整合中国社会的政治基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要管一百年，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路线和纲领，坚决反对一切偏离这个路线和纲领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要保证这个路线和纲领的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在保持基本政策稳定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完善、补充和调整。而不论是坚持还是完善、补充、调整，都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新形势下党整合自身和整合社会的关键。
在“四个多样化”的条件下，党要有效地整合自身、整合社会，必须正确解决利益代表问题，把坚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统一起来。
首先，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不能动摇，决不能把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变成持有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人的大杂烩，也不能把共产党变成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党内既不允许存在代表其他阶级的政治派别，也不允许存在代表某个地区、某个部门利益的政治派别。否则，不但会丧失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政治领导资格，而且党将会无法整合自身，必然导致党内派系纷争、组织分裂。党必须把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自觉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分工愈来愈细，产业结构变化很大很快，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不但使我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而且使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阶级成员急剧增加，若干年后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我们决不能用19世纪的眼光看待工人阶级，把工人阶级限制在传统采掘业和制造加工业的狭小范围内，变成一个与夕阳产业相联系的没有前途的阶级，决不能以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态度排斥伴随着各种新兴产业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新生力量，必须代表和整合包括各种脑力劳动者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还应正确认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工人阶级成员普遍具有的投资行为，正确认识就业方式多样化情况下工人阶级成员的兼业问题，根据兼业人员的主要职业活动确定其阶级地位。
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其他阶级和阶层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同样是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加强党的整合作用，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也需要广泛联系这部分群众。要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扩大我们党对他们的影响，引导和教育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社会主义劳动者同心同德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能让他们被敌对势力所控制，变成我们党的对立面。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曾经把一大批既有很强的革命性又有很多毛病的“草莽英雄”整合到革命队伍乃至党的队伍中来，经过大浪淘沙和革命熔炉的改造，其中不少人成长为党政军的领导骨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新一代的“草莽英雄”，我们应该有决心有信心同样把他们整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军中来。当然，这种整合必须是共产党改造“草莽英雄”，而不能是“草莽英雄”改造共产党。
在物质利益多样化的情况下，人民内部产生各种具体利益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党要发挥好整合作用，就必须遵循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原则：对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24、204页。）我们不是要领导人民内部一部分人去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打倒另一部分人，而是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寻求各种局部利益的平衡点，尽可能做到互利、双赢，着眼于“把蛋糕做得更大”。这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整合社会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
在思想上，党整合自身和整合社会的首要问题是用什么思想来整合。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思想整合，最大优势就是党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能在强大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完全靠真理的力量吸引和说服广大群众，使自己迅速壮大起来。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不仅因为它是在广泛吸收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并经得起实践长期检验的科学真理，而且因为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能够不断地探索和回答实践的发展提出的前沿问题。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似乎比谁都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恰恰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成为徒有躯壳的假马克思主义，它必然使党的指导思想丧失整合能力。所以，我们必须用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来从思想上整合全党、整合中国社会，使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其次，要把握好思想整合的度。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社会存在的多样化发展，必然带来思想的多样化。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决不意味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任何问题上思想完全一致，这既无可能，又无必要。整合社会所必需的，是对社会基本制度、发展道路和国家统一的认同，是基本价值观和基本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统一。在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尽力统一思想。
而认同和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历史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民族观等等。对于无妨大局的问题，整合需要兼容并蓄，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同时容忍一切无害于社会的思想观念。对于有一定消极影响，但对社会不致造成严重危害的问题，主要靠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其逐渐丧失影响。对于实践中的探索和理论上的创新，不能急于统一认识，不能搞抽象的争论，因为认识规律证明，开始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人为的裁定往往会阻碍人们接近真理。需要统一的，只能是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如“三个有利于”标准，然后让实践来检验。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更是应该鼓励不同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的自由发展和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支持标新立异，努力营造和维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促进艺术和科学的繁荣。
再次，要改善思想整合的方法，努力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说服力、影响力、渗透力、竞争力和战斗力，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传统的思想整合方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很不健全的环境中形成的，忽视受众的需求和反馈，忽视实际效果。“四个多样化”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传统的思想整合方法已难以适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斗争中巩固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和主体地位。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平等讨论，以理服人，坚决摒弃一切武断和以势压人的做法，及时回答思想上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不惧怕质疑和反驳，从受众的真实思想反映中抓住问题的症结，进行有针对性的透彻说理，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要积极主动地开展与其他话语系统的对话，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读当代各种有影响的理论学说和社会思潮，研究它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前沿问题，对它们作出科学的评论，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来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要明确指出其中的偏颇、不足和谬误，克服它们的消极影响。要掌握各类受众精神需求的特点，研究受众的接受心理，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他们所喜爱的精神产品中，寓教于乐，寓德育于智育，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驾驭流行的学术语言，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要调整意识形态工作的“产品结构”，解决供求失衡的问题，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对象突出不同重点，把广大群众时时处处遇到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规范、审美观等方面的问题作为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要把先进的意识形态与先进的传播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在组织上，党要更好地发挥整合作用，必须保持组织成分的先进性，并使党的组织体系适应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变化。
首先，党要整合自身和整合社会，必须保持我们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决不能把共产党变成各种谋求政治地位和政治包装的人可以随便加入的俱乐部。保持纯洁性的标准不在于党员的社会职业，而在于党员的政治素质。政党不同于行会和工会，它是按照一定的政治纲领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是拥护党的政治纲领并为之奋斗的人们的集合体。在“四个多样化”的条件下，党员的社会职业多样化、复杂化了，变动也比较频繁，党员经济收入的来源也多样化了。但党员的政治立场决不能多样化，党员的政治素质、政治标准决不能降低。只有在思想上真正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行动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积极为党工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才有资格成为共产党员。对于不符合党员的政治标准而且经教育不改的，要坚决清除出党的队伍。同时，我们党也需要把社会各阶层、各行各业中一切真正拥护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最高纲领，真心实意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整合到党的队伍中来，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始终精英荟萃，把中国绝大部分先进分子吸引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样，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
其次，党必须发挥自己的组织系统在整合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党在执政以前，全靠党的组织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群众，把全中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执政以后，党组织基本上是依托行政管理系统建立的，产生了对行政管理系统的依赖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来以管理关系和纵向联系为主的科层制社会结构，正在向以契约关系和横向联系为主的网络型社会结构转变，人员的流动性也大大加强，传统的党的组织体系和领导关系已愈来愈不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社会分工的细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四个多样化”又产生了许多新型的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有的已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很有发展前途。但其中大部分至今未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甚至没有共产党员，还有不少党员因职业活动长期脱离党组织。这就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出现了相当大的空白区域。党要更好发挥自己的组织资源优势在整合社会中的作用，就要大力加强社区、社团和各类新型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努力把自己的基层组织和工作范围延伸到这些领域中去，扩大党组织的联系面和党的工作覆盖面，消灭空白点。
第三，党必须加强自身的队伍建设，使每个党员都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严治党不能成为一句空话，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管理来保证它落到实处。要努力使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在职业活动中、而且在业余社会活动中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全社会树立起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敬佩和拥护。这样，我们党就能在基层社区和基层社会组织中有效地团结和引导群众，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我们正在从基层开始逐渐用选举制代替委任制，只有依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员候选人具有足够的竞争力，使党组织对一切得到群众拥护的党外先进分子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在民主建设的进程中加强党的整合作用。
在制度上，党要更好地发挥整合作用，就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整合自身、整合社会的制度保障。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发扬民主，是整合的基本方法。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建议、愿望、要求都能充分反映出来，相互沟通，相互协商，相互磨合，形成共识或达成协议，才能有效地整合不同的具体利益和意见要求。另一方面，发扬民主又离不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规范，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标准、道德观念的指导，这样才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才有利于整合党和社会。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只能使党和社会四分五裂。在制度设计上，民主集中制是最有利于整合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但民主集中制的许多具体制度特别是具体程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许多已有的制度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我们要充分利用体制内的资源，大力开发利用现有的制度，增强它们的整合作用。
当前，制度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党内。党只有先整合自身，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我们党从总体上说是中国政治素质最高的群体，推进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条件相对成熟。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作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只要认真落实并进一步具体化，就能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引进党内，进一步落实和保障党员、党代会代表、党委委员和党的下级组织的知情权、讨论权、建议权、批评权、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的基础上进行整合，达到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意志高度统一，并使这种统一意志和民主产生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具有高度的权威，能够更有力地实行整合。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强化党的政治整合功能，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超越局部利益和具体管理职能，高屋建瓴地协调和整合国家政权各个组成部分，协调和整合国家与社会，协调和整合人民内部的方方面面，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要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使它们能在“四个多样化”的条件下更加充分地反映人民内部多样化的利益和要求，更有成效地协调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合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和人民内部各阶层的利益，更好地形成和贯彻人民的共同意志，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基层民主建设和其他领域的民主制度建设，也都要注重强化其民意表达和协调整合功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是整合人民意志的产物，并使这一意志表现为国家意志，从而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实行依法治国，依靠国家机关按法定程序整合人民意志，以法律规范保障它的执行，用法律手段矫治和惩罚违背国家意志的行为，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就能更有效地发挥整合作用。党自身也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按照法定的职能、权力和程序整合社会，按党内法规整合自身。这样，党的团结和行动统一，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统一，就都将是不可动摇的。
（本文获浙江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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