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发展史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北作为地域的概念，是一个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统一体。历史上，在这一地区的草原之中、山林之内、江湖之畔，生活着许多骁勇剽悍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包括
貊、东胡和肃慎三大系统。
一
貊又作秽貊、秽貊、貉，是由和貊两个民族融合形成的。早在《诗·大雅·韩奕》、《周礼·夏官·司马》、《逸周书·王会篇》、《论语》、《大戴礼纪·五帝德》、《史记·五帝纪》等文献中，对貊就有所记载。《诗·大雅·韩奕》有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宪。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羆。”陈奂的《毛诗传疏》认为“追、声相近，疑追貊即貊。”抛开陈奂的传疏不谈，从《诗·大雅·韩奕》本身也足以说明追、貊诸族在《诗经》产生的西周时代就与中原王朝有了交往。《大戴礼纪·五帝德》则云：“北山戎、发、息慎。”说明山戎、发、息慎是并存的北方民族。对其中的“发”，郭沫若先生认为：“发与貊声近，发即貊。”其中战国、秦汉以来聚居在今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嫩江、松花江流域的，称作扶（夫）余；聚居在鸭绿江、图们江以及朝鲜半岛东北沿海一带的，称作沃沮、高句丽、和小水貊等。在貊系统各族中，最活跃的是扶余和高句丽。《后汉书·夫余传》称：“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地也。”学者由“玄菟北千里”往往认为扶余当以今吉林农安为中心。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大体上可以推断扶余的中心最初当在吉林省吉林市，后来随着高句丽的崛起和强大，才西迁至吉林省农安一带。其范围，可以认为西至农安周围地区，东至吉林市周围地区，南至吉林省四平市，北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即大体上据有今东北平原中部的松嫩平原一带。因而史称其地“于东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1〕。农牧经济比较发达。 扶余物产丰富，除种植五谷以外，又盛产名马，出赤玉、貂豽、大珠，以金银为饰。其俗围栅作城，“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2〕。 后来西面的鲜卑和东面的高句丽逐渐强大，扶余夹在两强中间，势力渐衰，北魏太和七年（483年）为高句丽所灭。高句丽也是貊的一支，曾经生活在浑江中游和鸭绿江一带。高句丽在西汉末年建国，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高句丽”三字最早在《汉书·地理志》中是以地名出现的，后来才作为族称。高句丽的领地，两汉时在辽东东部，南与朝鲜、貊，东与沃沮、北与扶余相接。两晋时，高句丽逐渐强大，开始向外扩张，晋愍帝建兴三年（313年）高句丽占领乐浪郡，次年西取辽东。 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政治中心转移至朝鲜半岛， 成为当时朝鲜半岛三国之一。北齐时，废帝乾明元年（560 年）封其王为高丽王，自此称为高丽。至隋唐以后，高句丽逐渐走向衰亡。由于高句丽的居民多在“大山深谷，随山谷以为居”〔3〕，“土田薄瘠”， 食物短缺，因而生活比较简朴，男人短襦肥裤，女人合衽长裙襦。高句丽以农业生产为主，出产高粱、粟黍、大豆等，同时从事渔、猎、牧业。猎取的动物有鹿、獐、虎、野猪、野兔，食肉制皮，并向中原进贡毛皮。在生活习惯上，这个民族还保存着北方民族由于生活条件所带来的“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寝”〔4〕的古风遗俗。
二
东胡是我国东北的另一个重要民族，因地理分布在匈奴（胡）以东，因而称作东胡。早在商代的初年，东胡就居住在我国商王朝的正北方〔5〕。而东胡之名在我国的有关文献中最早见于西周之初。 《逸周书·王会篇》有“东胡、黄羆”的记载。《山海经·海内西经》则称：“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史记·匈奴列传》也说：春秋时“燕北有东胡、山戎”。战国末期，东胡疆界南与燕国相接。当其强盛时，足以威胁燕、赵。战国后期，燕将秦开率军攻打东胡，“东胡却千余里”〔6〕，于是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 辽东五郡，并筑长城防范东胡。秦汉之际，东胡向西面的蒙古草原扩张势力，索要匈奴的土地、名马、阙氏，从而与匈奴发生冲突，匈奴首领冒顿领兵击破东胡，从此原属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两部皆受匈奴统治。乌桓居住地区有乌桓山，鲜卑居住地区有鲜卑山。乌桓山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鲜卑山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西面，即大兴安岭北段。东胡是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后来逐渐有了农业和手工业。乌桓、鲜卑都承袭了东胡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乌桓也作“乌丸”、“古丸”，《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称其“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秦汉之际，乌桓游牧于饶乐水（今西剌木伦河），其俗尚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贵少而贱老，杀父兄无罪，而终不害其母。乌桓除了从事畜牧与狩猎以外，还粗通农耕，种植青穄、东牆等耐寒的农作物。穄，即糜子，可作主食；东牆，或称沙蓬，果实可以食用或榨油。史称乌桓“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以布谷鸟为候。地宜青穄、东牆。东牆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麹蘖，米常仰中国。”〔7〕由“米常仰中国”的记载可知， 乌桓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互市贸易关系。乌桓的手工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王沈《魏书》称其“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
。”乌桓的兵器有刀、剑等。乌桓同匈奴、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变化不定，既存在友好往来，也时而兵戎相见。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匈奴左地，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置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事务。王莽篡汉以后，累征乌桓攻打匈奴，收其妻子以为人质，迫使乌桓起而反抗，与匈奴联兵袭扰掠夺边郡。后匈奴内讧，乌桓乘机起兵，迫使匈奴北迁数千里，“漠南地空”，从此乌桓完全摆脱匈奴统治，而归附汉朝。三国时，曹操统领大军北征乌桓，使乌桓由此一蹶不振，为鲜卑称雄东北提供了条件。
鲜卑是东北地区东胡系统的一个重要民族。鲜卑作为东胡的另一个支裔，大约在先秦时就已经在大兴安岭北部和中部活动，其兴起则晚于乌桓，东汉初期始见于文献记载。《三国志·魏书·鲜卑传》称：“鲜卑者，亦东胡之余也，别依鲜卑山，因号焉。”其中说鲜卑出自东胡是正确的，说以山名作为族称则是错误的，应该说是以族称作为山名。东汉学者服虔指出：“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其实鲜卑与乌桓乃并存于世，西汉时鲜卑地处乌桓以北，尚未与西汉相通，西汉人不知鲜卑是不奇怪的；到了东汉时乌桓逐渐衰落，鲜卑乘机占据乌桓的地盘，始与中原交往联络。汉武帝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之地以后，鲜卑人随之南迁到乌桓人故地西剌木伦河流域，鲜卑拓跋部则由鲜卑山南迁至大泽（今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东汉初乌桓由五郡塞外内迁时，鲜卑又南迁至五郡塞外。当时它“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8 〕堪称东北地区的一个十分显赫强大的民族。后来拓跋鲜卑进一步发展壮大，由河套阴山直入晋北河南，统一北方，建立北魏，与汉族政权北南并立，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南北朝局面，开北方民族统一北中国的先河，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鲜卑与乌桓同属游牧民族，游牧狩猎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据《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鲜卑地区“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羚羊、端牛。端牛角为弓，世谓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除了游牧狩猎以外，鲜卑的手工业则落后于乌桓。从大兴安岭北段拓跋鲜卑曾经生活过的嘎仙洞石室出土的狩猎工具，仅有石镞、骨镞等。东汉末由于中原战乱频繁，一些汉人逃到鲜卑地区，向土著居民“教作兵器铠楯”〔9〕， 鲜卑地区的兵器制造技术得以传播发展。 拓跋鲜卑南迁中原以后， 鲜卑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其结果是“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劝课农耕，量校收入”〔10〕，渐与汉族互相融合。
契丹为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鲜卑的宇文部、慕容部、段部最初鼎立于辽水流域，公元4世纪初慕容部势力渐强，首先击败了段部， 东晋建元二年（344年）又击败了宇文部，宇文残部形成了契丹、 库莫奚。北魏登国三年（388年），契丹与库莫奚相继为魏军所破， 契丹败退到潢水（今西喇木伦河）以南和龙（今辽宁朝阳）以北，从事游牧生产活动。所谓“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 以给日用” 〔11〕，就是其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契丹之名方见于文献记载，最早当推北齐时编撰的《魏书·契丹传》。其中有云：“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族同类”，“东部宇文之别种也。”辽宁义县万佛堂景明三年（502 年）北魏石刻《慰喻契丹使韩贞造窟题记》，与《魏书》对于契丹的一些记载可以互相印证。从北魏起，契丹族开始活跃在辽水以北地区，向北魏纳贡，以名马、兽皮在和龙（今辽宁朝阳）、密云等地同北魏互市。据《魏书·契丹传》记载，契丹最初分作悉万丹、何大何、具伏佛、郁羽陵、日连、匹絜、黎、吐六于八部，各自独立，不相统制，部落联盟尚未形成；到了隋唐时期，则分作十部，开始形成松散的部落联盟。当时在北方草原上突厥称雄一时，契丹始而臣服于突厥奴隶主政权，继而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唐末，中原到处藩镇割据，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加之漠北的回鹘也已衰亡，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便乘势而起，统一各部，并于907年即可汗位，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八仙筒一带）以东的金铃冈筑坛称帝，国号大契丹，辽太宗时又改名大辽。阿保机模仿中原王朝的体制，建元“神册”，自号“大圣大明天皇帝”，史称辽太祖。其时辽朝“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12〕，在祖国北方开创了煊赫一时的兴盛局面。
东胡族系的室韦，是蒙古族的先民，最初活动在嫩江、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自北魏起，室韦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隋、唐时期，蒙古高原征战不已，室韦社会迅速发展。辽金时期，室韦臣属于契丹、女真。1206年，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诸部以后，于鄂嫩河畔召集蒙古贵族和官员举行“大朝会”，会上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国宣告成立。以此为标志，蒙古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灭金克宋、横扫欧亚，建立大元帝国，开我国北方民族一统中华的先河。《元史·地理志》称：元朝的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结束了唐末以来数百年的纷争割据，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
肃慎是我国东北地区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民族，也作“息慎”、“稷慎”。早在远古时代，就与中原有了联系。《竹书纪年·五帝纪》称：“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方大国也，一名息慎。”裴骃《集解》：“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虞舜为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其统辖地区“方五千里，至于荒服”〔13〕，即包括了肃慎。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指出：“肃慎、燕、毫，吾北土也。”〔14〕《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不咸山即今长白山。肃慎的地域分布，大体上在今长白山以北，南与高句丽接界，东极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北达弱水即弱洛水（其上源指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结雅河，即精奇里江），西至松嫩平原。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宁安县镜泊湖南端发现的莺歌岭文化遗址，经炭十四测定距今3000年以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属西周时期肃慎族的原始文化遗存。莺歌岭遗址出土的文物，石器有肩石锄、板状砍伐器、亚腰形石锄和黑矅石压制、青石磨制的石镞，陶器则有罐、碗、杯、瓮、缽、盘、釜等，说明当时肃慎处于新石器时代。其中石镞当即历史文献中一再提到的石砮，同《山海经》郭璞注中所说的肃慎人以青石为镝的记载恰相符合。考古发现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大约20平方米左右，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定居，并证实了文献中有关“穴地而居”的说法。农业生产工具的出土和莺歌岭附近遗址中大豆、小米、大黄米等炭化作物的发现，说明肃慎人已经从事农业生产。从遗址上层出土的陶猪的形状看，显示当时的猪正处于野猪向家猪过渡的阶段，说明肃慎人已经懂得饲养动物。大量渔猎工具和兽骨、鱼骨的出土，说明渔猎经济在肃慎的经济构成中占有较大比重，也表明当时正从野蛮时代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由于出土的陶釜、陶甑、穿孔石刀等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同中原同类用具非常相似，并且在肃慎地区普遍发现鼎、鬲等器物，可以看出肃慎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类似的文化遗存除莺歌岭以外，尚有莺歌岭附近的牛场、大牡丹遗址，吉林延吉小莺子遗址，以及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贝丘文化遗址等。从有关文献看，肃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入贡”与“来服”的关系。比如《竹书纪年》称：“帝舜二十五年（约当公元前22世纪），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史记·五帝本纪》称：“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岛夷，四海之内咸载帝舜之功。”《大戴礼纪·少问篇》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这些记载表明早在春秋以前的虞舜时代，肃慎就已臣服于中原王朝。战国以后，直到隋唐，挹娄、靺鞨又先后见于文献记载，同肃慎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挹娄为肃慎后裔，两汉魏晋时期分布在辽宁东北部、吉林与黑龙江省东半部以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辽阔地区。《后汉书·东夷传·挹娄》指出：“挹娄，古肃慎之国也。……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山海经》郭璞注也说：“古之肃慎，宜即魏时挹娄。”汉末魏初，挹娄起而反抗扶余。《三国志·挹娄传》载：“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220—226年）中叛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两汉魏晋时期，挹娄人尚未脱离“楛矢石砮”的石器时代。《后汉书·挹娄传》称其“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考古工作者在挹娄人遗址中发现大量以青石磨制的石镞，与史书的记载恰好相符。除了石镞以外，出土的挹娄文物尚有农业工具、作物籽粒、纺轮猪骨，说明挹娄人过着农业耕种、畜牧狩猎的生活。挹娄人善于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尽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15〕。地产“挹娄貂”，不仅驰名塞北，也誉满中原，是冬季御寒的理想佳品。从考古发掘看，挹娄人仍以地穴为其居室，所谓“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16〕。社会组织为部、邑落，部的首领为“君长”，邑落的头目称“大人”。到了魏晋之际，开始确立世袭王权，父父子子世为君长。
南北朝时期的勿吉，是挹娄以及貊等其它部落结合而成的部落。勿吉之名，始见于《魏书·勿吉传》，称勿吉“在高丽北，旧肃慎国也。”勿吉的地理分布，南至长白山，西至嫩江，北达黑龙江，东临日本海。《魏书·勿吉传》称勿吉“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速末水即今松花江北段。勿吉最初分为数十部，后来形成粟末（今松花江）、白山（今长白山）、伯咄（即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安车骨（今阿什河）、拂涅（今牡丹江一带）、号室（今绥芬、穆伦河流域）、黑水（今黑龙江下游）等七大部。勿吉的农业已经取得一定发展，出现了原始的“偶耕”制，作物“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17〕，并能“嚼米酿酒”。但是社会经济仍以狩猎为主，史称勿吉人“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三寸，以石为镞”。“常七八月造毒药敷箭镞以射禽兽，中者便死”〔18〕。勿吉的生产工具，除石镞以外，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绥滨县同仁勿吉遗址中尚发掘出磨制和打制的石斧、石锛等，还有少量铁刀、铁镰等。勿吉人饲养猪、犬和马，“其国无牛，有车马”，“多猪无羊”，“男子衣猪犬皮裘”，妇女则“服布裙”〔19〕。勿吉的房屋为半地穴式，穴壁四周镶有护墙板，房顶为四角钻尖式，居住面积一般为30平方米左右。从对中原王朝的关系看，勿吉连年向北魏纳贡，有时甚至一年数贡。随着勿吉势力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当时东北夷中最强大的部落。继5世纪末攻灭扶余以后， 勿吉曾经希望北魏支持它再灭高句丽，但是没有得到北魏政权的认可。最后勿吉还是接受和遵从了北魏朝廷提出的“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的旨意。其后虽然北朝政权更迭，直至东魏、北齐时，朝贡仍然没有中断，同中原王朝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考古工作者1984年在地处北大荒深处的黑龙江垦区友谊农场一带发现凤林古城遗址以后，在全境187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陆续发现古城遗址62处，古居住遗址92处，经炭十四测定结果表明，距今当在1700年以上，为中原汉魏时期挹娄勿吉人的文化遗存。仅就凤林古城小范围发掘中发现的宏大复杂的城址建筑以及陶器、青铜器、铁器、石器、玉器、玛瑙等丰富的出土文物分析，当时生活在该地区的挹娄人至少有10万之众，而且在制陶业、农业、纺织业等方面均已具备很高的生产水平。
靺鞨是勿吉的继续和发展。靺鞨之名始于北齐。《北齐书》卷七称：“河清二年（563年），是岁， 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据《隋书·靺鞨传》记载，靺鞨分为粟末、伯咄、佛涅、安车骨、号室、黑水、白山七部，分布在东流松花江以南、黑龙江下游及牡丹江、乌苏里江、第二松花江流域。7世纪初， 靺鞨粟末、白山二部原臣属于高句丽。唐太宗李世民伐高句丽，白山部众多入唐，伯咄、安车骨等部“皆奔散，浸微无闻”〔20〕，部分粟末靺鞨人南迁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定居。七部中粟末靺鞨进化最早，他们“悦中国（中原）风俗，请被冠带”〔21〕，较多地接受了汉文化。武则天时，粟末靺鞨人东归故地，武后圣历元年（689 年）其首领大祚荣在长白山北麓的今吉林省敦化敖东城建立振（震），后改称渤海，臣附于唐朝。渤海模仿唐制建立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取得迅速发展，有“海东盛国”之称。公元926年，为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国所灭。 当时靺鞨中的黑水靺鞨处于诸部的最北部，以劲健剽悍著称，“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22〕。隋末唐初，黑水靺鞨逐渐强大，在渤海政权与唐朝交往的同时，他们也与唐朝建立了联系，屡向唐朝纳贡。开元十年（722年）， 黑水靺鞨的首领受唐朝之命为勃利（即伯利，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州刺史，后又受命为黑水都督府都督。
五代时，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真，辽朝因避讳改写作女直，从此女真（女直）这一名称代替了靺鞨。据《金史·世纪》，辽朝天显六年（926年），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后，“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真）。生女直（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后来建立金朝的女真完颜部，就是女真中的一支。生女真居住在长白山以北和松花江流域、黑龙江流域，在唐末五代之际还处于穴居野处的时代，“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23〕。女真人“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藏之所。以桦皮为角，吹呦呦之声，呼麋鹿而射之”〔24〕。10世纪后，生女真的完颜部开始崛起。献祖绥可时期，乃由卜斡水迁到海古水（今黑龙江阿城市东北的海沟河），从此以后才定居在女真完颜部发祥圣地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之侧。他们营建庐室，制造舟车，开垦荒地，种植五谷，脱离了随水草游牧和从事采集的原始生活状态。因为掌握了冶铁技术，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快速发展。到11世纪初叶昭祖石鲁时，完颜部开始强大起来。“昭祖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寝强”〔25〕。景祖乌古逎（1021—1074）时，继续推行昭祖之制，兼并诸部，被各部推为都勃极烈，同时受辽生女真部节度使官号而不系辽籍，成为辽朝属国。至盈歌为都勃极烈时，命令各部不准再建酋邦而自称“都部长”（勃极烈），至此女真各部政令趋于统一，统一的女真民族形成了。女真人氏族组织的发展，经历了氏族、胞族、部落、部族四个阶段。诸部族又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发真人在建立金朝以前，已经形成了女真民族共同的语言。《金史·完颜希尹传》所谓希尹“合本国语制女直字”中的“本国语”，指的就是女真语言。女真人在共同的区域内还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习俗礼仪和共同的心理状态。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山林海之中，他们铸就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女真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氏族战争中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后来猛安谋克又发展为以地域为特征的地方组织。猛安谋克制的建立，对女真族的崛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辽天庆三年（1113年），阿骨打袭位为都勃极烈。阿骨打不仅是一个胆略过人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在当时人的眼中，他“身长八尺，状貌雄伟，沉毅寡言笑，顾视不常，而有大志。能用其人，稍稍并吞旁近部族，或说以诱纳叛亡，或加以盗藏牛马。好则结为亲，以和取之。怒则加兵，以强掠之。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外则多市金、珠、良马，岁时进奉赂遗权贵以通情好。”〔26〕在阿骨打的带领下，为了摆脱契丹人的统治和奴役，女真人“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利用一年时间精心做了起兵抗辽的准备。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军攻打宁江州，一举成功，并连克宾州、祥州、咸州。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称帝，建国号曰“金”，所下诏书称：“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27〕后在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最后以长江淮河为界同南宋北南并立。论疆域金则广于辽，论实力金则强于宋，雄峙在祖国北半部120年之久。金亡以后， 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与汉族杂居共处，绝大多数后来融入汉族。元代留居东北辽阳等路的女真人对于汉文化“煦濡浃深，礼乐文物彬彬然矣”。
元代归合兰府水达达等路管辖的女真人则是女真人中开化较晚的部分，包括以依兰为中心的桃温、胡里改、斡朵怜、晚斡等军民万户府，还有松花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女真人。他们在明代文献中分别被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又称扈伦四部）、“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几经辗转，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年）定居在浑河流域一带，海西女真迁徙至开原东北、辉发河流域、松花江中游的大曲折处以南。正是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主体，并吸收部分野人女真以及少量汉、蒙古、锡伯、达翰尔、鄂伦春、朝鲜等族居民，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后金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方将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改名为“满洲”，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则简称满族。女真族能于明末重新崛起塞北，再度入主中原，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起了重大的作用。努尔哈赤（1559—1626年），即清太祖，姓爱新觉罗，满语“爱新”为金，“觉罗”指姓，“爱新觉罗”即金姓。他本属建州女真宁古塔部，出身布衣，“十岁丧母，继母妒之，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已十九矣，家私只给些须。”〔28〕他上山采药，常到抚顺马市交换物品，因而熟悉辽东满汉地区的实际情况，并通汉蒙文字。在他25岁时，父、祖在一次战争中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承袭父、祖为建州部首领，以其父、祖“有殉国忠”而被明朝封为都指挥使。为了向别部女真酋长尼堪外兰寻仇，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付，率北兵百人讨伐尼堪外兰，三年终得雪恨。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十六年（1588年），他先后统一建州女真的浑河部、董鄂部、苏克苏护河部、哲陈部、完颜部，受明朝册封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接着又陆续统一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各部。在这一过程中，他创立了军事、政治、生产合一的组织形式——八旗制度，有效地把女真社会组织起来。在起兵后的第四年即万历十五年（1587年），他在浑河上游的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境内）“定国政”、立刑法，建立政权机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尊，建元天命，国号曰“金”，史称“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他又将都城迁至沈阳。努尔哈赤卒后第十一年的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位，将国号金改名为清。顺治元年（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挥师入关，定都北京，后来逐步统一全国。其疆域西到今巴尔喀什湖、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北到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外兴安岭，东到大海，南到海南诸岛，成为当时亚洲、也是世界上最显赫的封建帝国。
四
综上所述，我国东北地区貊族系的扶余、高句丽，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契丹、蒙古，肃慎族系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其崛起和发展，对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和走向。当然这三个族系自身的演变，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从建立政权的时序看，貊一系的发展较早，他们至少在西汉时就在祖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强大的扶余、高句丽政权。但是扶余早在北朝的北魏太和十八年（494 年）就在高句丽、慕容鲜卑和勿吉等强领环伺中解体亡国；高句丽也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 年）在唐朝和新罗的联合进攻下从中国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后来扶余族分别融入勿吉、高句丽和汉族等族体之中，高句丽分别融入新罗、靺鞨、突厥和汉族等族体之中，成为其它民族的成员，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链中继续发挥作用。东胡族的慕容鲜卑和肃慎系的粟末靺鞨则崛起较晚，慕容鲜卑直到西晋（265—316年）时才建立前燕政权，粟末靺鞨直到唐朝（618—907年）才建立渤海政权，但是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同貊族系相比却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特别是东胡族系的鲜卑、契丹、蒙古，肃慎族系的女真、满族，不仅在长城以北实行了有效的统治，而且逐鹿中原，甚至君临天下，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东北民族的印记。与我国其它周边地区的民族相比，东北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发挥非凡的作用，个中奥秘不仅足以令人深长思之，而且值得学界认真研究。
注释：
〔1〕〔2〕〔3〕〔7〕〔8〕〔9〕《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
〔4〕《北史·高句丽传》。
〔5〕《伊尹朝献商书》。
〔6〕《史记·匈奴列传》。
〔10〕《魏书》。
〔11〕《辽史·食货志》。
〔12〕《辽史·地理志》。
〔13〕《史记·五帝本纪》。
〔14〕《左传·鲁昭公九年》。
〔15〕〔16〕《后汉书·东夷传》。
〔17〕〔18〕〔19〕《魏书·勿吉传》。
〔20〕〔22〕《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21〕《隋书·靺鞨传》。
〔23〕〔25〕〔27〕《金史·世纪》。
〔24〕《大金国志·初兴风土》。
〔26〕《三朝北盟会编》。
〔2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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