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外大“蒙古史料诸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纪要论文,史料论文,日本东京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11月26日至27日，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简称东京外大AA研）在该所主持召开了“蒙古史料诸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日本、中国（大陆）、蒙古三国学者，以及日本和来自中国，正在日本进修、学习蒙古学及相关专业的青年学子，共约40余人。这次会议是东京外大AA研的共同研究计划项目“东亚的社会变化与国际环境”平成5年(1993)度第一次研讨会（总第八次），项目主持人暨会议召集人是AA研的中见立夫副教授。
有3国11名学者就提交的论文作了学术报告。按照涉及的领域，这些论文报告分为“编年史、高僧传、档案——清代蒙古史料的诸相（几个方面）”、“清代蒙古的社会经济”和“蒙古近现代史的史料与研究”三个主题，依次由吉田顺一（早稻田大学教授）、江夏由树（一桥大学教授）、毛里和子（静冈县立大学教授）分别主持会议进行了讨论。中见立夫在会议开始时和结束前，作了题为“本次讨论会的主旨和目的”的讲话和会议总结。
冈洋树（日本群马大学讲师）的论文报告题为《关于清代喀尔喀的蒙古文编年史〈宝贝念珠〉的几个问题》。论文除引言、结语，分为《宝贝念珠》的作者、内容和特点三部分。以主要篇幅，将《宝贝念珠》全书的内容，从几个角度加以分类解析，十分详尽地统计、胪列了各类各项内容在书中的页次及其所占篇幅。经过分析论证，认为该书与此前同类蒙古编年史的明显不同在于，其蒙古王公贵族谱系，不是按传统的成吉思汗—达延汗后裔排叙，而是按清代外藩蒙古的盟旗体系胪列，说明它是深受满清统治时代影响的蒙古史书。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在题为《简论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的论文中，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几个机构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寻整理有关满文档案，及其编译成书交付出版的情况（《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拟1994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然后，主要依据这批档案分析探讨了察哈尔西迁新疆的几个具体历史问题。最后指出，清代满文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挖掘利用，对于推动中国边疆、民族史地研究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森川哲雄（日本九州大学教授）是位多年从事蒙古文历史典籍研究的日本学者。他在题为《关于蒙古编年史——以〈蒙古源流〉及其它编年史的流传为中心》的报告中，具体胪列了16-18世纪18部蒙古史典籍的各种不同版本（抄本）及其传布、收藏和整理刊印情况；指出了其中一些编年史之间，在内容和体例结构上相互影响、承继、吸收等方面的源流关系；介绍了清朝内府抄本、殿本《蒙古源流》对原书若干内容的删节等情况。蒙古国著名学者比拉（蒙古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蒙古学学会秘书长）的报告题为《关于咱雅班第达著〈温都尔格根（高僧）传〉》。在简要介绍《高僧传》的作者、其不同版本及流传情况之后，以主要篇幅较为详尽地分析论述了该书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华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时应聘在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任教）的报告题为《从满汉文史料看清代新疆与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经济联系》。在简要介绍有关该题目的史料概况之后，以“经济往来的建立”、“贸易交换的主要内容”、“商人与商路”等三部分较为具体地论述了这一经济联系的建立和发展。最后还简略地分析叙述了清政府的有关禁限政策。铁山博（日本鹿儿岛经济大学副教授）在以《关于内蒙古档案馆馆藏档案》为题，介绍该馆历史档案收藏情况的同时，还向与会者讲述了他于1992年访问内蒙古档案馆的经历见闻。薄音湖（内蒙古大学副教授）以《清末科尔沁右翼三旗垦务资料〈蒙荒案卷〉》为题，向会议介绍了新近刊行的这部尚未得到学界利用的档案资料汇编。除《蒙荒案卷》的基本内容，还简要说明了清末东蒙垦务的历史背景和概况。
白拉都格其（内蒙古大学副教授）在题为《关于近代内蒙古史料的多元性与零散性》的报告中，以贡桑诺尔布和阜海二位历史人物的史料记载为例，具体说明了由于清代（内）蒙古特殊的社会制度和统治体制、晚清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有关史料记载的多元性、分散性和零散性。此外，还向与会者简要介绍了新近看到的收藏于蒙古国国家档案馆的部分辛亥革命时期内蒙古史料，并具体例举了这些史料记载与学界已往所知若干史实的异同。策都布（蒙古国科学院研究员）的报告题为《关于共戴汗制蒙古国的国歌》，以播放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唱录音为辅，向与会者介绍了“共戴汗”即哲布尊丹巴博格多汗时期(1911-1919)蒙古的“国歌”，如何由传统民间歌曲改编而成，后来又延用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歌（至1935年），又如何经不断改词、编曲（配器）而演变为现代歌曲。森久男（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在题为《察东自治区研究》的报告中，主要从日方的角度缕述了关东军在多伦建立“察东特别自治区”(1933-1936)的背景、经过，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设置、措施和有关的较重大历史事件。达西达瓦（蒙古国国家档案馆馆长）的报告题为《共产国际与蒙古》，以新近从莫斯科得到的前共产国际大批历史文献为主要依据，介绍了本世纪20-30年代共产国际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控制和影响，及其所造成的一些后果。
会议期间，还邀请曾以助手身份随同西方著名蒙古学家拉铁摩尔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矶野富士子女士作了题为《我对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回顾》的演讲，也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规模不大，但学术性、专业性很强。每个报告之后都有与会者的提问和相互间的切磋、探讨。如对有关蒙古编年史的报告，就有在注重其史料学价值的同时也应重视其史学史价值；《蒙古源流》等书流传很广，为何没有蒙古人自己的刊刻本；从藏传佛教影响的角度怎样进一步分析这些蒙文史书等提问和讨论。对察哈尔西迁新疆问题，有从蒙古史角度如何看待；清政府选择察哈尔蒙古及索伦、锡伯等族西迁的动机；有关满文档案的编目方法等提问和讨论。对清末蒙古“垦务”和“新政”，则有如何予以评价、它同1911年外蒙古“独立”的关系（作用和影响）等提问和讨论。尤其是有关蒙古编年史等方面的专题研讨，已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和水平。
会议气氛始终专注、活跃、融洽，与会者不论直接、间接均获益匪浅，达到了切磋学术、交流信息、增进友谊和促进本学科发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