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全球跨世纪的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题论文,跨世纪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近年来，司法机关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如何防止司法机关腐败的发生已成为推动和深化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关键。为保持公正、廉洁的形象，规范和约束内部工作人员的行为，许多司法机关都颁布和实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防腐新举措。但反腐倡廉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特别是在体制转换时期，怎样弥补具体制度上的欠缺、完善立法、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同时，适当地借鉴和吸取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从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还需要理论上的研究探讨和出谋划策。
一
腐败现象，虽然不能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其产生历史之悠久，禁绝之困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拿公认是“文明古国”的中国来说，贪墨之徒史不绝书，腐败这一不“文明”的现象也随国家出现而与之俱来。于是，在夏朝的“皋陶之刑”中，就有了“昏、墨、贼、杀”的记载，规定对犯“墨”者，即有“贪以败官”行为的人要处死刑；又于是，西周的《吕刑》中，要将“惟官”（以权谋私）、“惟反”（滥用职权，假公济私）、“惟内”（搞裙带关系）、“惟货”（收受贿赂）、“惟来”（走后门，拉关系）等五种官吏枉法的行为归纳为“五过”，用刑罚予以严惩。而在号称封建法典“颠峰之作”的《唐律》中，规定的“六赃”就有四条是直指官吏贪赃犯罪的。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毫不含糊，在《大诰》中，设置了凌迟、刳肠、挑筋去指等酷刑来对付官吏犯赃罪，同时明文规定，官吏贪赃满60两银子的，除斩首示众外，还要剥皮实草，并把塞满了草的人皮袋挂在各州县衙门公座旁边，以警示后任。
如此严厉的规定，如此残酷的刑罚，其实是从反面说明了当时腐败现象的严重性。事实也正是如此，朱元璋对贪官惩治之严，是历史上少有的，但贪官污吏却象春天的韭菜，杀掉一批，又冒出一批，朱元璋对此也只好摇头叹息：“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奇怪的是，在“严厉”的刑法威慑下，那些贪官的胃口似乎也越来越大，例如清朝嘉庆初年特号贪官和珅倒台，被抄没的家产数额之巨，竞相当于朝廷20年收入之总和！
星移斗转，世代更替，我们没有见到腐败现象的绝迹，但毕竟有过共和国建立初期相当清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腐败的病毒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发作起来，甚至造成了党和国家机构肌体的局部溃烂，成为危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心腹之患。这一严重的威胁，终于使最高领导层振袂而起，从1993年起刮起了一场以反腐败肃贪官为主要内容的廉政风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致力于反腐倡廉之时，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对腐败现象兴师讨伐。从近邻的日本和韩国，到欧美的意大利和巴西，一桩桩腐败丑闻被揭露，一项项廉政措施郑重出台——反腐败，已真正成为全球共同的课题。
二
腐败现象和反腐斗争古今皆有，但其性质和特点却大不相同。古代的反腐属于吏治的一项内容，它是服从于君主通过官吏去管理统治人民的需要的，因此，古代惩治贪官的一切举动在本质上都是帝王为维护一家之天下的个人行为。古代吏治的失败，也并非帝王个人的无能，而是传统官僚制度的无能。这种官僚制度决定，官员是一个凌驾于平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它介于君主和平民之间，对官吏的监控，主要是自上而下，根本没有民主监督。对腐败的惩治，只有在它威胁到皇权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君主对贪官也总是宽纵多于惩治，而君主又总是最大的“贪官”。这种体制，势必导致整个官僚机构的整体性腐败，直至政权被推翻。
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通过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和各种监督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现象，但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真正绝迹。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任何腐败现象是根本不相容的。可是，现实又是复杂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外开放以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缺陷和漏洞，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等等，都使得腐败现象成为目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解决。
尽管各个时代都存在腐败现象和反腐斗争，但过去任何时期的腐败问题都没有象今天这样具有全球意义。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基本独立的市场和相对封闭的政治，决定了腐败问题的发生和解决一般都囿于一国内部，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权更迭一般也源于内部的反抗。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法治化也同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加之市场的国际化，腐败的发生就不仅会引起国内人民的不满，而且会造成一国在国际发展和竞争中的落伍与失败，因此，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将腐败视为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大敌，奋起向腐败现象开战。易言之，世界范围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的趋势，已使腐败第一次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三
在反腐肃贪的斗争中，我们应当借鉴前人的经验，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出根治腐败的有效药方。
中国古代的官制和法律中有不少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规定。例如，东汉时规定的“三互法”，明令“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对官史的任用在亲属关系和籍贯上作了限制，显然是为了防止官吏串通作弊，徇私枉法。唐代规定大功亲以上（堂兄弟、叔侄之类）不得在同一官府任职；官吏不得在本籍任职；赃罪革职官吏本人永不叙用，子孙也不能入仕。明清更实行南北互选之法，地方官任职的所在通常都远离本籍上千里。清代还严禁官吏经商，并禁止直系亲属在同一衙门供职，若遇及，官小者或后到者须回避。此外，如《唐律》中对“监临官娶监临女”、“在官侵夺私田”、“监临主守，于监所内犯奸、盗、略人，若受财而枉法”等行为均有罚则，《唐六典》要求审判官与被告之间有亲属或仇嫌关系的须回避等，这些内容，都可给我们今日反腐倡廉以启示。
应当承认，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宪制和法制在反腐肃贪、实行廉政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挥了更为有效和积极的作用。拿一国民主和法制的重要环节宪法监督来说，西方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的司法审查是宪法监督的主体结构，与此同时，国会、总统、政党、公民、其他社会力量、社会舆论在宪法监督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国的宪法会议、法院、行政法院、总统都是宪法监督的主体。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享有部分的宪法监督权，无论哪一个机关都没有压倒的优势，同时也没有哪个机关能取代它。这种对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权力的过渡集中和滥用，减少了腐败的发生。
我们今天理应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前人一切有益的经验我们都应该借鉴，古往今来一切因腐败而丧国的教训都应成为我们的镜子。反腐败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长期的普遍的任务。反腐败决不能靠临时的政策和规定，而应当立足于从制度上进行防范，用法律进行惩处，要用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筑起反腐败的万里长城，从根本上扭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四
腐败，说到底，是权力运行中的一种失范行为。反腐败的关键还是要从制约权力入手。“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这句话应当说对各国都是适用的。
当然，中国的腐败问题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历史遗留的和现实中产生的各种关系网就是助长腐败发展的一大原因，同时它也大大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一样，宗法的、婚姻的、地域的、职业的、故旧的等等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人际交往时需考虑的因素，都会在权力运行中产生微妙的作用，都会变为反腐败时的阻力。而且，中国所称的“权力”通常也是广义的概念，它早已超出了国家权力的范围，在目前市场经济初建之时，举凡一切可以控制处分人、财、物的职业行为皆为“权力”，由这些“权力”的滥用所带来的“腐败”现象就是极为广泛的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靠法制，要制订各行各业的工作规程，把人为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并将这些规程公布，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制约。
中国的另一个特殊情况是，她是目前唯一的由一党稳定执政的大国。在西方国家，反对党或在野党为了寻找攻击执政党的口实，总是密切注视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的执政情况，严密监督执政党是否有违法和腐败行为，一旦抓住把柄，便大造舆论。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为了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不败，不得不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这多少有助于遏制腐败的发展。在中国，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是领导国家的核心力量，党员在干部队伍中所占的绝对优势，使党风与国家政治风气紧密相连。党对惩治腐败的态度和措施，党员干部的执政行为是否廉洁公正，将直接决定我国政治的清廉度。由于党内的反腐败主要是靠自身监督和纪律约束，缺乏必要的外部制约机制，加上以往大都强调事后的纠错，忽视事先的预防，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廉洁奉公、堪为楷模的大多是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大多也是党员干部。例如从1982年到1992年的10年间，就有150多万党员因违纪违法而受到处分，其中有30多万人被开除出党。1993年刮起廉政风暴以后，这一情况并未改观，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人数仍在上升，且性质更为严重。由此可见，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将各种腐败现象看作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指出“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决不是危言耸听。
惩治腐败必须加强打击的力度，惩治腐败必须依靠法律的手段，惩治腐败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腐败是我们在新世纪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头号大敌时，那就是敲响了腐败的丧钟。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地解决腐败问题，那无疑是对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的一大贡献。
我们期望人类在21世纪能比较彻底地告别腐败。我们期望中国在全球反腐败的斗争中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