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es的草创与郑振铎的批评——西方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部论文,批评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郑振铎论文,Gile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I206.09
近些年来，从“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到《文学史》辑刊的出版，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似乎已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学史学，以及中国文学史学史，受到广泛的关注，一些早被淘汰的著作，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等重新被提起、被讨论。但是，作为这些早期中国文学史范本的日文中国文学史，还有英文、德文中国文学史，却未能受到同等的重视。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史发生学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国内的发韧之作，只有追溯到它真正的源头，才能了解其范式的初始状态及演变过程。此外，将国外中国文学史写作纳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文化交流与文化对话的个案予以考察，也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研究的需要。本文探讨英国汉学家Helert Allen Gi-les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ture（《中国文学史》1901），以及中国文学史家郑振铎对该书的批评，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
一
Giles中文名翟理思（士、斯），1845年出生，1867年到中国任使馆翻译、副领事、领事等职，1891年离华时为宁波领事。1897年继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28年退休。1935年去世。Giles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出版有关著作和译作六十余种。经其修订的汉语罗马字拼音系统，即威妥玛——翟理思音标，仍是目前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七十年代，新中国编纂第一部汉英字典时，Giles的《汉英字典》(1892)仍是主要的参考书之一。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全译本。他的几个儿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Bertram Giles翟比南和lance Gilesa翟兰思曾分别担任过南京和天津的总领事，Lionel Giles翟林奈于1900——1940年间在大英博物馆负责管理东方（主要是中国）书籍。
Giles出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之际，Wade已去世两年，牛津大学著名的汉学教授James Legge理雅各也于当年去世，英国的汉学研究正处低谷时期。由于当时英国上下对中国文化的忽视和无知，汉学尚未形成气候，Giles在剑桥既没有专业上的同事，也没有助手，30年间跟他读中文学位的学生也只有寥寥数人。另外一些大学也有几位汉学教授，Giles对他们似乎颇为不屑。例如，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任职的Edward Harper Paiker庄延龄常有著译出版，Giles总是要指出其中的错误或不妥的地方，两人笔战频频；伦敦皇家学院任职的Water Caine Hillier禧在明出版了两卷本的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中文学习指南》1907），立刻遭到他的猛烈抨击；牛津大学接替Legge的Thomas Lowndes Bullock布勒克，除了在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及编过一册Progressive Exercises i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1902）外，只是埋头教学，不愿著书立说，据说就是畏惧Giles的批评。这些不能仅仅看成是同行相轻，Giles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同行还是十分敬重的，如Legge及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Friedrich Hirth夏德。对自己的作品Giles也要求甚严，所满意的只是两三种而已，1901年作为伦敦出版的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tures of the World“世界文学简史”丛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恰好在其中。
二
Giles的《中国文学史》原书32开本，448页，按朝代分八卷，每卷又分数章，分别介绍那个时期的经典、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杂著等。第一卷封建时代，从公元前600年到前200年，主要介绍五经、四书、诸子和楚辞；第二卷汉代，从公元前200年，主要介绍秦汉时期的诗文、历史著作及佛教经典的翻译；第三卷小朝代（即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00年到600年，主要介绍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潜、鲍照等人及一些研究典籍的学者；第四卷唐代，从公元600年到900年，介绍了从王勃到司空图之间的主要诗人，以及儒家经典研究、古文运动等；第五卷宋代，从公元900年到1200年，主要介绍历史学家、理学家、诗人，以及《广韵》、《集韵》、《太平御览》、《文献通考》，还有星象、植物、医药方面所谓的“百科全书”；第六卷蒙古朝代（即元代），从公元1200年到1368年，主要介绍文天祥及其后的一些诗人，《赵氏孤儿》、《西厢记》等戏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第七卷明代，从公元1368年到1644年，主要介绍宋濂之后的一些诗人，《金瓶梅》、《今古奇观》等小说，《琵琶记》等戏剧，以及《永乐大典》、《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第八卷满族朝代（即清代）从1644年到1900年，主要介绍《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还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工具书，《日知录》、《皇清经解》等学术书，《小仓山房尺牍》、《花镜》、《感应篇》、《玉历钞传》等杂书，以及晚清的《申报》和翻译的《天路历程》、《教育论》、《基督山伯爵》、《伊索寓言》，最后还谈到中国传统中的幽默问题。
这是一部读物型的文学史，而非讲义型或论著型。全书以内容概述和作品译介为主，偶尔引用一点前人的评论，很少发挥什么高见，只是尽可能地引导读者去亲近原作。书中选录的各类作品，除四书五经用了Legge的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中的译文外，都是出自Giles本人的手笔。
用今天的学术水准来估量，这部文学史体制简陋、选材不当、判断有误的地方一定有不少，可从西方对中国认识的进程看，对中国文学有如此全面、系统的知识，并以当时刚刚盛行的文学史形成予以介绍，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只是个别人物对偶尔接能的个别作品感兴趣而已。那些诗、戏剧或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都不清楚，赞美也好，批评也好，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好恶，误读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种状况即使在汉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也普遍存在，或许是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错位吧？而Giles当年以一己之力，本着求真的态度，完成了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全景描绘，仅凭这一点也可谓功不可没。
从中国文学史范式的形成看，Giles以朝代分期，涉及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大类，已是初具规模，早期同类著作少有能及。日本古城贞吉和笹川种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分别出版于1897年和1898年，较Giles之作早，但都因篇幅较小，内容过于单薄，影响不大。中国人自己最早的本国文学史，一般认为是林传甲1904年印行的《中国文学史》，时间较迟不说，全书仅七万字，观念陈旧不堪，未能统一按时代分章节，且只写到宋代就中断了。这样看来，无论从文化交流的意义，还是从文体草创的立场看，Giles的著作都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三
然而，Giles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本土并没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不久之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文学史写作时，目光都集中在日本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上。林传甲自称师法笹川种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书名中的“大”字显然是日语用法，写《中古文学史》的刘师培，写《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都与日本学界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最早关注Giles的是郑振铎，那已经是三十年代的事了。郑振铎写过一篇短文《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另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和《我的一个要求》中也曾提及。
郑振铎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又以这方面藏书丰富而著称，加上当时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不能满足Giles已有的成绩。他以“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的标准来衡量Giles的《中国文学史》，自然发现了许多错误。《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一文，对原书作了毫不含糊的批评。该文主要部分分四节：甲，疏漏；乙，滥收；丙，编次非法；丁，详略不当。关于原书的优点，只是在结尾部分一笔带过：“总之，Giles这本中国文学史，百孔千疮，可谈处极少。全书中最可注意处：一是能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与戏剧之类列入文学史中；二能注意及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除了这两种好处以外，Giles此书实毫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
郑振铎的批评无疑是言之有理的，至少是言之有据的，那么，Giles的《中国文学史》真的只有那一点点价值了？我们并不这么看。郑振铎的判断自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判断的标准上，他不是将Giles之作当作中国文学史草创之作，从发生学的立场探讨其历史价值，而是将其与后三十余年中国文学史已有的成绩作比较，用共时的目光追问其学术价值。
文学史的研究在不断发展，文学的观念和学术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郑振铎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可以批评Giles的不足；不用理想的文学史作参照，换一种眼光重审Giles的《中国文学史》，对于郑振铎的一些批评，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例一：郑振铎批评Giles之作“滥收了许多非文学作品的东西”，所举例为《花镜》一类园艺书籍、《感应篇》一类道教读本。郑振铎说“文学作品的范围本来不易严密的划定”，可又要以“文学元素”来作取舍的标准。什么是“文学元素”呢？郑振铎所取的是所谓“纯文学”的概念。而“纯文学”只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文心雕龙》，我们不是也可以说刘勰滥评了许多“非文学作品”吗？翻一翻今天流行的英国文学史，无论是牛津版还是剑桥版，其Essay散文部分不也是收了许多“非文学作品”吗？特别是在文学研究逐渐趋向文化研究的今天，清楚的界分纯与不纯的文学已经毫无意义了。例二：郑振铎说Giles之作“详略极不均”，“李白不过四页，杜甫不过二页，司空图则反占了九页”。这种指责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各人心中自有尺度，详略取舍不一定要意见一致。想一想我们古代一些唐诗选本，独尊王维，而不看好李白或杜甫，《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不选李贺，我们可曾因此否定其价值？郑振铎接着又说：“《红楼梦》则几占有三十页，尤其奇怪的是蒲留仙之《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中并不算特创之作，事实既多重复，人物性格亦非常模糊，而Giles则推崇甚至，叙之至占二十页之多，且冠之于清代之始，引例至五六则以之。“在《我的一个要求》中，他又说：“此书误解之处极多，如以《聊斋》与《红楼梦》并举，及给《笑林广记》以重要的位置等，都是极可笑的。”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过不了几年郑振铎本人也会觉得不妥。《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代表着清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笔记小说和章回小说的最高成就，在今天已得到世人的公认，用醒目的位置和大量的篇幅予以介绍，不仅不是失察，而且正是表现了Giles慧眼独具的超前意识。例三、郑振铎说：“又于叙清代文学之末，忽叙淳于髠及汉唐宫庭弄人之语，这都是编次极不对的地方。”既然是断代分卷，在清代部分叙述汉唐内容，的确是不少的错话。然而对于这部书的目标读者来说，已经习惯于英语文学的幽默传统，而在中国文学中见不到幽默的成份，自然会有疑惑，Giles正是为这部分读者写下这段追溯到汉唐的文字。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谈密尔顿悼亡诗时，引述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与时间和国别的体例都不符，我们不仅没有指责他，反而称赞他的比较文学视野。Giles难道不也是试图打通两种文化的隔阂，何况他还在替中国说话呢，郑振铎的批评是否有点是非不辨？
郑振铎提到Giles注意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有眼光的，这里补充一点，Giles不仅谈到佛经翻译，在介绍晚清文学时，他还谈到西方著作的翻译。中国文化有过两次大的一放时期，一是中古时期对佛学的接纳，一是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大量的翻译作品对其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前些年，国内出版大型丛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就特设了“翻译卷”，把翻译作品也看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有人还认为这代表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其实，Giles早就注意到前后两次文化对话的意义，并记录下文化交流的最初成果，虽然远不够全面，其思路对我们今天的治史者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四
我们针对郑振铎的批评，替Giles作了一些解释，并非要说明他的《中国文学史》有多么杰出。事实上，任何一部草创之作都不可能杰出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是想将Giles之作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在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之下，它做出了哪些成绩，对于我们今天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哪些有认识价值，哪些有参考价值。抛开一些意气之争，减少一些认知的盲目，看清楚中国文学第一次被纳入西方视野，被纳入世界文学系统中的形态，无疑是有益的。当然，我们只是初步涉及了这一问题，深入的探讨还有待于将来。